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徑文學社推介】
中華傳統(tǒng)美德三部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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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tǒng)美德主要內(nèi)容的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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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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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由我主編，我與傅治同、鄒豪生、鄒琦新、馬萬輝合著的《中國傳統(tǒng)美德》一書于2002年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過了三年，此書改名《中華傳統(tǒng)美德》于200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再版。全書五章。作為主編，我寫了其中第一章《總論》?！犊傉摗啡?jié)，第一節(jié)《關(guān)于道德的幾個問題》，第二節(jié)《關(guān)于傳統(tǒng)道德的幾個問題》，第三節(jié)《關(guān)于傳統(tǒng)美德的幾個問題》。第三節(jié)的內(nèi)容包含以下三點：一、傳統(tǒng)美德的主要內(nèi)容；二、傳統(tǒng)美德的現(xiàn)實價值；三、繼承和弘揚傳統(tǒng)美德。根據(jù)這幾方面的內(nèi)容，我寫了《中國傳統(tǒng)美德主要內(nèi)容的梳理和研究》、《論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現(xiàn)實價值》兩篇文章，先后發(fā)表在《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和第3期，獲得讀者好評，認為這是“合時”、“合事”之作，對于學習、繼承、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培養(yǎng)民族精神，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有著重要意義。朝花夕拾，最近我從書柜里將這兩篇舊作翻撿出來，擬分期轉(zhuǎn)發(fā)于此，與大家共賞。（202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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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tǒng)美德屬于傳統(tǒng)道德范疇，是傳統(tǒng)道德的優(yōu)秀成果或者說精華。其內(nèi)容豐富多彩，究竟具體包括哪些方面，學界有不同的歸納。有的學者把傳統(tǒng)美德列為十大德目：一是仁愛孝悌；二是謙和好禮；三是誠信知報；四是精忠報國；五是克己奉公；六是修己慎獨；七是見利思義；八是勤儉廉正；九是篤實寬厚；十是勇毅立行。有的學者把傳統(tǒng)美德分為十二個要點：（1）獻身祖國，盡忠為國；（2）廉潔奉公，清正廉明；（3）扶危濟困，見義勇為；（4）尊老愛幼，樂群貴和；（5）謙恭禮讓，寬以待人；（6）艱苦創(chuàng)業(yè)，勤勞勇敢；（7）自強不息，勇于開拓；（8）立志自強，崇尚理想；（9）注重氣節(jié)，威武不屈；（10）家庭和睦，重義尊道；（11）誠實守信，言行一致；（12）嚴于律已，省察克治。
上述兩種歸納大同小異，都有道理和根據(jù)，但欠具體和明確，且缺乏深入分析。我們認為，如果從修身、齊家、處世、治國這幾個方面看，中國傳統(tǒng)美德至少有以下20項內(nèi)容即20種精神值得梳理和研究：
（l）公忠為國的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這個概念雖然是近代才有的，但愛國的思想和行為卻早就成了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的內(nèi)容之一。早在先秦時期，我們的祖先就提出了“以公滅私”（《尚書·周官》）、“夙夜在公”（《詩經(jīng)·采繁》）、“天下為公”（《禮記·禮運》）、“主忠信”（《論語·學而》）、“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君子有九思：……言思忠”（《論語·季氏》）、“忠，德之正也”（《左傳·文公九年》）、“孝、敬、忠、信為吉德”（《論語·述而》）等“公”“忠”的道德概念。其共同點，就是強調(diào)以公義戰(zhàn)勝私欲，要求社會成員奉公盡忠。在先賢們看來，“公忠”之德的最高表現(xiàn)，就是要胸懷天下，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的整體利益而無私奉獻。墨子所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所謂“成天下之大事”（《荀子·非相》）……等等，都表現(xiàn)了胸懷天下的道德信念。這種信念經(jīng)過一代代人的充實提高，到了宋代的范仲淹、明末的顧炎武分別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格言警句，對之作了精辟總結(jié)，把中國古代奉公盡忠的思想推到了最高境界，表達了中華兒女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豪情壯志。奉公盡忠思想落實到行動上，就是要自覺報效祖國，獻身于國家、民族，這成為我國一代代杰出人才自覺修身的重要內(nèi)容，并在關(guān)鍵時刻經(jīng)受了考驗。