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樹穎▲
（九） 鄰居李家
鄰居老李（我稱李叔）沒什么文化，靠在皮革廠干“熟皮子”的力氣活兒養(yǎng)家糊口。皮革廠里的熟皮工人▲
老李有五個孩子，老大14歲，老五出生還不到100天。老大老二老三都是丫頭，老李想要小子，給三丫頭取名“三改”。三改和我同齡，同是九歲的我倆，卻玩不到一塊兒。
媽看他家的孩子們都小，生活困難，逢年過節(jié)總會送點吃的過去。他們也毫不客氣，甚至還把我家當“倉房”，不論缺什么都打發(fā)孩子來借、來拿。來借東西時往我家門口一站，只說要用東西的名稱，別的話，什么也不會說，拿上東西轉身就走。起初，是大丫頭來借，大丫頭長大了不好意思來了，二丫頭來，二丫頭長大了不好意思了，三丫頭來。米、油、鹽、醬、醋、紙張、筆墨、及各種常用的工具、家什，沒有不借的。有時候一天來兩三次借這借那，有的東西借走的時間長或是忘了，干脆就不還了。后來，二姐就叮囑她們：
“用完了記著送回來！要用的時候再來拿。” 她們拿走時只回答兩個字“嗯哪”?？捎械臇|西還是不及時還回來，當我們要用的時候還得去他們家取，時間長了就好像我家東西是公用的似的，真是應了“習慣成自然”那句老話了。
記得那天，我穿著雪白的襯衫參加了我童年時期重要的入隊儀式，當戴上鮮艷的紅領巾的那一刻，我感到光榮和自豪，也為我剛到班里一個來月就入隊了，比起其他同學早了很長時間而得意。我高興的一路跑著跳著到家，興奮地向在家的媽、爺爺、奶奶、二哥敬隊禮、跟媽和奶奶講述入隊儀式的過程，得到了她們的夸獎我更興奮了，又跑出去站在我家的大門口，向街上過路的人展示我戴上了紅領巾! 心里說:“你們看!我不是媽懷里的小賴貓、小老蔫，我是少先隊員了！” 巴望著能有鄰居發(fā)現(xiàn)我胸前新戴上的紅領巾，夸我有出息、真精神。
我拔著脖子挺著胸脯站了老半天，來往的人沒一個注意到我，于是，我就召集幾了個正在玩耍的小孩兒，讓他們排成隊，我扮演大隊輔導員，挨著個兒地教他們敬隊禮，這時，被老李家的三改看了個正著。傍晚，三改來到我們家，說她要去參加學校集體操表演(她在城外差一點兒的北門小學，我在城里好一點兒的東門小學上學），她要借我的白襯衫穿。我不舍的借給她，因為這件白襯衫是媽為了我的入隊儀式，特意上街買來最好的白士林布現(xiàn)做的，我只穿了半天就疊好放起來了。她脖子那么黑，頭發(fā)里、身上還都有虱子。有一次，我去她家取我家的搓衣板時，看見她爸盤腿坐在炕上，倆手橫向抻著一條翻出了褲里子的棉褲，用前排上下牙齒，沿著棉褲里邊的縫縫，從褲襠往褲腳處兒，挨排“嘚嘚嘚嘚”的咬著，不時發(fā)出噼、啪的微弱的響聲。
“你爸怎么咬褲子？”我驚詫的偷偷小聲問三改。
“虱子吃人血，我再吃回來”，李叔聽見了我問三改的話，粗聲粗氣憨憨地說。
??？!“再吃回來!”李叔說的這話讓我很是吃驚! 抱著搓衣板跑到家，把李叔咬棉褲上的虱子、和他說的話，當成特大“新聞”告訴了奶奶，奶奶聽了搖晃著腦袋，嘴里發(fā)出“咂咂咂”的聲音，好像再說:
“太不可思議了!”。
我跑去告訴二姐，二姐驚訝的:
“??？!咬棉褲里的虱子!這家“老倆子”(漢族人)真惡心!”
