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eldset id="oqblw"></fieldset>
精華熱點 《張興源詩選》后記
熟悉我的讀者朋友一定會發(fā)現(xiàn)，我的這部《張興源詩選》只是在我的200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書的基礎上，增補了數(shù)十首新作和早年未曾發(fā)表的舊作而已。因此，全書的結構未動，連同每一輯的輯名也都因循舊制。
全書收了我的長短詩作460多首，除了第七輯“古風遺韻”中所收的60多首古體詩詞外，單就400余首現(xiàn)代詩而言，已經(jīng)是一個當代詩人個人選集中體量較大的東西了。盡管相比于我已經(jīng)寫下的1300余首現(xiàn)代詩而言，它還占不到我已寫現(xiàn)代新詩的三分之一。記得美國大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起初只有十二三首的樣子，趕到惠特曼去世前，這部詩集好像已達380余首的規(guī)模了。顯然，當一部較大型的個人詩選基本定型以后，因循舊制也許是最省力的選編方式了。
一
關于我的詩，此前我的多篇序、跋、散論和詩話等，已有不少的論述了。這些論述文字就收在《張興源散文選》一書當中，讀者朋友自可隨手翻讀。此刻我只是把我的《張興源詩選》的清樣擺在我的電腦桌前，隨翻隨想，隨想隨寫，想起什么寫什么，想到哪里寫到哪里，想說什么便說什么。希望我的這些文字也能像我的詩作一樣，如澗中泉響，岫端云出，田頭禾長，村樹鳥鳴，日月經(jīng)天，江河行地，無拘無束，且無所掛礙也。
這部詩選第一輯中影響最大，并且也是我全部詩創(chuàng)作中社會影響最廣、最大者，是我的長詩《獻給青年》。以其影響而論，這首詩儼然就是我的詩歌“代表作”了。詩后所標的寫作日期是“1991年3月27日”。那個時候我才32歲，正是一個愛詩、讀詩、寫詩，如詩然歌哭吟唱、狂放而荒誕的年紀。此前我已寫下了包括《歲月》《杏子河，我家鄉(xiāng)的一條河》《百年老夢》等在內(nèi)的一批非常重要的詩作，當時的《延安報》以及志丹縣的《志丹教研》等都已對我作為一個“青年詩人”而做過報道了，我在那個昔日的志丹小城，已然“名人”矣。于是，1991年3月25日，我記得那一天是星期一，志丹縣團縣委書記王思柏先生派人找到我，說那一年的“五四”青年節(jié)，他們想在全縣搞一個青年文藝活動，想請我給他們寫一首“朗誦詩”。第三天，當我把這首《獻給青年》寫出來以后，我覺得此詩的“意義”顯然已經(jīng)超越了特定的時空。于是，在給共青團志丹縣委打印并送交了一份以后，我又分別給《延安報》以及陜西人民廣播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寄了過去。
恰在“五四”青年節(jié)的前幾天，我接到著名女詩人柯巖主辦的一份雜志的邀請函，去北京參加一個詩歌筆會。當我由京城返回志丹時，才發(fā)現(xiàn)詩歌這“世事”讓我在不經(jīng)意間一下子給鬧“大”了?！东I給青年》一詩，不僅由我的同學王東林和他的學生左鐵在志丹縣影劇院朗誦并激起了熱烈反響，《延安報》用了很大的篇幅發(fā)表了這首長詩的節(jié)選，而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已經(jīng)由男女播音員配樂朗誦了全詩，連同對我的簡短介紹，一同傳向了祖國的江南塞北、城鎮(zhèn)鄉(xiāng)村。其間此詩又被多家報刊多次發(fā)表。2005年四五月間，我社財務科原科長、現(xiàn)任副社長滕衛(wèi)東先生要走了我的這首長詩，在全市一個文藝會演中登臺朗誦，并最終促成了此詩在《延安日報》第三版“楊家?guī)X”文藝副刊頭條位置的再次全文刊發(fā)。一首詩便占去了一張大報一個版面的四分之一，這在《延安日報》的歷史上，怕也是不多見的。
