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藝術(shù)，當然也包括文學，就是用來歌功頌德的，歌功頌德就是它最初的唯一功能。
我們中國文學的源頭，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詩經(jīng)，換個說法也就是“饑者歌其食之功，勞者頌其事之德”。
全世界其他的民族也莫不如此。
初民們歌頌豐收，贊美天神，頌德消災，歌唱自己的民族英雄，用藝術(shù)記錄輝煌的業(yè)績，用歌謠鼓舞后生們進取……
文藝的初起，就是為了一個興旺的民族、為了一個民族的興旺而歌功頌德的工具。
把文學解讀為批判的工具，是文人的無知和文壇的墮落與沒落。
鐵凝的《哦香雪》是歌功頌德的，歌城鄉(xiāng)溝通之功，頌人民樸正之德，這本是文學最純正的功能，但是，在文壇把“文學是用來批判的”奉為圭臬的形勢下，她不但唱頌歌，而且還是為普通的農(nóng)家女兒作頌，如此的逆潮流而動，居然一枝獨秀屹立文壇不倒，象插在作協(xié)的黑土里一面迎風招展的紅旗，的確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我對她的誤解，想來也應該是情理之中吧。
黨中央把這樣一個為農(nóng)家女作頌的女作家提升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向全國人民宣示了如今的黨中央對文化事業(yè)的高度重視和今后新文化建設的總體方向，這一舉措，讓多少個堅守充滿信心，給多少個求索帶來希望，面對新文化噴薄紅起的未來，廢墟轟然驚醒，駑馬躍躍欲試，新文化的前路大有可為。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由鐵凝的升職引發(fā)的思考
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結(jié)束，作協(xié)文聯(lián)主席鐵凝成為人大副委員長，這個消息著實讓我震動不小。我扳著手指點數(shù)著作協(xié)高層，除了主席鐵凝，看看作協(xié)副主席的席位上全員承包的、那排的長長的一串名昭利厚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不由得對鐵凝的升職感到十分的困惑。
但是習近平總書記領導的黨中央選賢任能舉直錯諸枉的決心和力度，十年來有目共睹，我從心底里堅信黨中央的決策一定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文化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
鐵凝的升職必有緣故——盡管她也來自那個人神共憤的中國當代作家群體，我決定還是放下我對作協(xié)領導的個人態(tài)度，塌下心來去了解一下鐵凝和她的作品。
一、我之不看現(xiàn)當代作品
帶著“求是”的心思，我百度了一下鐵凝，雖然這個名字也十分熟悉，但是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除了早年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衣》有所耳聞之外，她的作品我竟然一篇都沒有看過。
我的不看現(xiàn)當代作品，由來已久，但是自覺地堅決不看當代作家作品，卻是從九十年代，在遼大教工宿舍外的書店里看到少年們捧著媒體熱炒的莫言和王安憶的“準黃書”如饑似渴的時候開始。
從那時起，我離開大好前程的飛機研究所，棄工從文，就準備好不惜一切代價，要在漢奸當?shù)牢钠Σ竦漠敶膲详J出一條狹路，當時的原因很簡單，我只是為讓后人知道，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青年，不都是象莫言王安憶梁曉聲們的書里描述的那樣自私墮落沒有骨氣。
我身邊的青年知識分子，絕大多數(shù)都是充滿希望充滿活力激情洋溢要在有生之年建功立業(yè)做出一番事業(yè)的有志之士有為新人，作為那個時代的新人，我不能允許他們肆意的污蔑我們，在新中國的文壇上，還應該有另一種與他們不同的聲音。
有一段時間里，我不錯過任何一個批判莫言的機會，從光明日報到央視再到各種公知大V的自媒體，在莫言的名字所到之處，我都盡我所能地留下尖銳批判的聲音。
但是說實話，莫言的書，我一個字都沒看過，除了電影《紅高粱》，我沒有瀏覽過任何一篇莫言的原作，包括他炒作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的獲獎感言。
想要樹立一個作品，需要事無巨細深入淺出的仔細研究，不應放過每一個細節(jié)，不能錯過每一個音符——尤其是那些和自己一拍即合或者出入較大的觀點，一定要深入挖掘精準辨析。但是要批判一個作品，并不需要這些功夫。
這就像一道菜，你要確定它是美味，一定得親口去唱，但是如果它已經(jīng)散發(fā)出酸臭的氣味，不管它包裝的如何精美，你都知道那是一盤腐敗了的垃圾。人圍著它吃的津津有味，你可能會有嘗一口的興趣，但是如果一堆蛆蟲圍著它吃得津津有味，你就會有嘔吐的沖動，這是生存本能決定的不同立場，對于作家作品，也是同一個道理，政治文化的生存本能，決定了作者和鑒賞者的政治文化立場。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當年錢鐘書負責翻譯毛選，據(jù)說他就被壓迫的喘不過氣來，巴金一聽見樣板戲就想吐，我則一接觸吹捧莫言的腔調(diào)就頭皮發(fā)麻，好像看見毒蛇在沙灘上扭來扭去。
但我之批判莫言，并非因為莫言自己寫了什么，而是媒體文化界想利用莫言的作品強化什么，制造什么樣的輿論環(huán)境，標榜什么樣的創(chuàng)作精神，引領什么樣的社會風習，將我們的孩子導向何處，借用葉帥的話，他們要將“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帶向何方”？
在電視劇《覺醒年代》在網(wǎng)絡上電視上炒的紅紅火火的時候，我曾經(jīng)撰文嚴厲批評這部打著黨史旗號的“濫劇”，我承認我只看了它的第一集的前二十分鐘，編劇讓李大釗拜倒在陳獨秀面前稱師，這是對這段歷史進行了虛化處理，我就先不說他故意篡改歷史，因為到此為止，我還不能確定這到底是編劇有意為之，還是由于無知導致的烏龍，我只是覺得沒必要再看下去——而已。直到《光明日報》發(fā)表了題為“天地之間仲甫獨秀”的評論文章大肆吹捧、各種大小主次媒體爭相炒作一時間鋪天蓋地大有席卷風云操控輿情之勢、而劇組也沒有任何聲音出面否認的時候，我才確信這些人不惜曲解黨史也要刻意地揚陳抑李，是有他們確定不移的政治目的。