我又去告訴了媽。
“不同地方的人做事有不同的法兒，丫頭子家家的別看見啥事都大驚小怪的！記住嘍！看見了別人家的啥事，都不許出去說！” 媽申飭我了。
我再也沒敢把這“奇聞”跟任何人說。
這次三改來借衣服，我不借給她，她就站在門口不走，我就是不借，她就是不走，僵持著……。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媽去街道開完會都回來了，看她還沒走，媽就過來小聲跟我說：
“借給三改穿一天吧，她沒有白襯衫就不能參加集體操，表演的隊伍里就會有空兒缺，老師該批評她了”。
“不借！” 我堅決地說，并急忙從炕梢的紅木箱子里，拿出我飯前剛疊好放進去白襯衣抱著，生怕媽拿給她。
“她還沒入隊呢，你都是少先隊員了，想想，該幫她不？……?！?/span>
媽耐心的勸說我好半天，最終，我很不情愿讓三改把衣服拿走了。
那會兒，我突然懂得了一個詞“賴皮”！我也真是佩服她的這種“頑強”的賴皮精神!
第二天放學，原本疊的平平整整的白襯衫，被卷成了個卷兒送回來了，三改匆忙放下衣服，什么話也沒說轉身低頭就走。我覺得她的神情不對勁兒，急忙上前打開衣服一看，啊！雪白的襯衫背后和兩條袖子上，滿是密密麻麻的藍色鋼筆水點兒，好像是被多只鋼筆同時甩上去的! 我震驚！憤怒！又傷心，放聲的哭哇！哭！……。
媽和二姐看了也傻眼了。
“該！誰讓你放學不回家寫作業(yè)，跑到大門口嘚瑟！顯擺！顯擺吧，這回可好！”二姐在邊兒上埋怨我說。
二哥心疼的把白襯衣和紅領巾疊的平平整整，惋惜的撫摸著，彎腰站在那好半天不動，思緒仿佛又回到了他戴紅領巾時的童年。
媽也沒想到襯衫會毀成這樣子，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話來安慰我，勉強的說:
“她不是故意弄的，可能是學校的淘小子們欺她，待會兒媽給你洗干凈還能穿……”。
可遺憾的是，滿后背的鋼筆水印怎么洗也洗不凈，媽也沒錢再重給我做新的了。
從記事起，我第一件最珍愛的、最有象征意義的、最值得紀念的、只穿了一個下午的漂亮衣服被毀了，打那以后，我再也沒碰過那件讓我傷心的白襯衫，也再沒穿過純白色的襯衫。
事后，三改的家人個個裝傻，他們天天走在屬于我家大門內的通道里，她爸媽和她的兩個姐姐多次與我家人碰面，誰都不提白襯衫的事。
我下決心再也不借給她家任何東西！
說來也怪，她家人好像知道我的決定似的，在還回衣服后的兩天里，真的沒人來借東西。
媽看李家人不來借了，擔心他們缺家什用又沒錢買受憋，在碰到李家二丫頭時媽說:
“要用啥就來拿吧，沒事的?。 ?/span>
媽這一開口，李家人就又開始沒完沒了的借、借、借。
二姐埋怨媽:
“多余讓她們再來借!”
