【內容要點】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整個脈絡都是紳權主導的，是紳權思想意志的彰顯貫徹。我們今天能接觸到的傳統(tǒng)文獻，都是紳權立場的產物。
一旦把這些傳統(tǒng)文獻放到民權的立場中，我們耳熟能詳的傳統(tǒng)文化模樣，便將面目全非。
這是立場改變所致的必然的結果。不同的立場，在講述同一事件時，必定有不同的態(tài)度面貌。
尤需注意的是，立場不是道理上與誰同在的問題，而是感情上與誰同流的問題，換而言之，立場絕不止是理智問題，它更是情感問題。中國古往今來不乏理智上與民權貼近的明智紳士，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就發(fā)軔于此，但民本只是紳權的開明政治主張，民本不是民權，真正的民權不只是理智上與民同在，它還在感情上與民同流，喜民所喜，悲民所悲，親民所親，仇民所仇，惟其如此它才能真正成為民權立場，而不是民本嘴炮。
有了這樣由情入理的民權立場，再去審視紳權的文化傳統(tǒng)時，就會有不一樣的心得，就能清晰洞察紳權象牙塔陰陽兩面，就不至于因紳權的“高風亮節(jié)”而忽略了它的反動本質，也不至于因紳權的“禍國殃民”而抹殺了它的歷史價值。
唯有以民權立場辨明象牙塔的陰陽兩面，才能凈化沉渣，傳承精華，在紳權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打造先進的民權文化。
——摘自《立場是史識的根本 》第6節(jié)《民權立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千百年來，紳權把自己的價值觀標榜成天經地義，就像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小算盤吹噓成普世價值一樣，他們利用統(tǒng)治階級的便利，將自己的立場泛化成人類社會的普適立場，這就是文化話語專制的奧義，這就是文化專制戲法的底牌。但紳權的價值觀也好，資產階級法權也罷，只是萬物中衍生的陰陽，用萬物衍生的陰陽去附會大道所生之陰陽，就是文化話語專制的高頭講章。
民權若要文化突圍，就要破除文化上這種對紳權的迷信，就要勘破這種紳權轉心壺式的陰陽兩面。只有揭開紳權文化的陽面，去揭露紳權政治的陰面，才能真正走出對紳權的迷信，而實現民權文化的徹底覺悟，和民權文化的最終解放。
只有明晰紳權象牙塔的陰陽兩面，還紳權象牙塔的純陽之體以本來面目，才能清理紳權象牙塔的余毒，廓清民權文化的出路。把紳權文化的英雄，搬下紳權的法壇，變成民權文化的滋養(yǎng)，洗去紳權陰面的塵霾，借紳權的陽面映出民權文化的光彩，照亮民權文化的未來。
——摘自《結語》
紳權象牙塔的陰陽兩面
——以司馬遷與梁漱溟為例
文/李夢癡
一、立場是史識的根本
01、史家三才
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在專著《史通》中，首次提出，史學家應該具備三種才能：史學、史才和史識。算是歷史上第一次對史家的素質修養(yǎng)做了界定。
但劉知幾只是籠統(tǒng)地概括了三種才能，卻沒有說明三才的具體內容，后人只能依其字義略作闡釋。
一般來說，史學指的是歷史方面的學問，即歷史資料、歷史文獻的掌握，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學問。陳寅恪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的淵博學問。
而史才，則是歷史資料、歷史文獻的梳理、組織和表達能力，把蕪雜的資料文獻整合成完整連貫的歷史敘述，是歷史著述的基本功，亦即史才。
史識指的是對歷史資料、歷史文獻的辨析能力，也是貫通歷史與現實的理解力與判斷力。亦即對材料的真?zhèn)伪嫖雠c對歷史的價值判斷。
如果說史學是操刀師傅的食材儲備，那史才就是掌勺師傅的烹飪技巧，最終決定一鍋歷史菜肴之品味的，便是主廚師傅史識的高下。
這就是史家三才的大致含義。
三才相比，史學最基本，只要肯下死功夫總能有所成就，而史才略微妙，不是死功夫能獨立勝任的，需要些創(chuàng)作的感性穎悟和巧勁，而最為玄妙最不易得的，其實就是史識。
史識既不能通過博聞強記的苦功夫獲得，也不能通過靈犀穎慧的巧勁獲得，而且恰恰相反，若功夫太死，就成了書呆子，巧勁太過，就成了嘴皮子，書呆子和嘴皮子，從兩個方向與史識漸行漸遠，最終會徹底毀了歷史的辨析力和判斷力。而喪失了史識，史才、史學便淪于盲人瞎馬負重遠行，注定會摔死在路邊的。
因此，史學史才需恰到好處才能培育史識，而史識的茁壯成長，也才能反過來增益史學的價值、弘推史才的發(fā)揚。這也算是史家三才的辯證關系吧。
這里面彌足珍貴的就是史識，千古以來，史家汗牛充棟，而有識者鳳毛麟角。
因此，對識的磨洗錘煉，也成了千古以來史家的頭等大事。
02、史識之形成中的主要障礙
形成史識的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障礙有三：歷史事件的繁簡、歷史敘述的多元以及歷史人物的虛實。
所謂歷史事件的繁簡，是歷史整理和把握中，最常見的困擾。頭緒繁多，主次欠明，要在事件全貌中，整理出主要的線索脈絡，是一次危機四伏的旅行，每個關節(jié)都可能把識見導入歧途，表面現象的繁瑣和深層本質的簡約，更是急需識見來解決的頭等大事。無剝繭抽絲的耐心，少單刀直入的魄力，想在繁瑣的現象中，深入簡約的本質，是千難萬難的，而被繁瑣的現象所困，史識也就溺死在浩瀚的歷史材料與歷史文獻中了。這就是書呆子的下場。
所謂歷史敘述的多元，是史家個性使然。不同的史家，敘述同一段歷史，亦有不同的角度，形成不同的面貌。陳壽的《三國志》和習鑿齒的《漢晉春秋》雖然說的都是同一歷史時期的事件，但態(tài)度面貌就全不一樣。似這種一題多解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中比比皆是，幾成慣例，正典野史官修私述，種種抵牾支離，更助長了事件之繁，蔽翼了本質之簡，雖然略有互證之功，但更讓人有莫衷一是之慨，算是歷史識見最大的關隘。
所謂歷史人物的虛實，則是歷史判斷中永遠也解不盡的謎題。史料文獻的辨析，最終目的還是要歸結到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離不開人，再熱鬧的事件，再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最終都不得不回到人物身上。史識的聚光燈，最終會鎖定歷史事件中那些主要角色，而歷史的價值判斷，也必定圍繞這些主要角色展開。于是關于歷史人物的成敗得失虛實真?zhèn)尉统闪撕憔貌凰サ脑掝}。這里面的虛實真?zhèn)?，不是人物是否歷史存在的虛實真?zhèn)?，而是人物的價值取向的虛實真?zhèn)?，也就是人物的是非曲直。這種討論算是史識的泥坑，千百年來，很少扎實的進展，更缺乏明晰的遺產，是最曖昧不明的歷史迷霧。
史識即便能勘透事件的繁簡，提領敘述的主線，最終也很難掃除人物的盲點。
惟其如此，千秋以來，能在史識上略有可稱的，才鳳毛麟角。
03、史家錘煉史識的慣例
千秋以來，史家錘煉史識，基本上走的是朱熹格物致知的路子。
廣征材料，分梳整理，細致辨析，捋出脈絡，是舊史家著史的基本理法。
前有司馬遷的游學天下，采風觀俗，輯古訪舊，推陳出新，后有司馬光的廣博豐瞻，取材精慎，刪繁務簡，審古量今，都是在辨析上做足了功夫的，《史記》和《資治通鑒》也因這種功夫而合刊雙壁。至于兩司馬的治史學風，自然也成了舊紳權時代史學的圭臬。
到了新學時代，著史的日漸其微，而研究歷史的日漸其盛，歷史著述，大都以歷史研究的模樣呈現出來，因此，史家學風也略有修正。
新時期史家一般以兼聽則明為準繩，盡量全面地了解歷史各種舊說，進而兼及時代各種新解，在此全面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判斷。這種方法，一般有三個要素：第一是不被一家之言所囿，力求在互相矛盾的歷史表述中提煉真相；第二是不被自家感情左右，力求在純客觀的上帝視角去看歷史的是非得失；三是不被時勢政治影響，力求在純學術的專業(yè)立場探尋歷史真相。這大約算是新時期史家能動性的最大極限了。
新史家的這種新學風，的確對豐富史學研究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但因沒能走出象牙塔的門限，因此，其積極作用只是局部的、暫時的，而其消極影響卻日漸其著。發(fā)展到今天，新史家的新學風，有一部分已經衍變成諸家異說的扯皮，對歷史情感的鄙視以及以反時勢政治為學術獨立的走火入魔。不但沒能對史識有所裨益，反倒把舊史識的發(fā)展，推到萬劫不復的地步。
一部分新史家之新學風沒能產生與時代進步相合的新史學，也是紳權舊史學已經走上末路使然。這些新史家雖然得了新文化的助益，卻不肯走出象牙塔的門檻，最終為紳權象牙塔陪葬，也是形勢使然。
04、立場才是史識的根本
無論是紳權舊史學還是所謂新史家，都有意無意回避一個問題，那就是你兼聽也罷，博引也罷，總有一個你在操刀，而這個你，是一個社會人，是你的種種社會關系的產物，你不是上帝，你的所謂上帝視角只是大話唬人，你也不是無情眾生，你的所謂去除感情左右，只是自欺欺人。你的所有史學實踐，離不開你這個人的感情和態(tài)度，你的感情態(tài)度都源于你的立場。而你的立場貌似你的個性，實則是你的社會屬性，是你的社會關系的結點。
這才是史學中史識的關鍵，是史識的根本。
司馬遷自詡上古史官的后裔，深深緬懷著舊日祭祀神明之下萬物之上的榮光，這個立場，成就了他的輝煌業(yè)績，也為他留下了難以抹除的污跡；司馬光是保守派黨魁，總不免讓歷史著述為現實黨爭助拳，這個立場，成就了他宏富的氣象，也捆住了他偏執(zhí)的眼界。