共產(chǎn)黨的章程里沒有“天地之間某某獨秀”這一選項，即便是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最后勝利在黨和人民中間威望如日中天的毛教員，也沒有個人獨享這個稱號。
其次，把一個犯了嚴重錯誤給黨造成重大損失且中途退黨的前領袖捧到這個“天地之間一枝獨秀”的位置上，未免太辣眼睛了，我當時就問編劇龍平平，你這么編排黨史，讓那些戰(zhàn)功赫赫業(yè)績卓著、從來沒有背叛過黨的事業(yè)的革命前輩和為黨的事業(yè)獻出寶貴生命的紀念碑上的英雄烈士們情何以堪。
他們揚的是有嚴重錯誤致黨損失的失敗者陳獨秀，抑的是為了庶民的勝利不惜犧牲生命的共產(chǎn)黨領袖李大釗烈士。
就像此前，他們推出莫言王安憶梁曉聲，捧的是墮落低迷和消極反抗，是與黨的上山下鄉(xiāng)與工農(nóng)結(jié)合與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政策宗旨背道而馳的反對者，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詆毀那個偉大的時代，詆毀偉人和他開創(chuàng)的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歷史奇跡的偉大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王安憶梁曉聲們，即便不是反對勢力的嫡出，也都是些折斷了脊梁骨的為另一種政治正確作宣傳的打手、爪牙和炮灰。
他們正是把當年右派勢力代表人物羅隆基儲安平叫囂讓共產(chǎn)黨下臺由他們執(zhí)政的論調(diào)，換了一種腔調(diào)，用另一種方式重新演繹，上一次，他們的反動止于言論便被反右斗爭擊敗，這一次，他們掌控文化話語權(quán)的黑手借著改革的機會，攜著外來資本顛覆勢力、披著藝術(shù)和人性的外衣，伸向了輿論伸向了少年伸向了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而這，就是那道用文學藝術(shù)包裝起來的毒菜，散發(fā)出的酸臭的腐敗味道。
在這樣強勢的腐敗酸臭里，一朵鮮花一道佳肴很難秀出自己的姿色發(fā)出不一樣的清香。
我沒有聞到我期望的芳香，因此把鐵凝也當作了他們中的一員，。
前不久，在一次作協(xié)大會上，新任的作協(xié)主席鐵凝有個講話網(wǎng)上發(fā)表，內(nèi)容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大體一致，我還在后面留言批評她放空炮，嘲諷她面對著下面黑壓壓的反動副主席排面，迎著作協(xié)內(nèi)部層出不窮的類賈淺淺汪方方丑聞，她居然也能侃侃而談講得如此高大上。
因而，對于她此番竟成為國家領導人，我是十分的詫異，勇于斷腕不懼強權(quán)善于斗爭捍衛(wèi)紅色江山、挖出了徐才厚魯煒這樣的禍根的新黨中央，斷無必要對這樣反動的作協(xié)文壇做出任何妥協(xié)讓步。帶著這個疑問，我決定好好研究一下鐵凝。
于是我從鐵凝的作品中挑了一篇《哦香雪》，這篇短小說還曾經(jīng)拍成電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細細地從頭看了起來，二十年來破天荒地讀了下去，希望通過它了解一下我熟悉又陌生的鐵凝，希望能從新的角度，重新認識解讀當年的文壇。
二、我的愧疚
小說很短，卻深深地打動了我。
她寫的就是我的同齡人啊，香雪，活生生的就是我童年時在農(nóng)村結(jié)識的小伙伴。
小說講一列小火車開通了臺兒溝這個小村莊，村里的幾個姑娘通過小火車接觸到城市的人物和他們的新奇物品，這個新的變化給這些農(nóng)村姑娘帶來的沖擊和對陌生的外面世界的向往，這列小火車給她們的青春的向往和希望標定了方向。
小說的色調(diào)清新明麗，就像這些農(nóng)村姑娘的純潔精神，小說的節(jié)奏明快清奇，就像這些農(nóng)村姑娘的健康心地，小說的背景真實清晰，那就是城鄉(xiāng)初次溝通的時代真實的農(nóng)村姑娘的良善樣貌，小說的情節(jié)簡單平實，就像那個時代農(nóng)村姑娘的簡樸清貧的日常生活……
這篇小說創(chuàng)作于1982年的6月，故事里的主人公十七八歲，正是我的同齡人，我可以把那幾個活靈活現(xiàn)的小姑娘，與我童年時的小伙伴對號入座，甚至在小說里出現(xiàn)的，讓幾個農(nóng)村姑娘羨慕不已的城里人的道具——人造革皮書包，泡沫（海綿）的自動文具盒，彩色紗巾、漂亮的頭飾，——都是我曾經(jīng)有過的“時髦”用品。
看著小說用細膩的筆觸，描述著那幾個農(nóng)村孩子對這些新奇物件的感受，我不由得從心底產(chǎn)生了一絲愧疚。我想這一次我是真的錯怪了鐵凝，她年長于我，是成年后上山下鄉(xiāng)去的農(nóng)村，和梁曉聲們一樣，是知識青年插隊的那一代，她放棄城市的優(yōu)越生活，來到這里親身體驗這個偏僻的、剛剛才見過火車的小山村的喜怒哀樂，沒有抱怨沒有消沉，而是把自己融入農(nóng)村姑娘的世界，在她們的生存現(xiàn)實中體味她們的欲求她們的希望她們的遺憾和她們的向往，感受她們的簡單的快樂質(zhì)樸的滿足率真的努力和稚嫩的善良。她在新的艱苦的生活里，看到的不是沮喪不是低迷不是絕望更不是王安憶嚴歌苓們筆下的罪行和墮落，而是城鄉(xiāng)的溝通給農(nóng)村青年一代帶來的希望和美好，在她用自己的筆去描繪這些美好的時候，她已經(jīng)自覺不自覺地初步體現(xiàn)了主席當年讓她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深遠意義。就從她的這篇文字來看，她講《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并非像我說的那樣是無的放矢的空炮，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jīng)用稚嫩的筆，勉力地實踐過這一講話精神。
