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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熱點 橋梁和信使
——寫在《從黃土地走出的北京知青》出版之際
“紅日、白雪、藍天，乘東風飛來報春的群雁。從紅太陽升起的北京啟程，飛翔到寶塔山頭，落腳在延河兩岸……”
這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有名的長詩《理想之歌》開頭的幾句。這首長詩的作者之一高紅十，當年曾經(jīng)是北京到延安的插隊知青，后被我們推薦上了北京大學，成為北大中文系七二級創(chuàng)作班工農(nóng)兵學員當中的一位。長詩《理想之歌》，正是對他們知青生活的真實寫照，是他們在延安經(jīng)風雨、見世面，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的成果展示，也是他們這一代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精彩呈現(xiàn)。
改革開放以后，高紅十與同到延安插過隊的梅紹靜、史鐵生、陶正、徐星等，一時間都漸次成為全國知名的知青作家，為我國的文學園地奉獻出了一批高品質(zhì)的文學藝術(shù)作品。作為在他們?nèi)松飞显?jīng)做過一些鋪磚墊石、修路架橋工作的我們，如今回想起來，也為之感到無上榮耀，無比欣慰。
一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也就是1969年元月8日起，先后三次約26800多名北京知青，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離開家鄉(xiāng)北京，告別親人朋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對他們個人而言，這是一種別樣人生的開始，而對當時的延安地區(qū)來說，近三萬名北京知青落戶延安，則成了整個六七十年代延安政治生活中一件不容置疑的大事。
我作為那樣一個大時代里的普通一員，起初是由于工作性質(zhì)的緣故，后來則是因為我與眾多北京知青建立了較深的情誼，從而使得我與北京知青和他們的生活、生產(chǎn)、工作、學習等，發(fā)生了一系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以我而言不過盡己所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和學習環(huán)境、生產(chǎn)和工作條件，為他們在延安安心接受再教育，在“三大革命”實踐中經(jīng)受考驗，鍛煉成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如今快半個世紀過去了，隨著北京知青中多數(shù)人已經(jīng)進入老年，隨著他們那份濃濃的“延安情結(jié)”的不斷加深，由我們這些當事人和見證者回顧往昔，反思得失，進而服務當下，滋養(yǎng)于未來，應該說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縱觀歷史，俯瞰人生，許多后來成了“氣候”的事情，往往都發(fā)端于偶然，我與北京知青工作的關系，也可做如是觀。1969年北京知青赴延的時候，正是“文革”進入白熾化階段，文革前正常的黨政組織，此時都已經(jīng)癱瘓，整個延安地區(qū)一級，那時只有一個叫做“延安地區(qū)革命委員會”的非常組織，“革委會”下設一個“政工組”，我當時是這個政工組的成員，負責群工、組織等工作。七十年代初，我們就曾以“陜西省延安地區(qū)革命委員會政工組”的名義，組織編寫出版了《知識青年在延安》（一、二集）《延安精神育新人》和《延河之歌》等書。1969年我32歲，組織上覺得作為同是青年的我，與北京知青接觸交流會更其融洽，更有優(yōu)勢，于是，自然而然，我就成了延安當時具體負責接待、安排、分配知青的工作人員之一。文革后期，黨團組織逐漸恢復，我被任命為共青團延安地委書記，這下就名正言順地成為知青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此后，我歷任宜川縣委副書記、宜川縣革委會主任，志丹縣人民政府縣長、縣委書記，中共黃陵縣委書記，延安地區(qū)行署副專員，延安地委副書記，延安地區(qū)行署專員，延安市一屆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主任等職。不論在市（地區(qū)）上，還是在各縣，我都把知青工作當作一件大事來抓。我在共青團延安市委擔任書記時，整個延安共青團系統(tǒng)從地區(qū)到各縣、社，都有北京知青擔任領導職務或?qū)Ｂ氊撠熤喙ぷ?。共青團延安市委12名工作人員中，就有6位是北京知青，占到工作人員總數(shù)的一半。
