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鄧祝仁先生自傳體系列散文《我的童年》（六）
桂林一九六零年的小學升初中
投稿供圖作者：鄧祝仁（桂林）
今天已經(jīng)很清楚，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和《中國共產(chǎn)黨一百年大事記》及相關著作記載可知，一九六零年，對神州大地來說，是大家口中常常念叨的“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二年，是第二個五年計劃“后三年”的頭一年。這一年，農(nóng)村繼續(xù)大辦養(yǎng)豬場，大辦食堂，是一個“糧食緊張”、連京津滬和遼寧省當時這些最發(fā)達富裕的地區(qū)的糧庫都有可能“脫銷”的一年，反正是日子非常艱難、非常特殊的年份。這一年，是城市也要建立“人民公社”，也要大辦食堂，要擴大“反右傾”成果，實則“大躍進”更加泛濫的一年。這一年，蘇聯(lián)片面地決定撤走全部在華專家，撕毀幾百個協(xié)定和合同，停止供應重要設備，大大加重了我國本來就很窘迫的經(jīng)濟的困難，國家降低了老百姓的口糧、食油、布匹的定量，鼓勵采取和制造代食品。因糧食、農(nóng)產(chǎn)品和副食品短缺造成的恐慌或餓死人事件在全國城鄉(xiāng)蔓延。上述這一片蕭條、肅殺的景象本來和一群孩子沒有什么直接聯(lián)系，可因為那一年中國華南一個小城市的在某些人看來并不算特別出奇，或者還算正常的一個決定，導致了一群孩子過早地承受到了不該承受的歧視與折磨，甚或改變了他們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不說，這件事或許將石沉大海，不再有人知道。這對歷史不公，對這一群孩子不公！
那一年桂林究竟發(fā)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一年，桂林市教育主管部門決定取消全市小學升學考試，全市所有小學畢業(yè)生全部直接升入初中學習。以今天的眼光表面看來，這興許是一件平凡的教育改革或好事，可那一群孩子不這么認為，因為當年他們才十二三歲，尚未成年，他們成了改革的試驗品、犧牲品，他們幼小的心靈在這次所謂改革中遭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和創(chuàng)傷，承受了不該承受的痛楚和苦難。我就是這群孩子當中的一個。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零年夏天，不用考試、直升初中的通知宣布完畢，全市小學每一個畢業(yè)班的小朋友都得到了一張升學志愿表，志愿表上除了必須填寫自己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家庭出身、民族、所在學校、班級之外，還一律得填寫父母、直系親屬和親戚、社會關系成員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民族、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海外關系、是否被人民政府關押、管制、鎮(zhèn)壓及其與畢業(yè)生本人的關系等內(nèi)容。
我拿著這張表，雙手頓時就僵直、冰涼起來。好幾天心里一直在打鼓。我不敢將領表的事告訴父母，更不敢給他們看。因為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見，父親的姓名牌公開掛在生產(chǎn)隊食堂大門口的告示墻上，那是“四類分子”名單公示欄，誰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剛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怎么辦？我問我自己。我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父親的政治面貌，填還是不填？填了，會被分到哪里？還有沒有書讀？不填，被調(diào)查出來就是欺騙學校、欺騙組織，怎么辦？我坐臥不安，不敢對任何人說。
同學們都把表交班主任老師了，我還遲遲不動。老師問我緣故，我撒謊說忘帶了。我總想看看別人怎么填。我稚嫩的單純的天真的心靈哪里知道，全班像我這樣的情況根本就只有我一個。當我發(fā)現(xiàn)班長在表上填了“父親因為收破爛不規(guī)矩，被說成壞分子”的內(nèi)容之后，我沉重的心情似乎輕了一些。心想，班長不怕，我怕什么？我如實填好了志愿表，最后一個交了上去。小小年紀的我哪里知道“被別人說”和被政府“戴帽”“管制”其性質(zhì)豈能相比！
