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十八團上海知青《青春在遠方》作者合影。
“近水樓臺”學攝影
王杰廉
下鄉(xiāng)到友誼，每個知青都有不同的處境，也都有一段成長、鍛煉的經歷。
1972年夏，我從三營報道組，調到十八團宣傳股報道組。這個當時以“反修兵”為筆名的充滿朝氣的團隊，在組長李德仁帶領下，大家沒日沒夜地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戰(zhàn)績”。兵團時期，平均每年向《兵團戰(zhàn)士報》及各地報刊、電臺等媒體供稿約五百篇左右，年平均在《兵團戰(zhàn)士報》見報達一百篇左右，保持多年的這個水平，當時在全兵團各團中名列前茅。
十八團報道組主要的任務是采訪寫稿和對內對外供稿，還承擔著大量的組稿、改稿、培訓營連基層報道員的任務。自兵團成立以來，通過辦學習班，組織重大報道“會戰(zhàn)”等多種途徑，培養(yǎng)了相當數量的基層報道員，成為十八團宣傳報道戰(zhàn)線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時，團報道組和營連報道員主要以提供文字稿為主，圖片（照片）報道相對較少。對內對外的圖片報道，主要由專職的攝影干事來做。十八團宣傳股在這方面非常重視，配備了兩名專職攝影干事——許長山和徐連榮。他倆長期活躍在十八團的各行各業(yè)、基層一線，采訪拍攝了大量鮮活的、高質量的新聞照片。因此，十八團的圖片報道在各媒體中的采用率同樣也是很高的。
我從小愛好攝影，在下鄉(xiāng)之前上學時，偶爾也會買上一個膠卷，借一臺相機，約上幾個同學、好友，到公園、去景點、跑郊外拍照。還把自己家里的一間小屋蒙上窗戶，布置成暗房，自己學習、硺磨沖卷、擴放（黑白照片）等，然后就是得意地欣賞自己的作品。
到宣傳股工作后，遇上許、徐兩位老師讓我深感榮幸，“近水樓臺”為我學習和提高攝影及暗房技術創(chuàng)造了一個很好的條件。當時，我們報道組也有一臺瑪米亞135單鏡頭（膠卷）相機，這是一臺不錯的機器，盡管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搞文字報道，但是遇到重大報道的采寫，我們也會帶上相機拍幾張，配合文字一起投稿，使稿子更有分量。
既寫文字又配照片，這是我喜歡做的。每當有機會采訪拍一點東西回來，我就會興奮地盯住老許或老徐，要他們帶我進暗房沖卷擴印。他們工作的暗房就在我們報道組辦公室對門，鉆進暗房，是我最開心的時刻。老許會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取出膠卷，如何剪斷膠片（因為一般不可能一次就把一卷三十六張都拍完，那時是很注意節(jié)約用膠卷的），如何再把剪斷的膠片掛上沖卷架，放入顯影水沖卷，如何聽著秒表聲音控制沖卷時間，然后就是放進定影液中定影。接下來就是等著膠卷晾干（烘干）后，放到放大機片架里，從投影中看照片的圖像質量及選取要擴放的片子，最后就是擴放照片。
擴放照片是暗房技術的重點，那時用的都是120、135黑白膠卷，如果直接沖印出來只有一寸、二寸照片這么大小，無法看清，必須擴放到六英寸、八英寸以上，因此選中的照片就必須經過擴放。老許和老徐二位是這方面的高手，他們擴放的照片黑白分明，清晰度高，給人的視覺沖擊力強。記得許長山老師曾對我講，現在我們對外投稿，報紙的制版、印刷技術就這么點水平，印出的照片粒子粗，見報的效果要比原照片差50-70%左右，因此對原照片的各方面要求非常高，我們必須把這第一步做到位。
正是這種一絲不茍的精神，造就了兩位攝影大師的攝影和暗房技術在全兵團也是響當當的。在他們的直接輔導下，我的攝影和暗房技藝也不斷有長進，直到基本可以獨立操作。在擴放照片時，會根據底片的情況確定曝光時間，顯影時會盡量把照片洗得“硬”一點（反差強一些）；定影時則把時間盡量長一點，以避免照片容易老舊發(fā)黃，以至于最后給照片烘干上光、切邊整理，這些技能都能基本掌握了。