例如，屈原“眷顧楚國”，自沉汩羅；曹植不愿閑居，“甘心赴國憂”；陸游“位卑未敢忘憂國”﹔岳飛“精忠報國”，奮力抗金；文天祥慷慨就義，“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信守“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人生格言，嚴禁禍國殃民的鴉片，同英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英勇斗爭，……這種“以國家之務為己任”，獻身于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事業(yè)的精神，是愛國主義的主要內(nèi)涵。愛國主義是一種極為寶貴的傳統(tǒng)，不僅對過去，而且對現(xiàn)在以至將來都會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2）博愛大眾的利民濟世精神。我們中華民族自古就提倡博愛大眾的利民濟世精神。早在先秦時期，儒家就提倡“仁愛”，墨家就崇尚“兼愛”，道家就主張“慈愛”。這些都包含著博愛大眾的觀念。儒家明確提出“仁者愛人”（《論語·顏淵》）、“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其所謂“愛人”“愛眾”，就是提倡關(guān)心和愛護他人。具體說來就是“推己及人”?？鬃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回》）；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都是儒家泛愛大眾思想的表現(xiàn)。墨家所謂“兼愛”，就是主張無差別地把愛施展到所有人身上，做到“愛人若愛其身”（《墨子·兼愛上》）。具體說來，就是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使“天下人皆相愛，強不執(zhí)弱，眾不暴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道家所提倡的“慈愛”，就是主張以慈善之愛維護弱小者的利益。我國歷代杰出人才在思想道德修養(yǎng)方面，都非常注意培養(yǎng)自己博愛大眾、關(guān)心民生、利人濟世的高尚品格，并努力將之付諸實踐，自覺為人民大眾謀利益。例如，唐代進步思想家柳宗元以“受命于生人之意”為己任，在政治上關(guān)心民生，反對苛政。宋代進步思想家范仲淹，十分體恤民眾疾苦，主張“愛民”、“順民”。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懷，已成為我們民族萬古傳頌的格言。明代改革家張居正，為官期間，站在“保民”立場上，極力主張勵精圖治，革除弊政。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孫中山一生戎馬住惚，南征北戰(zhàn)，其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為民”，所以他把自己的施政綱領概括為“三民主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在博愛大眾方面，更是歷代前賢所不能比擬的，他的著名格言，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不僅自己把畢生精力無私地貢獻給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yè)，而且他的親人中有多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種“舍小家為大家”“舍自己為人民”的精神，把我們民族博愛大眾的利民濟世精神，升華到了最高境界。
（3）重氣節(jié)講操守的人格獨立精神。重氣節(jié)，講操守，自尊自愛，維護人格尊嚴和獨立，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又一傳統(tǒng)美德。早在先秦時期，孔子就提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突出了“志”在立身做人中的重要地位。后來孟子又提出了“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開了中國歷史上以培養(yǎng)正氣為目標的道德修養(yǎng)的先河。孟子還提出了“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這一“大丈夫”式的理想人格觀念。這種觀念表現(xiàn)了我們祖先倡行正道、自尊自愛，鄙視奴顏媚骨的道德追求。后來《禮記·儒行》用“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來概括儒者應有的剛毅正氣。《呂氏春秋》用“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來歌頌人們永不變節(jié)的品性。唐朝詩人孟郊以“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的千古絕唱來形容崇尚氣節(jié)的人格獨立精神。北宋詩人梅堯臣亦用男兒自有守，可殺不可茍”的驚世壯語來表達不向惡勢力低頭的硬骨頭精神。明代詩人于謙更用“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豪邁詩句，抒寫操志高潔的人格理想。這一切都表明，我們民族一貫重視高尚氣節(jié)和理想人格的培養(yǎng)。注重人格尊嚴和獨立是我們優(yōu)秀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在我國歷史上，每當外敵入侵之時，便有無數(shù)熱血男兒，在敵人的屠刀下，大義凜然，寧死不屈，表現(xiàn)了“玉可碎而不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的大無畏精神；也有的在暴君奸臣面前，正直不屈，志節(jié)不移，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魯仲連義不帝秦；蘇武持節(jié)牧羊，終不左衽﹔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頭可斷，身不可屈”；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秋瑾“你們可以殺我的頭，不能奪我的志”；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等等，都像一座座高聳的碑塔，永遠矗立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4）自強不息的積極進取精神。