所以，司馬遷也好，司馬光也罷，他們各自的立場，基本上決定了他們史識的廣度和深度，因此也最終決定了他們史學成就的高度。
是什么樣的立場，就會有什么樣的判斷。新史家希望通過盡可能多地了解不同立場的見解，來中和出一種超越立場的“客觀”判斷，但最終只能是超越他了解的那些立場，卻沒法超越他自己的立場，最終他的判斷，其實和所有其他立場無關，只和他自己的立場有關。
比如有人毫無保留地歌頌曾國藩，那他肯定是極端反太平天國的；比如有人毫無節(jié)制地稱道李鴻章，那他至少是不反對貪腐的；比如有人盛稱民國黃金十年，那他注定是蔑視民生疾苦的；比如有人把岳飛搬出教材，那他必定是斷不肯在賣國問題上“感情用事”的。
沒有歷史，只有現實，歷史就是現實，因為你走入歷史的時候，是死抱著你的立場的。你的立場就是歷史和現實在你思想中的接合點。每個人的歷史都是現實，因為每個人在現實社會都有一個根本立場。這是個讓那些打著專業(yè)幌子的歷史學術精靈特別沮喪的事實。
你的歷史表述，就是你的對現實的態(tài)度，因為你的歷史識見，就是你的現實立場。
立場是史識的根本，而史識才是歷史的憑依。
05、新史學只能從立場改變起步
史學的進步，是以立場的轉換為前提的。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是這樣說的：“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
一個時代的歷史，就是一個時代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體現，它必定是站在統(tǒng)治階級立場的。如果這個時代的統(tǒng)治階級沒有改變，那無論此時代中歷史事件如何豐富多彩、歷史人物如何豐滿鮮活，這個時代判斷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標準都不可能有根本改變，這個時代的史識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轉變。
史識不變，真正的歷史革新就無從說起。
西方歷史之統(tǒng)治階級曾經歷了從封建領主到高利貸販子的轉換，因此西方歷史有過一次質的飛越，就是時下津津樂道的所謂現代化。正是因為這種飛越做底氣，黑格爾才傲慢地稱中國沒有歷史，只有朝代更迭。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史，統(tǒng)治階級都是紳權階層，從這個意義上講，黑格爾的指摘倒也不無道理。沒有立場的轉換，就沒有史學的進步。
當然，立場不是憑空來的，只有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新的立場才能具足扎實的基礎，所以，促進史學進步的，歸根到底是歷史的進步。
但是，也不能坐等歷史進步自然生成史學進步。因為舊史學會不遺余力阻撓歷史進步，以維持自己的舊統(tǒng)治。所以如果不能適時地革新史學以配合歷史的進步，歷史進步很可能會被史學的反動拖回舊泥坑中。
1949年，中國推翻了紳權的封建政治統(tǒng)治，剝奪了紳權的封建經濟特權，開啟了嶄新的民權時代，中國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易主了。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劃時代的劇變，是一次名副其實的質的飛越。
值此歷史劇變的偉大時期，中國的史學也亟待掃除兩千多年的封建沉渣，建立與民權文化相匹配的新史學，以體現民權的意志，鞏固民權的立場。
這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它面對的是兩千多年的封建紳權歷史遺產與文化糟粕，如果全都撇開，中國的民權文化就成了無源之水，如果全盤接納，中國的民權文化必定被紳權傳統(tǒng)絞殺。如何揚棄紳權文化，既保留封建紳權的歷史遺產，又清除封建紳權的文化糟粕，建立民權文化的新史學，是民權文化當下的難題。
它難就難在，熟諳紳權傳統(tǒng)的人很難具足堅定的民權立場，具足堅定的民權立場的人一般對紳權歷史遺產的掌握通常略顯不足。而用堅定的民權立場，重新整理封建紳權歷史遺產，又是建立新史學的必由之路。這種兩邊不搭手的狀況，是當下民權文化的尷尬。
故此，培養(yǎng)大批具足堅定民權立場的人，前仆后繼地從事民權文化建設，才是民權文化的出路。這里面，唯一重大的就是立場，立場的問題決不能含糊。萬不能因為彼人的學識而忽略其立場，因為其立場與他的識直接關聯，紳權的立場絕無可能生出民權的識見，更無可能樹立民權的史觀。而且相反，他通常會站在紳權的立場上，憑借手里的文化資源，盡可能顛覆民權文化建設，為紳權統(tǒng)治招魂。這大約就是通常所說的：立場反動的時候，越有知識越反動吧？被陸建東們津津樂道的陳寅恪，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立場才是民權新史學的基礎。從事民權新文化的建設，必須經過立場的考量。你可以是不同的出身，但你必須是民權的立場，否則你根本沒有資格在民權文化中占一席之地。
06、民權立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整個脈絡都是紳權主導的，是紳權思想意志的彰顯貫徹。我們今天能接觸到的傳統(tǒng)文獻，都是紳權立場的產物。
一旦把這些傳統(tǒng)文獻放到民權的立場中，我們耳熟能詳的傳統(tǒng)文化模樣，便將面目全非。
這是立場改變所致的必然的結果。不同的立場，在講述同一事件時，必定有不同的態(tài)度面貌。紳權立場中的曾國藩，是足以配享孔廟的圣人，而民權立場中的曾國藩，卻是血腥鎮(zhèn)壓民權斗爭的屠夫，任何道德修養(yǎng)都填不平這個深溝，這就是立場劃分的深刻界限。
尤需注意的是，立場不是道理上與誰同在的問題，而是感情上與誰同流的問題，換而言之，立場絕不止是理智問題，它更是情感問題。中國古往今來不乏理智上與民權貼近的明智紳士，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就發(fā)軔于此，但民本只是紳權的開明政治主張，民本不是民權，真正的民權不只是理智上與民同在，它還在感情上與民同流，喜民所喜，悲民所悲，親民所親，仇民所仇，惟其如此它才能真正成為民權立場，而不是民本嘴炮。
有了這樣由情入理的民權立場，再去審視紳權的文化傳統(tǒng)時，就會有不一樣的心得，就能清晰洞察紳權象牙塔陰陽兩面，就不至于因紳權的“高風亮節(jié)”而忽略了它的反動本質，也不至于因紳權的“禍國殃民”而抹殺了它的歷史價值。
唯有以民權立場辨明象牙塔的陰陽兩面，才能凈化沉渣，傳承精華，在紳權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打造先進的民權文化。
07、我對辨析象牙塔陰陽兩面的初步嘗試
我的民權立場，是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的。
直到35歲之前，我與民權立場差不多是格格不入的，雖然我痛批紳權的精英主義，但只是從紳權精英的角度批判精英主義，歸根到底，是覺得精英主義的賤格敗壞了精英的名譽。就好比一個人正準備在桌上大快朵頤，忽然發(fā)現桌邊圍坐一群猴子，也在揮霍桌上的佳肴，而且吃相很難看。此人必食欲大減興致全無，即便把猴群趕走，想必那桌美食也已經倒足了他的胃口。
這就是35歲以前的我。當初的我是把偽大師、假專家、裝蒜學者、濫竽作家看成猴子的，覺得他們圍坐在桌邊，玷污了紳權文化餐桌的清白，當時的我是即便餓死也不肯與之為伍的。所以我的反精英主義，和民權立場半毛錢關系都沒有，而是更加無可救藥的紳權極端精英立場。我是用真正的精英標準，嚴酷地要求每個精英主義分子的，那寧可無魚也要至清的決絕，將我和精英主義徹底隔開，也讓我和民權立場越發(fā)遙遠。
但是，至清無魚，最終只能至清無食，苛刻地要求精英主義，最后的下場是把我這個“精英”放逐到民權環(huán)境中，歪打正著，讓我在生活境遇上無限貼近民權狀況，甚至等而下之。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任性的文化立場，顛覆了我的“經濟基礎”，因此徹底改變了我的“上層建筑”。不肯與猴子同桌的我，終于墮入民權最底層。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逐步轉向民權立場。
我原本熟諳紳權文化傳統(tǒng)，并因此以紳權文化精英自詡，我曾經深摯的紳權立場，甚至不能容忍紳權精英主義的寄生與僭越，在那種走火入魔的紳權立場中，我洞察了紳權象牙塔精英主義的陰陽兩面，洞察了陳寅恪、錢鐘書們的博學與矯情。但我批判陳寅恪錢鐘書們，是比照司馬遷、梁漱溟，才發(fā)現了其紳權精英主義的矯情賤格的，站在紳權精英的立場上，我輕易洞察了陳寅恪和錢鐘書的陰陽兩面，但我永遠也無法洞察司馬遷和梁漱溟的陰陽兩面。
在我紳權精英的價值框架中，司馬遷和梁漱溟算是我的人格天花板，是我衡量萬物的標尺、引領自身的航燈，在紳權精英的立場上，我只能看到他們光鮮的陽面，永遠無法到洞察他們深邃的陰面。這就是立場本身的盲點。
是我一步步走向民權立場之后，我才回頭認清了司馬遷與梁漱溟的陰陽兩面。當我習慣用民權立場觀察事物、做價值判斷之后，我恍然發(fā)現，紳權象牙塔那些璀璨的人格明珠、光輝的道德燈塔，也有著深得看不透的暗影。