2012年4月28日，就在《獻給青年》一詩誕生21年后，遠在千里之外的山東省濟寧一中與詩刊社聯(lián)合舉辦了“春天送你一首詩”大型詩歌朗誦會，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這首《獻給青年》居然也是這一大型詩歌朗誦會的重要節(jié)目之一。朗誦《獻給青年》一詩的是梁穎靚、張子璇、賈經(jīng)緯、徐瑞顯四位同學。這個大型詩歌朗誦會的“序言”中說：“詩歌最別致之處，是人們在輕松的涵詠之中而愈加靈秀、智慧與深刻。這或許就是圣哲為何追求詩意棲居的緣由。4月28日，陽光明媚，春風拂綠。上午8點30分，廣大師生期待已久的‘春天送你一首詩’大型詩歌朗誦會在我校太白校區(qū)操場舉行。黨委書記王來旭、副校長賈慶偉、強淑國等校領導，濟寧日報社主任編輯劉利民及特邀嘉賓《詩刊》下半月刊編輯部主任謝建平，首都老兵藝術團副團長陳翚，詩人郭廓、李寒等出席……”
濟寧一中黨委書記王來旭在其所致“歡迎辭”中說道：“經(jīng)典詩歌是千年文化的瑰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是風雨人生路上最好的精神伴侶。……濟寧一中是一所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和優(yōu)良歷史傳統(tǒng)的學校。百年興衰榮枯，百年滄桑巨變，一代又一代一中人篳路藍縷、宵衣旰食、薪火相傳，鑄就了一中的百年輝煌?！裉欤覀冊谶@里，帶著對經(jīng)典詩歌的虔誠，恪守那份純凈，用我們真誠的情感去觸摸歷史的心跳，去體味人間的平凡和感動。讓我們從現(xiàn)在開始，開始一次詩文的朗誦，開始一次情感的回溯和體驗，去感受民族文化的激勵和自豪，共同傳遞人間之大愛，去弘揚百年一中精神，展現(xiàn)百年一中風采！”
在這個大型詩歌朗誦會上，與我的《獻給青年》一同被朗誦的詩作，還有秋釀醇酒的《我的祖國》、李少白的《中華少年》、李白的《將進酒》、岳飛的《滿江紅》、李寒的《帆》、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周敦頤的《愛蓮說》、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劉利民的《2012年的濟寧一中》、曹雪芹的《葬花吟》（其后便是《獻給青年》）、林徽因的《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王蒙的《青春萬歲》（完全依照濟寧一中師生詩歌朗誦之順序排列）等。
張興源我之腳步從未踏上過山東的土地，我與濟寧一中任何一位領導、老師或同學都沒有任何交集，因此，我的長詩《獻給青年》之被他們作為“經(jīng)典作品”而欣賞、朗誦、吟唱，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個作家，當其作品不是因為種種“圈子”“關系”和“利益”而自然走近讀者、深入大眾的那種喜悅、自豪與欣慰。
第一輯中《祖國的心跳》（七首）和另一首朗誦詩《青年——中國》，也曾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配樂朗誦。可當我接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通知”時，早已錯過了節(jié)目播出時間，因而我仍未能聆聽到中央人民廣播臺播音員們的精彩誦讀。
二
就其社會影響而言，我的其他詩創(chuàng)作，的確不及《獻給青年》一詩那么廣為人知。但就詩之成色而論，《獻給青年》也許只能說是我的詩作當中的“中品”罷了。
本書第二輯中的《百年老夢》體量太大，好像并未引起讀者太多的注意。但《歲月》一詩，當其創(chuàng)作完成不久，就被評為志丹縣文學創(chuàng)作競賽一等獎的作品，我還因為這首長詩，獲得過一塊毛巾被的獎勵，頒獎大會則是在如今已被拆除多年、而當時則是志丹縣城最醒目的標志性建筑——志丹縣影劇院隆重舉行的?！稓q月》一詩完成的第二天，就有朋友夸說其“是一個中篇小說的容量”。此后，這樣的評價伴隨著這首長詩，仿佛已成定論。但這樣一首重量級的長詩，除了《志丹書庫》和幾種選本而外，未能在更高級別的報刊公開發(fā)表，委實令人遺憾而且無奈。
