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徑文學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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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新時期的京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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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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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的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已達30年了。同新文化運動的“前30年”（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中30年”（從新中國成立到三中全會召開）相比，“近30年”是聚精會神搞建設的30年。在這社會最為穩(wěn)定和建設最為迅速的總體形勢下，國粹京劇的創(chuàng)編同其他藝術門類一樣，也必然是鮮花朵朵、碩果累累的30年。
然而，新世紀以來，從舞臺、銀幕、熒屏和網絡的演出和播放的京劇節(jié)目來看，并沒有充分體現新時期京劇創(chuàng)編的豐收景象。以熒屏轉播的京劇節(jié)目為例，絕大部分為“前30年”和“中30年”創(chuàng)編的，都可歸屬于傳統(tǒng)劇范疇的節(jié)目，而改革開放“近30年”創(chuàng)編的京劇就較少轉播。比如春節(jié)戲曲晚會中，2007年竟無一出是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京劇，2008年也只有一出《廉吏于成龍》屬于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京劇。又如2007年和2008年新年京劇晚會中，也僅各有一出《廉吏于成龍》和《蝶戀花》為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京劇。再如2005年第五屆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共有64出劇目參加決賽，僅有一出《徐九經升官記》為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京劇。而2008年第六屆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參加決賽的80位演員，竟無一人選演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劇目。這些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現象。
其實改革開放“近30年”來，黨和國家已全面調整和堅定貫徹了“二為”、“雙百”、“兩用”、“三并舉”以及“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等一系列文藝方針政策。同時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已大為增強，我們人民的文化素質已大為提高，從而為京劇的創(chuàng)編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豐厚的文化基礎。在這良好的時代氛圍中，廣大京劇藝術工作者傾注心血和汗水，竭力繼承和借鑒，確實創(chuàng)編出大批嶄新的劇目。比如文化部從1991年設立“文華獎”以來，獲獎京劇就達30余部，中宣部從1991年設立“五個一工程獎”以來，也有20余部京劇獲獎。至于中國劇協(xié)從1980年開始設立“曹禺戲劇獎”（原為“全國優(yōu)秀劇本獎”）中獲獎的京劇更多達數十部。即使是新世紀才設立的“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中也平均每年有一部京劇入選。但這些優(yōu)秀劇目，由于原創(chuàng)院團復演不多，兄弟院團互演極少，熒屏重播率也低，甚至有的劇目獲獎后就束之高閣，所以觀眾較為生疏，戲迷極少傳唱，他們熟悉和傳唱的仍然是“前30年”和“中30年”創(chuàng)編的劇目。這種令人惋惜的狀況，在話劇、歌劇和其他戲曲中也同樣存在，只是輕重程度不同而已。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們黨和政府就提出了“現代劇、傳統(tǒng)劇、新編歷史劇三者并舉”的方針，當前舞臺演出和熒屏轉播的狀況，顯然沒有很好地體現這一正確方針。須知只有“三足鼎立”，舞臺才不會傾斜，熒屏才不致失衡。我更認為，即使不以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劇目為主，也需要“兩條腿走路”，讓改革開放前創(chuàng)編的傳統(tǒng)劇、歷史劇、現代劇，同改革開放后創(chuàng)編的現代劇、歷史劇比肩并立、比翼齊飛。
