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仕會的“堅持”
龐進 2022-07-18
我出生于陜西臨潼櫟陽鎮(zhèn)。已故臨潼籍歷史學家武伯綸先生曾將臨潼人的性格概括為“質直正義，愛好勞動，富于反抗精神”。新編《臨潼縣志》也說“臨潼人民性純厚、剛直、重鄉(xiāng)情，崇尚義氣，勤勞儉樸，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縣居古都長安近郊，地處三秦要道，文化較為發(fā)達，人民博聞廣見，舉止言談文明大方，風俗古雅，具有濃郁的北方色彩和秦民遺風”。
說到臨潼人的性格，我想到一個人。
這個人叫楊仕會，臨潼鐵爐鄉(xiāng)鹼楊村人。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臨潼縣文化局創(chuàng)作組工作的時候，見過此人一面。他當時已六十多歲，印象中穿一身黑色的土布棉衣，個頭不高，腰還有點彎，背著一個粗布袋子，里面裝著鍋、碗、筷子、饃和面，鋪蓋卷也隨身帶著。他是來縣上找書記縣長告狀的，已經來過好多次了，我碰到的只是其中的一次。在縣政府門口，他向我訴說了幾十分鐘，使我大體上了解了他告狀的因由——
上世紀50年代中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場合作化運動森林大火一般燎原開來。鹼楊村也先后辦起了初級社和高級社。村里人都隨潮流入社了，楊仕會卻不入。他認為各家種各家的地最好，“合到一搭里，牛曳馬不曳，肯定弄不好！”再說，他因父親亡故、前妻去世、為女兒治病，借了一筆外債，他要靠地里的收入還債。當然，他也舍不得祖上辛辛苦苦治下的十八畝水澆地??！“那地好啊”，楊仕會說，“平展展的一整塊，種啥長啥，長啥成啥！”“地是莊稼人的命啊，在我爺、我大手里，即就是遇到大年饉，寧愿借人家一石糧，來年還一石七、一石八，也不愿賣掉這塊地?！边€有一頭大犍牛。楊仕會說，“那?？烧鏇]說的，長得門扇一樣高，一晌能犁二畝地，磨四斗麥，快得跟馬一樣，還從來不讓你用鞭子！
由于楊仕會態(tài)度堅決，便成了一桿孤獨的“白旗”。這桿白旗，在初、高級社時還能逆風而立，到了人民公社化時，就立不住了。人民公社是要“拔白旗”的。1958年，麥熟口里，社隊干部一聲令下，深更半夜，楊家的大犍牛就被拉到生產隊的槽頭去了，十八畝麥子也被搶收到集體的大場里。楊仕會當然要抗爭了：“不是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嗎？為啥強拉我的牛，強收我的麥？”誰聽你講道理？一頓拳打腳踢就是道理。楊仕會不服，抗爭，于是被冠以破壞“三面紅旗”的罪名，重重地勒了一繩，押送到位于關中西府某地的勞改農場砸石頭去了。
四年后，始終不低頭的楊仕會被放了回來。一回來，他就找人寫訴狀，準備行裝干糧，踏上了上訪告狀之路。跑縣城，跑省城，跑北京，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跑到1963年，有了結果，在國務院信訪局的干預下，十八畝地又回到了楊仕會的手中。上級有關部門還批了三千六百塊錢作為補償。然而，這筆錢根本未到老楊的手中，生產隊把它給截用了，買牛蓋飼養(yǎng)室了。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在“史無前例”的浩劫中，楊仕會的境況可想而知。不但再一次失去土地，還遭到殘酷的打擊。也曾頭戴高罐罐帽子，跪在高高的凳子上接受批斗，從太陽出一直跪到太陽落，最后一頭栽倒在塵土里；也曾脖子上掛個大牌子，被人反剪手押著，去游四街八鄉(xiāng)，罪名是：“自發(fā)單干，調皮搗蛋二流子；死狗牛黃，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總之，罪沒少受。自己受罪不說，還波及到家人，妻子小產在陪他游街的路上，養(yǎng)子被從外縣抓回來陪斗。為了活下去，房子拆了賣了，幾個孩子，要飯的要飯，出走的出走，該上學的時候上不了學，該找媳婦的時候遲遲找不到媳婦……
然而，楊仕會并沒有就此罷休。時局稍一松緩，他的上訪便再度開始。鐵爐位處臨潼最東邊，從鹼楊村到縣城有五十多華里路。那年月不通車，上縣城全憑兩條腿。楊仕會常常是后半夜起身，吭哧吭哧地走到縣城已快中午。在臨潼縣委、縣政府兩個大院工作過的老同志都有記憶，不識字的楊仕會是一個從不“胡來”的、很文明的告狀者。他去找領導，領導忙了就在外面等著，等你不忙了才敲門進去說他的事。餓了，啃一口干饃，沖一碗炒面，或者借你辦公室的爐子，將自帶的小鍋架上，熬一鍋包谷面糊糊吃。晚上，搭一個地鋪，睡在房檐下、過道里。第二天天不明就爬起來，把睡過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凈凈。然后幫著傳達室的同志灑水、掃院子。
接觸過老楊的書記縣長都承認，這個楊仕會是講道理的，他的道理其實很簡單：“毛主席說過話，共產黨有文件，入社憑自愿，我不愿意入社嘛！”他的要求也很簡單：“把我的地還給我，把我的牛還給我?！比欢瑔栴}總是得不到解決，一年一年、一任一任地拖著。那些年，書記縣長們的腦子里都緊緊地繃著一根“政治”弦，誰能給他解決？誰敢給他解決？他們能做到的，是通過民政部門，給這個告狀的老漢提供一點糧呀錢呀的困難補助。
上世紀80年代中葉，我以楊仕會上訪事件為素材，寫了一篇小說，題目叫《晶瑩的石子》。為什么叫這個名字呢？緣于我設計的一個情節(jié)：主人公“常明理”因50年代被強迫入社而告了二十多年狀。每一次告狀歸來，他都要在家鄉(xiāng)的小河里撿一枚青色的石子，扔進家藏的一個古陶罐里，以示紀念。在實行責任制、分到責任田之后，他背了一麻袋蘿卜去縣城感謝有關領導?；貋砗?，他將撿得的一枚特別晶瑩的石子扔進瓦罐，說：“這怕是最后一顆了?！?/p>
