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
文/莫言
我坦率地承認，在我年輕氣盛時，也曾一度懷疑過“生活決定藝術”這一基本常識。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增加，我體會到，即便那些自以為憑空想象的創(chuàng)作，其實也還是生活的反映，也還是建立在自我經(jīng)驗基礎上的產(chǎn)物。
近年來，我漸漸地感受到一種創(chuàng)作的危機，這危機并不是個人才華的衰退，而是對生活的疏遠和陌生。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也是許多作家同行們的問題。
當你因為寫作獲得了高官厚祿，當你因為寫作住進了豪宅華屋，當你因為寫作擁有了香車寶馬，當你因為寫作被鮮花和掌聲所包圍，你就如同離開了大地的土行孫和安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
你也許可能不服氣，口頭上還振振有詞，自以為還力大無窮，但事實上已經(jīng)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隨著一個作家的作品數(shù)量的日漸增加和名聲的逐步累積，不僅僅使他在物質(zhì)生活上和廣大民眾拉開了距離，更可怕的是使他與人民大眾的感情拉開了距離。
他的目光已經(jīng)被更榮耀的頭銜、更昂貴的名牌、更多的財富、更舒適的生活所吸引。他的精神已經(jīng)在不知不覺中變得平庸懶惰。
這樣的精神狀態(tài)下的寫作，盡管可以保持著嚇人的高調(diào)，依然可以贏得喝彩，但實際上已經(jīng)是沒有真情介入的文學游戲。這樣的結局，當然是一個作家的最大的悲哀。
避免這種結局方法，當然可以像晚年的托爾斯泰那樣離家出走；
當然可以像法國畫家高更那樣拋棄一切、遠避到南太平洋群島上去和土著居民生活在一起；
但如果做不到這樣決絕，那也起碼應該盡可能地與下層人民保持聯(lián)系，最起碼地要在思想上保持著警惕。
不要扮演上等人，不要嘲笑比你不幸的人，對你得到的一切應該心懷感激和愧疚，不要把自己想象得比所有人都聰明，不要把所有的人都當成你譏諷的對象，你要用大熱情關注大世界，你要 把心用在對人類的痛苦的同情和關注上，總之，你不要把別人想象得那樣壞，而把自己想象得那樣好。
是的，我們所處的時代人欲橫流、矛盾紛紜，但過去的時代其實也是
一百多年前，狄更斯就在他的名作《雙城記》的開篇寫道：
這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也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種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也在直下地獄。
面對著這樣的時代，一個作家應該保持冷靜的心態(tài)，透過過剩的媒體制造的信息垃圾，透過浮躁的社會泡沫，去體驗觀察浸透了人類情感的樸實生活。只有樸實的、平凡人民的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
在這樣的生活中，默默涌動著真正的情感、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和真正的人的精神，而這樣的生活，才是文學藝術的真正的資源。
作家當然可以，也必須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大膽地創(chuàng)新，大膽地運用種種藝術手段來處理生活，大膽地充當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叛徒，與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對抗。
但以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為代表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對現(xiàn)實生活所持的批判和懷疑精神，他們作品中貫注著的對人的命運的關懷和對現(xiàn)實的永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則永遠是我們必須遵循的法則。
我們必須具備這樣的對人的命運的關懷，必須在作品中傾注我們的真實情感；不是為了取悅某個階層，不是用虛情假意來刺激讀者的淚腺，而是要觸及人的靈魂，觸及時代的病灶。
而要觸及人的靈魂，觸及時代的病灶，首先要觸及自己的靈魂，觸及自己的病灶；首先要以毫不留情的態(tài)度向自己問罪，不僅僅是懺悔。
一個作家要有愛一切人、包括愛自己的敵人的勇氣。但一個作家不能愛自己，也不能可憐自己，寬容自己，應該把自己當作寫作過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饒恕的敵人。把好人當壞人來寫，把壞人當好人來寫，把自己當罪人來寫，這就是我的藝術辯證法。
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里，在諸多的娛樂把真正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真正的文學批判、閱讀日益邊緣化的時代里，文學不應該奴顏婢膝地向人們心中的“娛樂鬼魂”獻媚，而是應該以自己無可替代的寶貴本質(zhì)，捍衛(wèi)自己的尊嚴。讀者當然在決定一部分作家，但真正的作家會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讀者。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