《杏子河，我家鄉(xiāng)的一條河》，這是一首“一言難盡”其意的長詩。說它是鄉(xiāng)土詩，但其意蘊顯然要大得多。當年志丹縣一位青年詩人姜永明曾經(jīng)說過：“我發(fā)現(xiàn)一寫到你的家鄉(xiāng)，一寫到杏子河，你就有神來之筆。”這首詩曾被著名作家高建群主政時的《延安文學》刊載過，也是一首不該被真愛詩者遺忘的大詩。
《土地》，一首寫土地而兼寫家族的長詩，不難懂，但也不十分易解。
三
本書第三輯中首先應該提及的是長詩《冬之印象》。它是我的詩創(chuàng)作開辟了“現(xiàn)代”甚至“后現(xiàn)代”之窗戶的一個重要轉折。此詩在北京一份發(fā)行量不大但影響力卻不弱的雜志《中外詩星》上刊發(fā)后，得到過不少行家和詩作者的稱許。
那一時期，在我的文學詞典里，除了古今中外傳統(tǒng)意義上的名家大師，單就外國現(xiàn)當代詩歌而論，舉凡現(xiàn)代派及后現(xiàn)代主義者之波德萊爾、魏爾哈倫、馬拉美、葉芝、瓦萊里、阿波利奈爾、布勒東、安年斯基、古米廖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烏斯、洛爾迦、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弗羅斯特、米沃什、希門內(nèi)斯、博爾赫斯、埃利蒂斯、塞弗里斯、龐德、特德·休斯、金斯伯格、索因卡、布羅茨基、格拉斯、多佛……尤其是蘭波、里爾克、勃洛克、艾略特、葉賽寧、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布寧、聶魯達、奧登、帕斯和特朗斯特羅姆等，我不只讀過他們的多種多人選本，而且像教科書一樣，研究他們各自的選集、專集甚至全集。那一時期的讀書，使我悟出一個道理，作家與詩人的讀書，應當與普通讀者有所不同。他應該像學者一樣，不只是“讀”，而且應該多側面、多維度、多層次地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和“發(fā)現(xiàn)”。
第三輯中最長，同時也是我目前詩創(chuàng)作中最長的一首詩是《意象塔》，全詩從“序詩”到“尾聲”，共計八章，占去了這個大開本詩選的十幾個頁碼。
艾略特的《荒原》是一首跨越世紀、超越民族和語種的大師級的長詩，我不僅讀到過此詩的三種譯文，而且到了差不多可以背誦全詩的地步。我的《意象塔》，其意當然不是要寫出一部中國的《荒原》來，但艾略特之長詩給我的啟迪，則讓我至今依然念念不忘。荷馬的時代已然遠去，英雄史詩也沒有了它滋生的土壤。因此，體量太大的長詩在當代讀者中間，往往很難獲得較大的成功。已故當代詩人海子的長詩《河流》《傳說》《但是水、水》以及系列長詩《太陽·七部書》等，比之于他的《熟了麥子》《麥地》《日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短詩來，總顯得面目不十分清楚。至于我自己的這首尚未被任何評論家或讀者評說過的《意象塔》，究竟寫得好賴，裁判權當然也只能交給現(xiàn)時和未來的那些讀者朋友了。
《夜交響》，一首更像是意識流小說的長詩，它能給當代詩壇和當代詩人們帶去什么樣的啟示呢？
這一輯中《美國：“9·11”襲擊事件回聲》一詩在《延安文學》發(fā)表后，頗得一些行家的好評。但關于這首詩，我已經(jīng)寫過不少文字了，讀者可參看我的《張興源散文選》。
這一輯中的那些小詩，可不全是“思想”的產(chǎn)物，甚至如《廣告》這樣的“造型詩”，也一定不是“為造型而造型”的。其深層的意蘊和其不易察覺的“現(xiàn)代性”甚或是“后現(xiàn)代性”，怕一時很難為當代讀者所理解與接受?！乙膊淮蛩阏f破它。讀者閱讀作品，其重要的享受之一，就是按照他自己的立場去自由地解讀作品。
四
本書第四輯中的詩，有的上了有名的《人民文學》，如《雨巷》，有的則在《文學報》《時代文學》《陜西日報》《延河》《延安文學》以及《延安報》和《延安日報》發(fā)表，還有的被外地一些報刊選載，也是我13年前的詩歌選集《走在冬天的雪地里》短時間內(nèi)即已被讀者廣泛接受且廣泛傳閱的重要因子之一。但如果讀者把這一輯中的作品僅僅看作是“情詩”，那對作者的誤解可就太深了。人間滄桑，世情冷暖，詩思宛在而物是人非，這一切，不都在其中么？