于是，我開始循著民權的立場，去探索那些人格明珠道德燈塔的陰面，努力去看透那深沉曖昧的暗影。當民權的燭光驅散紳權的迷霧之后，我突然發(fā)現，在司馬遷和梁漱溟們身上，那與民權勢如水火的私計，竟然也是如此熾烈；我突然發(fā)現，在立場分野面前，個人的品格性情修養(yǎng)甚至主觀意愿，都毫無意義，最終他的立場將決定他的態(tài)度和品質。
是對紳權象牙塔真正的精英的再認識，使我理清了紳權和民權的分野，是司馬遷和梁漱溟們的陰陽兩面，讓我徹底走出紳權立場，義無反顧地站到了民權立場上來。
下面，我就分別簡述我在司馬遷和梁漱溟身上看到的紳權本相。
二、司馬遷的祭司夢想
01、司馬遷的文化意義
司馬遷既是象牙塔的承重柱，又是象牙塔的天花板。
所謂承重柱，是因為司馬遷是建立紳權價值觀史學體系的第一人，是當之無愧的紳權史學奠基人，是象牙塔的根基架構。
所謂天花板，是因為司馬遷代表著紳權價值觀史學著述的最高成就，一直被后世模仿，卻從未被超越。他極富個性化的著述，決定了紳權史學價值體系的品質。
既是承重柱又是天花板，也就意味著象牙塔其實是按照司馬遷的體量構建起來的，象牙塔的根底，低不過司馬遷的史學實踐，象牙塔的峰頭，也從未高過司馬遷的風骨。
歷代修史的人，能如司馬遷那樣放低史家的身段，深入民間，采風稽異，做深入調研者實不多見。而為了史家的權威和尊嚴，不為皇權所屈撓的風骨更是后世紳權只能臻至無法逾越的巔峰。后世的紳權精英，只是在司馬遷劃定的精神界域翻跟頭，從未超出司馬遷的格局。因此，我們不妨說，象牙塔的規(guī)模，就是司馬遷的體量。
對象牙塔內的人來說，司馬遷算是不折不扣的擎天柱。它扎實象牙塔的地，又撐起象牙塔的天。象牙塔的精英，總不免深受司馬遷的激勵和感召，而象牙塔的精英主義混子，則更是把司馬遷作為招牌高高捧起以示標榜。
孔家店倒掉之后，司馬遷大約算是紳權象牙塔最堪憑恃的文化資源了。
02、司馬遷的歷史地位
司馬遷的歷史地位，可以從一個事例略見一二。
近幾年我曾在一些場合零星表述過對司馬遷的新認識，這新認識，自然是站在新文化的立場，清算舊史學的渣滓，因此也就危及了象牙塔的根底，于是有人跳出來不具名威脅我：敢動司馬遷，我們排著隊滅了你。
對這種江湖腔其實我并不陌生，而且對紳權象牙塔的流氓相我其實也毫不意外，但士風陵替，竟拖累司馬遷也淪為江湖大哥的境地，還是讓我有些感傷。
畢竟，我小半生時間里，都是活在司馬遷的精神感召中，我的轉向民權立場去批判司馬遷，從內心底還是把司馬遷看成一個紳權文化的偉大英雄來批判的。
眼見一些不入流的文化古惑仔，用智障般的低級紅，把司馬遷“維護”成一個黑幫頭子，以我對司馬遷的了解，他怕是今生來世都無法消受這份守護吧？
其實2000多年來，對司馬遷的質疑也從未間斷過，班固自不必說，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去反對司馬遷的創(chuàng)作實踐。算是質疑司馬遷最認真最徹底的一個。漢末王允又把司馬遷的著作斥為“謗書”，之后，“謗書”之譏其實一直伴隨著司馬遷。漢以后的王肅、劉知幾、王夫之等也多持此論，可見，敢“動”司馬遷的，自東漢至于明清，代不乏人，而且也都是紳權文化的大咖。
今天回頭來看“謗書”的公案，我們發(fā)現，司馬遷沒有被批倒，而質疑司馬遷的人，也沒有如那個不具名的文化古惑仔所鼓噪的那樣被排著隊滅掉，而是形成了微妙的共生關系，謗書之譏，成了司馬遷光輝的影子，二者誰也離不開誰。
何以會形成這種局面？
想來大約是以往對司馬遷的批判，大都是囿于紳權與皇權之間，一些傾向皇權的人物，把司馬遷的史記斥為謗書，而一些紳權的死黨，則把毀謗皇權看成司馬遷的光榮，于是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二元對立中，就永遠沒有個了局。連當事人漢武帝，都沒能和司馬遷捋清此事，后輩因事附議者，就更難有個明斷了。
紳權和皇權的“二人世界”，就像家務事一樣，永遠斷不清是非，因此，紳權精英從皇權角度去批判司馬遷，就如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有的傷害都是無心之失，真正的狠手是永遠也下不得的。班固也罷，王肅也罷，劉知幾也罷，王夫之也罷，無不如此，他們沒有誰在民權的立場審視過司馬遷，他們只能在紳權象牙塔內，用皇權這個政治權威的天花板，去質疑司馬遷這個文化權威的天花板，到頭來，只能是屋上架屋閑扯一回。
因此，要理清司馬遷的歷史功績與文化流毒，只能從民權的立場去批判他，而這恰恰是紳權文化時代，所有紳權人物都不可能嘗試的事情。惟其如此，司馬遷的歷史地位，便是不可動搖的。司馬遷就像如來佛一樣，攤開手掌，截斷了紳權的成長之路，也堵住了民權的發(fā)育之門。
你在紳權價值體系中，對他做的任何批判，都只能增加他的榮光，因為你是他的格局里批判他，就像孫悟空在如來佛手掌上撒尿一樣，鬧得再歡，最后也只能證明佛法無邊。
03、民權能還司馬遷本來面目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新文化推翻了孔家店，砸爛了皇冠，但司馬遷卻毫發(fā)無損，隨著新文化的干將混進進了新時代，依然穩(wěn)坐史學教主的寶座。不僅毫發(fā)無損，而且誰要是敢碰司馬遷，就會被文化古惑仔打手排著隊滅掉。
這種舊文化的權威，在新文化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大約也算是一桿子打出了新文化的本相吧？新文化運動，在文化領域，只是想搬倒皇權，并不是要一并粉碎紳權，孔家店成了皇權的保護傘，必要搬掉，而司馬遷卻是皇權的“對頭”，正可以保留下來，做新時代紳權的保護傘。于是，即便魯迅痛心一部封建歷史就是“吃人”二字，也沒人認真對封建史學做過新文化的清算。似乎兩千多年的孔家店不合時代的需要，而兩千多年的司馬遷，卻依然可以作為新時代的楷模標尺似的。
若不是繼之而起的偉大的民權運動，按照象牙塔精英的本意，似乎倒掉孔家店，滅掉皇權，就可以捧著司馬遷開一個千秋萬代的紳權新紀元了。但習慣于指手畫腳從不肯篤行任事的紳權精英主義分子，根本早已喪失經綸世務的習慣和能力，沒有皇權的鞭策約束，他們如同散羊一般，根本無力應對迫切的救亡任務，于是民權真正走上歷史舞臺。
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權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解放運動，二十世紀中國建立的民權新政權，是人類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當民權有了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之后，民權的文化立場也就應勢而生。
民權文化立場的生成，其實昭示了統(tǒng)治中國兩千多年的紳權文化的末日。從此，對司馬遷的審視，終于可以邁出紳權象牙塔的限定，有了更廣闊的視域。作為民權斗士的那個孫悟空，這次終于可以翻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了。
當孫悟空終于翻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之后，回頭再看，如來佛其實就是一個鼻直眼橫的普通老和尚。那翻不出去的手掌，其實只是孫悟空長期以來對如來佛的迷信罷了。
于是，司馬遷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而不再是那個曾活在我心目中的精神圖騰，也不是混在文化古惑仔嘴里的黑幫大佬。他就是一個曾做出過卓越歷史貢獻的文化英雄，和所有的文化英雄一樣，有他的光輝，也有他的暗影，和所有的英雄一樣，有他的陰陽兩面。
04、司馬遷的陰面
司馬遷的陽面，千百年來，被大家說爛，實在已無需贅述，而司馬遷的陰面，千百年來除了“謗書”之類的陳詞濫調，似乎從未有人認真考察過，因此，這里我們就嘗試著探討一下司馬遷的陰面，以為民權文化的揚棄傳統(tǒng)做一點力所能及的鋪墊。
一般來說，光明和暗影總是銜接在一起的，而且形態(tài)上大致相仿。所以，要尋求司馬遷的陰面，只需從他的陽面反過來看就能略見一二。
司馬遷的陽面，是他和漢武帝的斗爭，他不畏政治權威，捍衛(wèi)史學尊嚴的高尚品格，是他不肯曲學阿世，敢于任情直言的耿介風骨，這些都是千秋萬代為紳權分子夸耀的，也是35歲之前的我，每每念及就熱血沸騰恢恢然生凌云之志的激勵與感召。
站在紳權超級精英的立場上，司馬遷的陽面是如神一般的存在，任何人不可能撼動他的道德意義與文化價值。當你蜷縮在他的印堂處，為他的毫光心動神搖的時候，你不可能看到他的陰面。只有你從他的印堂處走出來，站到他身邊的時候，你才能看到，他光芒四射的印堂背面，也拖著一道長長的暗影。
那暗影里涌動著文化專斷的自負和霸道、紳權宗法豪橫的門第觀念、對民權不可遏制的蔑視和排斥、為小集團的“正義”悍然置公義于不顧的理直氣壯、以文化資源為私家武裝的偏狹猛戾——而且很遺憾，還有些大昧史家職業(yè)道德的編排裁剪。凡此種種，若非站在民權的立場上平視甚或俯視司馬遷和皇權的博弈，恐怕是永遠也看不出的。
要充分說清這些陰面，怕是要十余萬字的專門論述才能道清原委，里面還牽涉到大量繁瑣的考辨，限于篇幅和文體，實難備述。接下來，我們只能擇要對這些陰面做簡明分說，以應例證之需。
05、文化專斷的自負與霸道
司馬遷生平，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倒不是他的《史記》，而是他的事跡。他的事跡最為卓著馳名的，就是李陵叛變的公案。紳權象牙塔把此事跡包裝成當仁不讓反抗強暴忍辱負重成就偉業(yè)的人間神話，甚至愛屋及烏，把李陵也包裝成因“漢亦負德”而孤恩不悔的大義凜然的悲情英雄。對司馬遷和李陵過度的惡意消費，給后世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也把紳權文化推向了文化霸凌話語專制的不歸路。
