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文氣
劉萬成
文氣一詞,若從曹丕《典論·論文》出爐時算起,迄今已被歷朝各代的文壇大佬接續(xù)談論了近兩千年??晌臍馐侵惺轿膶W的先天稟賦,并非哪個作家說有才有的東西。理論上眾說紛紜的文氣,多半是大作家們各自的心得體會,并不代表超出了這個歷史區(qū)間和人群范圍,就沒有了云詭波譎、變化萬端的文氣傳承。

要我說,中國人自古就有“以文識人”的本領,文氣在長達五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從未斷流。因為,古人說話從簡單到復雜,基本依照口頭交流的客觀需要。圍獵和打仗時,人要相互照應,話語必須簡潔明了,若不然,等你啰里吧嗦地把話說清楚,要么獵物早就跑光了,要么就會貽誤戰(zhàn)機被擊潰。而人們成群地玩耍時,誰都想把話說得幽默風趣,卻又無法全用口語去表達,相互之間也會擠眉弄眼地以姿勢助說話,想必這就是咱們最初的語言藝術。
事實上,文氣和文字相伴而生。早在我們的祖先從地上亂畫,到巖石上刻繪,從結繩記事,到甲骨文,再從竹簡、絹帛到紙上行文,始終都未放棄對“大象無形”的美妙文氣的執(zhí)著追求。否則,我們就沒有最早的勞動之歌:“斷竹,續(xù)竹;飛土,逐宍。”甲骨文既是業(yè)已成形的漢語言文字,也會用來記錄占卜結果。至今我們仍能從縈繞在龜甲獸骨上的文氣中,清晰地看到從未消失的遠古及華夏文明之光。即便時至今日,不論誰把“純文學”解釋得神乎其神,民眾卻一如既往地鹵水點豆?jié){——私下里透過文氣撈干的,似乎一眼就能看穿某個“寫家子”本身的鍋大碗小。
文氣和氣度一樣,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卻一直處于詩文創(chuàng)作的基礎地位。南朝劉勰《文心雕龍》里說:“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性情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qū)云譎,文苑波詭者矣?!蹦媒裉斓脑捳f,文氣具有剛柔正邪之分,它是人的才能、性情、風度與情感流動相融合,且在行文過程中發(fā)生化學反應后給人的審美感受;人若不長期地因性練才,并重視功在初化,也就不會有相對穩(wěn)定、變幻莫測的文氣。行文就是運氣,好似下圍棋時落子須做眼,棋局才能滿盤皆活,一著不慎,就會滿盤皆輸。詩文一旦缺乏文氣,文字就會成片地被人俘虜后丟進“集中營”。當代深得文氣理論精髓的大作家,似當首推汪曾祺。他認為“中國人和西方人有許多概念是講不通的”,始終以錘煉文氣為核心,堅持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tǒng)一,至今其作品,仍舊備受讀者的喜愛。
具體詩文寫作中,文氣根本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就不是靠奇談怪論或故弄玄虛所能獲得的。正如常言所說,字為心畫、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一個人具有怎樣的精神氣質,其詩文,也就會有怎樣的文氣。人的度量大,文氣就會虛懷若谷;人若浮躁小氣,文氣就會鼠肚雞腸。但悠悠萬事都不是絕對的,人若文氣欠佳,便可在行文上加以補救。行文要有氣感,就得跟周文王和周武王治國似的剛柔并濟,一張一弛。張是來硬的;弛是來軟的。如果來硬的不行,那就來會兒軟的;軟的又不行了,那再來會兒硬的,一路軟硬兼施。但凡光硬不軟、光軟不硬,抑或過硬、過軟的行文,或者只顧在字、詞、句、段上反復摳掐,忽略了通篇一氣呵成,勢必導致文氣中斷或生澀。所謂行文,就是要和行云流水一樣“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馬不停蹄,首尾呼應,藕斷絲連,琴能續(xù)聲,以致打太極、劃龍舟、彈古箏似的人氣合一收放自如,詩文才能氣定神閑,亦可氣貫長虹。
詩文寫作就是創(chuàng)造美,風格可以婉約,也可以豪放,可文氣是人的臉面,豈可低級趣味以自辱?實際上,詩文越有陶冶情操之氣,越能和《愛蓮說》一樣長久流傳于人世。四書五經(jīng)如此,明清四部小說經(jīng)典亦然。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詞,情景交融,貫通古今,意蘊雄渾,大氣磅礴,豪情萬丈,曾令“詞壇跋扈,不自諱其狂”的柳亞子“殊自愧汗耳”道:此詞“余推為千古絕唱,雖東坡、幼安,猶瞠乎其后,更無論南唐小令、南宋慢詞矣”。曾記否?當年重慶談判時,一首《沁園春·雪》力壓群雄,那正是因了該詞的文氣超絕。
文學作品不論長短、多寡,寫來寫去,最終寫的都是自己,須知天地有正氣、邪不勝正;文氣不失格,詩文才能給人以美好印象。實際上,從古到今,即便不以中國古典哲學里的“氣”和“元氣”為理論依據(jù),也沒有哪位作家不對自己的文氣格外留神。骨氣也是文氣的重要方面,詩文可微,人的骨氣斷不可丟。
(原載2022年11月10日《商洛日報》第七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