許長山和徐連榮二位都是我們宣傳股專職新聞攝影干事，也免不了不少重要會議、領導的重要活動、重要人物的視察來訪等的現場采訪拍照。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長山老師已經是四五十歲的人了，兩鬢花白，但干起活來一點也不遜于年輕小伙。為了搶鏡頭，他常常背著攝影包，爬高落低，小跑快奔，充滿了活力。連榮老師稍年輕一些，動作的敏捷程度就更不用說了，他而且能寫，為新聞照片配上文字說明是他的強項。在二位老師的身邊工作，我學到了很多很多。盡管我的主業(yè)是搞文字報道，但老師的言行舉止和敬業(yè)精神，為我們樹立了近在眼前的榜樣。
在工作的空閑，我總是有意識地向二位老師討教拍照的“訣竅”，如何取景構圖、如何抓拍神態(tài)、如何巧妙用光、如何虛實結合，乃至速度、光圈如何最佳使用等等，都是我們探討的話題，兩位老師會毫無保留地為我講解，大家互相切磋，獲益匪淺。
那年月，沒有攝像錄影設備，圖像資料的保存主要靠拍照。遇到團里開什么重要會議、領導有什么重要活動、上面有什么領導來參觀、考察這類任務，兩位老師更是忙得不亦樂乎。當時團宣傳股還有一個好的做法，就是遇到重大事件，為了盡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圖片資料，還會組織一些有相機、愛攝影的戰(zhàn)友一起參與采訪拍照，這種機會，我也經歷過幾次。
1978年夏天，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農場視察。事前，宣傳股的領導召集大家專門開了個會，要求多角度多場合地把領導人視察活動的情況記錄下來。我也拿起相機參與了這次活動，跑東跑西拍到了領導人看望、慰問農場職工、與大家合影、交談的一些照片。還跟隨領導人到基層到田間活動，抓取了一些鏡頭。如此近距離地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觸，是我生平第一次。至今，我還保存了兩張當年我拍攝的、已經泛黃的黑白照片，睹物思情，又回想起當時的場景。
也是在1978年8月，又有重要人物來訪。這次來的是毛澤東主席的兒媳、時任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的邵華一行，我有幸又參與了這一次陪同和拍攝。邵華對五分場二隊的現代化大型農業(yè)機械興趣濃厚，反復觀看、詢問，還拿起相機拍照。她對“天下第一場”發(fā)展現代化大農業(yè)的大手筆盛贊有加。在參觀過程中，徐連榮老師不停地按下快門抓拍一個個珍貴瞬間，其中有一張照片，我居然也在陪同者之列（有照片為證），于是我將此照片保存了下來。四十多年過去了，珍藏的這張照片已經微微泛黃，但依舊清晰，當時的場景仍然在我腦海里閃現，成為幸福的回憶。
回滬后，我長期在報社搞報紙版面編輯。由于有了在友誼工作時學到的本事，不但在文字編輯把關上得心應手，在選用新聞照片稿時也派上了用場，不但注意照片的新聞性、真實性，還會關注它的畫面質量、拍攝角度、擴印質量等等，盡量把高質量的新聞照片選用上報紙的版面。來興趣時，也會背上相機去拍一些新聞照片，更是喜歡為家人與朋友拍照，保留下來的照片足足裝了十多本厚厚的相冊。
細細回憶，在我下鄉(xiāng)友誼的歲月里，因為長期在宣傳戰(zhàn)線工作，我學到了很多很多，跟著李德仁等幾位老師學采訪、學寫稿、學寫各種材料，跟著許長山、徐連榮兩位老師學攝影，這些技能在我日后漫長的職業(yè)生涯中受用無限。這么多年過去了，我時常惦記著這些老師，可惜徐連榮老師早已作古，耄耋之年的許長山老師在紅興隆管局居住多年后也于2018年駕鶴西去。
如今，攝影早已告別膠卷時代進入數碼時代，琳瑯滿目的數碼相機、手機成了平民百姓的“標配”，依托這些現代化的設備和技術，人人都成了旅行家、攝影家，攝影攝像早已不是少數人擁有的本領和技術了。
或許有人會講，時代都發(fā)展到這個地步了，你還在講那些“陳谷子爛芝麻”的事，我的觀點是，歷史總是不斷變化發(fā)展的，沒有膠卷時代打下的基礎和普及，哪來數碼時代的到來和突飛猛進，不管技術發(fā)展到了什么程度，攝影的基本要領、基本技術、基本規(guī)范總是這些，萬變不離其宗，就看你如何用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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