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九大鎮(zhèn)國之寶（3～9）
三、石刻壁畫：秦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刻石文字，唐初時共發(fā)現(xiàn)了十枚，上面皆用大篆字體刻著一首四言詩，共十首七百一十八字，刻的是秦始皇游獵之事，這是我國最古老的石刻文字，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石鼓館。
關(guān)于石鼓文的確切年代，一直存在著爭議，清末有學者認為這是秦文公時期的東西，郭沫若認為是秦襄公時物，現(xiàn)代的學者有認為這是秦始皇時代的作品。
石鼓文的拓本，從唐代的時候就有了，人們普遍認為，石鼓文具有很高的書法藝術(shù)價值，其對后世的書法和繪畫都有很重大的影響。
歷史沿革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興三疇原(今陜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后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zhàn)亂，石鼓散于民間，至宋代幾經(jīng)周折，終又收齊，放置于鳳翔學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鼓》，于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忭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后因宋金戰(zhàn)爭，復遷《石鼓》于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后，見到石鼓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的風雨滄桑?？谷諔?zhàn)爭爆發(fā)，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抗戰(zhàn)勝利后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為更好地保護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學)?，F(xiàn)仿鼓在北京國子監(jiān)。其形狀與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別。
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fā)現(xiàn)于唐初，共計十枚，高約三尺，徑約二尺，分別刻有大篆四言詩一首[1]，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內(nèi)容最早被認為是記敘秦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宋代鄭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論”開始盛行，清末震鈞斷石鼓為秦文公時物，民國馬衡斷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斷為秦襄公時物，今人劉星、劉牧則考證石鼓為秦始皇時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殘，北宋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閣藏本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馬薦”鼓已一字無存。原石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石鼓館。
中文名：石鼓文
外文名：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別名：獵碣
類別：秦刻石文字
名字由來：刻石外形似鼓
甲骨文
甲骨文，又稱“契文”、“甲骨卜辭”、“殷墟文字”或“龜甲獸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tǒng)，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遺存主要發(fā)現(xiàn)于鄭州商城，商代后期以安陽殷墟為代表。甲骨文是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考古發(fā)現(xiàn)卜骨數(shù)量眾多，共計十余萬片，內(nèi)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記錄，也可見多邦國部族的族徽稱名。甲骨文約4000單字，反映了文字符號系統(tǒng)的基本構(gòu)成。與《說文解字》確立的定型古漢字符號系統(tǒng)相比，甲骨文已具備漢字構(gòu)形的各種類型，兼?zhèn)鋫鹘y(tǒng)“六書”中之“四體”，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已基本確立了構(gòu)形方式，構(gòu)形系統(tǒng)已逐步發(fā)展成熟。從字形構(gòu)成、符號化程度、書寫形式和使用功能等方面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一種經(jīng)歷了較長時間發(fā)展、結(jié)構(gòu)成熟、功能完備的文字符號體系，是可以確定的漢字進入成熟階段的體系完整的文字樣本。2017年10月，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截至2022年11月，中國甲骨文發(fā)現(xiàn)總計約十五萬片，經(jīng)科學考古發(fā)掘的有三萬五千余片，單字數(shù)量已逾四千字左右。