在這部作品面前，我就有點相形見絀，鐵凝筆下的那些小姑娘就生活在我的旁邊，當年我跟著內(nèi)控右派的父親上山下鄉(xiāng)的時候只有六歲，我和這些農(nóng)村姑娘們一起玩耍長大，一起讀書談天，一起躺在夏日的河灘上曬太陽，一起在望不到邊際的農(nóng)田里幫忙鋤草，我們朝夕相伴情同手足，可是，我當年就有鐵凝小說里說的那個泡沫自動文具盒，而我的小伙伴連文具盒是什么都沒見過，我最好的朋友小金兒（在我的散文中憶過她），人長得如出水芙蓉一般的清麗明媚，比我漂亮百倍，可她去參加婚禮卻要借我的衣服來穿，我從沒想過她的內(nèi)心是什么感受，從沒體驗過她看到我的泡沫文具盒、看到我披著北京姑媽寄來的漂亮紗巾的時候，是什么心情，我從沒有從他們的角度去想過他們的希望他們的需求。
看了鐵凝的《哦香雪》，我知道，那就是她們的感受，我很后悔。回城后的這些年，我很少想起她們了。在鐵凝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正在遼寧省最好的重點高中里做最后的高考沖刺，從此我的生活與她們漸行更遠。
剛回到城里的時候，我也曾受到和她們一樣的歧視，偌大的省城沈陽，甚至沒有學校愿意接收我的轉(zhuǎn)學，怕我成績跟不上影響了他們的升學率，可他們這種對于農(nóng)村長大的孩子的純潔質(zhì)樸善良和無知的歧視，并沒有維持多久，兩年后，這種不公正的偏見對我造成的傷害，就在全省首次恢復中考的頭名狀元這個耀眼的光環(huán)里煙消云散了，然而，隨之也一并煙消云散的，竟然還有我童年的好伙伴。
從此，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被拘囿在英語、理論力學、自動化原理、計算機基礎這些我并不擅長的各種課程中上躥下跳，我那時候也不看中國的現(xiàn)當代作家，八十年代炒作的“火燒火燎”一塌糊涂的顧城海子，我一個都不入眼，但是原因與后來對莫言和王安憶的批判完全不同，那時候我的認知還沒有達到這個高度，我的不入眼，只是少年得志的傲慢，我的古典文化素養(yǎng)，也讓我無法像很多同齡人一樣，去尊崇追捧從徐志摩梁實秋到顧城海子的這些創(chuàng)作，而且新的教育形勢也實在讓我無暇顧及他們。
那時的我，正在成為精英的路上，用英文原版的《簡愛》武裝自己，更進一步的目標是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亞》，這不是我的自覺自愿，我這樣逼迫自己只是因為，了解歐洲，是給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青年精英開的特別窗口，我所熱愛并擅長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不合時宜”，取而代之以英語，英語是我們通往遠大前程的“獨木橋”，要想穩(wěn)坐文化精英的優(yōu)越位置，除了學習英語別無它途，大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英文強”的勢頭，我不得不暫時放下我深愛的中華文化，硬著頭皮去從頭開始努力鉆研歐美人文，這是我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就是那個時候，我把童年時的小伙伴弄丟了，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他們才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當時的我完全不了解、也沒有機會更沒有精力和愿望去了解她們的喜怒哀樂。
如果當年我知道她們是像鐵凝書中寫的香雪那樣的向往著一個泡沫文具盒的話，我一定會送給我的朋友小金兒，我甚至會給她們每人都送一個，畢竟那時候東西都不貴——貴我也不知道，反正父母都有工資，他們花錢很大方。
記得回到城里上學的第一個星期，我的泡沫文具盒連同里面的英雄牌自來水筆一起，都被不知名的同學偷去了，父親得知后，第二天就上中街買了完全一樣的另一套送給我，我知道，父親是不想讓我在備受城市歧視的新環(huán)境下再受傷害，而我想的卻是，在農(nóng)村的時候，從來沒有同學伙伴偷過我的東西，雖然他們是那樣的貧困清苦沒見過大場面。
那時候，我還懷念他們，懷念和他們在一起的日子，可是那也差不多是最后的一點懷念了。
就從這一點看，我那時候的認知，與鐵凝大姐就差的很遠。就落實《延安講話》精神、讓文化為人民服務這一點來說，我完全落在了她的后面，她不是在放空炮，她的這篇小說，就是在踐行延安講話的精神，用自己在城市里偏得的資源，為缺乏這種資源的農(nóng)民孩子發(fā)聲，并用正面的榜樣力量（小火車里那個列車員和帶著泡沫自動文具盒的大學女生），呼喚城里人多多關(guān)注這些農(nóng)民孩子的希望、多些關(guān)照他們的生活，誠心理解她們的缺憾，這不正是主席當年發(fā)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號召的用心所在嗎？想起彼時還曾在光明日報那里罵過鐵凝，此時還對她的升職心存疑慮，我感覺欠了鐵凝大姐一個真誠的道歉。
我這么說不只是因為她寫了我熟悉的童年伙伴，更不是說她這篇小說就如何完美，至少有一點我就不敢茍同，那便是關(guān)于這個對小說情節(jié)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的小火車的來歷。
在我的童年時代，那個美麗的女兒河畔的小村莊，也有這么一個小火車，我的那些小伙伴們，都曾經(jīng)象《哦香雪》里的孩子一樣，每天守時守點地等候著它的到來，再戀戀不舍地看著它呼嘯離去。小火車的速度和場面，承載著他們對于小山村之外的陌生世界的無限向往。
那個小火車是關(guān)聯(lián)錦州市與兩個大型的三線廠和礦區(qū)之間的交通線，應該是五六十年代跟著大三線的建設一起開通的，從我們村經(jīng)過，大三線和知識分子下鄉(xiāng)，給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的生存方式帶來的巨大沖擊和不可逆轉(zhuǎn)的變化，都是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前三十年里創(chuàng)造的歷史奇跡，是消除城鄉(xiāng)差別的最有效也最溫馨的措施，是新中國文化啟蒙事業(yè)的最好開端，《哦香雪》里描述的沖擊，正是這個歷史奇跡的一個角落。
在鐵凝創(chuàng)作《哦香雪》的八十年代，這批小火車已經(jīng)開始日漸冷落直至消亡，在農(nóng)村早已不是新奇事物，隨著農(nóng)民工的大量流出土地，隨著農(nóng)村的日益荒涼凋敝被人遺忘而逐漸成為了歷史的遺跡，這在文化和啟蒙的事業(yè)上，確實是個令人痛心的倒退，更是難以挽回的損失——因為，這一次農(nóng)民工的進城，并沒有進一步消除城鄉(xiāng)差別和兩極分化，反而讓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比之六七十年代是更加地嚴重了。