當然，歸根到底，這種文化霸凌話語專制的根源，還在司馬遷。在李陵一案中，投敵是一個有法律效力的基本事實，在漢法中，關于敗軍、投敵等事類都是有相應條款的，雖然條款落實起來也有種種彈性，但總是要因具體情形找出那個法雖必究但情有可原的理由。須知這理由，只能是從具體情形中來，不能全憑主觀臆測。
而司馬遷恰恰在這一點上，突破了法律的底線，他為李陵尋找的理由，無任何具體事實支撐，完全是抽象的道德揣測，說來說去，無非是李陵那樣的世家子弟孝悌國士，應該不會干出投敵的事情。用“應該不會”的主觀意愿，去撼動投敵的基本事實，也還算是強為辯白，若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到“或許是為了做臥底”的天馬行空，就未免過于霸道了。
中國的儒家文化本就三分儒雅中藏著七分霸氣，此霸氣即表現在雖萬千人吾往矣的果敢與當仁不讓的氣魄上，這本來是儒家文化的一份擔當，但若霸氣和自負攪和在一起，就成了無可救藥的霸道了。自負的霸道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用理論去踐踏常識顛覆事實，司馬遷毫無事實依據全憑倫理推衍的三連跳，就是個較為明顯的例子。
當一個國士投敵的時候，司馬遷的價值體系出現三個分叉：第一，國士不能投敵的信念可能是假的；第二，他的國士身份可能有水分；第三，國士投敵的事件是假的。三個分叉中，前兩個分叉是對司馬遷價值體系的沖擊，第三個分叉是對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實之顛覆。三個分叉之中，司馬遷不加任何解釋，選擇了第三個分叉，這就是無以復加的自負霸道。
如果事實和我的文化信念有誤，那是事實有錯，我的文化信念不容冒犯，這就是文化專斷的自負霸道。
06、司馬遷文化霸道的現實依據
司馬遷和漢武帝在李陵一案上的沖突，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有前因后果很多復雜的連帶的。當然這連帶也絕不是諷刺李廣利失職那么簡單，事實上李廣利到底失不失職，是很難定論的事情，漢武帝也絕不至于為一個爭訟不定的口舌之辯大動肝火。
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世，說起李陵一案，都刻意回避一個大事件，那就是李敢之死。
李敢是李廣的幼子，李陵的三叔。李敢先是追隨父親李廣，后來又列入霍去病旗下，常年征戰(zhàn)匈奴，屢建戰(zhàn)功，堪稱驍將。
李廣郁郁而終，李敢遷怒衛(wèi)青，一次宴席上打傷衛(wèi)青，衛(wèi)青倒沒計較，但霍去病懷恨在心，一次狩獵大典上，霍去病暗箭射殺李敢。
李廣、衛(wèi)青、李敢、霍去病的前因是非且不論，僅就狩獵大典上射殺部將，這樣的暴行也算是讓人觸目驚心了。但當時霍去病的聲望也如日中天，這件事竟然被漢武帝壓下，把李敢死因歸于野鹿頂撞，對霍去病毫不追究。
比起狩獵大典射殺部將來，這種私和命案的枉法，其實更讓人觸目驚心。任何心中良知未泯的人，看到這一幕，相信都會義憤填膺的，素以圣賢后裔自認的司馬遷，面對這種惡行豈能無動于衷。當時的司馬遷，聞見此情此景，心靈必受到極大沖擊，這沖擊難免讓他重新審視政治的合理性，轉而進一步增強了“小子何敢讓焉”的文化使命感：當政治無法擔負起公平正義的責任時，文化就必須重新取回價值話語權。
這恐怕才是司馬遷與漢武帝之間圍繞著李陵案的一點難言之隱吧？
平心而論，實非司馬遷貿然以儒亂法，而是漢武帝私和李敢命案在先，先亂法的是包庇霍去病的漢武帝，而非偏袒李陵的司馬遷。
既然漢武帝可以憑借政治權威，把漢家法律看成廢紙，那繼承了周公和孔子之文化權威的司馬遷，又何必把區(qū)區(qū)漢家法律放在心上呢？文化權威豈能在政治權威面前跌份？于是，文化和政治在李陵叔侄之間爭先恐后玩起了踐踏法律的大戲。
這算是李陵案前前后后，漢家政治、文化和法治之間的一系列鬧劇，它差不多也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走向，漫長的封建史中，不斷重復著這出政治、文化和法治的三國演義。在三國博弈中，紳權攫取文化權威日益做大，鑄成統(tǒng)攝封建社會的象牙塔，為文化權威與政治權威爭奪踐踏法律的權力的李陵案，自然也就成了紳權象牙塔的金字招牌。
李陵案被后世紳權精英主義分子奉為圖騰，其文化含義大約就在于此吧？
07、物傷其類的門弟之慨
對李家三代與衛(wèi)青霍去病之間的公案，司馬遷與漢武帝必有迥異的解讀。
從司馬遷的角度講，衛(wèi)霍之流，出身公主家奴，是上不得臺面的下流人物，就借著皇帝姻親的關系，飛黃騰達，衛(wèi)霍這種下流出身，也沒有什么像樣的軍事才能，他們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軍事勝利，主要是帝國的資源都放在他們手里。拿著這樣一幅好牌，就是換一頭豬來操盤，都能贏錢。這大約就是司馬遷對衛(wèi)霍的根本看法，這看法影響深遠，綿延豐沛，到呂思勉一代人，還很有市場。
而李廣，是趙將李牧之后，在將帥中，門第算是第一等的，有家學有傳承有實力，這樣有古名將之風的豪門芝蘭，被衛(wèi)霍這樣的下流貨色排擠，與司馬遷而言，是很難釋懷的。這中間還有一層司馬遷自身的緣故，司馬遷也是名門后裔，上古即是太史，算是史官中的簪纓豪門，本應是對皇權和萬民頤指氣使的文化大佬，在漢武帝時代竟淪落為文化幫閑的境地。李廣可能未必如司馬遷那樣苦悶，而司馬遷必如李廣那樣苦悶卻是固無可疑。自己的父親在封禪大典上被徹底邊緣化，做成死不瞑目的憾事，深深壓在司馬遷心頭。想起司馬談的悲苦彌留，司馬遷豈能不對李敢的憤激于心戚戚？
但從漢武帝的角度講，就是另一番含義了。門第不能當飯吃，但漢武帝得幫著老百姓覓食，漢武帝得負責讓老百姓維持生計，你豪門也好，家奴也罷，只要能解決迫切的現實問題，就是有用的人。門第也未必就是廢物，但門第若不能解決政治上的實際問題，而只是拿來標榜自己的高人一等標榜自己的出身，那對政治而言就廢物不如簡直就是障礙。在神權時代史官尊崇無比，但倫理時代，都在破除迷信，為迷信做護法的舊史官已經退出歷史舞臺，能促進當下政治穩(wěn)定的迷信，或許還能保留，而只能增益史官威權的迷信，就廢物不如簡直形同絆腳石了。凡此種種的“實用主義”考量，簡直和司馬遷的立場水火不容。
具體到李敢的事件上，這水火不容的立場就燒出了難以彌合的鴻溝。司馬遷認為漢武帝包庇霍去病，只是因為他是受寵幸的外戚。但漢武帝是為了政治連親兒子都可殺的梟雄，哪會把個把外戚放在眼里？漢武帝包庇霍去病，是因為漢匈戰(zhàn)爭正在緊要關頭，霍去病這樣的軍事統(tǒng)帥是帝國最重要的“戰(zhàn)略資源”。對漢武帝來說，疆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前提，而對司馬遷來說，禮制秩序才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于是唯才是舉和門第優(yōu)容的分野，就成了司馬遷和漢武帝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
李陵案則把這鴻溝撕裂成公然的對抗。司馬遷用名門之后古名將之風的國士信譽做質押，漢武帝則為漢匈戰(zhàn)爭的組織力凝聚力公信力做擔保，懲辦李陵，傷了國士之心毀了名門之望，放過李陵，如何激勵后來者投入民族戰(zhàn)爭的意志？司馬遷心中只裝著李陵的“冤情”，但漢武帝不得不裝著漢匈戰(zhàn)爭的大局。這文化和政治的鴻溝，從此渾如涇渭清濁分明。
當待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的漢武帝，遇上斷不肯以國士讓家奴的司馬遷的時候，中國歷史上政治和文化的博弈，其實就已經定格了。從那之后直到陳寅恪的兩千多年中，文化總能在物傷其類的門第之慨中，把政治做成沒有文化的野蠻怪物，哪怕政治建功當代，垂范后世，筑基立業(yè)，拓土開疆，取得舉世矚目的驚人成就，在文化眼里，它也只是卑賤下流的暴發(fā)戶。
這份建筑在門第觀念上的豪橫，實肇端于司馬遷與漢武帝的那次驚心動魄的博弈。只不過當時司馬遷單槍匹馬，雖辱猶作，透著堂吉訶德式的雖迂腐猶悲壯的英雄氣。待到了陳寅恪，占盡文化話語權的時候，猶叫賣門第閥閱之俏，就未免迂腐到可笑了。
08、對民權的態(tài)度
崇尚門第閥閱，自然就會輕視民權，這不關乎道德，是立場問題。司馬遷的立場如此，無法用高風亮節(jié)、溫柔敦厚等儒家官樣修養(yǎng)抹平。
司馬遷對民權的蔑視和排斥，主要表現在陳勝和項羽的處理上。
平心而論，真正掀開亡秦序幕的是陳勝。歷史記載：陳勝入陳，陳地三老豪杰盛贊陳勝“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于是陳勝自立為王，號為張楚。這是最成功的的政治攻勢，正好與民間“亡秦必楚”的民諺相呼應。張楚的旗號一經打出來，天下云集響應，山東豪俊并起，重啟合縱抗秦模式，秦帝國其實已名存實亡。陳勝差不多一腳踹在秦帝國的門板上，就把親帝踹成了秦王。
這個在漢初，就是社會的共識。陳勝的王號張楚，在漢初是有很大影響的，漢初的干支紀年中，秦漢之交用的就是張楚紀年，而不是秦二世紀年，可見在漢初的時候，是以張楚為秦漢之交的正統(tǒng)的。
這一點熟諳時事掌故的司馬遷不可能不知道，但司馬遷的秦楚月系表中，卻棄用張楚年號，改用義帝年號，這樣其實是從法統(tǒng)上抹去了陳勝首義亡秦的歷史地位。但義帝雖然獨占秦漢之交的系年，卻沒有記入本紀，不僅不見本紀，連世家列傳也沒混上，反倒是殺義帝的項羽，占了秦漢之交的本紀。而失了亡秦首義系年名頭的陳勝，按說只能淪入列傳，卻又被司馬遷云山霧罩塞入世家。這三番兩次的騷操作，把司馬遷自己制定的體例操作得稀碎，也真實不虛地暴露出司馬遷的文化立場。