金文
金文，是指漢字的一種書體名稱，指的是鑄造在殷商與周朝青銅器上的銘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鐘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中國在夏代就已進入青銅時代，銅的冶煉和銅器的制造技術(shù)十分發(fā)達。因為周朝把銅也叫金，所以銅器上的銘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為這類銅器以鐘鼎上的字數(shù)最多，所以過去又叫作“鐘鼎文”。金文應用的年代，上至商代末期，下至秦滅六國，約800多年。金文的字數(shù)，據(jù)容庚《金文編》記載，共計3722個， 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
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fā)現(xiàn)于唐初，共計十枚，高約三尺，徑約二尺，分別刻有大篆四言詩一首，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內(nèi)容最早被認為是記敘秦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宋代鄭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論”開始盛行，清末震鈞斷石鼓為秦文公時物，民國馬衡斷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斷為秦襄公時物，今人劉星、劉牧則考證石鼓為秦始皇時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殘，北宋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閣藏本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馬薦”鼓已一字無存。原石現(xiàn)藏于故宮。
由來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為四言詩，為中國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記述秦皇游獵之事，也稱“獵碣”。
字體在古文與秦篆之間，一般稱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還是秦后，考古界無定論。郭沫若鑒定認為應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年）時期的作品。劉星、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3]研究認為石鼓文產(chǎn)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書令下三十日之內(nèi)一段時間的可能性較大[4]。石鼓文是學習篆法的珍貴資料，近代書家吳昌碩臨寫石鼓造詣極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臨習時的借鑒。----《古代碑帖鑒賞》費聲騫
字體形狀
石鼓文的字體，上承西周金文，下啟秦代小篆。從書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銘文蓋十行，器五行，計121字。其書為石鼓、秦篆的先聲，字行方正、大方。橫豎折筆之處，圓中寓方，轉(zhuǎn)折處豎畫內(nèi)收而下行時逐步向下舒展。其勢風骨嶙峋又楚楚風致，確有秦朝那股強悍的霸主氣勢。然而更趨于方正豐厚，用筆起止均為藏鋒，圓融渾勁，結(jié)體促長伸短，勻稱適中。古茂雄秀，冠絕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開小篆之先河，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石鼓文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范本，故有“書家第一法則”之稱譽。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楊沂孫、吳昌碩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流傳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國藏的《先鋒》、《中權(quán)》、《后勁》等北宋拓本。
流傳歷史
唐朝
初次發(fā)現(xiàn)
627年，在陜西鳳翔府陳倉山（今寶雞市石鼓山）的北阪，一牧羊老人發(fā)現(xiàn)了10面怪異的花崗巖大石。這些碩大的石體形似鼓，圓而見方，上窄下大，高約3尺，中間微凸，模樣奇特。令人不解的是，當一塊大石上的泥土被清除后，居然顯露出大量的神秘文字，筆法奇異，竟無人能識。于是，流言四散，怪論頻生。更有鄉(xiāng)民聞風而至，焚香跪拜，驚為天賜之神物。