一個作家和詩人而寫另一位或另幾位詩人與作家，這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都不鮮見。僅以我國唐代文學史觀之，則李白與杜甫、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與白居易及柳宗元等，都曾有過相互酬唱應答之作，而這些作品同時也構成了唐代文學史上一段段令人憶之提神、談之欣慰的佳話。在國外，英國現(xiàn)代詩人奧登寫了有名的《悼念葉芝》《蒙田》《蘭波》《赫爾曼·麥爾維爾》等一系列的“人物論”詩，法國詩人勒內(nèi)·夏爾寫了名詩《你出走得好，蘭波！》《波德萊爾對尼采不滿》。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則寫下了《致梭羅的五首詩》。當然，這當中最有名，且最為世人稱道的，怕是莫過于俄羅斯大詩人萊蒙托夫寫普希金的長詩《詩人之死》了。
但作家和詩人以詩的方式寫他自己，并且因為寫自己而寫成了“名詩”者，除了偉大的俄羅斯詩人普希金之《紀念碑》和同樣偉大的美國詩人惠特曼之《我自己的歌》而外，以我之視域，似不多見了。13年前的2005年，當我整理我的詩歌選集《走在冬天的雪地里》時，我十分“意外”地發(fā)現(xiàn)我寫自己的詩作居然有那么多，于是，我便把它們集中收進了全書的第五輯“人生百味”中了。如今，除過以往大家已經(jīng)看到的我的那些自我畫像之作而外，《張興源在一九九三》一詩，也在它被寫成后的第20個年頭上，終于“整體出世”了。這首長詩因為我的散文《青春的挽歌——追憶亡友王東林》一文，已有部分詩句先期與讀者“見面”，也是因了這全豹“一斑”之故，從而勾起了部分讀者一窺“全豹”之欲望。所以，這首詩便在它尚未整體亮相之時，已成“名作”。而體量更大的《張興源先生的日常生活》曾被我放在了本書“代自序”的位置，則其分量與容量當無須多言矣。
本輯中《尋找俄羅斯》一詩，當年在《延安文學》發(fā)表后，頗得行家喜愛。一個篇幅并不太大的作品，卻差不多涵蓋了一整部俄蘇文學史，這樣的內(nèi)容與寫法，在整個的中外文學史上，亦不多見。我們的古人寫詩，總是要有所“本”的。到了宋代，以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宗”的“江西詩派”，則更提出了以杜甫為“祖”而“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無一字無來歷”的極端主張。我的這首《尋找俄羅斯》與本書第六輯中《“后現(xiàn)代主義”：結構的解構及其能指和所指的消解與終結》，可謂異曲同工而又遙相呼應。只是前者抒情而后者逞智，前者易讀而后者難解罷了。
讀者朋友應該不難發(fā)現(xiàn)，本文前四節(jié)中關于我之現(xiàn)代詩，我只簡略地梳理了那些比較重要的長詩，而關于我的短詩，則基本上未曾言及。這是不是意味著我的那些短詩“不值銀子”呢？非也！皆因篇幅之故也。而一個詩人的“長詩”，猶如一個小說作家的“長篇小說”一樣，是最能代表其思想深度與藝術高度的。一個只有一堆雞零狗碎的片斷短詩的所謂“詩人”者，與真正的大家是絕緣的。
五
本書第七輯“古風遺韻”，收的是我從青年時代直至2018年4月為止（開印前，又加了一首2019年3月的新作）所寫的古體詩詞中極少的一部分，大約六十來首。而我的古體詩、詞、曲的創(chuàng)作，總數(shù)約在300首以上。
還是在青年前期，我便讀到了王力先生70萬字的《漢語詩律學》，從這部教科書式的大作當中，我了解了古人詩、詞、曲寫作的“渠渠道道”，知道寫古體詩詞是要講“規(guī)程”、懂“規(guī)矩”、依“規(guī)律”的，是不能隨心所欲、任意胡為的。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不單西方的科學技術被國人接受、學習和利用，便是文化藝術，也不再是以往的舊模樣了，中西交融、彼此滲透，已經(jīng)成為當時的時代大趨勢。于是，那個在中西文化融通過程中，因“翻譯詩”之啟示而漸漸成型和覺醒了的、被后世稱之為“現(xiàn)代詩”的東西，也經(jīng)胡適之、劉半農(nóng)、郭沫若、康白情、徐志摩、李金發(fā)、聞一多、戴望舒等人之手，被推到了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之前臺。這一代人，他們因為舊學根底深厚，寫白話的現(xiàn)代詩固然成績不錯，便是讓他們寫古體的詩、詞、曲，也完全是行家里手。此間如蘇曼殊、徐特立、魯迅、茅盾、郭沫若、郁達夫、柳亞子、陳寅恪、唐圭璋、龍榆生、聶紺弩、趙樸初、鄧拓、霍松林、姚雪垠、吳于廑、陳大遠等人所寫的古體詩詞，也都像模像樣、嚴守法度。尤其是無以倫比的偉大的毛澤東，以其偉人胸襟、英雄情懷，用古體詩詞的舊形式，寫下了傳遞當下信息、描繪現(xiàn)實生活、雄視萬代而獨步一時的千古絕唱。
