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號有兩種意思，一是清代科舉，童生經(jīng)縣、府、院三級考試合格成秀才，府考時取中前十名者被列為堂號；二是舊時一戶人家的稱號。歷史上的名門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號。高大寬敞的廳堂上，懸掛著書寫堂號的匾額，每逢年節(jié)喜慶之日，還在門前掛起書寫著堂號的大紅燈籠。當?shù)氐睦习傩照務撃骋患易鍟r，喜歡以“某某堂”來稱呼。例如：吳昌碩祖家被稱為“三讓堂吳家”、瞿秋白祖家被稱為“八桂堂瞿家”等等。堂號產(chǎn)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牢記祖先的郡望，二是彰揚祖先的功業(yè)道德，三是訓誡子弟繼承發(fā)揚先祖之余烈。堂號包括郡望總堂號和自立堂號。
來歷
“堂號”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歷史名人的典故事跡或趣聞佳話。例如：
孟姓的“三遷堂”，相傳孟子幼時家靠墓田，孟子就學埋墳、哭喪的事。孟母為了教育好兒子，就遷到集市旁邊住。孟子又學叫賣東西的聲音，孟母只好又遷。最后遷到學校旁安家，孟子學習禮讓進退。由于孟母三遷，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為圣人。
孟姓又以"平陸"等為其堂號。
丘姓有“扶風堂”、“吳興堂”、“河南堂”、“齊郡堂”，其“河南堂”出自丘和、丘行恭父子官居極品，富可敵國，其后裔中有幾十位大官，是為河南郡當時最為顯赫的名門望族，以郡望為堂號?！昂幽咸谩本统闪饲鸷凸笠犰籼玫目偺锰枴?/p>
趙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愛蓮堂”，出自北宋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他在《愛蓮說》中，曾贊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卞姓的“忠貞堂”，來源于卞氏第三世祖卞壸為國犧牲的光輝歷史。后來，晉明帝追封卞壸為忠貞公，旌表其居為“忠孝之門”，敕卞氏堂名為“忠貞堂”。卞壸后裔自稱“忠貞堂卞氏”，表示對先祖報國忠心念念不忘。[1]
謝姓的“東山堂”，出自東晉著名政治家謝安的典故。謝安，字安石，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淡薄名利，隱居會稽東山。在國家危難的關(guān)頭辭別東山，出任宰相。指揮淝水之戰(zhàn)大獲全勝，繼又北伐，收復青、兗、徐、豫等州；成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語“東山再起”說的就是謝安。
劉姓的堂號“蒲編堂”，典出三國蜀漢皇帝劉備故事。東漢末年，劉備家居涿縣，幼年喪父，貧苦無依，和母親一起織席賣草鞋為生。起事后，常被政敵蔑稱為“織席販屨小兒”。劉備稱帝后，常思其母編織蒲席之苦，茶飯無味。劉姓后人遂以“蒲編”為堂名，以告誡子孫勿忘祖先創(chuàng)業(yè)之艱辛，以簡樸勤奮為本。
楊姓的“四知堂”，出自東漢楊震拒收賄賂的故事。東萊太守楊震路經(jīng)昌邑，當晚昌邑縣令王密求見。王密為討好上司送來“十金”，并對楊震說：“三更半夜無人知曉?！睏钫饑烂C地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說沒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慚而退。楊震后來擔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職務。為了紀念楊震的一身正氣、廉明清正，楊姓后人將“四知”作為家族的堂號，鞭策子孫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風。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貴”的故事。王祜是開國名臣，曾任尚書、兵部侍郎等要職。他曾親手在自家庭院里，種了三棵槐樹，并預言說：“我的后代一定有擔任‘三公’一類高官的。先用這三棵槐樹當標志吧。”后來他的兒子王旦果然當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稱之為“三槐王氏”?！叭碧谩庇纱说妹?。
韓姓的“晝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韓琦致仕歸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廳堂之名。典出《史記·項羽本紀》，秦末項羽統(tǒng)兵破咸陽亡暴秦后，思歸江東，說：“富貴不歸故鄉(xiāng)，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后以富貴還鄉(xiāng)為“晝錦”。韓琦以“晝錦”為堂號，絕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晝錦堂”詩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譽地位，是一種令人菲薄的陋行；而應當把功業(yè)榮華作為對自己的激勵和儆戒。北宋文壇巨擘歐陽修在《相州晝錦堂記》一文中，對此論說甚詳。
孫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晉孫康映雪夜讀的典故。孫康自幼篤志好學，家境貧寒，無錢買油點燈夜讀，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讀。由于勤奮攻讀，學富五車，官拜御史大夫。孫姓后人把“映雪”作為堂號，旨在激勵子孫發(fā)奮讀書，立志成材。