我的親眼所見，就有兩處這樣的小火車在八九十年代被取締，這應該是當時新形勢下的大勢所趨而不是我眼見的個例，隨著政治形勢的轉(zhuǎn)變，隨著大三線計劃和農(nóng)民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的根本改轍，這些與主席主張的城鄉(xiāng)溝通方式相應的便（讀仄聲變）宜設施也一起消亡了。
年長一些的鐵凝大姐應該也了解這個背景，在她寫這篇小說的時候，小火車已經(jīng)不是鄉(xiāng)村里的新奇事物而是行將消亡的一抹余光了。
鐵凝大姐用了不小的篇幅，刻意虛化小火車出現(xiàn)的時代背景，在它行將消亡之際滿懷深情地述說憶念初相遇時的美好，其用心良苦微言深意，細品之下，更讓人心生感慨五味雜陳。
這種曲筆，恐怕也是她礙于當時形勢的不得已之處，是她屈伸有度的政治斗爭策略吧。畢竟，改開后三十年的文化文藝界，其“政審”的標準和力度還是異常嚴格異常嚴厲的，一點也不遜于他們一直批評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動輒“上綱上線”的前三十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那個時候，提及五六十年代的偉大成就是不合時宜的，尤其是這些小火車的開通，除了少數(shù)建于新中國之前，大部分都是適應于開發(fā)礦產(chǎn)和備戰(zhàn)備荒的三線工程接通城市與鄉(xiāng)村相應的建設項目，從78年開始，陸續(xù)撤銷三線下馬一些國防和科技的重大項目，鐵凝大姐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回放當時小火車開通之際的熱烈場面、在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新形勢下，觸及之前轟轟烈烈的備戰(zhàn)建設，已然很不合時宜了，對此刻意虛化處理，或許正是年長于我的鐵凝，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地方。
所以，她的這部小小說雖然清新明麗健康積極，滿溢著五六七十年代的色調(diào)音容，其風格旨趣和政治立場都完全不同于同時代“呼風喚雨炙手可熱”的莫言王安憶，也得以出版發(fā)行贏得大獎并拍成電影，她本人更是牢牢地占住文聯(lián)作協(xié)領袖的位置，得以主持宣傳落實延安講話的精神，還可能有機會與持不同文化政治立場的副主席們“近身格斗”爭奪文化話語權(quán)，捍衛(wèi)插在作協(xié)陣地上的最后一面紅旗。
而我，就顯得過于迂腐不能入流了，在當年文化界紛繁復雜的政治斗爭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陣地爭奪中被反對勢力排擠到了文化事務甚至社會生活的邊緣，蹉跎了黃金歲月而不能充分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在九七年探望老房東之后，搜集整理了一些反映農(nóng)村現(xiàn)實狀況的資料，加以篩查，我們也曾經(jīng)創(chuàng)作過一部預計四十到六十集的電視劇本《那山那水那情》，重點回放上山下鄉(xiāng)和改開伊始對于農(nóng)村面貌和農(nóng)民生活的不盡相同的巨大沖擊，其中前一部分內(nèi)容，與鐵凝大姐的《哦香雪》風格志趣十分相近，但這部劇卻沒能通過相關(guān)部門的嚴格“政審”而胎死腹中了，應該就是內(nèi)容和觀點過于清晰明確，沒能有效地虛化處理，避開當時的敏感問題，從而踩中了相關(guān)政審的雷區(qū)所致。
三、所謂真實
一篇《哦香雪》，美就美在它的真實，是生活的真實，更是藝術(shù)的真實，一部成功的藝術(shù)作品，必須有生活的真實作為底色，然而，一個展示在社會人面前的藝術(shù)品，還必須有藝術(shù)的真實，藝術(shù)的真實又不完全等同于生活的真實，藝術(shù)的真實，要反映生活的普遍性和典型性，與日記不同，它既是一個社會化的產(chǎn)物，就不能完全以個人好惡發(fā)揮個人想象力去自由發(fā)揮，這就要求藝術(shù)作品要有它的政治立場，人生選項，社會效應，要具足對輿情導向社會影響的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也就是主席延安講話中說的，明確為什么人服務替什么人發(fā)聲的問題。
同樣是在上山下鄉(xiāng)的浪潮中走過創(chuàng)作之路的一代人，鐵凝為被最初的城鄉(xiāng)溝通沖擊的農(nóng)村孩子發(fā)聲，寫出了她們的希望她們的艱難和她們的善良與質(zhì)樸，寫出了不均衡的社會資源分配，給他們造成的人生困境，反映了主席當年致力于改造這一不公平的社會現(xiàn)實的不懈努力。
王安憶和梁曉聲嚴歌苓寫了什么呢？
王安憶的《小城之戀》（也就是當年在遼大門口的書店里看到的，被孩子們“愛不釋手”的那本“性指導”），寫出了未成年的十幾歲縣城女文工團員，急不可待地和男人把戀愛直接“談”到了宿舍床上的所謂“人性”，與旅美作家嚴歌苓的《芳華》如出一轍。
還有那些詆毀知青生活的“文藝作品”，最感興趣的就是民兵連長強奸女知青的“獸性”，也與莫言的“感言”“異曲同工”。
當央視光明日報等主流媒體把他們這些文壇大佬吹捧的太辣眼睛的時候，我就呼吁過那些上過山下過鄉(xiāng)、尤其是棲身于文化文藝界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出來認證一下，那個年代，全國成千上萬個縣城的文工團，到底有多少個象王安憶嚴歌苓筆下的那個未成年女主那樣，置正常的演出活動業(yè)務學習于不顧，一門心思只是急于和男演員把爭取自由的早戀直接談到床上？多少人象嚴歌苓那樣，厚顏無恥地污蔑詆毀指責丑化當年曾經(jīng)壓抑了她的“青春激情”的領導？
呼吁大哥哥大姐姐們，出來澄清一下，在當年，全國成千上萬的民兵連長中，到底有多少個是強奸女知青的敗類？這個強奸女知青的梗，在很多個有關(guān)知青生活的影視劇文學作品里出現(xiàn)，在輿論的炒作下，就形成了有女知青的地方就有干部來強奸她們的社會效應。
