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桑眉，進入的是一種陌生語境。這樣說，并非她呈現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經驗或情感內涵，而是我的“期待視野”與她的文本并未一拍即合，同感共振。這種情形，在詩集《上邪》中尤為明顯。當然，這與她的詩歌品質無關，除過性別差異，更多是個人審美趣味和詩歌理念造成的。而這，也很可能是她的獨特性所在。所以，當我放下個人的詩歌習見和偏好，再一次省察對比，發(fā)現“陌生語境”正是來自她個我的話語組織和言說方式。

桑眉的詩歌話語，屬于現代漢語的書面型語匯，但她時有對古詩詞的化用，對古典詩境的拼貼，也不缺少日?；?、口語化的表述。她有很好的語感，作為語言輔助成分的語氣、語調，在她這里也有效參與到詩歌的情感表達中。這甚至是她的一個顯著特點——詩歌不再完全仰仗語言的指示，意象的隱喻和象征功能，而是讓特有的言說方式和承載情緒的擬聲詞匯構成詩歌，甚至成為詩歌的主體。此外，還有大量插入式的人物對話，生活細節(jié)和情境，加強了文本的敘事性和親切感。

在桑眉這里，抒情、敘事和意象、事象等諸多詩性因子，呈雜糅狀態(tài)。很多時候，她不是在寫，錘煉語言、營造意象，而是在說，隨性“散漫”地說。她的詩不拘一格，分行排列沒有定式，你無法理出她的詩歌套路。一種沒有套路的套路，遵循的卻是個我言說方式和心理習慣。同時，也是她天性和情緒狀態(tài)的展露。

《上邪》，漢樂府中的名篇，熾熱、忠貞的愛情誓言。桑眉將其作為書名，顯然是與自己的文本有指涉、對應關系的。不僅暗示出詩集的題材、內容，更表明了一種態(tài)度，對于愛情的態(tài)度。“正本”現實與“副本”虛構的結構劃分，是主和次、實和虛的區(qū)分嗎？其實不見得。書名的《上邪》正是來自［副本］虛構這部分。這讓我想起史鐵生的《務虛筆記》，在人人務實、無比功利的社會現實中，“務虛”顯得彌足珍貴。對于女性詩人而言，愛情成為生活的主要內容或重心，也是符合她們的思維習慣和情感邏輯的。

作為“正本”的現實，在這里呈現的，是與桑眉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現實。這部分作品，在題材、主題和寫法上各不相同，但因與生活現實的關聯而結為一體。其中，有對自身生活狀態(tài)的展示，有對故鄉(xiāng)、親人以及友人的抒寫，還有對社會底層人物的素描。尤其在《羅鍋巷》《開往火車站的公交車》《逝去，或者永恒》等作品中，詩人隱匿自己的情感，僅客觀呈現，但讀過作品，一種發(fā)自內心的關懷、體恤或悲憫之情，還是被調動出來。像《火車又開來了》《給你》等，情意真切，意象鮮明，特有的語氣語調的加入，也給人極深的印象。

“副本”虛構這部分，基本上都是情詩。愛，這種激情，得益于人的想象催發(fā)，詩歌也是。愛情詩體現的是情感世界的色彩和靈魂的幽微顫抖，也可以說，是一個人內心最感性和最豐富的情態(tài)展示。這“猩紅熱式的情感”，盡管有各種狀態(tài)和表現，但都如“一場頑疾”，將自己決絕地交付對方或生死：“交換經年的血/交出藏在轉經筒中的字”。在對愛情的言說中，詩人心思的綿密，語言的質感，再配上自己專有的語氣和聲調，讓人覺得既熟悉又陌生，像《地下黨》《好么？心愛》《看你嘛》《失火事件》等。而這樣的詩句：“一邊喚彼此的乳名或親愛的/一邊揉頭發(fā)或頸項/直至沉入隱秘的河流”，讓女人的心和愛成為溫柔的陷阱。女性心理幽深微妙，不可捉摸和窺探，這與她們的性情和心理結構有關，也成為多樣化表達的來源和保證。

“姐姐，我要回家”，是西安搖滾歌手張楚的一句歌詞。尖利、上揚的曲調，傳遞出內心的焦渴和吶喊。桑眉探望患病的西安詩人馬立，也以此為題寫成組詩。當一個人的生命在生死之間煎熬、輾轉，詩歌的介入是謹慎的，同時又難耐沖動，充滿情感的深度和力度。在這個語境中，“姐姐，我要回家”，就是一聲無援而絕望的呼喚。然而，“姐姐”是在場的。這種在場，或許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什么，但深切的慰藉和人性的溫暖與關懷，卻是投向這世界的一抹亮色。這句歌詞也被用作書名，反映出詩人對于生命及其書寫所持有的態(tài)度。