我的這些古體詩詞，當然不敢跟古人以及近現(xiàn)代那些名家大師相較，但它們內(nèi)容上摹寫真實生活、藝術上保證“中規(guī)中矩”，應該是大體不差的。
六
“附錄”所收，乃幾十年來各位名家和師長朋友就我和我之作品的品評文字。張興源癡心堅守文學寫作40多年，終于把一條文學荒徑趟成了尚可自如行走的大道，多虧了這些大家、師長和朋友們文字的溫暖與慰藉。延安日報社原副總編輯、著名散文家楊葆銘先生，在跟我尚未謀面之時，就給我寫下了充滿情義的詩評。當我調(diào)進延安日報社后，他便這樣一路照應過來。提攜后進，其情殷殷。我的大學老師、延安大學文學院原副院長、著名學者、教授馬澤先生，像我的一位文學教父一樣，從我文學創(chuàng)作的起步階段即予關注，直至目前。陜西省作協(xié)副主席、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著名學者和散文家厚夫先生，以他的博學和真誠，先后兩次為我“發(fā)聲”。文友之情，我心深知。還有高建群、牛漢等眾多名家以及各地文朋詩友們的文章，無論您比擬為暗夜里的一盞燈、風雨中的一把傘、蒼茫大海上的一葉扁舟，也還是孤寂山道上的知心伴侶，似乎都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多謝了，我的師長和朋友們！
與傳統(tǒng)的閱讀和傳播手段大不相同，現(xiàn)如今，網(wǎng)上之傳播和閱讀，勢如江潮，洶涌澎湃，但凡涂鴉者，是任誰也不敢小覷的。粗粗瀏覽一過，網(wǎng)上關于我的評說文章，竟有數(shù)十篇之多。但多數(shù)都不知其真實姓名，委實不好貿(mào)然收到這個“附錄”中來。好在通過廣東一位書法家朋友邱群先生，總還算聯(lián)系到了一位網(wǎng)名曰“二杠三”的老兄，原來是當年曾與我共同參加過北京一個詩歌筆會的詩友謝偉，他如今是四川省川東監(jiān)獄“二杠三星”的警官。于是，征得他的同意，把他的這篇寫到了我的文章也“節(jié)選”了進來。
小時候聽到過一句俗話，說是的“有沒見過的朋友，還有個沒見過的仇人叻”？在如今這個高度信息化了的網(wǎng)絡時代，無論是“沒見過的仇人”，也還是“沒見過的朋友”，都會有的。無須駭怪，亦不必竊喜。
七
相比于小說、散文和戲劇創(chuàng)作，詩則更易直抵人心，因而詩也應該是更加情緒化的。但這絕不意味著詩人不需要讀書，詩歌不需要理性。墨西哥大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的《太陽石》、英國大詩人艾略特的《荒原》和《四個四重奏》、R.S.托馬斯的《牧師》、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1948年紀事》和《漫歌》、法國詩人羅貝爾·德斯諾斯的《方托瑪斯的悲歌》、圣瓊·佩斯的《阿納巴斯》、路易·阿拉貢的《格雷文陳列館》、德國詩人諾瓦利斯的《虔敬之歌》和《夜頌》、斯洛文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的《圓圈以及圓圈的論據(jù)》、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的《時間》、瑞典當代大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波羅的?！?，已經(jīng)以其巨大的成功，昭示了詩歌同樣需要理性、詩人同樣需要博學的道理。如果說一個詩人的一部總結性的詩選，就是其不假修飾的“精神自傳”，那么，其傳主之高下、深淺、貴賤、雅俗種種，就深藏于詩中了。