自此，陳倉突然變得熱鬧非凡。文人墨客紛紛慕名而至，一窺究竟，并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尋名家研究。更有大戶懸重金求解謎題。但文字之謎不僅未被揭開，反而借著民間傳言，而變得神乎其神。
安史之亂
100多年后，“安史之亂”爆發(fā)，唐王朝在戰(zhàn)火中風雨飄搖。正在雍城躲避戰(zhàn)禍的唐肅宗聽到石鼓的傳聞，心生好奇，責令州府官員將10面怪石運下陳倉山，遷往雍城城南，就是后來的鳳翔縣城之南，與駐扎在這里的文武百官賞玩。
石鼓被遷至雍城短短幾個月后，便隨著戰(zhàn)亂的來臨而蒙難。當叛軍逼近鳳翔時，滿朝文武百官出逃，為躲避戰(zhàn)禍，石鼓被倉促移至荒野掩埋起來，并對外宣稱“毀失”。一時間，天下人為之抱憾。
再次出土
石鼓被掩埋兩年后，“安史之亂”平定，天下得以太平。陳倉石鼓的命運也迎來了轉(zhuǎn)機。公元806年，地方官吏查訪到了石鼓的埋藏之處，請朝內(nèi)的名家主持挖掘。韓愈還因此上書朝廷，請求移石鼓到京城太學府內(nèi)妥善保管并重立其學術(shù)。但韓愈的請求并未被朝廷所重視，奏折在朝堂上被積壓了8年之久。
公元814年，鄭余慶就任鳳翔尹，兼職國子祭酒，主掌國家學術(shù)教育、文化事業(yè)。他偶然看到塵封已久的韓愈奏章，深深為之觸動。于是，重新奏請朝廷，希望能妥善保管陳倉石鼓。于是，曝于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當?shù)乜讖R。
石鼓重新出世，已是蝕跡斑斑，石鼓上的字跡殘缺不全，引得無數(shù)名家學者為之慨嘆。更可惜的是，由于一直被棄于荒野，其中一面石鼓居然莫名遺失。這就是后來曾經(jīng)轟動天下，也常引發(fā)歷代學術(shù)爭端的作原石鼓。
9面石鼓在鳳翔孔廟中呆得并不安穩(wěn)。90多年后，曾經(jīng)鼎盛的李唐王朝忽然間在接連爆發(fā)的戰(zhàn)亂中坍塌。令人痛惜的是，鳳翔孔廟在戰(zhàn)火中被焚毀，廟內(nèi)所藏的9面石鼓也被人盜運一空。陳倉石鼓，在亂世中重新遁跡于草莽江湖。
宋朝
司馬光之父司馬池導演的北宋文物造假工程
當北宋王朝一統(tǒng)天下，并逐步剿滅割據(jù)一方的諸侯之后，全國的經(jīng)濟與文化在短短數(shù)十年得到恢復，并取得了飛躍。當宋仁宗查閱前朝遺留下的經(jīng)史檔案時，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關(guān)于石鼓的傳奇紀略，對遺失百年的陳倉石鼓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
宋仁宗是中國歷史上頗為有名的書畫君王，他不惜以高官厚祿相許，令天下有才德之士遍地尋訪、查找陳倉石鼓的下落。
時任鳳翔知府的司馬光之父司馬池聞得此消息后，便竭盡心力去尋找傳說中的10塊大石，試圖投君王所好。
司馬池經(jīng)過幾番周折，終于使消失百年之久的陳倉石鼓重見天日。只可惜，尋到的石鼓只有9面，早在唐末便已遺失的作原石鼓仍沒有蹤跡。
心急的司馬池施展了畫蛇添足的拙劣招數(shù)，私下遣工匠連夜采集相似石材做偽。很快，他便參照石鼓拓本仿制出一面假的“作原石鼓”。這一招果真讓他以奇功得到了仁宗的褒獎。
只可惜，飽學的宋仁宗與受命而來的名家學者們很快就辨別出了偽造的石鼓。司馬池先建奇功受封賞，又因造偽欺君而獲罪。
9面石鼓現(xiàn)世，又經(jīng)歷造假風波，因而失蹤的“作原石鼓”立即名動天下，坊間認為其價值能以一敵九，隨即便引發(fā)了豪強們一擲萬金尋找“作原石鼓”的風潮。然而，直到1052年，金石收藏家出身的向傳師到了鳳翔后，石鼓殘斷的歷史才獲得轉(zhuǎn)機。
屠夫家中尋到失蹤的“作原石鼓”
向傳師是北宋時期頗有名望的金石收藏家。最初與石鼓的淵源，來自于他重金求來的一份太氏石鼓文拓本。在對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時，他意外發(fā)現(xiàn)，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作原石鼓”的文字。但事實上，“作原石鼓”已遺失了200多年，不可能再有新拓本問世，否則宋仁宗又怎會滿天下張貼黃榜以高官與重金相求呢？
“作原石鼓”拓本的發(fā)現(xiàn)，令向傳師徹夜難眠。經(jīng)多方探查，終于查明這份拓本源自關(guān)中的太氏家族。唯恐夜長夢多，他立刻便備馬出發(fā)。
當?shù)诌_太氏村莊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徹底驚呆。原來，太氏一家半年前全部死于瘟疫。官府為了防止瘟疫蔓延，把太氏的房子、財產(chǎn)全部燒光。這個噩耗，對于千里跋涉而來的向傳師而言，可謂晴空霹靂。
身心疲憊的向傳師懷著無比失望的心情就近找了一家客棧安頓下來。隔日清晨，向傳師被后院傳來的磨刀聲驚醒。原來，客棧后面一個屠夫正在磨刀，向傳師循聲走到屠夫門前，只見屠刀被磨得寒光閃爍，而令向傳師一驚的是屠夫所用的磨刀石，雖然破舊卻有幾分石鼓的風貌。他走近細看，磨刀石上隱約浮現(xiàn)的一些熟悉的字跡依稀可辨。原來，這就是那面失蹤了200多年，引得幾朝幾代人魂縈夢繞的“作原石鼓”。
石鼓已面目全非，上部已被鄉(xiāng)民削去，中間被掏成凹狀用來搗米，而上面斷裂開的兩道邊被屠夫用來磨刀。石鼓上面的文字，更是被磨去了大半，損毀嚴重，僅余下半部的4行文字。
不久鳳翔知府接到一封向傳師的書信。于是，連夜調(diào)集軍兵趕往關(guān)中，護佑石鼓與向傳師回到鳳翔。隨即又將石鼓送往汴梁。向傳師因?qū)な挠泄?，得到朝廷諸多封賞，并獲得一整套石鼓文拓本。
至此，10面石鼓終得團圓，但它們顛沛流離的命運卻仍在繼續(xù)。
石鼓顛沛流離命運屢因戰(zhàn)亂難止