呼吁大哥哥大姐姐們，替后輩們問問莫言，當年紅旗下長大的少年，到底有多少人，能如此顛覆約定俗成的鄉(xiāng)黨道德觀念，明明偷了集體的東西，還在成年得勢以后，那樣理直氣壯地公然詆毀曾經(jīng)批評懲戒過他的當家長輩、公然為自己的偷竊行為張本？
我曾經(jīng)點名呼吁過當時的作協(xié)主席張抗抗，讓她出面講一講民兵連長強奸女知青的現(xiàn)象到底有多普遍？她本人作為女知青有沒有遭遇過，如果沒有，她又是如何躲過如此不堪、在輿論界“如此普遍”的上山下鄉(xiāng)的“惡果”的？
但他們集體失聲，沒有聽到出來澄清的聲音，為什么？
因為媒體被反對勢力操控，即使有他們的聲音也都被屏蔽了，當年莫言詆毀山東抗日軍民的時候，就有彼時在山東堅持抗日的八路軍老戰(zhàn)士聯(lián)名致信澄清真相，但老八路的聲音沒有機會和莫言的謊言同步傳出，莫言的謊言彷佛就代替了真相。文化界老知青們的集體沉默，客觀上默許了王安憶嚴歌苓莫言梁曉聲們對那一個時代和那一代人的污蔑。
當年全國范圍流行新加坡六六給中國人編的《蝸居》，把為了房產(chǎn)不惜以小三上位的女角定成了八零后，勇敢的八零后女生集體發(fā)聲抗議這部劇對他們?nèi)烁竦脑g毀和污蔑。
當然，這樣的發(fā)聲同樣也沒能阻止《蝸居》的大紅大紫，在資本和漢奸公知的干預下，一代八零后的聲音，就這樣被淹沒了，但是她們奮起抗爭反擊顛覆勢力的精神，卻給了我們對未來的極大信心，眼下網(wǎng)絡上還有大V們不斷地警醒世人嚴防“網(wǎng)絡紅衛(wèi)兵”出現(xiàn)，他們的恐懼，和我們的信心，應該是出自這同一個源頭吧。
我的小伙伴之一，也曾經(jīng)是當?shù)乜h劇團的文工團員，在那里演出學習成長直到縣劇團被取消解散。
她從小能歌善舞，兩年前她病重來沈陽看病住在我家，我?guī)ヒ粋€小型的聚會，她重病下的一曲《南泥灣》還直逼原唱，就在去年，她的一段跳舞的視頻，在快手上被鄉(xiāng)親們點贊四十多萬次。
她當年在縣文工團做演員的時候，絕對沒有談戀愛，把戀愛談到床上這種事，她直到現(xiàn)在也不敢聽更未曾想，她一直很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很努力地練習唱歌跳舞，偶爾也會幻想著嫁入一個有知識有地位的城里人家，可是，當年那叛逆時代、鼓吹成就個人“人性”自由把戀愛直接談到床上的王安憶成了作協(xié)副主席和著名作家，當年一心只有早戀的嚴歌苓成了旅美的著名大陸編劇，當年和她們一起玩耍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從航空工程師轉(zhuǎn)行成了詩壇精英文化名流，可是，一心向上勤勉努力的我的兒時的伙伴，盡管直到今天也沒放棄她的文藝夢想，卻仍然只是個讓城里人歧視的、進城看病還“找不到北”的農(nóng)村婦女。
這就是文化資源的不均衡分配帶來的社會不公。
主席的延安講話，也是號召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要致力于消除這種社會的文化的不公，幫助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鐵凝寫出了生活的真實，幾十年后的我，敢于也甘于出面認證鐵凝的真實，那里寫的，就是發(fā)生在我童年的事情，那些活躍在字里行間的美麗的生命，就是我可以一一對號入座的童年的農(nóng)村伙伴。這是因為，她寫出了生活中一個角落的普遍性。
王安憶和梁曉聲們呢？
或許，他們寫的情節(jié)，也是生活中時有發(fā)生的事情，畢竟，膽大妄為不思進取急于偷嘗禁果的少女什么時代都有，強奸甚至殺人罪犯的出現(xiàn)，在任何時代都不能避免，有誰敢說，那是那個時代獨有的，普遍發(fā)生的事情？憑什么擇其一端去否定整個時代精神？
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與眾不同的人物，劉胡蘭趙一曼那樣堅定執(zhí)著的革命英雄，和王安憶筆下的女主、張藝謀鏡頭下的菊豆——那樣的挑戰(zhàn)時代道德底線的反社會叛逆，都是人類中的極大少數(shù)。
文藝作品中只塑造劉胡蘭，被后來的文藝界指責是違背了人性。因為生活中罕見這樣的人格，資產(chǎn)階級的人性也堅決反對這樣的付出。她有了藝術(shù)的典型性，卻缺乏生活中的普遍性。
文藝作品中只塑造謝小娥（見從《白鹿原》改編的電影）和菊豆（張藝謀的電影《菊豆》），就是張揚了人性？他們所張揚的到底是人性還是“人的性”？
同樣是缺乏生活中的普遍性的劉胡蘭和菊豆，我們應該把高光打在哪一個的頭上？我們的時代選擇讓哪一個在社會上發(fā)揮榜樣的影響力，是關(guān)乎這個社會的精神健康狀況和培育后代的方向的基本原則，揚菊豆而抑劉胡蘭，是讓社會墮落的推力，是舉枉錯諸直的教唆，與政治上的揚陳（獨秀）抑李（大釗）是一脈相成的。
女知青被干部強奸，和大學里女學生被教授強奸，是同等程度同樣性質(zhì)的犯罪行為，而且，那個時代女知青更多時間是處在集體的環(huán)境中，后來不斷強化個性自由保護個人隱私成了社會共識的情況下，女學生有更多不容外人打擾的獨處空間，這意味著，教授強奸女學生的機會，要大大高于干部強奸女知青，也就是說，發(fā)生在大學里的強奸案，很可能要比當年集體中的干部強奸女知青案更多，情節(jié)也更惡劣。
為什么幾乎所有涉及上山下鄉(xiāng)時代的影視劇文藝作品，都把某個民兵連長強奸女知青的個別事件，當成了上山下鄉(xiāng)時代的典型情節(jié)來渲染？而更加普遍地被頻頻揭穿的大學校園里，教授騷擾強奸女學生的事件，就沒有人當作“文化還鄉(xiāng)團”回來之后，知識分子道德淪喪師風墮落的典型情節(jié)來進行加工渲染，甚至把它炒作成大學校園里的普遍現(xiàn)象？
當年克林頓出軌萊溫斯基的報道滿天飛，甚至被做成點心全球發(fā)售，而鄧文迪出軌布萊爾的消息卻泥牛入海了無蹤跡。
美國總統(tǒng)和媒體大亨到底誰是主子？媒體文藝界文化界的話語權(quán)掌控在誰的手里，不是一目了然嗎？
一個持續(xù)了八年的抗日戰(zhàn)爭取得最終勝利，經(jīng)歷了日本人給閻連科祖母吃糖的“感恩”、姜文的《鬼子來了》中，對日本侵略者的惡意麻木無感的民眾，最終被血洗殺戮的茫然無措、到《八百》中“無力成功只能成仁”的絕望抵抗、至南京大屠殺的驚天慘案、直到最后李向陽式的全民抗戰(zhàn)取得最終勝利的全過程。
閻連科的祖母、姜文的《鬼子來了》和管虎的國軍“成仁”都是“真實”到讓文藝界文化界筋酥骨軟的“真相”，只有《論持久戰(zhàn)》的光輝思想指導下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李向陽們的全民抗戰(zhàn)，備受文藝文化界的指責詆毀惡意誹謗。