義帝名稱懷王之孫，但余茵早敝，身份模糊，全無影響力，牧羊童的身份說到底更是和傭耕半斤八兩，與名滿天下一直堅持地下反秦斗爭的項氏無法相比，而且，義帝本就是項梁搬弄的傀儡而已。義帝系年冠以項羽本紀，原本也順理成章。
但項氏叔侄原本是張楚旗下義軍，和劉邦、彭越、英布同列，算是陳勝張楚之根上裁出的新枝。把項羽塞進本紀，把陳勝混入世家，就好像吹黑哨奪了陳勝的桂冠，戴到項羽頭上，再甩給陳勝一頂巴拿馬草帽做安慰獎。這種騷操作，玩出了史記最大的一個坑，成了兩千多年物議囂囂的公案。
而項羽和陳勝二人，才略相仿、功業(yè)相當，甚至連招致失敗的個性原因都相似，他們最顯著的差別就是出身。
陳勝是民權斗爭的領袖，項羽是貴族復辟的旗手。揚項羽而抑陳勝，就是司馬遷本于門第之見對民權的態(tài)度。
09、張楚與楚的天壤之別
舍陳勝而舉項羽，于司馬遷而言，必有他可靠的理由。張楚，歸根到底還是楚，只不過是張大楚國而已，陳勝張楚，歸根到底目的還是歸楚，最后以楚為正，自然天經地義。從項氏影從陳勝而起，就成了陳勝為項氏做開路先鋒。
這大約是司馬遷的基本邏輯。
但司馬遷忽略了一件事，張楚雖然以楚為指歸，但張楚并不能等同于楚，張大之后的楚，必然也不再是原來那個楚，就像秦帝國也已不是原來的那個秦國一樣。
陳勝張楚，根本目的是為了反秦，建立后秦時代的新政權，可不是回到先秦時代的楚，陳勝是要向前張大楚國，斷沒有向后復辟楚國的意思。
按照這個脈絡，劉邦的漢才是后秦時代的新政權，才是陳勝民權斗爭的政治結果。因此，漢初即以張楚為正統(tǒng)也算是天經地義。
劉邦以張楚的旗號平定三秦，善遇子嬰，收藏文獻，主觀上講或是撫平人心的政治策略，但客觀上講，是力圖協(xié)和秦楚，試圖從兩種政治文化的融合中，求出未來政治發(fā)展的正解，是一種向前看的現實主義的歷史態(tài)度。
反觀項羽，假義帝之名入關，殺子嬰燒宮室毀典籍滅秦風，客觀上講或許是為天下報仇，但主觀上看，只是把天下事當成非秦即楚的二選一，仍匍匐在“彼可取而代之”賭徒思維中，全無天下心，只想證明楚制優(yōu)于秦制，有板有眼地唱著反秦復楚的鬧劇。
站在今天回望歷史，陳勝和劉邦的張楚，是一種可貴的歷史進步，漢民族的養(yǎng)成與借秦張楚的偉大政治實踐密切相關。而項羽的復楚，就如三國袁術的稱帝一樣，只是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雜音。歷史用自己的偉大發(fā)展，指明了歷史的正朔。
從這個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司馬遷強把項羽塞入本紀，就成了為門閥階層之類的小集團的“正義”悍然置公義于不顧的指鹿為馬了。而這種“理直氣壯”里，除了門第出身上的惺惺之寄之外，其實也已包含更深的政治隱喻。與其說它是史學，莫不如說它是政治，是扮成史學的政治博弈。
就像今天，若某人著近代史，卻把孫中山先生寫入世家，反倒把蔣公忝列本紀，并濃情重墨渲染蔣公的人格魅力，寫得栩栩如生蕩氣回腸，雖千秋以后亦凜然如有生氣，那他的文化立場和政治主張，豈非如司馬昭之心一般路人皆知？
這看起來荒謬但絕非笑談，事實上，司馬遷開創(chuàng)的這個裝扮成史學的政治殺伐傳統(tǒng)，正是紳權文化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千百年來從未磨損過，甚至隨著殺伐日久，更見其鋒銳。中國當代的歷史虛無主義，就是這種扮成史學的政治殺伐一刀一刀刻畫出來的。
10、扮成史學的政治殺伐
司馬遷用自己的著述實踐證明了，沒有歷史，只有現實，歷史只是現實的寄托與期許。
歷史本是人類共同財富，是人類文化的公共遺產，是人類社會的公共資源。但因為歷史著述的階級立場不同，因為歷史作者所屬的集團利益不同，歷史便呈現出政治殺伐利器的衍生面目，這不是哪個人的蓄意為之，這是階級分化、社會分工的自然結果。
司馬遷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在紳權走上歷史舞臺的時候，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幾乎獨自擔負起文化圣殿規(guī)劃建設的艱巨工作，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司馬遷的感人之處就在于，他努力要克服這種歷史資源的私有化趨勢，他始終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勉勵自己，那努力的身影與血汗斑斑的足跡有目共睹。
而司馬遷的可悲之處恰恰在于，他終究不能跨越時代的局限和階級立場的束縛，在越來越白熱化的文化政治斗爭中，打開了假文化博政治的潘多拉盒子，終于還是回到了“成一家之言”的歸處，在一家之言的偏執(zhí)和剛健中，打造出無鋒可破的道德之盾，與無堅不摧的文化之矛。他用這精良的裝備捍衛(wèi)文化的尊嚴，可他的后輩盜用這精良的裝備專制文化的威權。使他從反政治專制的文化英雄，淪為實行文化專制的開山鼻祖。這其中，把公共文化資源，作個人文化立場的“私人武裝”，是司馬遷淪落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從這里走向他的現實內心，你會發(fā)現與他立場關聯過緊的地方，他的史記已誠而無信，毫無價值。
比如李廣，司馬遷以李將軍之名為之單獨立傳，但李廣一生功名止于郎將衛(wèi)尉，并無將軍的封賜。司馬遷自承儒宗，能用道德假設開脫李陵實罪，卻無視名正言順的底線，在名之一事上，肆逞己志，基本上喪失了信史的公心，豈不可嘆？
查李廣一生，倒是受過一次將軍印，卻不是朝廷頒授，而是梁王所賜。朝廷的統(tǒng)帥私受藩王的印信，這其實已經形同謀反。李廣將功折罪，未被追究，已數僥幸。糊涂也好，蓄意也罷，像這樣的烏龍，純屬個人自招，實在和天意無關。
司馬遷用藩王所賜的將軍銜，為李廣立傳，實在算不上是什么反抗政治權威的風骨，倒透著幾分文化流氓的痞氣，這也算是司馬遷陰面的最深的心理根源吧？
憑借這心理根源，司馬遷把伯夷列傳中借題發(fā)揮的全部牢騷，化作一種鋪天蓋地的不平之氣，打造了屈原賈誼列傳與李將軍列傳，這三傳成就了紳權文化專制的三尖兩刃刀，三尖就是屈原、賈誼和李廣，兩刃就是文武兩邊，而刀的鋒口，就是唯我獨尊毀天滅地的郁郁不平之氣。
從誕生之日起，這三尖兩刃刀，就成了至高無上的文化法器，扮成史學的模樣，一直沖在政治殺伐的最前列，直到今天，余威猶熾。
11、無誠無信的蓄意剪裁
如果說誠而無信的三尖兩刃刀，只是司馬遷無法擺脫個人立場局限的身不由己，那某些毫無誠信可言的蓄意剪裁，就實在只能算是司馬遷史德上的污跡了。
舉一個與張楚關系密切的例子，那就是秦滅楚之戰(zhàn)中波瀾壯闊的郢陳抗秦斗爭。
陳勝率先攻取陳郡，絕非心血來潮順手牽羊，而是很深的戰(zhàn)略擘劃。
陳郡原本是陳國故地，后來做過楚的都城，即郢陳，后來楚國退守壽春之后，郢陳一帶就成了牽動秦韓楚三國局勢的戰(zhàn)略要地。從今天出土的秦簡中我們不難發(fā)現，這一地區(qū)曾發(fā)生過波瀾壯闊、曠日持久的抗秦斗爭，這一地區(qū)，不僅曾是抗秦的火線，也一直是不服強秦的“重災區(qū)”。這里曾發(fā)生過昌平君領導的抗秦敵后游擊戰(zhàn)爭，此戰(zhàn)爭直接威脅秦國整個統(tǒng)一戰(zhàn)略，導致李信二十萬秦軍土崩瓦解；這里也是風雨飄搖之際仍張大楚國勢力的橋頭堡，是張楚的核心，郢陳昌平君與壽春項燕，曾是撐起楚國最后決戰(zhàn)的兩根柱石；這里的斗爭不屈不撓，楚國土崩瓦解之后，依然薪火不絕，甚至影響所及，遠播江南。
陳郡作為勾連韓楚的反秦重地，作為最堅定的抗秦斗爭的策源地，在秦漢之際的反秦戰(zhàn)爭中自然有著特殊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這也反證了，何以陳勝在大澤鄉(xiāng)振臂一呼，張楚大旗在陳郡迎風一展，隨即四海震蕩，萬眾歸心，豪杰云起，分裂強秦。
陳勝吳廣都是陳郡一帶的人，以此推知，大澤鄉(xiāng)的900壯士，也多是陳郡人士，對陳郡的反秦潛質自然了如指掌。他們一路回師陳郡，就是要重振陳郡抗秦根據地的聲威，號召天下，共成大功，而且他們做到了，雖然陳勝吳廣都倒在斗爭的路上，但他們發(fā)動的斗爭，號召了天下，推翻了強秦，張大了楚國，成就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他們是漢家制度的助產士，是秦楚政治文化融合的調味勺。他們對歷史發(fā)展的貢獻不可磨滅。
今天，我們只能在秦簡中推知當年郢陳抗秦斗爭的面貌，只能從司馬遷的各處記載中整合張楚的強大影響力。但司馬遷不必如我們這樣盲人摸象般苦苦探索，司馬遷能采集李牧的英雄傳說，他豈能對郢陳抗戰(zhàn)的英雄故事毫無聽聞？但司馬遷筆下，對郢陳抗戰(zhàn)竟是只字未提。致使陳勝張楚的號召力，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抹去了陳勝張楚的歷史背景，司馬遷又轉而極力渲染項氏抗秦的悲壯和宏大，把項氏做成楚國的唯一柱石，而張楚的昌平君被文化性死亡，只能活在秦人的噩夢里。若不是秦簡出土，郢陳波瀾壯闊的抗戰(zhàn)恐怕也將隨著秦人的噩夢一起沉埋在歷史厚厚的沉灰中再難見天日了吧？而這其實是司馬遷紀年抹去張楚、本紀塞入項羽的一套組合拳。
如果只是一拳，無論這一拳如何無禮，都可以飾之為意氣用事感情用事，但如果是一套組合拳，那就無法洗脫蓄意為之的嫌疑了。