自詡為“天下第一學士”的宋徽宗是北宋王朝的又一個書畫皇帝。在對待石鼓的問題上，他不僅繼承了先王宋仁宗的癡迷，更多了一重溺愛。公元1110年，“作原石鼓”被運抵京城后，10面石鼓便被正式移送至太學之內(nèi)保存。隨后，又被他搬進了保和殿朝夕相伴。
日后，宋徽宗居然突發(fā)奇想，下令在10面石鼓上的文字槽縫之間填注黃金，為其裝了金身。
靖康之變時，金兵攻入汴梁，擄走了徽、欽二帝，押解到東北荒原之中囚禁。而10面石鼓，則因鼓身被填注的黃金，而被金兵視為珍寶，尾隨著被掠的徽欽二帝北遷。
石鼓被運到燕京后，不甚了解中原文化的金人并未發(fā)現(xiàn)其價值，只是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黃金，便將它們丟棄荒野。至此，石鼓第三次因戰(zhàn)禍而遺失。[1]
元明清
藏身燕京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的聯(lián)軍攻破燕京，隨軍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檝于機緣巧合之下發(fā)現(xiàn)了掩藏在廢墟之中的10面石鼓。王檝出身于鳳翔虢縣（今寶雞市陳倉區(qū)），與石鼓同根同源，他將其保存于孔廟之中，并請專人看護。而后的元、明、清3代，石鼓一直沒離開過北京。
歷史沿革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興三疇原(今陜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后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zhàn)亂，石鼓散于民間，至宋代幾經(jīng)周折，終又收齊，放置于鳳翔學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鼓》，于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忭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后因宋金戰(zhàn)爭，復遷《石鼓》于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后，見到石鼓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的風雨滄桑?？谷諔?zhàn)爭爆發(fā)，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抗戰(zhàn)勝利后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為更好地保護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學)。現(xiàn)仿鼓在北京國子監(jiān)。其形狀與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別。
外形特點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一存字。其書傳為史籀手筆，體態(tài)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zhì)雄渾，剛?cè)嵯酀?，古茂遒樸而有逸氣。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劃粗細基本一致，有的結(jié)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于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
在章法布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間的偃仰向背關(guān)系、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涤袨榉Q其“如金鈿委地，芝草團云，不煩整我，自有奇采?！逼鋾w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一失。后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文字特征
石鼓文其書法字體多取長方形，體勢整肅，端莊凝重，筆力穩(wěn)健，石與形，詩與字渾然一體，充滿古樸雄渾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規(guī)范、嚴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fā)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傳說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經(jīng)對金文進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稱“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傳后世，保存比較完整且字數(shù)較多的書跡之一。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一存字。其書傳為史籀手筆，體態(tài)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zhì)雄渾，剛?cè)嵯酀琶贅愣幸輾?。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劃粗細基本一致，有的結(jié)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于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