“她們家沒有用的會太憋手，給拿去用吧，誰家還沒個缺東少西的困難時候呢?！?媽同情地說。
是啊，窮人誰家都有困難的時候。我曾經聽說過，很多年前，爸媽帶著兩個哥哥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逃到黑龍江省富錦縣，那幾間年爸不敢公開露面出去找工作，家里生活十分困難。媽生二姐的當天沒米下鍋，打發(fā)十一歲的大哥到鄰居家借了二斤小米回來，才給剛剛生完孩子的媽熬了一碗粥喝。
媽經歷過窮日子，知道貧苦人家的艱難。盡管媽這么體諒、幫助老李家，可也從沒聽到過李家人說一個“謝”字。
“他們不懂得說客氣話，街里街坊的住著，誰借點東西使不個算啥，咱不挑他們。”
“人活著呀，就是混個日子，就得他幫你、我?guī)退?，互相幫襯才都能過好了?！?/span>
我和二姐聽媽說這些話，互相看了看都沒再出生聲，我感覺到自己小氣了。
（十） 老母小職
媽人緣好，跟誰都“渾合”，媽走在我家住的這條街上，常有人跟媽打招呼。有街坊大嬸大娘、有法官、名醫(yī)，還有某單位的書記，他們都很尊重媽，有時還會客氣、禮貌地跟媽嘮上幾句。在他們眼里，媽是個見過世面、開通又明事理的老太太。
媽跟爸生活多年，聽會了一些名詞、成語和趕潮流的話。雖然說的不十分準確，但大概意思還都比較恰當貼切。在街道婦女中，媽顯得突出，給人的印象是，這老太太似乎有點兒“學問”。
1968年，“文革”后期的政治風向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為了社會安定和便于管理，縣政府把每個片區(qū)街道分為4個大組。
五十五歲的媽被居民們推選為街道組長，因為家有生病的二哥，媽一再推脫說不干，可仍然抵不過大家的熱情堅持，媽勉強承擔下來，當上了街道片區(qū)第一組組長。大家稱呼媽方組長
可能是經歷過1957年反右傾運動，爸被打壓時的心里感受，媽對當時黨政頒布的各項政策有理解，懂分寸。
不抓群眾“辮子”、不亂扣“帽子”、不隨便上綱上線，是媽常嘮叨的原則。
街道第一組在媽的帶動下，氣氛祥和團結平靜，沒有你整我、我說你的現(xiàn)象。只是“階級斗爭的綱”抓的不夠好，沒抓出斗爭的“典型”。
媽有辦事能力又有涵養(yǎng)，從沒和誰紅過臉，更沒與人發(fā)生過爭執(zhí)，工作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聽人說，派出所的干部在開內部會時曾經說過:
“要是各組都能像‘方組長’那組似的，就省心的多了”的話。
在那種政治氣氛下，媽當街道干部，對家庭和爸的政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十一） 奶奶“解放了”
1968年年底，八十歲的爺爺突然而安詳?shù)娜ナ懒?，這對于癱瘓在炕上幾年的他來講，也許算是“解脫”了。
爺爺?shù)碾x世，奶奶沒太大的傷心，只是精神頭兒沒以前大、話沒以前多了。
奶奶不用再按點兒做飯，也不用想法兒與“誰”作“斗爭”，更不用再來來回回的伺候誰了。
自打出嫁，奶奶沒少挨爺爺?shù)拇蛄R，半個多世紀的勞累、傷心、委屈、都隨爺爺?shù)碾x去而消失，奶奶終于解放了。剩下來的時間只為自己而活。
看著奶奶的狀態(tài)，媽做好了飯菜讓我們給端過去，奶奶可以不用那么累了。
（十二）纏人的結核
* 淋巴腺結核
回到榆樹后媽又帶二哥去醫(yī)院看病，但收效甚微，醫(yī)生說沒什么好辦法，只能維持，二哥的羊角風病還是經常犯。在這時，大姐得了淋巴腺結核病，脖子淋巴的位置腫大流膿水，久治不愈。這對于妙齡待嫁的大姐和爸媽來說，壓力不小。爸、媽四處打聽治療方法，終于，爸從農村找來一個六十二歲的孤身農民-老程頭兒，我們叫他程大爺。