按照當時的政策，北京知青到延安，可不是鍍金來了，也不是“一陣子”的風尚，而是將其北京戶口注銷后遷移到延安，準備“一輩子”扎根農(nóng)村干革命來了。一旦到了延安，他們就和延安當?shù)氐霓r(nóng)民一樣，砍柴，背柴，擔水，燒火，做飯，抓糞，翻地，種地，鋤地，收割，背谷，打場，揚場，過糧，分糧，交公糧……，一句話，他們就完全融入了延安社會，成為延安人民中間的一員了。同時，他們畢竟是來自偉大首都北京的一代有文化的青年，而不是普通的農(nóng)民，他們的到來，必然為延安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注入新的積極元素。因此，有關他們的一切，都不能、也不敢稍有疏忽。如今回想起來，當時延安地區(qū)有關知青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我本人就是調(diào)查、研究、制定和執(zhí)行者之一；知青在生產(chǎn)生活中遇到實際困難或思想問題，我也是積極幫助解決者之一；知青遇有入團、入黨、評選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當選各級各類代表、擔任基層領導干部等，我往往是積極推薦者之一；知青中那些因為父輩的“政治問題”而影響本人進步者，我和延安當?shù)匾恍╊I導同志也常常是出面協(xié)調(diào)化解者之一。文革后期，尤其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中國在各方面出現(xiàn)了一些松動和轉(zhuǎn)機，有了招工、招干、參軍、上學等機遇時，我也常常是知青命運轉(zhuǎn)折（例如協(xié)調(diào)解決戶口遷移等）的橋梁之一。再后來，到改革開放時期，出現(xiàn)了全國性大范圍知青返城熱潮，我作為當時延安地區(qū)主要領導人之一，也為在延的北京插隊知青回歸故鄉(xiāng)，做了我一個黨政領導者力所能及的積極工作。近二三十年，我又成為他們與延安人民和延安市各級組織以及他們自身保持聯(lián)系、增強友誼、促進發(fā)展的信使之一。為此，北京知青們親熱地稱我為他們“全天候的朋友”，我為此而感到榮耀和自豪。
回首往事，我們當時積極主動為北京知青做那些工作，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沒有一絲一毫個人目的，更沒有什么政治上的企求。只是憑著一種樸素的感情，即知青是來自偉大首都北京，來自毛主席身邊的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對那些背著家庭出身負擔的知青，我們之所以盡力為他們創(chuàng)造條件改善待遇，是因為我們認定在文革那樣一個非常年代，凡政治上的異類，往往是為我們黨的事業(yè)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功臣。再者，我們也有毛主席“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本人表現(xiàn)”指示精神的“尚方寶劍”在手，因此，我們才能夠做到既要讓他們在社會實踐中經(jīng)受鍛煉，拓寬識見，增長才干，又不能使他們在政治上、身體上受到傷害。
我不敢在此夸大個人在一個大時代中的作用，但就整體而言，關心、愛護、扶助、支持北京知青，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也就是對我們黨和國家的負責。
二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葉，黨中央、毛主席率領三萬多名中央工農(nóng)紅軍和中國革命的精英到達延安。在延安的13年間，經(jīng)歷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形成了內(nèi)容豐富而又意義深遠的“延安精神”，并為新中國的誕生舉行了莊嚴的奠基禮。此后，一大批建設人材隨著黨中央的腳步走向了全國各地，等于是把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種子撒向了祖國的四面八方，把偉大的延安精神推向全國。與此同時，黨中央、毛主席在延安的13年，也為延安當?shù)兀囵B(yǎng)和貯備了大批建設人材，使延安在新中國的建設熱潮中，有理由走在全國的前列。
