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與金龍和璽
龐進
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城樓上方正中，懸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國徽兩側(cè)，有作為配飾的金龍和璽彩畫。
彩畫是中國古代建筑中一個常見而重要的裝飾手法。和璽彩畫，則是建筑彩畫等級中的最高級，一般只用于宮殿、壇廟等大建筑物的主殿上。和璽彩畫分為金龍和璽、金鳳和璽、龍鳳和璽、龍草和璽和蘇畫和璽等五種，金龍和璽彩畫等級最高。
金龍和璽彩畫的主圖案是貼金的龍紋，龍紋周圍還常配以云紋或者火焰紋，使金龍金碧輝煌，且呈騰云駕霧之勢。
金龍和璽彩畫能在天安門城樓上配飾國徽，與周恩來總理有關。那是1968年，天安門城樓按照原貌重建。關于城樓上的彩畫，產(chǎn)生了激烈的爭論：有意見認為，原來的金龍和璽彩畫屬于“四舊”，應該拋棄，用新的圖形替代。爭論意見上報至周總理。周總理看完報告后說，“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可以搞龍的嘛”。 于是，“一錘定音”，金龍和璽彩畫得以繼續(xù)配飾國徽。（據(jù)楊麗娟：《重建天安門》，《北京日報》2016年4月6日）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看周總理當年的拍板決定，至少會得到以下認識：
第一，周總理沒有受“龍曾象征帝王皇權，應該打倒、放棄”說和特定時期環(huán)境的影響，而是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看待龍文化。顯然，周總理對龍的歷史是了解的，知曉龍的出現(xiàn)比帝王皇權要早得多，龍被帝王們拿去，成為帝王皇權的喻體，是人類進入帝制社會后的產(chǎn)物，隨著帝王皇權從歷史舞臺漸次退出，龍也就失去了喻比帝王皇權的意義，遂以民族象征物、瑞征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勞動人民中間。
第二，周總理對龍是中華民族象征的判斷是準確的、英明的。作為中華先民對自然界中的多種動物和天象經(jīng)過多元容合而發(fā)明、展現(xiàn)的，具有容合、福生、諧天、奮進等精神蘊涵的神物，龍有極其深遠的長達八千年甚至上萬年的根系，它與中華民族血脈相連、與中華文明水乳交融、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共振，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從起源、初成、成型、強盛、延展到復興的整個歷程的參與者、助力者、見證者、體現(xiàn)者和標志者。
第三，周總理提出“可以搞龍嘛”具有指示性、期待性。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龍已完成了它的當代轉(zhuǎn)型，已隨著中華民族前進的腳步，告別了皇權、保守和軟弱，成為自覺自信、團結(jié)合力、適變圖強、愛好和平、開放包容，以天下人的幸福為幸福的新龍。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龍從形象到功能，都以中華民族的廣義圖騰、精神象征、文化符號、文明標志、信仰載體和情感紐帶為基本定位，承續(xù)本來、吸收外來、開創(chuàng)未來，以容合、福生、諧天、奮進的精神狀態(tài)，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如2015年9月，中國向聯(lián)合國贈送了“和平尊”，其尊頂部以龍為飾，“象征守望和平”；如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甲辰龍年春晚的主標識——“龘”字的發(fā)布，和“龍行龘龘，欣欣家國”主題的呈現(xiàn)。
（文中“容合”一詞，是“兼容、包容、綜合、化合”的概稱，因突出“容”與“融合”一詞有別。）
（2024年1月8日于加拿大楓華閣）
作者簡介：龐進 龍鳳文化研究專家、作家、龍鳳國際聯(lián)合會主席、中華龍文化協(xié)會名譽主席、中華龍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日報社高級編輯。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理事，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中華龍鳳文化網(wǎng)（www.loongfeng.org）主編，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總編輯。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已發(fā)表各類作品逾千萬字，出版《創(chuàng)造論》《中國龍文化》《中國鳳文化》《中國祥瑞》《靈樹婆娑》《龐進文集》等著作四十多種，獲首屆中國冰心散文獎、首屆陜西民間文藝山花獎、全球華文母愛主題散文大賽獎、西安市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等獎項八十多次。有“龍文化當代十杰”之譽。微信號：pang_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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