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傳播手段的日益更新，大眾的閱讀已經(jīng)勢不可擋地電子化、影像化、圖片化、碎片化了。但假如您是詩人、是作家、是學者，或者說你立志要成為詩人、作家與學者，那么，你就一定不可以把自己“混同于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你的閱讀就一定不應該是電子化、影像化、圖片化和碎片化的。你若不讀紙質(zhì)的書，不讀經(jīng)典的書，不讀大部頭的書，不汲取人類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積淀下來的最重要的精神營養(yǎng)，你若漠視古今中外那些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理論和評論等諸多領域里的工匠、大家和大師，你的閱讀若只局限于當下流行和時興的作家作品，甚至只是手機微信里那些“段子”和所謂的“心靈雞湯”，那么，你的所有閱讀都將是無效且完全無用的。
前文剛剛說過，“假如你是詩人、是作家、是學者，或者說你立志要成為詩人、作家與學者，那么，你的閱讀就不應該是……”，換言之，你追求的目標越高，你對自己之閱讀的要求也就應該越高。你若只想做個“百事通”，只想寫點小圈子內(nèi)傳播的小玩意兒，那么，一部手機足可“成全”并且“成就”你了。
在我的四室兩廳兩衛(wèi)一廚近160平方米的大房子中，一個房間是完全的書房，一個房間是書房兼寫作間，另一個房間除一張雙人床外，其余空間也全是書柜，餐廳里還豎了一排連體書櫥，只有一個房間才是純粹的臥室。粗粗算來，我的個人藏書早已萬冊有余。而當我于2016年10月接受了志丹縣人民政府之邀，為該縣重新校、點、注、譯四部清人及民國時期的保安舊縣志時，我仍然時感藏書之不富，讀書之不足，解書之不深。
八
我在《張興源散文選》之《后記》中曾經(jīng)寫道：“中國的稍稍能動動筆、敲敲鍵盤的文人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先是禍害詩歌，使得曾經(jīng)輝煌過的詩界，竟然出現(xiàn)了‘寫詩的比讀詩的還多’的慘象。最終使這一歷來都與散文、小說、戲劇比肩而立的大文體，淪落為為人不齒的小玩意兒了。現(xiàn)如今您要是稱誰為‘詩人’，就仿佛跟罵他‘不入流’是一個意思。緊接著，這些‘不入流’的人們便勇敢地邁開了他們禍害散文的急切腳步?！?/p>
我這話看似尖刻，實則點到了當代詩人和當代詩歌之不為社會所重、不被大眾所睬的尷尬穴位上了。當你對中外古今那些第一流的大作家、大作品都全然不知，而只是追隨當下流行的一些小詩、小文、小作者，那么，你還企盼成就一番“文學事業(yè)”，豈非癡人說夢哉？
九
除開寫于2012年年初的《張興源先生的日常生活》一詩而外，我已經(jīng)有好多年不再寫詩了，但古今中外那些好詩和詩人，卻依然是我的關注所在。僅以外國詩歌而論，我不僅常常重溫十九世紀直至荷馬時代那些已成經(jīng)典的重要詩人和詩作，重溫二十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派和后現(xiàn)代派，便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外國詩歌，也都是我重要的閱讀對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世界文學》（我藏有《世界文學》從其1953年創(chuàng)刊到現(xiàn)在的幾乎全部刊物）、外國文學出版社的《外國文學季刊》和《外國詩》、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外國文藝》、漓江出版社的《國際詩壇》、作家出版社的《當代國際詩壇》、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現(xiàn)代世界詩壇》、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外國文學