關于昌平君、關于郢陳抗戰(zhàn)，是一個紛繁復雜的問題，想要徹底理清非三五萬言怕是難以見其全豹，這里無法詳述。欲竟其事只能留待他日。這里我只能不無遺憾地說，司馬遷讓郢陳抗戰(zhàn)文化性死亡，是很惡劣的史學事件。它差不多成了紳權象牙塔的禍根，成了紳權史學的原罪，它在扼殺帶有民權性質的各種斗爭時，從來是不遺余力的，而它開創(chuàng)的歷史虛無主義理法，更是臭味彌漫千古的紳權文化戲法。司馬遷對郢陳抗戰(zhàn)的處理，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鼻祖。
如果我們還難以理解司馬遷抹去郢陳抗戰(zhàn)架空張楚意味著什么，我們不妨用當代事做個類比。當代歷史虛無主義，把中華民族的抗戰(zhàn)歸于國民黨的死磕和美國蘇聯的助拳，把抗日游擊戰(zhàn)說得一錢不值甚至根本否認游擊戰(zhàn)，以至于《亮劍》基本上就是和《論持久戰(zhàn)》唱對臺戲，而《八百》竟成了偉大民權國慶日的獻禮片……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文化戲法，對現實的民權政治之威信造成了怎樣的破壞性，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以今證古，司馬遷在張楚歷史背景上的騷操作，其用心何在，恐怕也無需贅言了吧？
只是為這份用心，便肆行無誠無信的惡意剪裁，未免于史德上大失我這個半生鐵粉的厚望，從這里，我算是和司馬遷分道揚鑣了，也因此和紳權象牙塔斬斷了最后一絲關聯。
12、司馬遷的祭司夢想
雖然我游歷了司馬遷的陰面，但我還是認為，司馬遷是紳權文化史上最偉大的文化英雄，他勇于堅持自己的理想，勤于實踐自己的主張，敢于為堅守立場付出巨大犧牲，這些優(yōu)秀的品質，已經超出特定的文化立場，成為人類精神的共同財富。
事實上，在與司馬遷的現實立場無直接關聯的地方，司馬遷都充分表現出一個偉大文化英雄的高尚情操與悲憫情懷，當然還有深刻的思想洞察與深厚的情感體認，但在密切關聯他現實立場的地方，他終究還是淪陷在本階級的狹隘偏見中，這是讓人扼腕的事情。
不過，從情感上我能理解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挑戰(zhàn)，我也深深為那份崇高的文化執(zhí)念感動。換了任何一個熱愛文化的人，面對李敢之死那樣的惡性事件，都必定會煥發(fā)出義憤之情。若沒有這種義憤之情，文化還有什么意義？
司馬遷是文化的守護者，是具足文化使命感的大師，當他認定政治無法平準社會價值體系的時候，作為文化守護者的自覺，就讓他煥發(fā)出與皇權抗爭、把政治權威置于文化監(jiān)控之下的熱情。李陵案就是這份熱情的燃爆點。
在李陵案中，司馬遷爭的不只是李陵的清白，而是文化的威權，是價值判斷的話語權。他要把律法評議和政治考量統(tǒng)統(tǒng)置于文化威權之下，樹立以文化為主導的權力架構，因此他才毫無事實依據地公然聲稱李陵是詐降。你可能不理解，我也沒有事實依據，但你必須接受，因為這是我的價值觀的產物——這才是司馬遷的文化追求，這就是文化的絕對威權。
司馬遷的這種豪橫夢想，是有根由的。
曾經在更古遠的時代，史官是有這樣的威權的。當時尚處于神權時代，史官的職能由祭司兼掌，當時的祭司，是神在人間的使者，在人間具有至高無上的威權，祭司替人類君王向天祈禱，并向人間轉達神諭，神諭大都晦澀難解，匪夷所思，比李陵詐降還要讓人瞠目結舌，但人類必須無條件相信，因為它是祭司說的話，它是神諭。祭司還負責把神諭記錄下來，于是祭司筆下的李陵詐降之類匪夷所思的事件，就成了歷史的雛形。
若司馬遷有幸生在神權時代，那作為太史的他，是字字如金科玉律的，慢說是李陵詐降這樣的人情之常，就算是李陵是漢武帝的親爹這樣的人倫之異，如果祭司說出來，那就是神諭，漢武帝就得把李陵捧上家廟供起來，而祭司也會一本正經地把它記下來。
若司馬談有幸生在神權時代，那就只能由他替漢武帝祭祀泰山，漢武帝只能在山下等候消息。無論司馬談病得多重，也沒人敢把他撇在周南，必須維護著他來完成祭祀活動。因為沒有祭司的祭祀，就好比沒有頭顱的軀干和四肢，哪怕渾身洋溢著虔誠的熱情，也只能是一具無靈性的行尸走肉。
但是，司馬遷是生在倫理已然發(fā)育成熟的時代，神權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祭司這個神權時代的“無冕之王”早已分解成若干職事官員，而太史令就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個，想要在太史令身上重拾大祭司的榮光，就好比讓一只公雞抖出霸王龍的威風一樣，只能恥辱沉潛在當事人的輝煌夢想中。
司馬遷就抱著這樣一個大祭司的夢想，他真心希望自己的文化主張能成為新時代的法則，如大祭司那樣深刻影響甚至主宰倫理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他的文化使命感與歷史責任感均系于這個夢想，而他一生的成就與挫折、榮譽和恥辱亦托于這個夢想。
在倫理時代，抱著祭司的夢想，其顛沛挫折可想而知，而此顛沛挫折蓄積的巨大心理能量，便在屈原列傳、賈誼列傳和李將軍列傳中噴薄而出，特別是屈原列傳，活脫脫就是一個寧死不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殉道大祭司。
司馬遷所有成就的精神源力，就在于他這份高尚的文化理想，而他所有陰面的污跡，亦無不與此相關。
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司馬遷也失去很多，為一份不合時宜的執(zhí)念拼盡所有，司馬遷也難免有各種抵牾，所謂史德有虧，也是順乎自然的變形而已。
司馬遷不知道，威權只能憑借實力獲得，必須有強大的現實力量做依托，純粹的精神力量無法造成威權，祭司的威權，是迷信的力量托起來的，而不是神明的“力量”賦予的。司馬遷不去聯合社會力量，僅憑個人的文化熱誠和文化信念，去謀求文化威權，只能用七分堂吉訶德的詼諧悲壯與三分王莽的認真迂腐，畫出一個讓人痛心的嘆號。
但司馬遷的祭司之夢，以及他為這個夢想付出的奮斗與犧牲，卻蓄成強大能量，托起了紳權的文化自信。紳權后繼者，在司馬遷的感召下，結成日漸強大的文化集團，為實現司馬遷未竟的理想征伐天下，整個封建社會也就面貌為之一變。
待到紳權象牙塔高高聳起，紳權精英主義，建立了紳權文化統(tǒng)治的鐵桶江山，司馬遷的夢想，算是超額實現了。因為后世的紳權精英，不僅獲得了和祭司相仿的文化話語權，而且還把持了行政權，占據了絕大部分經濟權，成為神權祭司想都不曾想過的龐然大物，也蛻變成司馬遷想都不敢想的特權階層。
歷史總能走出一個閉環(huán)，最后把起點崩出環(huán)外。
我半生以司馬遷為楷模，希望成為司馬遷那樣的文化英雄，可當我歷盡司馬遷的陰陽兩面，遭遇郢陳抗戰(zhàn)的歷史深坑之后，我和司馬遷分道揚鑣了。
司馬遷為追求文化威權傾盡平生所有，若他目睹文化威權打著“李陵詐降”的幌子干盡了“李敢被野鹿撞死”的勾當到時候，不知他又將何以自處？想必他也會被歷史的這個閉環(huán)崩出環(huán)外，成為紳權象牙塔外的孤魂野鬼吧？
但是司馬遷已經失去了成為孤魂野鬼的資格，他已經被紳權象牙塔牢牢地綁在祭壇上，他那大祭司的夢想，成為象牙塔護持文化霸權的符咒。
他早已不再是那個以孤獨的逆行背影感動千古文章情懷的司馬遷，他早已淪為紳權象牙塔的鎮(zhèn)宅大神，成為政治迫害文化的鐵證、文化鎮(zhèn)壓政治的圖騰。
大祭司的夢想，終于長成了專制全社會的文化鐵鞭。司馬遷的光輝，則在飛舞的鞭影中一點點沒于暗影。
三、梁漱溟的大儒情懷
01、文化面子下的政治里子
35歲之前，梁漱溟是我最敬佩的當代學術人物。在我心目中，他的分量是僅次于司馬遷的。他關于中國文化的出路以及中國人的去處的現實關懷，也伴隨著我走進而立之年。如果我是把司馬遷當成垂范之師傾心效法的話，那對梁漱溟而言，我算是把他作為師門大兄來趨步相從的。
我最早接觸梁漱溟，是在1987年，當時某雜志有篇文章，大篇幅介紹他和主席的“斗爭”，從1953年的拍案而起，到批林批孔時的大唱反調，再到1978年暢談人治法治，文章寫得頗有幾分司馬遷項羽本紀的意味，把敢于對抗政治權威的梁漱溟形象，刻畫得血肉豐滿，栩栩如生，讓人心馳神往。讓正自由主義精神四溢的我大為心折，把梁漱溟視為當代的司馬遷，真正的文膽英魂，學界風骨。
當時美國方面發(fā)起對梁漱溟的再認識，譽梁漱溟為中國最后一位大儒，把梁漱溟的壽辰，做得有聲有色，新起的中國文化書院也把梁漱溟奉為宗師。今天回頭想來，那大約是境外境內文化勢力配合起來，用梁漱溟的“反抗”精神，激勵當時的文化人起而與執(zhí)政黨做“斗爭”，樹立“學術之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20世紀80年代突然興起的梁漱溟熱潮，當是文化還鄉(xiāng)團的第一撥集結號，是紳權文化圍獵民權政治的掛角一將。
但當時的我，尚沒有這樣的覺悟和洞察力，因此也不免為時尚所囿，更深地卷入對梁漱溟的關注中。好在我向來不肯以時尚為則，司馬遷對我的紳權啟蒙教育，不允許我停留在輿論炒作的層面隨著別人的炒勺翻跟頭。因此我搜集了山東版的8卷梁漱溟文集，較全面地了解了梁漱溟的思想學術大貌。
說實話，通讀了梁漱溟的文集，我略有些失望，我心目中原本是把他放在司馬遷身邊的，但他學術上的成就，似乎離司馬遷差得略微遠了些，雖然里面不乏真摯的獨到見解，卻缺乏能挺出時代的宏偉氣魄，更缺乏能引領時代的開創(chuàng)精神，他或許是一個時代中比較優(yōu)秀的學術，但卻沒法擔當起那個時代的體量。換句話說，在學術思想上，他怕是擔不起20世紀80年代的高熱聲望。
我突然發(fā)現，梁漱溟的價值其實不在他的學術，而在他的社會政治實踐，而梁漱溟的聲望，也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他的政治路線斗爭。換句話說，梁漱溟在20世紀80年代突然炙手可熱，差不讀完全是因為，他曾“單槍匹馬”挑戰(zhàn)過主席，質疑過執(zhí)政黨。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其實沒有幾個人關心梁漱溟的文化上的成就，他們關心的是梁漱溟的政治上的象征，他們需要一個打壓政治權威的文化旗手。這本來就是紳權兩千多年來的文化木偶戲。