就鄉(xiāng)村扶貧工作，胡錫進說兩極分化本來就沒那么嚴重，言外之意人民都富起來了扶貧是多余？前幾天朋友聚會，也有人陰陽怪氣說“脫貧了嗎？那誰誰不是還窮的借錢看病嗎？”
這樣的雙標比比皆是，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有一個貓富了起來，就是政策的完美成功，扶貧振興農(nóng)村的過程中，只要還有一戶沒有致富，就是完敗謝幕。
為什么？
因為政治立場的尖銳對立，因為階級斗爭的不可調(diào)和，這種雙標是公知媒體的“政審”紅線！
主席可以打倒當年的右派分子，卻來不及撲滅他們把持話語權(quán)、顛覆新中國的政治野心，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夢想著把新政權(quán)拖回到周期律的舊軌道上去。
對文藝作品中的真實的理解，離不開階級的政治的基本立場。
四、所謂深刻
有人說鐵凝的作品失之于淺？
乍看之下有些道理。
根據(jù)梁曉聲的《人世間》改編的電視劇《人世間》，在開篇第一集就濃墨重彩地渲染老工人家庭為孩子上山下鄉(xiāng)的事情而“生離死別”的“慘象”，這個對上山下鄉(xiāng)政策的詛咒，以臆想的悲劇情節(jié)炸開，比之開篇用敲鑼打鼓的熱烈場面歡送工人大院子弟響應號召到農(nóng)村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的現(xiàn)場氣氛，就顯得深刻得多，這似乎表現(xiàn)了梁曉聲不容政治洗腦特有判斷力的智力上升的錯覺，是不是這樣？
《人世間》的第二集，逼迫這個老工人的兒子去現(xiàn)場觀摩他的好友被槍斃的情節(jié)，導致了這個青年出現(xiàn)嚴重的精神異常，這是對那個“非人性”的時代的慘烈控訴，比較一下，讓這個新入廠的工人努力上進向老工人學習技術(shù)認真鉆研搞技術(shù)革新終于取得成果而成為勞動模范被表彰，因而興奮得睡不著覺的場面，同樣是一個青年睡不著覺的情節(jié)，同樣可能發(fā)生在那個年代的完全不同的兩個人生，是不是前者顯得更加刺激更加深刻？這樣，《人世間》作者的這個情節(jié)，是不是顯得比《瞧這一家子》里的那個技術(shù)革新的情節(jié)更加深刻更加與時代格格不入更加與眾不同更加有獨立思考的特征也更加的顯示出梁曉聲的智力上升的錯覺？
再來，中央電視臺在2022年的春節(jié)——新文化啟程的早春里，把上面提到的兩個特別刺激特別地與舊歷春節(jié)的歡樂氣氛格格不入的情節(jié)安排在大年初一的傍晚，讓全國人民坐在電視機前觀賞這“悲慘的控訴和時代的哀鳴”，是不是比大過年的一家子團圓就忘乎所以地傻樂呵更加地有內(nèi)涵更加的深刻更加地有教化人民警醒時風的輿論作用？
所以，梁曉聲的《人世間》，是不是就顯得比鐵凝的《哦香雪》更加地深刻更加地有內(nèi)涵，甚至讓公知們確定他的作品比鐵凝的也更加地“藝術(shù)化”、他的氣質(zhì)人格比鐵凝也更加地有藝術(shù)魅力？
用胡錫進的“撇開政治大法”來說，就是撇開政治立場不談，單就純粹的文學文藝作品來說，樹立的道路也永遠比批判更加兇險更加艱難更加需要情懷、耐力和勇氣的堅守骨力的支撐。
如果讓我來寫鐵凝這個《哦香雪》，我可能會做如下調(diào)整，我們模擬一個創(chuàng)作綱要來說明一下能讓作品顯得更深刻的過程：
把這整部小說的內(nèi)容只當作一個序篇，從小火車開通帶來的沖擊，寫到分田到戶時，農(nóng)民那如閻連科祖母的日本糖一樣的滿足與感恩，千百年來，短視的小農(nóng)自給自足經(jīng)濟思想唯一不變的目標，其實也不過就是自己門前的一畝三分地，把土地從集體化的管理中分派給私人，一定會即刻讓農(nóng)民感恩戴德、發(fā)家致富的積極性暴漲。
然后，我還會寫分田之后由于勞動力和經(jīng)營能力社會地位的不平衡，漸漸開始的農(nóng)村里的兩極分化。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另一部分人可能瀕于破產(chǎn)敗家。這樣的情節(jié)設計不是空穴來風，它基于我的兩個直接經(jīng)驗。
九七年我回女兒河畔去看望老房東的時候，當?shù)赜袀€大哥，是個轉(zhuǎn)業(yè)軍人，更是個老實巴交埋頭苦干的普通莊稼漢，他分了田有了積極性也想致富，辛辛苦苦好幾年種的葡萄終于獲得豐收，可是，村里很多人也都種植了葡萄獲得了豐收，趨之若鶩的葡萄生產(chǎn)明顯過剩，大大超過需求和售賣能力。他的上百斤（具體數(shù)不明，總之裝滿了他的地窖）葡萄推擠在菜窖里等著發(fā)霉爛掉，他吃到想吐也沒找到解決這葡萄的出路，致富的夢想破滅，他最終也只有破產(chǎn)贖田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一條后路等著他。
那個村里當年還有個小伙伴，和我同年，他不上學不勞動也從不穿衣服，每天山上山下全裸狂奔（我們背后都叫他光屁出溜），曬得黝黑健壯，長得英俊機靈，也時或會在我們上學的路上劫道打人。這時候的他已經(jīng)承包了附近的一處礦區(qū)，成了當?shù)刈钣谐鱿⒌拿捍罄习濉?/p>
這是一個完全真實如假包換的故事。
如果，我用這個特定場合的特殊故事來以偏概全刻意加工，如果，我的這部作品還有背后巨手支撐，讓它大紅大紫在央視一套春節(jié)檔公映（象《人世間》那樣），有大v尤其是《光明日報》的頭版宣傳、有資本惡捧，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要做的大文章到此還并沒有結(jié)束。
接下來，再把筆鋒從這個特定的故事轉(zhuǎn)向普遍性，富士康的連跳，拼多多老板的“窮人要用命換錢”，農(nóng)民工進城被騙討薪被打，孤兒寡母被地產(chǎn)商打手蹂躪欺負……
當年，廣東的農(nóng)民作家，我的朋友，寫了一部小說反映改開后農(nóng)村青年追求文化夢想的《鄉(xiāng)夢》，讓我作序，我對他把主人公設為無父無母只有爺爺撫養(yǎng)的孤兒深感不解，還提醒他這個設定恐怕缺乏普遍性，他用含蓄的一笑避開了我的問題。
后來，我在廣東的一個小城里帶孩子們排練兒童話劇，站在舞臺上十三五個不滿十歲的孩子中，竟然有三個如假包換的孤兒。
我大大地震驚了。
這里地處珠三角的邊緣，離廣州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離深圳三個小時，是在全國也數(shù)得上的富裕地區(qū)。以此推之，那些西南西北偏遠貧困地區(qū)會是什么境況？
