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芻議
劉萬成
東漢王充（27—97）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這位出自“細族孤門”的東漢前期思想家，一生受到豪強打擊、排斥，在孔孟儒學(xué)取得獨尊地位的情況下，花費三十年心血，著成《論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僅存篇目。實存所見以“通津草堂本”為全，前人多有?？保w式近乎史論，命理占了很大比重，而又不時觀照世象，大談人生，“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為后來的魏晉自然派哲學(xué)的誕生打下了新的基礎(chǔ)，曾對唐代劉禹錫、柳宗元以及明清思想家王夫之等，產(chǎn)生過較大影響。
書中史料典故極其豐富，思辨邏輯力量非常之強，評述“天道”“禮和法”“鬼神與薄葬”“命”“性善和性惡”等，宣判孔丘之言“虛妄不實”，而孟軻之論“浮淫之語”，集中批判孔丘“生而知之”和孟軻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唯心觀點，肯定和宣揚商鞅和秦始皇等法家的歷史功績，這是《論衡》靈魂的核心，其中不乏唯物論思想。
然而《論衡?命祿篇》里的天命論，卻足以說明王充最終還是末能掙脫唯心論的泥淖。僅就史論寫作而言，《論衡》洋洋灑灑三十萬言，卻不及蘇軾七百余字的《留侯論》集中論證“忍小忿而就大謀”“養(yǎng)其全鋒而待其敝”那樣干凈利索，縱橫捭闔，汪洋恣肆，極盡曲折變化之妙。但在史學(xué)含量、學(xué)識承載、技巧嫻熟、觀照世象、談?wù)撊松确矫?，《論衡》卻“鞭辟入里，石破天驚”，無愧于“古代文化小百科”的稱號。
假言樹立進攻靶子細說微論，是《論衡》駁論的基本技巧?！墩摵?逢遇篇》里說，有一種世俗議論認為：“賢人可遇，不遇自其咎也?！韵倪M爐，以冬進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亦，何福佑之有乎？”意思是說，若想得到人主的賞識，就要投其所好，而不可為其不欲；如果為其不欲，自己得不到人主賞識，這本是咎由自取，其結(jié)果不招致禍端已屬幸事。王充反駁道：“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蛞圆谎a而得佑，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爐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稀，主不可準也。說可轉(zhuǎn)，說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為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欲；主不好辯，己則不遇。文主不好文，武主不好辯，辯主簿好行，行主簿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xué)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yè)，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yù)聞，何以準主而拿其說，進身而托其能哉？”聯(lián)系后文，其大意是說：謀圖知遇而投其所好，實際不如“夏爐冬扇”對人主、對自己更有益處。因為遇與不遇的主動權(quán)不在自己手里，它取決于人主能否“量操審才能”；如果自己確實“節(jié)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zhì)成”，那就不必擔心得不到人主的賞識，而不被重用了。然而，歷來的事實卻恰好與此相反。
大量使用史實典故，是《論衡》的基本論據(jù)。王充為使自己的論述更加有力，幾乎每篇都跟《論衡?逢遇篇》一樣，大量使用史實典故，而且行文如流水，文采飛揚，類比精準，闡釋深刻。如論投其所好不如夏爐冬扇時，他還明確指出：“或無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于子反。雞鳴之客，幸于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于人君，人君賴之，其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儒、鄧通是也。籍儒幸于孝惠，鄧通愛于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嫻，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蛞猿竺鎼荷Q媚于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于黃帝，無鹽納于齊王。故賢不肖可預(yù)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近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蓖跏稀岸恕敝?，撕破丑陋面紗，直逼污穢心靈，所謂“逢遇”，只不過是投其所好，而在進退之間相互利用罷了。
滴水不漏而形象生動，是《論衡》綜合論證的突出特點。王充說：“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jié)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遇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边M而說，“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zhàn)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彼麑⑷酥鬯?，歸結(jié)為“三累三害”，大意是說：之所以才能出眾、操行賢淑的知識分子往往受壓抑，甚至被埋沒，并不是他們的品行惡劣、才智低下，而是屢屢遭受來自外界的“三累三害”的緣故。誠如北大歷史博士王爾所云：“《論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論和‘文章’之實踐論，為命運不濟之賢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賢者超越命運的可能性?！钡纱朔从^王充的際遇，這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發(fā)憤而著《論衡》，進而看破看淡官場的最好注腳？而用魚兒游動激起的水波，比喻為人的發(fā)聲，這比歐洲人發(fā)現(xiàn)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還要早一千六百余年。
東漢二百年間，堪稱思想家者，僅有王充、王符、仲長統(tǒng)三人而已。王充少成孤兒，孝順聞名鄉(xiāng)里，進入中央太學(xué)，曾拜班彪為師，“一生業(yè)儒，仕路不亨”，“廣篩博覽，窮讀群書”，一部《論衡》可謂系統(tǒng)針砭時弊，盡管因其內(nèi)心糾結(jié)直接導(dǎo)致了此書中存在不少宿命論、經(jīng)驗主義、自相矛盾等思想糟粕，但王充對當時失去儒家本質(zhì)的庸俗讀書人的批判，以及在實踐中擺脫命運束縛等思想，卻必將日漸大放異彩。
（原載2019年2月27日《松原日報?讀書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