新中國建立后的20年——1969年，來到延安的近三萬名北京知青，在接受延安當?shù)刎毾轮修r(nóng)再教育的同時，也把文化科學、文明衛(wèi)生、外界信息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帶到了山里，使延安當?shù)厝罕娫凇拔幕蟾锩蹦菢右粋€沒有“文化”的特殊年代，從北京知青那里學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識，掌握了實用的科學技術(shù)，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質(zhì)量和生命質(zhì)量，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與此同時，北京知青們自身也在延安“戰(zhàn)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的生產(chǎn)建設中得到了極大地鍛煉和提高。幾十年后，在北京知青這個群體當中，不僅走出了習近平總書記這樣杰出的領袖人物，走出了前文已經(jīng)述及的知名作家群，而且，還出現(xiàn)了像孫立哲、羅燕軍（女）、張曉建、丁愛笛、邵明路、聶新元、董匯斌、李小康、李連元、楊曉建、王岐山、王晨、鐘秉霖、孫又奇、任正剛、張革、栗建國（女）、王克明、周秉和、周凱（女）等一大批各條戰(zhàn)線上成就卓著的杰出人物和國家棟梁。他們不僅以其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在各自的領域為黨和國家做出了非凡的貢獻，而且每到一地，他們都要把偉大的“延安精神”的帶到那里，成為名副其實的“延安精神”的實踐者和傳承者。
當絕大多數(shù)北京知青回到北京或奔赴全國各地再創(chuàng)新業(yè)時，他們與其“第二故鄉(xiāng)”延安的聯(lián)系不僅沒有中斷，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他們中多數(shù)人的事業(yè)有成，那種“思鄉(xiāng)”之情和回報“故土”的愿望，變得愈加深切，愈益強烈了。而留在延安的320多位北京知青，他們的工作安排、生活待遇、子女返京、社會保障、老有所養(yǎng)等，又將成為新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還有100多位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永久地留在了革命圣地延安的殉職北京知青，如何統(tǒng)一妥善安排他們的后事，使他們魂有所歸，使他們的親人心有所安，同樣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北京知青自己，由于工作生活環(huán)境的變遷，他們彼此之間的溝通也變得困難起來。如何實現(xiàn)他們之間的溝通與互動，為他們增進友誼牽線搭橋——這一切，便構(gòu)成了我們的“后知青時代”知青工作的重要內(nèi)容。
以我40多年與北京知青的交往，可以看出，“一生最美好的青春記憶留在了延安”，這是多數(shù)北京知青甘愿為延安做出新貢獻的出發(fā)點；“有了延安這段知青生活墊底，什么樣的困難我們都能夠克服”，這是他們歷經(jīng)數(shù)十年歲月滄桑而不改初衷的共同心聲。盡管已經(jīng)離開延安，但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牽掛著“第二故鄉(xiāng)”的發(fā)展與進步，可說是滴水之恩，涌泉相報。他們中有的人或慷慨解囊，或四處奔走，為支援延安的經(jīng)濟建設出力獻策；有的則千方百計幫助延安農(nóng)民的孩子進城上學、務工、就業(yè)；有的多次往返京城——故里，幫助老區(qū)尋求建設項目。在此我要特別強調(diào)的是，為給延安引項目，注資金，促關系，知青們不講價錢，不辭辛勞，其情可感，其誠可敬。他們先后為延安引進、促成數(shù)十個項目及數(shù)千萬資金，有力地支持了延安的經(jīng)濟建設，如擴建延川縣中學工程、延長縣交口光華中學建設、富縣北京光彩小學擴建、延安馮莊引水工程建設等。多年來，我在北京走訪了眾多知青朋友，他們還就延安的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發(fā)展提出過許多利益攸關而又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并就兩地北京知青聯(lián)誼、旅游，建設“延安常青紀念林”和“北京知青園”等達成共識。1994年，我們邀請了百名知青帶著他們的子女回延安，使知青們親眼目睹了他們走后延安的巨變，使延安人民了解了知青們在外創(chuàng)業(yè)的事跡與成就，也使知青的子女們親身體會了其父母輩與延安那割不斷的“親情”。北京知青上山下鄉(xiāng)30周年和40周年之際，我們又分別在北京和延安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市、縣兩級都建立了聯(lián)誼會，為北京知青回鄉(xiāng)“探親”，支持延安建設架設了橋梁。2009年元月，延安市委、市政府有關領導，在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與當年的眾多北京知青聚會、座談，進一步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與情誼。