“自強不息”也是我們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美德。“自強不息”一語最先出自《易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從漢代到清代，歷時兩千年，《易傳》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觀點，為社會所接受。不僅對于知識分子，而且對于一般民眾也產(chǎn)生了強烈的激勵作用。“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準》、《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報任安書》）這段有名的記載說明了古代的先賢圣哲都是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典范。這里所提倡的是一種“鍥而不舍”的積極進取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激勵著一代代杰出人才自我奮斗，勤奮治學，永不停息。從戰(zhàn)國末年蘇秦“錐刺股”，到漢人孫毅“頭懸梁”，再到晉人車胤“囊螢”夜讀，都是中國古代學人勤奮好學、刻苦讀書的典范。像這樣的例子在我國歷史上舉不勝舉。如果說，這只是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精神的表現(xiàn)，那么，“人窮志不窮”，“鐵杵磨銹針”，“刀子不磨要生銹，人不學習要落后”等民間俗諺，以及不少人徑用“自強”作為自己的名字，則反映了自強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會化。我們的祖先歷來推崇自強不息的高尚品德。他們憑著這種精神，創(chuàng)造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留下了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事例外，還有諸如女媧補天、精衛(wèi)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之類的神話傳說和寓言，以及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復吳仇、司馬遷忍辱含垢著《史記》、李時珍踏遍青山窮搜博采修訂《本草綱目》、徐霞客游歷中華投身實踐寫成《徐霞客游記》等歷史故事。在這些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中，可以看到我們的祖先是如何為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而自強不息、艱苦奮斗，最終把理想變成現(xiàn)實的。我們讀一讀這些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對照祖先們作出的榜樣，可以吸取無窮的力量，激發(fā)起自己為實現(xiàn)偉大理想和崇高目標而奮勇拼搏的雄心壯志，成為對祖國對人民有用的人才。
（5）居安思危的民族憂患精神。所謂憂患精神，從本質(zhì)上講，就是一種社會責任感，一種歷史責任感，是個人對祖國和人民高度負責，把自己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的表現(xiàn)。通過對潛在危機的洞察，提出預防措施或主張，從而表達主體關(guān)心民族、國家生存發(fā)展的憂慮心理。我們中華民族歷來具有憂患精神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睹献印诽岢?/span>“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易傳》則更明確提出“危者，安其危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周易·系傳辭》）西漢前期，統(tǒng)治者還沉浸在歌舞升平中，而賈誼敏銳地看到蘊藏著的社會矛盾在發(fā)展，將危及國家的存亡，從而提出了“居安思危”的思想（見《治安策》）。唐代魏征在輔佐李世民為政過程中，通過總結(jié)隋亡的歷史教訓，認為隋之滅亡，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所致。為此，他指出：“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舊唐書》第8冊第71卷第2554頁，中華書局1975版）魏征的體驗，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代“居安思危”觀念的深刻總結(jié)。到了宋代，范仲淹又發(fā)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絕唱，而明末顧炎武則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吶喊，來表達自己的憂患意識。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以天下國家為重的思想感情。我們追尋歷代志士仁人的心靈軌跡，可以發(fā)現(xiàn)，在他們一顆顆滾燙的赤子之心中，無不充滿著憂國憂民的思慮，深隱著魂系國運的憂患。這種憂患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居安思危，自強不息，奮發(fā)圖強的精神動力，它往往在祖國前途命運風云激蕩中喚醒我們的民族意識，喚醒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走上救國之路?？梢?，憂患意識是我們民族一種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值得我們世代相傳，永遠發(fā)揚光大。