在章法布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間的偃仰向背關(guān)系、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涤袨榉Q其“如金鈿委地，芝草團云，不煩整我，自有奇采?！逼鋾w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一失。后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文字特征
石鼓文其書法字體多取長方形，體勢整肅，端莊凝重，筆力穩(wěn)健，石與形，詩與字渾然一體，充滿古樸雄渾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規(guī)范、嚴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fā)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傳說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經(jīng)對金文進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稱“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傳后世，保存比較完整且字數(shù)較多的書跡之一。
四、文獻書簡：《孫子兵法》竹簡
《孫子兵法》是中國最早的兵書，不僅在中國，在國外也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叱咤風云的拿破侖也曾閱讀過，其內(nèi)容和思想無疑都是最精華的體現(xiàn)，從古至今，不知有多少研究它，并為之折服。
《孫子兵法》竹簡是1972年在山東銀雀山的漢墓中出土的，共有300多枚，記述了當時的一些論政論兵之事件，證實了《史記》中有關(guān)孫武仕吳，并著有兵法傳世的記載。
《孫子兵法》是春秋時期的孫武留下來的唯一著作，由于歷史悠久，也曾出現(xiàn)過爭議，而《孫子兵法》竹簡的出現(xiàn)，則消解了這種千古爭論，其意義與西周利簋證明了武王伐紂事件的真實性是一樣的。
五、書法：《平復帖》
中國的書法是一種獨樹一幟的藝術(shù)，被譽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幾千年的歷史中，出現(xiàn)了許許多多的書法大家，顏真卿、黃庭堅、張旭、米芾、趙孟頫等等，哪一個單拎出來不是一部傳奇，而這么多書法家中，西晉書法家陸機也有著千古名聲。
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平復帖》是陸機的代表作，也是現(xiàn)存年代最早并真實可信的西晉名家法帖，它是第一件流傳有緒的法帖墨跡，在陸機之前，也有許多知名書法家，但都沒有可靠的作品流傳，因此，《平復帖》的意義重大，在研究書法的歷史演變中具有重大價值。
六、繪畫：《五牛圖》
韓滉的《五牛圖》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當中的一幅，說起這十大名畫，哪一幅不是赫赫有名，哪一幅不是驚世之作，為何是《五牛圖》脫穎而出了呢？
首先自然是繪畫技巧上的高超表現(xiàn)。不夸大地講，這畫中的五頭牛確實給人一種十分真實的感覺，這五頭牛姿態(tài)各異，韓滉的線條簡單突出，對牛的筋骨刻畫相當真實細致。
尤其是牛的眼睛，堪稱“畫龍點睛”之筆，五頭牛的雙眼皆炯炯有神，形神兼?zhèn)洌Ⅲw感十足，讓人覺得這些牛好像真的是有生命力的一樣，流露出別樣的情感。
其次，唐代傳世紙絹畫作品真跡稀少，《五牛圖》是其中之一，同時，它又是現(xiàn)存最古的紙本中國畫，因而意義更為重大。
六、工藝品：真珠舍利寶幢
真珠舍利寶幢是宋代文物，高達122.6厘米，現(xiàn)藏于蘇州博物館。
這是一件存放舍利的容器，用珍珠等七寶連綴起來，是一件珍貴的佛教藝術(shù)品。其工藝極為精湛，整體分為三層，使用鏤雕技術(shù)，分別刻畫了各種飄逸生動的人物形象。全身上下足足用了四萬顆珍珠，玲瓏剔透，極為珍貴。
八、陶瓷：定窯孩兒枕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瓷枕，是一個小兒趴著的形象，其背后用作枕面，整體塑制精美，人物形態(tài)自然活潑，是瓷器中難得一見的珍品。
古人喜歡睡瓷枕，認為“瓷枕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讀細書。”瓷枕在唐宋時期的非常流行，這件宋代瓷枕采用孩童形象，神態(tài)刻畫得栩栩如生，是為經(jīng)典之作，也是宋代風俗的見證，很有研究價值。
九、玉器：瀆山大玉海
瀆山大玉海是忽必烈下令制作的，是中國現(xiàn)存的最早的特大型玉雕，約重3500公斤，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大型玉器史上可說是無出其右的，其歷史價值、藝術(shù)價值都相當豐富，因而被認作鎮(zhèn)國之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