延安人民則更是時時不忘北京知青，不忘知青們在潛移默化中帶給他們生產(chǎn)、生活等各方面質(zhì)的變化與提高。延安仙鶴嶺公墓已經(jīng)實施了“知青園”工程，決定將殉職于延安的100多位北京知青的陵墓，在征得其親友同意后，集中遷入，以表達對北京知青獻身延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深切追思。同時修建了“北京知青紀念館”，以圖片、實物、模型、音像等立體方式，向社會全方位展示北京知青的創(chuàng)業(yè)步履和英拔風采。對留居延安的320多位北京知青，則在其工作安排、生活待遇、老有所養(yǎng)以及子女的上學、就業(yè)、返京等，給予多方關照，解除了他們或可有的后顧之憂。
“一路歌聲一路話，滿懷豪情到新家。巍巍寶塔把我迎，貧下中農(nóng)象媽媽?！影彩莻€革命家，北京親人莫牽掛。延安—北京千里遠，千里之外有媽媽?！边@是當年在延安地區(qū)延安縣插隊的北京知青邵新同志寫的詩。幾十年之后北京知青與延安人民往還不斷且情誼日篤的事實，不正好印證了知青們當年那份純潔美好情感的真切與深摯嗎？
三
自打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發(fā)出“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指示，從而有了知青群體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就高度重視并時刻關注著知青工作。當時國務院成立了知青辦，各省也有了相應的組織機構(gòu)。1973年6月，周總理回到延安親切接見了部分北京知青，鼓勵他們?yōu)楦淖冄影驳穆浜竺婷藏暙I力量。20多年后的1996年2月20日，李鵬總理回到延安后，在與原北京插隊知青座談時，勉勵他們通過在延安的知青生活，認識國情，增進與延安人民的友誼，加強自身鍛煉，提高精神境界，為延安經(jīng)濟建設、社會發(fā)展做出新貢獻。
2009年11月13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回到延安，在延安的市縣鄉(xiāng)村干部代表座談會上做了重要講話。與周總理和李鵬總理不同，習近平同志本人就是曾到延安插過隊的近三萬名北京知青當中的一員，因此，有關知青生活與延安，他有著非同一般的深切體驗與深刻見解。我作為參會者之一和被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兩次提到的延安市領導干部之一，聆聽講話，倍感親切，也深受鼓舞。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說到他在我市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時，“從一點一滴學起，肩挑，背扛，撒種，打場，鍘草，犁地，所有農(nóng)活都一樣一樣學，最后身體變好了，技能掌握了，特別是（與當?shù)厝罕姷模└星橐踩诤狭??！绷杭液哟箨牭狞h組織和干部群眾也對他十分信任，他在這里入了團，入了黨，擔任了大隊黨支隊書記。由于工作成績突出，他還被評選為“延安地區(qū)第二屆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和延安地區(qū)十個“青年標兵”之一。1975年，他被大隊、公社和縣上推薦上了清華大學。習近平同志感謝延安這塊土地給了他本人并給了所有北京知青以人生的滋養(yǎng)，他在高度肯定“延安為中國革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又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中煥發(fā)出了蓬勃生機”的同時，勉勵延安人民“要繼承和弘揚延安精神，保持優(yōu)良作風”，“發(fā)揚成績，再接再厲，奮力實現(xiàn)新跨越。”他同時告誡知青朋友們，要不斷強化與延安人民的“感情紐帶”，為知青們共同的“第二故鄉(xiāng)”——延安的發(fā)展和繁榮再立新功。
“走不完的大路過不完的河，快刀也割不斷你和我”。不用說，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是我本人，也是我們延安各級黨委政府進一步做好“后知青時代”知青工作的強大的精神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更加艱巨、更加美好、更值得期待的知青工作，其實才剛剛起步。
注：本文系筆者給延安市一位領導干部代寫的“書序”。因為
文中過多地滲透了筆者本人的情愫，不由地收在這里，愿與讀者朋友一起共同回味那個火紅年代里的人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