胡錫進曾撰文稱，什么兩極分化，中國的貧富差別哪兒有那么嚴重？他不僅把黨中央扶貧工作的現(xiàn)實意義連根掘起，而且把農(nóng)民的苦難現(xiàn)狀也視作無物，不知道他到底長的是不是人眼有沒有人心？
總書記強調(diào)，不得罪少數(shù)腐敗分子，就要得罪十三億中國人民，我們準備好了應對他們的冷戰(zhàn)。
那意味著，不頂著胡錫進們的逆流去戰(zhàn)斗，就得犧牲人民群眾的利益，對人民的苦難視而不見。
面對這個基本事實，如果我再自由地發(fā)揮我的藝術(shù)想象力，用我多年研劇訓練出的情節(jié)鏡頭剪輯手段，用我所拿手的專事傷痕文學的小雅藝術(shù)的家數(shù)——屈原和李商隱手中的那把無往不利的殺人軟刀（毛教員曾說過屈原“手中握有殺人刀”），再加上孔圣流傳的春秋大筆，調(diào)劑上莫言余華葉辛們那樣的深深惡意，把這些孤兒和死難者寫成某些特定時代的特定政策帶來的“罪孽”，或者一個時代欠下農(nóng)民的“孽債”，……
試著想象一下，《哦香雪》這篇小說，要是捋著這個創(chuàng)作提綱來續(xù)改一番，是不是比鐵凝的原創(chuàng)深刻了許多精英了許多也藝術(shù)了許多？看上去又是多么高度地還原“歷史真相”、“不畏強權(quán)敢講真話”？
傷痕文學，知青文藝，漢奸影視，公知輿論，……余華莫言梁曉聲們，就是用這樣以偏概全專找下水道“真相”的卑劣方式詆毀主席開創(chuàng)的新中國的偉大基業(yè)，并踏著人民的苦難竊取了藝術(shù)和深刻這兩頂桂冠而成為“無冕之王”的。
主席當年就批評宣傳部，大意是，新聞報刊上每天百分之七十多的文章在罵人，再這么罵下去，新中國早晚被他們罵塌！
當年的“他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辱罵新中國辱罵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quán)的。
萬幸的是，莫言的謊言也好，余華和葉辛的所謂真相也罷，他們這些數(shù)典忘祖的敗家子，都沒有入門到我們祖宗傳統(tǒng)中這種專寫傷痕的小雅藝術(shù)的殺人軟刀，他們只會把他們自己或者他們主子對于偉大的新中國的深深惡意，機械地不倫不類地組裝在一起，利用資本利用金錢去運作他們的輿論影響和破壞力量，根本談不上任何“藝術(shù)”的效果。
模擬一下來說明問題也就罷了，我當然不會真的這樣去寫，具足真正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英的良知和底線，我不會無視改革開放取得的驚人成就，也不忍心用我的筆，把廣大農(nóng)民兄弟付出的代價變成一段歷史的虛無。
我從未反對過改革開放，但是我也認為，如果（如果世間真有如果的話）沿著毛教員指明的道路有序地開放搞活，農(nóng)民兄弟可能就不必遭二遍苦受二茬罪，不必要付出如此之大的代價，我們的文化不至于搞得這樣烏煙瘴氣。毛教員那一代人已經(jīng)領導中國的無產(chǎn)階級取得了紅色政權(quán)的勝利，誰能想到新中國農(nóng)民的第二、三代又重新被資本奴役被資本家逼迫著“拿命換錢”呢？
可是，這樣的改開雖不盡理想，但畢竟新中國又一次在農(nóng)民兄弟的手里，成了世界矚目的“建筑狂魔”，全球最大的產(chǎn)業(yè)基地等等，這是改革開放中農(nóng)民兄弟用巨大的代價換來的不容抹殺的驚天成就。
面對著農(nóng)民兄弟的苦難，我不能象胡錫進那樣無動于衷不肯正視，不能不反思我們這些年走過的彎路險灘，但是，紅旗畢竟還高高地飄揚在天安門廣場，雖然歷經(jīng)八九年六月的那場危機，我們畢竟沒有重蹈前蘇聯(lián)的覆轍，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幾經(jīng)雨打風吹，依然還是中國人民最堅定的精神信念、最耀眼的指路明燈。
我不能以偏概全，用所謂的真相去詆毀改革開放的整體成就。
新文化要做的，不是一味地回放苦難和傷痕，而是去摹寫歷經(jīng)苦難后的成就與輝煌。
五、謂之新文化
記得習近平總書記說過的話，大意是：不要管人怎么說，我們只要專心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這才是新文化精神的標志。
新文化不是批判，而是建設。
所有不是為了建設的文化文藝作品，都不是新文化。
我的這些批評文字，莫言梁曉聲王安憶們的所謂傷痕和詛咒，從形式上還是本質(zhì)上，都屬于腐朽衰敗的舊文化，我們只是站在根本對立的政治立場上，用文字在進行著爭奪話語權(quán)的短兵相接的隔空格斗。
他們的方式任性而跋扈，旨在蠱惑煽動，是因為他們竊取了幾千年來舊文化把持的話語霸權(quán)和廟堂席位。
我的方式咄咄逼人，旨在誅心剖膽，警醒世人，為新文化開疆拓土爭奪話語權(quán)。因為我掌握了我們老祖宗傳承數(shù)千載的、經(jīng)由歷代紳權(quán)精英千錘百煉的文化專制的嫻熟技能，我有這樣的底氣和自信。
千百年來，這樣的文化專制技能，都是高高地懸置于廟堂之上，從來沒有落戶到民間，后三十年文化界，借著進一步的解放思想，終于在“人家畢竟有錢”的高壓下，剝?nèi)チ酥R精英最后的一塊遮羞布，死守著底線的“最后的儒生”不得不脫去長衫融入大地，這種文化技能，千百年來才第一次腳踏實地，為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勞苦大眾仗義執(zhí)言，象落到大地的安泰一樣增益無窮，汲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
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心中有人民，胸中有底氣，身上有力量。
如果我果真象前面模擬的那樣作了《哦香雪》的續(xù)篇，來渲染后三十年的傷痕孽債，那是我以牙還牙睚疵必報，回敬偉人身后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算是以暴易暴的輪值，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往復循環(huán)。對于爭奪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權(quán)而言，或者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斗爭方式，但是究其實質(zhì)，終究不是真正的解決新文化根本問題的建設性成果。