如果說司馬遷是紳權壓在封建政治頭上的鎮(zhèn)尺，那他們就是想把梁漱溟做成壓在民權政治頭上的定海針。作為民權政治“迫害”文化的鐵證，文化鎮(zhèn)壓民權政治的圖騰。他們意在把梁漱溟包裝成新時代的司馬遷，用梁漱溟的事跡和精神，感召大批紳權象牙塔的獵手，起而對民權政治進行文化圍獵。
梁漱溟就是民權政治環(huán)境中的司馬遷。
02、梁漱溟和司馬遷
梁漱溟和司馬遷有很多相似之處。
兩人都是以儒家道統(tǒng)為本，又都不只限于儒家道統(tǒng)。司馬遷有黃老的背景，算是由道家而儒家，梁漱溟早年甚至有出家為僧的打算，標準的由佛家而儒家。這種別家兼顧的格局，使他們對世事的看法能較為切實通達，而不至于流于迂腐。
兩人對自己的文化使命都有高度自覺，都以立心立命繼絕學開太平為己任。這份高度自覺，成就了高度自信，以及卓異常人的風骨和氣格，使他們較其他人具備更執(zhí)著的擔當和更現實的勇氣，這也是他們能扛住現實政治壓力的必要條件。
兩人都不與時代的風氣同流，都能卓越地體現自己獨特的價值，都不肯死抱著精英主義的形式自擅高下，都能夠從精英主義的法壇走下來，做一些精英主義永遠也不屑為之的具體工作，比如司馬遷的調研，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都是象牙塔外的清新空氣。其中梁漱溟因在學術上表現得比較中庸，因此在當代口碑較好，而司馬遷因學術上卓異當代，而頗遭排擠，只能在身后贏得隆譽。
兩人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在紳權的價值體系中，他們幾乎是“完人”。這一點是頗不尋常的，雖然這里面有別人吹捧渲染鼓噪甚至編造的成分，但做橫向的比較我們還是能大略看出，兩人的確堪稱紳權價值體系的楷模。這為他們對抗政治權威，提供了切實有力的道義上的支持，他們熠熠閃光的個人品格，能使人們忽略原則上的是非，不由自主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去考察他們與政治的爭論，從而把公義的評斷偷換成私德的考量，而私德，差不多是他們不敗的主場。
從這個意義上講，司馬遷和梁漱溟二人算是占據紳權象牙塔的文化史兩端的巨人。除了文化成就上差距較大而外，他們倆幾乎就像兩個木軸，撐起了紳權文化史的漫長畫卷。
我們已經略說了司馬遷，在此，我們就再粗略談談梁漱溟這根木軸。
03、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大儒
大儒不是書齋中玩義理的大宗師，而是走出書齋做改造社會之努力的社會活動家；大儒也不是莫測高深的經學教主，而是用質樸的語言解答現實問題的人生教師。從這個意義上講，梁漱溟與他同時代的馬一浮、熊十力諸公比起來，的確當得起“大儒”這兩個字。雖然在識見上他與其他諸公不相上下有些地方甚至可能略顯遜色，但在實踐上他卻是走得最遠的，也是在儒家立場上走得最徹底的。
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實驗，是20世紀30年代一次可貴的儒家思想的社會實踐。雖然對中國的社會現實而言，它只是一個虛浮的烏托邦，但至少它證明了，梁漱溟的社會改良主張，絕不是什么嘴把式，梁漱溟是要真正把它們付諸實踐的。
這在中國紳權傳統(tǒng)中算是奇葩了。自宋代以后，紳權文化一般是把自己的文化說辭和政治社會實踐分開的，從沒想過把自己的文化說辭付諸實施，所謂心性是無事時袖手空談以為標榜的，臨危之際除了一死報君王是沒什么扶危救難的措施好講的。像梁漱溟這樣努力要把自己的文化主張落實下地，算是復了理心之學的古，真有古大儒之風。
但美國參與策劃的梁漱溟中國最后一個大儒的加冕式，和這份古大儒之風倒是關系不大。他們把梁漱溟抬起來，主要還是要要用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試驗，來丑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用鄉(xiāng)村建設的“文明”來壓制土地革命的“野蠻”，說到底依然是一個政治操作，而非簡單的文化認同。
不過，最后一個大儒這個稱號，倒也歪打正著切合了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變革的現狀。民權的政治崛起正在帶來深刻的民權文化革命，而民權文化革命的成功，就意味著紳權文化的謝幕，紳權文化的謝幕，也就意味著作為紳權文化主干的儒家道統(tǒng)必定跌下價值觀話語權的法壇。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紳權精英主義寄生蟲怕是要一語成讖，梁漱溟很可能真的就是中國最后一位大儒了。
04、梁漱溟和主席的根本分歧
四十年來，坊間對梁漱溟和主席的爭論津津樂道，諸如“雅量”梗、“匹夫不可奪志”梗等等，在文化八卦和學術狗仔圈子廣泛傳播，梁漱溟的人格光輝也在此流傳過程中不斷放大其私德影響力，以稀釋其中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以及嚴峻鮮明的階級本質。
其實，梁漱溟和主席最初的爭論，是到底要不要階級斗爭的問題。主席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以馬克思主義為綱領，對中國社會狀況做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提出階級斗爭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有效方法。而梁漱溟站在紳權地主階級的立場，以儒家的開明改良思想為指導，試圖憑空對中國社會做儒家烏托邦式的改造。主席的階級斗爭，是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實現人民民主專政，而梁漱溟的鄉(xiāng)村改良，是清除社會上其他所有惡劣毒瘤，實現純潔高尚的紳權文化對全社會的教化和統(tǒng)治，將優(yōu)秀的紳士推上“王座”，代替劣紳惡霸軍閥流氓政客，對人民群眾實施仁慈的統(tǒng)治和馴化。
接下來的爭論，是這一爭論的延續(xù)。是中國到底要不要發(fā)展工業(yè)的問題，依然是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
對主席來講，他和工農大眾站在同一個立場上，他努力要說服工農大眾，勒緊褲腰帶，為新中國的美好未來艱苦奮斗，先有條件地初步改善人民境遇，把寶貴的有限資源更多地拿來投入工業(yè)化建設中去，這關系到新中國的未來，關系到工農大眾的長久的幸福和安全。主席認為自己可以和工農大眾達成共識，是因為主席把他們當成國家主人，他可以說服國家主人為國家的前途與執(zhí)政黨同甘共苦艱苦奮斗。
對梁漱溟們來講，他們和工農大眾本就不是同一個立場，他們習慣把自己當成國家的統(tǒng)治者，把工農大眾當成被統(tǒng)治者，作為紳權的開明政治擁躉，他們想的是迫切改善農民處境，免得人民再生事端。歷代新王朝初肇，都不惜血本“改善”民生。歷朝統(tǒng)治者，絕不敢號召人民和他們一起艱苦奮斗建設國家，他們只是希望安撫人民，然后照例背著人民瓜分國家。
到底是安撫人民，還是動員人民，是梁漱溟和主席建國后分歧的根本。它不只是梁漱溟和主席的分歧，也是所有保守勢力和主席的共同分歧，只不過梁漱溟是第一個放炮的人而已。
這分歧的根本是人民的定位問題，如果把人民當成主人，自然就要動員人民教育人民發(fā)揚主人翁精神，艱苦奮斗建設國家，而不是忙著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得更美滿。如果把人民當成被統(tǒng)治的臣仆，那當務之急就是把他們的目光轉向追求個人小日子上去，然后用小惠安撫他們，別讓他們影響精英君子們的治國方略。
因此，是否把人民當成國家的主人，才是梁漱溟和主席的根本分歧。主席嘲笑梁漱溟居然教導共產黨如何搞農民工作，其深意也正在于此。主席是在提醒梁漱溟，梁漱溟認為農民急需安撫收買，是因為他從沒把農民當成自己人，農民把自己的一切獻給解放事業(yè)是因為農民知道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業(yè)，農民為國家的建設付出犧牲，是因為那國家就是他們的國家。主人是不需要安撫與收買的。
這一點，怕是梁漱溟們至死都沒能勘破的深意，而這才是中國革命成功的關鍵，才是中國建設發(fā)展取得輝煌成就的終極奧義。
05、雅量
到底是動員人民還是安撫人民，是個重大原則問題。走工業(yè)化道路還是走農民小康道路，這是中國兩條道路的分歧。梁漱溟與主席爭論的，是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重大事件，而梁漱溟可能僅僅把這種爭論當成“學術探討”，在窯洞里它或許算是學術探討，但到了國務會議上，它就是大政方針的抉擇，沒有優(yōu)容兩可的余地更容不下嘴炮的胡作非為。