（6）成仁取義的獻身精神。“成仁取義”，語出《論語》和《孟子》?？鬃诱f：“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宋史·文天祥傳》）孔子把“仁”，孟子將“義”作為他們最高的道德理想。為了實行“仁”和“義”，不惜“殺身成仁”和“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見義勇為的最高表現(xiàn)和最高境界。這種至真、至善、至美的崇高德行，歷來為我們中華民族所景仰和贊美。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指把“仁”和“義”或崇高理想和高尚人格看得高于一切。當面臨生死抉擇的關(guān)鍵時刻，要求人們以“仁”"義”為上，在必要的時候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捍衛(wèi)“仁”和“義”。從而顯示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史·文天祥傳》），“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詠石灰》）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和英雄氣概。這在我國古代既表現(xiàn)為田橫式的悲壯就義，也表現(xiàn)為李離等為維護國法和正義而氣壯山河的“視死如歸”；既表現(xiàn)為縮高式的以身殉道義和龍陽典史那樣的以死請命，也表現(xiàn)為魏公子乳母那樣的舍己救人……。在我國歷史上，由于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尖銳復雜，為社會正義和人類進步而進行的斗爭，總是非常的艱難卓絕，也更多地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今天，我們的社會雖然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歷史變化，需要人們?yōu)檎x、道義而舍生獻身的情形已經(jīng)不是很普遍的了。但由于國內(nèi)的階級斗爭仍然在一定范圍存在，由于各種社會矛盾仍然復雜，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的矛盾斗爭有時還很尖銳，為堅持真理和正義，為祖國的繁榮和人類的進步，有時會需要我們作出崇高的獻身。因此，我們?nèi)匀恍枰^承和發(fā)揚見義勇為以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傳統(tǒng)美德。
（7）見利思義的重義精神。見利思義是我國古代一種職業(yè)美德。職業(yè)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不能不講利；但是，職業(yè)人員要取利，又必須受道德的制約，這就是要遵循“見利思義”或“以義制利”的原則。在這方面，先賢們作了許多有價值的論述?？鬃诱f：“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他還公開表白：“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這里講的是以道制欲”和“義以后取”。對于利，如果符合道義，取之無妨，如果不符合道義，即使榮華富貴，也不能獲取。這種“以利制欲”，“義以后取”的思想，后來為孟子所繼承和發(fā)揚。孟子說：“非其道，則一筆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滕文公下》）這都集中表現(xiàn)了儒家先哲見利思義和以義制利的原則。這種原則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道德價值取向。這種道德價值取向告訴我們，對于“利”要有一種理性的制約，不茍取，不妄得，不受不義之財。這種道德意識對我們民族的文明進步產(chǎn)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它滲入我們“民族心”的深處，啟示人們自覺地與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丑惡行為劃清界限。這無論是對我們個人防止自身的墮落，保持自身的心靈健康，還是對社會的反腐倡廉，以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道德秩序，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8）忠于職守的敬業(yè)樂業(yè)精神。中華民族具有艱苦奮斗、勤勞創(chuàng)業(y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忠于職守、敬業(yè)樂業(yè)”是這一傳統(tǒng)在職業(yè)道德中的集中體現(xiàn)。忠于職守、敬業(yè)樂業(yè)是傳統(tǒng)職業(yè)道德的基本原則。忠于職守反映的是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勤奮工作、忠實地履行自己應盡的社會職責。其精神實質(zhì)，就是把職業(yè)當作自己的事業(yè)，兢兢業(yè)業(yè)地為之奮斗，終身不懈。因此，忠于職守，敬業(yè)樂業(yè)表現(xiàn)了人們的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是人們在職業(yè)活動中的高尚品德。對此，先賢們作過許多論述。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敬事而信”（《論語·學而》），后來《禮記·學記》更明確提出“敬業(yè)樂群”一語，其所謂“敬事”、“敬業(yè)”均指的是忠于職守、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朱熹說：“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朱子語類》卷一一九）這種“不怠慢、不放蕩”的敬業(yè)精神，正是從業(yè)人員搞好本職工作所應具備的思想品德。故朱熹又說：“敬字工夫，乃是圣門第一義……無事時，敬在里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朱子語類》卷十二）只有做到敬業(yè)，才能產(chǎn)生巨大的思想動力，進而達到樂業(yè)，自覺地“樂事勸功”，并由此產(chǎn)生“勤業(yè)”、“精業(yè)”意識。敬業(yè)、樂業(yè)、勤業(yè)、精業(yè)意識，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思想基礎。從業(yè)人員只有具備這一品格，才能做好本職工作。