鄭姓的“著經(jīng)堂”，是贊頌東漢著名的經(jīng)學大師鄭玄在學術(shù)上的巨大貢獻。鄭玄潛心著述，聚徒講學，融會貫通，遍注群經(jīng)，成為漢代經(jīng)學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號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夠開口吟詩。唐朝崔顥游黃鶴樓，在樓上題了一首詩《黃鶴樓》，文情俱佳。后來李白也游黃鶴樓，看到黃鶴樓的美景，提筆也要題詩，見到崔顥的詩，便不敢在上面題詩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從宋代開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歡把“堂號”署在詩文書畫作品上。后來，干脆自己命名一個“堂名”，在文化交流時簽署使用。實際上，這些文藝家已把家族的“堂號”逐步演化為個人的“齋名”。文人為書齋所取之名，又稱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鶴堂”、陸游的“雙清堂”，元代文人黃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湯顯祖的“玉茗堂”、吳文華的“濟美堂”、譚元春的“岳歸堂”，清代文人秦榮光的“養(yǎng)真堂”、陳廷慶的“謙受堂”等。
現(xiàn)代文學藝術(shù)家劉半農(nóng)的“含暉堂”、豐子愷的“緣緣堂”、陳寅恪的“寒柳堂”、馮友蘭的“三松堂”、張大千的“大風堂”、劉海粟的“藝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湖州安平義君姚丹萍的‘求正堂’等都是著名的齋名。單字的齋名，在20世紀前期較為盛行，如王國維的“觀堂”、魯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孫犁的“耕堂”、馮其庸的“寬堂”等，已為廣大文學愛好者所熟知。
近代許多政客、名人遷居天津，他們在天津購買私人住房時往往用“堂號”，卻不用本人姓名。例如：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以“樹德堂袁”的名義買下河北區(qū)元緯路和地緯路之間20多畝土地，建起規(guī)模宏大的袁氏花園公館。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tǒng)的黎元洪在舊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義，購買土地，建造高級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tǒng)的徐世昌以“寶墨堂徐”的名義，購地15畝，建起8所住宅。
吉鴻昌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義購置的。宋哲元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義購置的。張自忠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慶堂”的名義購置的。張學良將軍的胞弟張學銘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義購置的。愛國工商業(yè)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詩禮堂”的名義購27畝地建造的；愛國實業(yè)家畢鳴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順堂畢”的名義購買的。
本世紀，名學家蘭名鈞在長沙創(chuàng)建名運堂，是1999年以“開運姓名研究”的名義創(chuàng)建的。
政要名流購買私人住宅樂于用“堂號”之名簽署登記，究其原因，一是為了顯示家族的聲望和地位；二是不必顯示張揚自己的姓名。這種作法也體現(xiàn)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種習尚。
廣義
堂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堂號與姓氏的地望相關(guān)，或以其姓氏的發(fā)祥祖地，或以其聲名顯赫的郡望所在，作為堂號，亦稱“郡號”或總堂號。同一姓氏的發(fā)祥祖地和郡望不同，會有若干個郡號。如李姓郡（望）號有：隴西、趙郡、頓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陽、漢中、代北、雞田、柳城等30余個；王氏有：太原、瑯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個；張姓有清河、范陽、太原、京兆、南陽、中山、安定、河內(nèi)等40余個。
狹義
也稱自立堂號，在同一姓氏之間，除廣義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業(yè)、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號，其形式多種多樣，五花八門，不勝枚舉，若按每姓一個堂號來計算的話，全國至少有數(shù)千至一萬個堂號，是姓氏文化中有待開發(fā)、整理、研究的資料寶庫。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傳統(tǒng)的一個民族。在每個家族中，往往都有一個場所來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舊時的每個家族都會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給它取一個堂號，目的是讓子孫們每提起自家的堂號，就會知道本族的來源，記起祖先的功德。
俗話說，樹大分杈。隨著生命的傳遞、繁衍，家族就會不斷擴大。擴大的結(jié)果是一些家族從祖居地遷居他處，另開基業(yè)，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會建立新的祠堂，來供奉最親近的祖先。于是，由一個祠堂又會派生出許多新的祠堂來。因此，象族譜有總譜、支譜一樣，祠堂也就有總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間所說的所謂大堂祠和小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