新文化如果不能揚塵策馬、棄舊圖新、從舊文化的軀殼中開辟出自己的嶄新天地，活出自己浴火重生的全新色彩，即便奪取了文化的話語權(quán)，也無法站穩(wěn)腳跟發(fā)揚光大，最終還是會在歷史循環(huán)周期律的泥淖中苦苦掙扎。
從這個意義上說，鐵凝大姐的《哦香雪》，雖然簡單稚嫩，卻也是新文化破土的雛芽。
它是建設性的，它的簡單，源于新生活的稚拙，千百年來城鄉(xiāng)之間的初次溝通，就簡簡單單文文弱弱地邁出了他的第一步，從形式上說，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哦香雪》不添枝加葉也不妄自菲薄，就記錄了這個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說她淺也好，說她淡也罷，現(xiàn)實就是如此，鐵凝大姐至少在認真篤實地添火加薪，努力加持新文化的配比。
它的新風致，也是源于新生活的新氣象，這個現(xiàn)實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卻是人類史上跨越時空的一次大飛躍，是毛教員從高瞻遠矚的社會理想走向改造社會現(xiàn)實移風易俗的偉大啟蒙事業(yè)的又一個光輝起點。
歷史在搖擺循環(huán)中前進，新文化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他才剛剛學會扶墻蹣跚，就被改革開放泥沙俱下的大潮沖擊的跟腱不穩(wěn)了。
有多少建設的元素，就寫多少，一個嬰兒彼時彼刻就前進了這么一小步，再往前寫，就都像回頭路。
正如我上面模擬的《哦香雪》續(xù)篇，不管我是把它編成瞎話溢美，把它包裝成傷痕控訴，把它堆砌成詛咒詆毀顛覆，還是把它偽裝成批判表現(xiàn)高明，都不過是陷入了舊文化的泥潭重又走進循環(huán)。
幾千年的舊文化，就像一個耄耋老者，他已經(jīng)沒有建設的能力，有的只是抱怨和遺憾。他的批判精妙而深刻，他的辨析精準而周密，他的經(jīng)驗給人醍醐灌頂，他的教訓令人驚悚顫栗……
舊文化垂垂老矣已經(jīng)無力前行，他的最后一抹夕陽，投射在誰的身上，卻是我的文章和梁曉聲王安憶們的最大區(qū)別。
通過指責新文化這個嬰兒走的不好走的不美走的不夠遠走的不倫不類，大肆撻伐阻擋這個嬰兒成長的機會，想把它扼殺在搖籃里，此前，文壇上流行的幾乎所有聲音，都是要讓這個新生的嬰兒灰飛煙滅，即使做不到灰飛煙滅，至少也要讓他自暴自棄自慚形穢，高大全如此遭遇，八大樣板戲備受詆毀，新文化的萌芽經(jīng)歷著翻云覆雨的黑手蹂躪……
他們甚至對高大全的作者實行斬草除根挖墳掘墓的暴刑來殺一儆百（我是指精神傳承上的殺一儆百），全員出動對新生代小粉紅大肆詆毀嚴厲打擊。
在這樣的情況下，小雅藝術(shù)的溫婉曲筆，也不得不錘煉成殺人如麻不著痕跡的軟劍。
舊文化最后的一口氣，舊文化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最后機會，就是掰斷他們伸向新文化幼兒的那只黑手，為新文化新生代保駕護航讓他們一路平安地健康成長，走出屬于他們的健美姿勢，走向?qū)儆谒麄兊妮x煌未來。
也不知哪個無知無畏的文壇敗類，從哪個陰溝里發(fā)掘出了“文學不是用來歌功頌德的，而是用來批判的”奇談怪論。
藝術(shù)，當然也包括文學，就是用來歌功頌德的，歌功頌德就是它最初的唯一功能。
我們中國文學的源頭，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詩經(jīng)，換個說法也就是“饑者歌其食之功，勞者頌其事之德”。
全世界其他的民族也莫不如此。
初民們歌頌豐收，贊美天神，頌德消災，歌唱自己的民族英雄，用藝術(shù)記錄輝煌的業(yè)績，用歌謠鼓舞后生們進取……
文藝的初起，就是為了一個興旺的民族、為了一個民族的興旺而歌功頌德的工具。
把文學解讀為批判的工具，是文人的無知和文壇的墮落與沒落。
鐵凝的《哦香雪》是歌功頌德的，歌城鄉(xiāng)溝通之功，頌人民樸正之德，這本是文學最純正的功能，但是，在文壇把“文學是用來批判的”奉為圭臬的形勢下，她不但唱頌歌，而且還是為普通的農(nóng)家女兒作頌，如此的逆潮流而動，居然一枝獨秀屹立文壇不倒，象插在作協(xié)的黑土里一面迎風招展的紅旗，的確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我對她的誤解，想來也應該是情理之中吧。
黨中央把這樣一個為農(nóng)家女作頌的女作家提升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向全國人民宣示了如今的黨中央對文化事業(yè)的高度重視和今后新文化建設的總體方向，這一舉措，讓多少個堅守充滿信心，給多少個求索帶來希望，面對新文化噴薄紅起的未來，廢墟轟然驚醒，駑馬躍躍欲試，新文化的前路大有可為。
毛教員說過，中國的新文化，必定從舊文化中生長出來，又不同于舊文化。
我們這樣從舊文化走來的遺民，能為新文化開疆拓土保駕護航，作新文化幼苗成長的肥料給養(yǎng)，已是余生之大用。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但愿我們都有這樣的情懷，有這樣的覺悟，有這樣的責任感，有這樣的犧牲精神，為新文化開拓一片晴朗的藍天，把自己化作一片熾誠的熱土，讓新文化在其中自由地飛翔勁舞、健康地生長壯大，不負教員對我們這一代寄予的深情厚望，不負生在這一個千年變局的偉大時代。
最后，還是讓我們一起高唱《國際歌》，來結(jié)束這一篇絮絮叨叨的文字吧：
“是誰創(chuàng)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怎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他們消滅干凈，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jié)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xiàn)！”
2023年3月18日
作者簡介：
夢也無聲 著名詩人、詩詞評論家，中國古典詩歌的愛好者實踐者傳播者，作家、影視編劇、影視策劃人
作者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