所以這不是個“雅量”的問題，而是國家道路民族前途的問題，這不是梁漱溟和主席個人的意見分歧，而是國家大政方針的何去何從。所以主席嚴正告訴梁漱溟：你要的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一些紳權精英主義寄生蟲，揪住這句話大肆翻跟頭，好像沒有雅量就成了不可輕饒的污點。豈不知，國之大計，非個人私計，沒有哪個個人，有資格在國之大計上保持雅量。比如抗戰(zhàn)，到底抗戰(zhàn)還是不抗戰(zhàn)，到底精英抗戰(zhàn)還是全民抗戰(zhàn)，到底自主抗戰(zhàn)還是坐等外援……凡此種種都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這樣的分歧必須干到水落石出，豈能用雅量互相打哈哈，最后攜起手來稱兄道弟互相恭維，溫良恭儉讓地把國家推進火坑？
梁漱溟提到雅量，正說明他根本沒有嚴肅面對國家大計的覺悟和習慣，如果他的主張將給國家民族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就算主席有這個雅量，難道他就能心安理得地放過自己？恐怕的確如此，他會用動機輕輕把自己開脫出去，就像當初司馬遷開脫李陵一樣。
即如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試驗，在普遍存在階級壓迫的中國社會大背景下，繞開階級斗爭，搞文化和諧，其實把農民坑得七葷八素。但晚年他回憶那段失敗的實踐，也無非就是“思之歉然”四個字輕輕發(fā)落。紳權長期霸占文化話語，早已喪失基本的反思能力，其寬以待己實在是已到了讓人發(fā)指的程度。
把重大國計民生的爭論當成學術嘴炮互相抬杠，就算選錯了路也無所謂大不了“思之歉然”，梁漱溟在如此嚴峻的爭論中竟然要求所謂“雅量”，把國家前途視同兒戲，其心理根源大約就在這里吧？只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嘴上而不是放在心上，才會如此輕慢地對待事關人民疾苦國家民族前途的大爭論。
一句“雅量”，恰恰把千秋以來紳權象牙塔的精英主義分子將國事當私事的惡霸嘴臉暴露無遺。在民不聊生生靈涂炭也可以用“思之歉然”輕輕揭過的紳權文化專制中，雅量自然就成了國是論衡中最重要的品格。對那些把人民疾苦放在心頭的人來說，這雅量真是消受不起。因此主席才正告梁漱溟：你要的雅量我大概不會有。不止主席那里沒有，相信所有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上的人，都不會有。因為沒有人有資格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表現自己的雅量。
06、梁漱溟的大儒情懷
不能因為“雅量”之類的口實表現出的對民生疾苦的漠視與對國家大計的輕慢，就把梁漱溟一棒子打死，這就是主席后來對梁漱溟的態(tài)度。正是在主席力主下，梁漱溟得以繼續(xù)留在政協(xié)。梁漱溟在國是爭論上撞了墻，但是在個人待遇上他倒是切身感受到了主席的“雅量”。
其實嚴格說來，這也不能算是主席的“雅量”，只能算是主席的文化眼界與政治格局。因為主席能深切體會到：梁漱溟的漠視民生疾苦和輕慢國家大計，并非他的私德，而是他的立場和階級歸屬使然。是象牙塔的基本屬性，決定了梁漱溟的基本態(tài)度，和梁漱溟其人無關，要與之斗爭的是梁漱溟代表的階級立場，而不是梁漱溟這個人。
撇開立場，單看梁漱溟這個人，其實是標準的儒家君子。他鄉(xiāng)村建設的社會理想雖然不著邊際，但他身體力行去做一個大儒的人生建設卻是踏踏實實有板有眼的，他一生矢志不渝要堅守的大儒情懷，是絲毫不打折扣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梁漱溟“多反動”，他都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他算是儒家文化的活標本，是新時代認識儒家本質的活教材。這就是主席把他作為“反面教材”留在政協(xié)的文化寓意吧？
很多人可能對大儒情懷有誤解，以為大儒情懷無時無刻不是仁者愛人立人達人的高尚情操，他們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儒家的修養(yǎng)方法，儒家是由己及人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切博施仁愛都是以施己愛己為前提的，由愛己傳導出愛人，是儒家的正確打開方式。
但孔子孟子并不了解傳導中的衰減規(guī)律，一塊磚頭扔到水里，激起的波紋都是逐次衰減，最后趨于平靜的，這是自然之理。儒家的打開方式，和以石投水的情形相仿，在傳導衰減的規(guī)則下，由愛己傳輸出去的愛人，到底能傳遞幾層，是個大問題?？峙聜鞯揭粋€層級，愛人就會衰成一杯白開水了。這是儒家的根本關節(jié)，也是大儒情懷的真正本質。
大儒情懷，在熟悉的人當中，溫暖如和煦的艷陽，但在陌生人那里，其實只能絢麗如留不住的晚霞，若你從晚霞再往前走半步，怕是所見所聞所感都將是冰冷的寒夜。
梁漱溟對民生疾苦的漠視，其實正是標準的大儒情懷，歷史上的大儒，雖然都是真誠地要憂寄蒼生，但心底里并無同情之感遇，骨子里其實是眼不見心不念，最終只能把民本的關懷寄托于嘴炮，梁漱溟又豈能免俗？
梁漱溟畢生致力于儒家人格建設和理論建設，他算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儒家事業(yè)，他也差不多同化成一個當代大儒。他的高風亮節(jié)是絲毫不含糊的，有他種種私德的軼事為證，而他的禍國殃民也是絲毫不可輕忽的，按照他的農村建設構想，中國只能趴在工業(yè)化的大門外絕望地撓門檻，永遠也長不出自己的工業(yè)和國防，國家民族將再次匍匐在帝國主義胯下，人民將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他到頭來也只是“思之歉然”而已。
這就是大儒情懷令人毛骨悚然的兩面性，用高風亮節(jié)的私德為禍國殃民的公義保價護航，再用禍國殃民的公義為高風亮節(jié)的私德補血，永遠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拆著富國強兵的臺。
飽含苦難血雨腥風的中國儒法斗爭史，記下了大儒情懷留下的斑斑血痕。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倒真希望梁漱溟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大儒。
四、結語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光就有影，本是自然之理。
但人很難用平常心來看待陰陽面。因為人自身也有陰陽兩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光影結構。用自己的陰陽面，去照別人的陰陽面，就生出各種對陰陽面的價值判斷。這就是人的根本屬性。有人就有是非，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是立場。立場不同，光影陰陽的價值也就不同。
在紳權的立場中，司馬遷和梁漱溟這樣的人，是有光沒影，無陰純陽的，紳權把司馬遷和梁漱溟這樣的人，當成自己的陽面，用來昭示天下，自標紋章。有光沒影、無陰純陽，這本身就是大違自然之理的怪異，凡出怪異，必有妖孽，這也是司馬遷、梁漱溟這種紳權的“純陽之體”豁開的缺口，在他們的純陽之體后面，必藏有紳權象牙塔文化專制戲法的底牌。
粗略地探尋了司馬遷和梁漱溟的陰面之后，我們發(fā)現，這底牌其實就是政治。紳權象牙塔，其實是包裝成文化山的政治團伙，文化只是他的標榜，而政治才是它的歸處。
這其實并不奇怪，紳權是一種權力，權力必定是政治性的，文化話語權作為一種權力，也是政治，紳只是政治的紋章，文化只是政治的工具，如是而已。
有了這樣的認識，再回頭去看紳權光鮮的陽面，一切炫目的疑難也就迎刃而解。
千百年來，紳權把自己的價值觀標榜成天經地義，就像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小算盤吹噓成普世價值一樣，他們利用統(tǒng)治階級的便利，將自己的立場泛化成人類社會的普適立場，這就是文化話語專制的奧義，這就是文化專制戲法的底牌。但紳權的價值觀也好，資產階級法權也罷，只是萬物中衍生的陰陽，用萬物衍生的陰陽去附會大道所生之陰陽，就是文化話語專制的高頭講章。
民權若要文化突圍，就要破除文化上這種對紳權的迷信，就要勘破這種紳權轉心壺式的陰陽兩面。只有揭開紳權文化的陽面，去揭露紳權政治的陰面，才能真正走出對紳權的迷信，而實現民權文化的徹底覺悟，和民權文化的最終解放。
而民權文化覺悟的最大攔路虎，其實不是陳寅恪那種從里爛到外的精英主義土偶，而是司馬遷這種名垂千古的文化英雄，和梁漱溟那種私德卓著的宦海碩儒。如果不能具足堅定的民權立場，你根本看不出他們的陰面，在紳權的立場中，他們是有光無影的純陽之體。
只有明晰紳權象牙塔的陰陽兩面，還紳權象牙塔的純陽之體以本來面目，才能清理紳權象牙塔的余毒，廓清民權文化的出路。把紳權文化的英雄，搬下紳權的法壇，變成民權文化的滋養(yǎng)，洗去紳權陰面的塵霾，借紳權的陽面映出民權文化的光彩，照亮民權文化的未來。
作者李夢癡簡介：
自況
馬導師私淑弟子，毛教員星火余薪。
體制外文化學者，傳統(tǒng)內舊體詩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無成，空把浮生許太平。
時調不煩人欲淺，一襟煙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喪家犬，夷齊掘墓人。
問心還問跡，憂道不憂貧。
劍掃春風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畫像（金雨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