中國戲曲之所以沒有像古希臘戲劇和古印度梵劇那樣成為老古董，之所以沒有像日本歌舞伎、能樂、狂言那樣裝進博物館，仍能生命不息、活力四射，其根本原因在于長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葉催陳葉。這才使得我國戲曲由元代雜劇發(fā)展到明代昆劇，再發(fā)展到清代花部，直至形成以京劇為龍頭的眾多劇種爭奇斗艷的繁盛景象。今天，當話劇、歌劇和戲曲等舞臺藝術，都面臨影視、網絡和體育競賽等的強烈沖擊時，京劇不但不能置身度外，而且首當其沖。我們即使能夠在繼承、發(fā)揚、重構改革開放前的傳統(tǒng)劇目中，滲進新質、涂上新彩，但畢竟要受到傳統(tǒng)劇目在創(chuàng)編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若要在思想內容方面體現已經飛速發(fā)展的時代精神，表現已經極大改觀的社會面貌，還得與時俱進、與民更始，主要依靠在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劇目中熔鑄新時代、新世紀的新意識，以適應不斷更替的新觀眾。比如《梅蘭芳》、《華子良》、《焦裕祿》、《圣潔的心靈——孔繁森》等所反映的革命傳統(tǒng)和先進思想，無論如何在傳統(tǒng)劇目的改編中難以達到。同時，在藝術形式方面，為了適應新的時代、新的觀眾和新的內容，屬于梅蘭芳體系中的京劇，在“移步不換形”的原則下，也必然要借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和布萊希特體系，乃至西方現代派中的象征主義、表現主義、荒誕派和意識流等的積極因素，更要吸收話劇、歌劇、曲藝、雜技等姐妹藝術中的有益因素，以創(chuàng)造既是傳統(tǒng)的、又是現代的京劇形式。若要達到這一目的，如果僅對已經定型的傳統(tǒng)劇目增刪補綴，實難達到創(chuàng)新效果。而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曹操與楊修》、《宰相劉羅鍋》、《駱駝祥子》、《文成公主》等劇目，就較少局限、較為自由地達到在形式上創(chuàng)新的目的。
戲曲界有句名言，叫做“十年磨一戲”。這說明某一戲曲作品若要成為名劇，遠比某一文學作品成為名著所花費的時間和人力要多得多。因為文學作為單純的語言藝術，雖然有些作品在再版時會作一些修改，但大多在初版時就已經確定其在讀者心目中和文學史上的地位，它是文學家個體的一度創(chuàng)作，對于讀者來說是間接的想象的藝術。戲曲作為包含唱念做打舞的綜合藝術，在編劇的一度創(chuàng)作之后，還有導演、音樂、舞蹈、美術和演員等戲曲藝術工作者的多度創(chuàng)作，是集體創(chuàng)作的藝術。加之戲曲與影視“一次性”的“遺憾的藝術”不同，是通過舞臺表演而形成的與觀眾能夠直接交流的時空藝術，所以同一演出團體在不斷演出過程中能夠常演常改、常改常新，而且其他演出團體在交流演出過程中也能夠因地制宜、因人而異。戲曲藝術就是在歷代舞臺實踐中，匯千人之力，集百家之長，才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劇。解放前的《貴妃醉酒》、《鎖麟囊》、《借東風》、《徐策跑城》等是如此；“文革”前的《將相和》、《望江亭》、《楊門女將》、《謝瑤環(huán)》等亦如此；所謂“樣板戲”中的《紅燈記》、《沙家浜》、《杜鵑山》、《智取威虎山》等，實際上也是眾多戲曲藝術工作者多年辛勤勞動的成果。過往的經典是不可復制的，過往的高峰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各個時代可以創(chuàng)造各自的經典，各個院團可以攀登各自的高峰。歷史發(fā)展了，條件變化了，今天的經典仍可創(chuàng)造，未來的高峰還可攀登。如果總是沉迷于過往的經典之中，匍匐于過往的高峰之下，就創(chuàng)造不了新生代的經典，攀登不了新時代的高峰。新時期既然已經創(chuàng)編了這么多“文華獎”、“五個一工程獎”、“曹禺戲劇獎”的獲獎作品，以及最近在第五屆中國京劇藝術節(jié)上展演而獲獎的37出創(chuàng)編新劇，就有必要千方百計地千錘百煉，使其中一些作品成為長久留傳、廣泛傳唱的戲曲經典。這是改革開放時代應該具有的氣魄，必須肩負的使命，力求獲取的成果。
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大批京劇作品，是眾多京劇藝術工作者耗費極大的財力物力，付出極大的腦力體力才獲得的成果，如果不使用極大的精力財力去宣傳、推廣和普及，實是極大的浪費。珍惜新時期的京劇資源，既遵循了黨的方針，又遵循了藝術規(guī)律，既適應了時代的發(fā)展，又適應了觀眾的要求。原創(chuàng)院團和首唱演員若能利用各種場合在不斷演出中精益求精，兄弟院團和其他演員若能在交流演出中融入己見，加之大眾媒體利用現代設施廣為傳播，那么，戲迷們對這些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京劇，就必然會由生疏到熟悉，由熟悉到喜愛，由喜愛到傳唱。這批新時期創(chuàng)編的京劇，也必然將在眾多院團、演員和票房、戲迷的共同努力之下，培育出跟新文化運動“前30年”和“中30年”的舊經典相媲美的新經典。當歷史再前行30余年，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時，如果改革開放“近30年”創(chuàng)編的京劇，也能成為那時人們耳熟能詳的傳統(tǒng)劇，將是現在活躍于梨園菊壇的戲曲藝術工作者的最高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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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京劇》2009年第9期、《文藝報》200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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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鄒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長沙，1962年畢業(yè)于湖南師院中文系，1970年調到湖南邵陽師專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95年晉升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陽學院中文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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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徑文學社肖殿群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