小說以主人公得到了責任田為結局，而實際情況是我想得簡單了，這還不是結局。1984年，村上給楊仕會分了幾畝責任田，楊仕會壓根就不接受，那地就一直撂荒在那里，草長得有半人高，野兔出沒其間。他堅持要他家原來的那十八畝水澆地，還要賠他的那頭早就累病而死，且被剝了皮、分了肉的大犍牛。于是繼續(xù)上訪，又跑了六年多，直到問題最終得到解決。
1991年秋天，縣上有關部門會同社、村干部，利用“變地”即調整責任田的機會，在給村組以適當補償?shù)那疤嵯?，將合作化以前屬于楊仕會的那十八畝地一分不少地還給了的老楊，并一次性地賠他九千塊錢的糧食錢、耕牛錢、飼料錢。老楊的高興可想而知。要知道，為了要回這十八畝地，他奔波了三十多年！從一頭黑告到滿頭白。其間，吃的苦，受的罪，跑的冤枉路之多，付出的精力之大，都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而老漢身上所顯示出來的那種“認死理”“一根筋”的精神、那種堅韌不拔、奮斗到底的毅力，也使許多人感嘆莫及。不說別的，在臨潼、在陜西、在整個中國，當年不愿意入社的人絕不止楊仕會一個，但我們還能找到第二個楊仕會嗎？
不過，退地前，縣上干部對老楊的子女是這樣講的：土地是國家的，現(xiàn)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劃給老漢，由老漢長期耕種，等老漢去世之后，這地要還收回來，給你們另行劃分。在這個問題上，老楊的子女們表現(xiàn)出了一種通情達理的靈活性：先把老人的夢圓了再說，“我大為這事跑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啊，人一生有幾個三十多年呢？！”
楊仕會當然不知道這個“約定”了，他用賠款的一部分，高高興興地從集市上牽回一頭毛色光亮的秦川牛，又跑東奔西地為牛割青草、買麩皮，當鄉(xiāng)親們誰家需要用牛時，老楊會亮聲說：“拉去！拉去！”或者說：“我來幫你犁！”在那十八畝地上，老楊除種麥、種包谷外，還栽了些蘋果樹。那地里的莊稼連續(xù)兩年都獲得了豐收，家院里高高地豎起幾排包谷樁子。以這些金黃色的果實為背景，楊仕會老漢照了一張相。照片上的老楊，頭戴新帽，身穿新衣新褲，面呈微笑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那灰黑色的對襟衫上的暗花圖案，正是去年到今年流行的唐裝圖案。
1993年，也就是要回地的第三個年頭，患食道癌的楊仕會一病不起，臘月下旬，年關將近的時候，老漢去世了，享年七十五歲。老人的墓地是生前就選好了的，就在那十八畝地中間，栽有蘋果樹的地方。2002年2月1日，我們來到鐵爐鄉(xiāng)，來到了鹼楊村，在村人的指點下，找到了那十八畝地，平展展的土地上長生著冬小麥，綠油油的。老人的墳前已豎起一個高高的碑子，我注意到那碑文中有“秉性耿直，為人忠厚，嘔心瀝血，含辛茹苦”的話。那天，我們還見到了老人的大女兒楊淑俠。這位大女兒有文化，是父親告狀事業(yè)的支持者和參與人。她的敘述，使我們對楊仕會其人其事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那么，老人去世快十年了，村上沒有按‘約定’，將地收了再行劃分嗎？”我問?！皼]有。他們要是來，我們就有話說：你們賠的是我大的損失，我們做兒女的也跟著受了三十多年的罪，將這些算清白了咱再說?！睏钍鐐b道。我說如果處理不好，第二輪告狀怕就又要啟動了。楊淑俠攏了攏已經花白了的頭發(fā)，一笑。
“一篇好文章??！”回程的路上，陪同我采訪的朋友感慨地說。
我說是啊，文章的題目可以叫作《中國出了個楊仕會》。
（原載《美文》2002年第8期；收入《大悟驪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2002中國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版。圖片采自網絡）
作者簡介：龐進 龍鳳國際聯(lián)合會主席、中華龍文化協(xié)會名譽主席、中華龍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華龍鳳文化研究院院長、西安日報社高級編輯。先后求學于陜西師范大學和西北大學，哲學學士、文學碩士。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理事，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中華龍鳳文化網（www.loongfeng.org）主編，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總編輯。1979年開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已發(fā)表各類作品逾千萬字，出版《創(chuàng)造論》《中國龍文化》《中國鳳文化》《中國祥瑞》《靈樹婆娑》《龍情鳳韻》等著作三十多種，獲首屆中國冰心散文獎、首屆陜西民間文藝山花獎、全球華文母愛主題散文大賽獎、西安市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等獎項八十多次。有“龍文化當代十杰”之譽。微信號： pang_j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