程大爺不是大夫，也不懂醫(yī)術，就只會治這一種病。爸安排他住我家用窗戶隔開的小北屋里，每天為大姐上藥、換藥。當時沒有合適的治療器械，他就用嘴吸大姐脖子旁邊淋巴腺流出的黃濃血水，盡心盡力。平時沒事時，他也會幫著打掃羊圈、端水飲羊、扒灰墊羊圈等。媽心懷感激，盡量給他做些好吃的。
半年過去了，在老程頭兒的精心治療下，大姐的淋巴腺結核病總算好了，并于一年后出嫁了。
* 骨結核
在大姐出嫁那年，二姐也患上了鎖骨淋巴腺結核，鎖骨處紅腫潰爛流膿淌水，爸再想尋找老程頭兒給二姐治病時，已經聯(lián)系不上了。二姐的鎖骨結核病，把爸媽剛剛放松的心又一次揪了起來，把以為快要寬裕點兒的日子又緊吧了起來。
媽不僅要做飯、洗衣、喂羊、照顧二哥，又得常常陪著二姐去找大夫、跑醫(yī)院。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二姐的鎖骨結核病終于好轉了，但此時她的手指，又得了指骨結核病。媽沒有“喘息”的又帶著二姐一趟趟往返于醫(yī)院，每次二姐刮骨換藥時的疼痛呻吟，都讓媽腿顫身軟、心痛不已。
榆樹縣醫(yī)院的醫(yī)療技術不行，久治不見好轉。后來，二姐去了長春醫(yī)院治療兩個月，才終于好了。在長春治療期間，二姐住在老姑家。
（十三） 淘氣討苦
* 姐摔傷頭
由于多年生活的貧困和營養(yǎng)不良，二姐的身量沒能長起來。身材小巧的她，能歌善舞。骨結核病好了后，參加學校宣傳隊排節(jié)目。
一天，排練休息時，二姐練踢腿，一個大力單腿向前猛踢的動作，讓她失去平衡，“乒！”的一聲，后腦勺重重的摔在了教室水泥地上，當即暈了過去，昏迷中她被四個男同學用門板抬著，在送往家中的路上吐了（腦震蕩）。
正當大伙兒七手八腳打算幫媽送二姐去醫(yī)院的檔口，忽聽遠處有人喊：
“老劉二嬸兒~！老劉二嬸兒~！你家敏光倒在東邊大道上犯病了！”
還真是越忙越亂!當時只有十歲的我和媽在家，媽顧著二姐這邊，顧不了二哥那邊，正不知如何是好，有鄰居攙扶著半身塵土、臉皮摔傷的二哥回來了。這位鄰居見家中狀況，催促媽快去帶二姐去醫(yī)院，她留下來看護二哥。
媽曾經伸出過的援手，此時給予回饋......?？蛇@回饋不是出自老李家的人。
* 妹跌傷腳
十五歲的我，在學校表現(xiàn)優(yōu)秀，初二就當上了學校里頭銜最高的學生干部、革委會委員（學生代表）、兼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長。除了上正常的幾節(jié)課外，整天事兒巴事兒巴一本正經似的，在學校排練節(jié)目瞎忙乎，幫不上媽一點兒忙不說，還給媽添亂兒。
那天下午沒排練，我們幾個女同學閑的無聊、比著淘氣，跨越大禮堂帶靠背的長條椅子，看誰跨的快。我腿腳麻利，騰、騰、騰跑到了前面，眼看就要“奪冠”! 得意之間一只腳踏空! 啪嚓摔地!摔的我兩眼發(fā)黑金花亂冒喘不過氣來，半天才發(fā)出了痛苦的“哼~”聲。腳踝頓時腫的跟小碗口般粗，被同學架著送回了家。
媽趕忙放下手里的活，數(shù)叨我不讓她省心，邊跑出去找大夫。倉促中，找來了一個長相好似屠夫般的“大夫”，他又拉、又拽、擰來、扳去，鼓搗著我的腳脖子，疼的我吱哇亂叫。我這剛剛崴傷了的腳，被這個二把刀大夫又重重的扭扯著傷了第二回，原本只是腫了的腳脖子變成了淤血青紫的“大蘿卜”，足足一個月沒能下炕。這一個月里，全是媽伺候我吃喝洗漱。
1970年四月，十六歲的我，被長春市文工團調去當了一名舞蹈演員，參加基本功訓練僅二十多天，就因為代課老師沒有經驗，讓我們幾個腿部肌肉還沒有足夠力量的新學員，跳高難度舞蹈動作“倒踢紫金冠”倒踢紫金冠▲
結果，其中一個女孩當場折斷了小腿骨，留下走路踮腳的傷殘，斷送了她的演員事業(yè)。不久，我也在跳同一個動作時，再一次重重的崴了有舊傷的腳踝，從長春回到了榆樹家中，在炕上養(yǎng)著。
媽又是一輪水呀飯呀的伺候了我一個月。
這一個又一個孩子、一種又一種病，一次又一次求醫(yī)問藥，像層層磨盤沉重地壓在父母的心上。迫使媽爸在艱難的生活長河里“撲登”的身心疲憊卻沒有片刻的喘息。