《上邪》的結構很有特點，正本與副本，現實與虛構，而詩人更看重“虛構”的愛情部分?！督憬?，我要回家》的結構方式則是另外一種。上輯的組詩、長詩系列，容納各種題材要素，猶如詩集的主旨序言，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中輯和下輯是進一步的展開和豐富。而且，與《上邪》相比，盡管有大致相同的題材范圍和風格特征，但在書寫上更為集中，也更具感染力和表現力。最為明顯的是，精彩的詩句和篇章多了起來，隨便翻閱，就有凝聚情思的句子映入眼簾：“一個人的悲傷能有多盛大/每滴雨水都在效顰”，“黑暗是一種勢力，光明也是”。在對生活現實的觀照中，由于加入了命運意識和身世感，致使文本的厚度和包容性得到加強。

上輯的《致輞川》《太平鎮(zhèn)》與下輯“我厭倦了悲傷”，同屬一個系列，是一個整體性的表達。也是這部詩集最具情感強度和藝術感染力的部分。詩人此前語調清新的絮說，在這里變?yōu)楹喍逃辛Φ难赞o，刺目而驚心的敘述，語言的涵蓋力和穿透力大大加強。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詩人的悲傷和悲憤情緒。當然，還有痛定思痛的那一份理性：對于愛情、命運、生死的詰問和思辨。詩人說，“我厭倦了悲傷”，看來她悲傷已久。這悲傷，包含了復雜的情感內涵：愛恨、隱忍、猜疑、寬宥、渴望等等。詩人在長久的痛苦歷練中，爆發(fā)出情感的沖擊波，同時又竭力克制。情感的張力，凸顯在悲傷和理智、銘刻與遺忘之間。

這部分作品，幾乎篇篇精粹。激烈的表達，如“黃連啊，你要吐盡苦水”，“雞鳴寺教堂的歌唱與慟哭/如今成為羞恥”，“還要掙扎多少年/才能從灰燼里起身”等，曲折委婉的比如《把信送給加西亞》。這首詩具有歌謠性質，又有緊張駭人的對峙，猶如一篇暗黑童話。加西亞、羅恩，是人物的借用，但詩人的急切和悲傷之情卻無比真實。按說，“關心廚房和陽臺/惦念千里之外的父母和孩子，以及/沒有著落的愛情”，是女性心理的真實寫照，甚至是她們一生的追求。然而，生命如琴，命運的意外擊打，致使令人戰(zhàn)栗的強音迸發(fā)出來。這強音無疑是悲愴的，卻鏗鏘有力，深入生命根柢。

生活給人以磨難，而這磨難一經心靈的吸收和轉化，便成為語言的黃金。這時，幸與不幸的界限消失了，藝術成為生活的另一種補償。

桑眉是熱情、豁達而堅韌的，她在詩集《備忘錄》里寫道：“這本詩集并非絕望之書。人，生而孤獨，甚至絕望，但其終極目的，或許是讓人明白生命的奧義，使人內心盡可能少些虛妄，逐漸變得開闊、從容、自足、愉悅……”在《來過》一詩中，她也呼吁：“詩人們，請不要在序言里預示結局/請鼓舞災難中逃生的人詠嘆和平，與愛情”“玫瑰為荊棘而開”，這又是何等的勇氣和情懷！

無可置疑，是天性化解遭遇，化解生命中的不諧和音。

在和桑眉極有限的接觸和交流中，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柏拉圖情懷和烏托邦氣質。盡管她，“在兩塊五一斤的土豆與四塊一斤的豇豆之間/作思想斗爭”“大多數時間，為兌換口糧/奔命于一張紙的正反兩面”。她的詩有煙火氣，也接地氣，但她的內心與生活或者說現實仍是有距離的。這是撫琴、寫女書的距離，審美和幻想的距離。一個有著浪漫情懷和詩性人格的人，路過現實，經歷現實，但最終不會被現實同化。被現實同化和被詩同化的人，身處兩個維度，兩層空間。

因而桑眉的書寫，并不刻意反映現實，或進行某種使命承擔。她從個人、個體生命的視角出發(fā)，保持女性意識的思維和直覺，率真率性地抒發(fā)或呈現。如果說有所承擔，那也是對生命本身的承擔。在某些時候，也可以說難能可貴：當我們不再強迫、干預現實，索求意義，詩歌便回歸自身和生命本體，沉浸于超功利的“純真嬉戲”中。

    王可田，生于1972年，陜西銅川人。陜西文學院第三屆簽約作家。出版詩集《麥芒上的舞者》《存在者》及《詩訪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