這種敬業(yè)精神，對于我們今天的職業(yè)道德建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9）誠實守信的誠信精神。誠實守信是做人的基本準則，也是社會道德和職業(yè)道德的一個基本規(guī)范。所謂誠信，就是誠實而講信用，也是忠誠信義的概括。在中國傳統(tǒng)道德中，誠信被視為“立政之本”、“立人之本”、“進德修業(yè)之本”。誠信作為職業(yè)道德的一般要求，關(guān)鍵在于“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論語·為政》）“言而無信，何以為言？”（《春秋轂梁傳·僖公二十二年》）“治家而無信，不可行于家﹔治國而無信，則不可行于國。”（宋·林之奇：《文侯不爽獵人奇》）“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新唐書·陸贄傳》）“不信不立，不誠不行。”（宋·晁說之：《晁氏客語》）“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和誠實。”（清·陳弘謀：《訓俗遺規(guī)》）“以誠信為本者，謂之君子。”（唐·武則天：《臣軌》）“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憎怨。”（宋·楊時：《二程粹語》）“至誠則金石為開。”（晉·葛洪：《西京雜記》）這些警句格言，是先賢在立身處世方面留給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無論是人際交往，還是國家大事，前人均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尾生信守女友之約，抱柱而亡，為后世所美；范式千里跋涉，遵時踐約敘友情，受眾人稱贊；諸葛亮七擒孟獲，以誠信取勝蠻夷；鄭和七下西洋，亦以誠信結(jié)交于異邦。由此可見，誠信不僅是個人立身處世的道德規(guī)范，也是維護國家尊嚴和聲望的指導方針。如背信棄義，食言而肥，朝令夕改，反復無常，就會失信于民，帶來禍端?！豆竦赖陆ㄔO綱要》把誠實守信列為社會主義職業(yè)道德的一項基本內(nèi)容，正是繼承和發(fā)揚了我國古代這一傳統(tǒng)美德。
（10）尊老愛幼的公德精神。尊老愛幼既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家庭美德，也是傳統(tǒng)的社會公德。作為傳統(tǒng)的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尊老愛幼歷來為我們民族高度重視。早在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社會理想中，就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禮記·禮運》）作為重要內(nèi)容。后來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首先要求人們在家行孝道，做到“老吾老”，即孝敬、奉養(yǎng)自己的父母，然后進而“以及人之老”，即以孝敬自己父母的感情推及到去尊敬天下的其他老人；做到“幼吾幼”，即撫愛、教育好自己的子女，然后進而“以及人之幼”，即以對自己子女的愛心推及到去愛天下人的子女。由此可見，所謂尊老敬老首先是要孝敬父母，然后推及到尊重社會上的其他老人；愛幼教幼，首先是關(guān)心愛護、撫養(yǎng)教育自己的子女，然后推及到關(guān)愛、教育整個下一代。歷史上有許多尊老愛幼的動人事例，例如，劉敏元舍己扶孤老、嚴世期贍養(yǎng)老幼、李玄卜敬老愛幼、齊宣王訪敬老之道、漢文帝存問老幼，以及曾參不欺子、孟母三擇鄰、陶侃母封魚乍截發(fā)，顏之推諄諄教子，等等，都被傳為佳話，深得世人稱道。尊老愛幼這一傳統(tǒng)的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的實施，關(guān)系到一個家庭和社會總的道德狀況和個人總的道德面貌，它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一個標志。繼承和弘揚這種尊老愛幼的傳統(tǒng)美德，對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和良好的社會風尚的形成，具有現(xiàn)實的積極的作用。
（ll）尊師重教的傳道精神。尊師重教不僅是處理師生關(guān)系的道德要求，而且被視為重要的社會公德。中國歷來有尊師重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儒家更是積極提倡尊師敬傅，甚至把尊師敬傅與否看成國家興衰的標志。荀子就說過：“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荀子·大略》）國家要興旺發(fā)達，必須以文化教育為基礎，故必然尊師重傅；輕視教師，是對文化教育的輕視。一個不重視文化教育，不尊師敬傅的民族，注定是沒有前途的。“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王安石：《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推而廣之，人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人。因此，儒家強調(diào)提倡全社會尊師，把教師稱為嚴師、良師、恩師，不僅執(zhí)禮甚恭，而且修學弘道不敢稍有怠慢，形成了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秴问洗呵?/span>·尊師》篇列舉了十圣人、六賢者尊師的例子，說明“古之圣人未有不尊師者也。”至于孔門諸弟子尊夫子，楊時游酢的程門立雪，史可法堅守危城不敢負恩師于地下，其品德皆彪炳于史冊……，以及民間把“師”和“天地君親”并舉，等等，都是中國歷代尊師重教的典型。尊師重教，就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識，重視教師傳道、授業(yè)、解惑、培養(yǎng)人才的作用。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我們應該繼承和弘揚尊師重教的傳統(tǒng)美德，真正做到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12）舉賢任能的尚賢精神。