我曾經想，媽爸，為了我們幾個孩子，操心、受累，省吃儉用一輩子，圖個啥？他們沒有過怨言嗎？又是什么力量支撐他們頑強的熬過了那些艱難的日子？僅僅是為養(yǎng)兒防老嗎？不！絕不是！是父母的愛！這愛的深厚、全力、忘我，是世間最偉大的愛！
（十四） 姊妹之情
除了父母給予的愛，還擁有來自同胞的手足之愛。
大姐看我腳踝傷的很重，怕日后落下毛病影響我的舞蹈事業(yè)，大冬天她挺著懷孕七個月的大肚子，一個人跑到很遠的鄉(xiāng)下為我求醫(yī)找藥。
媽白天伺候著家中的我，夜晚心里惦念著奔波在冰天雪地里的大姐。
看媽擔心的樣子，我心里十分愧疚，盼著大姐盡快平安的回來。
三天后，大姐終于提著大包小包外用、內服的藥回來了。令我十分感動的同時，也沒太大必要的服用了半個月的苦湯藥。大姐的愛就是這樣的單純炙熱。
二姐初中畢業(yè)就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身材瘦小的她，面對農村艱苦的生活和高強度的勞動，就好像是小馬力拉大貨車，難以驅動?？啥闶莻€不甘落后且要強人，經常累得腰酸背痛，還堅持著每天天不亮就跟著社員們一起出工種地，媽很是心疼，加之隔三差五有“某某集體戶有女生懷孕了......”
“某某集體戶的女孩子出啥事了......”的種種傳言，讓媽更是憂心忡忡。
三年過去了，同學們一個個挖門子、拖關系幾乎都調回城了，只有二姐和少數(shù)幾個同學，還留在距離莊戶很遠又冷清的集體戶里。這讓媽擔心的夜不能寐，叫大姐趕緊托人找關系盡快調二姐回城。
比二姐年長三歲的大姐，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不停的跑這跑那，四處打聽門路，好不容易才把二姐調回城來。二姐調回來了，爸媽和大姐心里的這塊“石頭”才算是落了地。
（十五）被迫搬遷
1970年下半年，我家園子隔壁的一個計量單位要擴建，要占我家的大院子，他們在另一個區(qū)域給我家找了一小塊宅基地，動員我家搬遷。
占地單位打著：“土地是國家的，計量所是國家單位”的旗號，催我家搬走。在那“文革”剛剛結束、政治氣氛依然“敏感”的時期，國家單位要占你家的地，無需與你廢話，讓你搬就得搬。
爸算是個有文化的“臭老九”（文革期間對知識分子的貶稱），在那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不吃香，加上爸有偽滿時期去過日本這所謂的“歷史問題”，一遇到風吹草動，就被人揪住“歷史問題”這個“尾巴”說事（曾經就是因為爸這個“問題”政審不合格，斷送了我當文藝兵的夢想）。
從西北回來后，爸從事的又是放羊這個自由職業(yè)。爸沒有底氣與“國家”講條件，“國家”給你多少翻蓋費用就是多少！給你多大面積的宅基地就多大！講也白講，講多了不僅與事無補，還可能會被扣上“不支持國家建設”的帽子。
其實，早在幾年前（租戶老張家從最初兩代四口人租房，到第三代人十三口人，隨著他家人口的增多，他們在我家的園子里擴建房屋、擴大自留用地）我家的土地就開始被侵占了。
1964年，我班同學家從農村搬來縣里沒房住，就找到當官的親戚，靠權仗勢，又占了我家大塊地皮蓋房、種菜、修院子。
爸看見他們在我家園子里大動土木，找他們說道，他們說，這塊地在爸沒回榆樹前，就和爺爺說好了要占用。
爺爺奶奶的孩子雖然很多，但都遠遠的散落在外地，通訊和交通都不方便，兩個老人又不會寫信，導致其他叔叔姑姑和爸都不知道地皮被占的事。七十五歲的爺爺奶奶面對強勢且有“后臺支持”的人，無力反抗。他們只給了爺爺十二塊錢，就把爺爺給打發(fā)了。我家的大園子就這樣，一點一點的被“權力”給“蠶食、鯨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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