接下來是等入學通知。小學六年，我在班里雖說不是“一流”，至少也算“中不溜”吧。家里有問題，去不了一流學校，二流學?？偛粫袉栴}，不至于被分到最差最的學校吧。這等的滋味很不好受，心中仿佛被什么重物垂吊著。打小我就有努力學習，上中學、大學的理想。祖父母、父母也是如此期望著。等啊等，怎么也沒有等到入學通知。許多同學都高興地得到通知書、報到材料了，可我沒有。我三番兩次地跑去找班主任打聽，班主任說還沒到，讓我等等。等啊等，到了八月下旬，所有同學都得到了通知書好久以后，新學期就要開學報到注冊了，班主任才通知我去學校拿我的錄取通知書。
那天，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叩開了老師的房門，我從老師手中接過通知書，只匆匆瞥了一眼，什么也沒說就跑開了。老師也沒有叫我停住，任由我慌張地離去。誰曾想到呢，我即將要去的學校，是全市僅有的一所民辦初中補習學校，由剛成立的榕城區(qū)人民公社（即后來的秀峰區(qū)）管理。那是一所專門招收小學落榜生的“跛落初中”（桂林方言：最差最差的補習學校）啊。當時，我全身冰冷，好多天沉默不語，悶悶不樂。父母問，我只知搖頭，如同傻呆一般。直到臨近開學注冊，我才把通知交給父母，他們看了什么也不說，因為彼此心知肚明啊。當時的我，一派茫然，實在不懂上面為什么如此難為我。我有什么錯呢？
到了報到那一天，去到學校才知道，所謂初一新生就一個班，三十來個同學，其中，來自我所在小學的還有二人，這二人平時的成績是最差的。我頓時就受不了，極端委屈，心里被堵得慌，情緒非常低落、郁悶。我怎么和他們分在一起了呢？更讓人受不了的是，過了一兩天，我還知道，我們班同學中，竟然絕大多數(shù)的情形和我相仿。有出身地主富農(nóng)的、資本家的、偽軍官、偽職員的，有父親抑或祖父是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或者有海外關系的。我想，全市的所謂蝦子螃蟹、烏龜王八、殘渣余孽都被趕到這里來啦，可憐喲，這些同學一定像我一樣也經(jīng)歷了難以言說的煎熬。但是，當時，我們這群孩子還是死要強，誰也沒有互相提及這件事情，更沒有交流自己的感受，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因為個個的心中都還在流血。還有一點讓人受不了的是，開學不幾天，學校宣布停課辦農(nóng)場，全部并入郊區(qū)農(nóng)業(yè)中學，自帶勞動工具集中勞動改造半年。十二三歲的孩子喲……有的同學和家長一氣之下宣布罷學，不去農(nóng)場……上述種種情形對當年的我們造成的打擊和傷害是一輩子的，以至于今天我們相遇也不愿去碰一碰，哪怕稍微提一提，從來就沒有什么歲月靜好，沒有什么云淡風輕，往事并不如煙啊！
在農(nóng)場我們做了什么呢？年代久遠，許多干農(nóng)活的細節(jié)早就淡忘，唯獨三件事還留在心中。一件事是到農(nóng)場兩天，我的鋤頭就被不知誰偷走當廢鐵賣了，那鋤頭是我奶奶親手交給我的，丟了，我對不起我的老奶奶，心難受至極。第二件事，我自制酸壇子不成功，菜漚壞在瓶子里。當時，我不知從哪里聽說了起酸壇子泡酸菜的法子，就去實驗。找來一個大玻璃瓶，往里倒水，買一些菜，洗了就往里放，然后蓋緊蓋子。幾天后打開蓋子，一股臭氣熏得我睜不開雙眼，把同學們笑得人仰馬翻。連鹽和醋都沒放，怎么起酸壇子呢？第三件事，和同學打賭，我贏了。那同學說，他煮一斤米，我不要菜，一餐給吃光。結(jié)果，在同學們的眾目睽睽下我硬是把飯吃光了。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最精彩的一餐飯，所以至今忘不了。
半年過去，返校學習。我們發(fā)現(xiàn)，學校的老師是臨時湊來的。有退休教師、有因病退學在家待業(yè)的大一學生、有當年落榜的高中畢業(yè)生，還有一些不知來自何方的教師。學校沒有圖書館、沒有實驗室，更離奇的是，學校只開語數(shù)英、政治和理化等課程，不開史地、生物、圖畫、音樂，體育課則在濱江大道河堤旁，或市體育場，因為學校沒有場地。課堂秩序亂糟糟，許多學生經(jīng)常中途罷課、逃課，或去玩，或去池塘摸魚。那年月，桂林水產(chǎn)公司三頭兩天就下市中心的榕杉湖和幾個壕塘（今兩江四湖前身）捕魚，學校那些原本就不想讀書的人自然高興非常。老師拿他們沒有辦法。悲慘的是苦了我們這一群出身不好，但功課基礎較扎實，有好的學習習慣，特別想讀書的孩子。這學校條件差，老師水平不高，我們這一群孩子盡管努力，還是被耽誤了。兩年半后的中考成績證明，這群所謂出生不好的孩子照原來的基礎，不發(fā)生意外，本來全部可以進高中，結(jié)果只有我們七個人考上。至于那些原來就不愿意讀書的孩子，許多中途就輟學了，到畢業(yè)前夕全班只剩下二十幾人。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創(chuàng)造了這所民辦補習學校升學率的破天荒紀錄。多年以后，我們這一群特殊的學生還經(jīng)常被老師們向后來的學妹學弟提起。歷史啊、人生啊，就是這么愛開玩笑，滑稽幽默，甚至連孩子也不放過。
（v）教授鄧祝仁先生的簡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