》、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蘇聯(lián)文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當代蘇聯(lián)文學》、南京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當代外國文學》、譯林出版社的《譯林》、春風文藝出版社的《春風譯叢》、陜西人民出版社的《翻譯文學選刊》，以及年代更早的由北京外文局研究室編印的《外國作品選譯》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編的《摘譯》等等，都是我了解全世界當下文學發(fā)展最新訊息（當然也包括詩的訊息）的窗口。而那些由當代詩人和翻譯家們精心迻譯但卻少人問津的外國現(xiàn)當代詩歌選集，也都毫無違和感地進入了我這個年近六旬的“老者”的視域。
閱讀，可不能那么功利。閱讀本身，就是十分美好的享受，何必一定要跟您的寫作“直接掛鉤”呢？
最后，引來我的兩首論詩絕句，為這篇詩選《后記》做結。而與詩有關的更多的話題，我在《走在冬天的雪地里·原自序》一文中已經(jīng)說過了，此處不贅——
今古詩文理未殊，真?zhèn)紊茞貉排c俗。
古人曾經(jīng)是今人，吾儕百歲亦作古。
因襲終難成正果，趨時秀才窮操磨。
趕得新來新已舊，何如信筆寫真我？
十
《后記》末了，我要用文字的方式，記錄下我對本書責任編輯、陜西人民出版社編審朱媛美主任的感恩和敬意。
一部書，從作者通往社會并最終送到讀者手中，編輯是剪輯師，是守關人，也是驗“照”官。即便中國古代如《左傳》《國語》和“三言二拍”，當代如《創(chuàng)業(yè)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和《最后一個匈奴》，國外如《荷馬史詩》《伊索寓言》和偉大的莎翁與托翁，倘使不假編輯之巧手，作者自己也必然抓瞎。
而朱媛美主任則干脆直言：“編輯就是挑刺兒的！”
她有一雙如同獵人找尋獵物似的極其敏銳的眼睛，無論哪個方面的問題、錯謬與疵瑕，經(jīng)她過目，則纖毫畢現(xiàn)而無處遁形。盡管她在編完《張興源詩選》時真誠地夸贊說：“這是一部詩體的《平凡的世界》！”盡管她在編輯《張興源散文選》的過程中，發(fā)來了“好文筆！”的微信，但面對她那雙銳眼，我依然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我的“詩選”和“散文選”中，有多篇作品被她“無情”地抽了下來，我著實有些心疼和不舍，卻也心服口服。
一個寫作者，一生若能被朱媛美主任這樣的大手筆“責編”一書，已然幸事矣。而張興源的四部書，竟然全都由她“責編”。我輩何德何能，竟得如此造化也！
朱媛美，她可不單是她，她是一個優(yōu)秀團隊的杰出代表。陜西人民出版社即便是校對，也都不可等閑視之。我記得現(xiàn)當代有好幾位學人都曾做過京城和上海等大出版社的校對，并由校對、編輯而最終修煉成學者。陜西人民出版社的校對團體，應該也是這樣的學者型人群。張興源在此向諸位深致敬意和謝意了！
25年前（已經(jīng)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了）的1994年10月18日，著名作家高建群赴京送稿，電話邀約時在中國作協(xié)北京魯迅文學院讀研的我，去中國青年出版社與他相見。盡管身在旅次，建群師卻不令時光虛擲，仍在構思著寫一篇追敘他多部（篇）作品之責編的文章。寒暄過后，他即問我還記不記得他的長篇散文《你們與延安楊家?guī)X同在》是發(fā)在《人民文學》哪一期上的，我說好像是前年（1992年）第5期（實際是第6期）。
建群師是當代中國文壇的大作家。此刻，張興源竟也東施效顰，學著他的樣子寫下了以上這些文字，獻給朱媛美主任以及跟她一樣，那些精誠敬業(yè)而又潔身自好的陜西出版人。
——愿你們，也與當代真文學和大作品同在！
2018年7月12日午后草成于十二萬卷樓
（本文第十節(jié)，補寫于2019年8月14日早8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