舉賢任能是我國歷史上優(yōu)秀的政治家治國的一種傳統(tǒng)美德，其內(nèi)容涉及到選賢、舉賢、薦賢、用賢和愛賢諸問題。就為國家民族舉薦賢才而言，基本上包括三種類型：一是某些身居高位者出于公心，力薦那些比自己優(yōu)秀的人才代替自己，而自己樂居其下或退位，“鮑叔辭宰讓夷吾”（見《國語·齊語》）、“進叔敖虞丘辭位”（見劉向：《說苑·至公》）即是這方面的典型。二是不以個人恩怨妨礙人才的舉薦與提拔，即所謂“內(nèi)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不論是自己的至親還是私仇，都能以大局為重，薦而不悔。祁奚薦解狐、祁午、伯華，內(nèi)外不失舉”（見《左傳·襄公三年》）即屬此類；三是求賢若渴，視人才為國寶，或親自登門造訪，或懇留追尋，或下令選拔。蕭何月下追韓信、劉備三顧茅廬請孔明，其愛才之心，求賢之情，溢于言表。就對人才的使用、器重而言，也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知人善用，揚長避短；二是用而不疑，以信待才﹔三是珍惜人才，尊重敬愛。古人云：“得賢杰而天下治，失賢杰而天下亡。”（范仲淹：《選賢任能論》）“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王安石：《臨川集·興賢》）我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君主都重視選拔賢才，有眼光的大臣也都以舉薦賢才為己任。舉薦賢才，任用賢才就成為歷代政治家提倡的一種美德。今天，我們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在加強干部隊伍建設，需要造就和啟用大批德才兼?zhèn)涞膬?yōu)秀人才，批判地繼承中國歷史上舉賢任能的傳統(tǒng)美德，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的道德風尚，意義十分重大。
（13）勤勞節(jié)儉的勤儉精神。勤勞節(jié)儉是中華民族著稱于世的傳統(tǒng)美德，既是傳家之寶，又是富國之道。勤儉有兩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與懶惰相對的勤勞，二是與浪費相對的節(jié)儉。勤勞和節(jié)儉盡管有區(qū)別，但二者的聯(lián)系是十分密切的。這正如石成金所說：“勤儉兩件，猶夫陰陽表里，缺一不可。勤而不儉，譬如漏卮，雖滿積而亦無所存；儉而不勤，譬如石田，雖謹守亦無所獲。須知勤必要儉，儉必要勤。”（《傳家寶》初集卷五《知世事》）我國古代思想家有許多關(guān)于勤儉的粹言。例如，“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尚書·大禹謨》）“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宣公十二年》）“奢則不孫，儉則固。”（《論語·述而》）“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韓非子·顯學》）“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李商隱：《詠史》）勤有三益：“可以免饑寒”、“可以遠淫辟”“可以致壽考”（宋至熏：《古今藥石·續(xù)身警編》），儉有四益：“儉可養(yǎng)德”“儉可養(yǎng)壽”、“儉可養(yǎng)神”、“儉可養(yǎng)氣”（石成金：《傳家寶》二集卷四《留心集》）。這些尚勤戒惰、倡儉抑奢的思想和觀點，充滿著人生哲理，對中華民族勤勞節(jié)儉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起了釀造和強化的作用。從古圣先賢關(guān)于勤儉的訓示中可以看出：勤勞不僅能致富、成功、興家、興國，而且能養(yǎng)德、養(yǎng)身，懶惰則不僅無以立身，還會導致道德墮落，甚至國破家亡。節(jié)儉于己于家于國有益，奢侈則于己于家于國有害。勤勞節(jié)儉是勞動人民和古圣先賢的道德追求，因而在我國世代相傳，成為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中國共產(chǎn)黨十分重視繼承和發(fā)揚這一傳統(tǒng)美德。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就把“生產(chǎn)和節(jié)約”作為戰(zhàn)勝困難、解決財經(jīng)問題的重要“方針”。（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二版，第1176頁）全國解放后，毛澤東同志語重心長地說：“什么事情都應當執(zhí)行勤儉的原則……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xiàn)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幾十年以后也需要執(zhí)行勤儉的原則，但是，特別要提倡勤儉，特別要注意節(jié)約的，是在目前這幾十年內(nèi)，是在目前這幾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nèi)。”（《毛澤東選集》第六卷，第447頁）劉少奇同志也說：“為了將來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難。勤儉建國、勤儉辦企業(yè)，勤儉辦合作社，勤儉辦一切事業(yè)，這是我們黨建設社會主義的長遠方針。”（《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28頁）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這些指示，都是對傳統(tǒng)的勤儉美德的直接繼承和發(fā)揚。
（14）秉公執(zhí)法的奉公精神。這是我國古代官吏遵循的道德規(guī)范，被視為治國之美德。中國古代雖說以人治為主，但也重視法治。各朝不斷地制定和完善法律條令，對穩(wěn)定社會起了一定作用。由于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各級官吏在執(zhí)法中有很大隨意性，法律的執(zhí)行情況往往決定于官吏的道德素質(zhì)，即廉吏還是貪吏。所以就產(chǎn)生了約束官吏行為的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奉公守法、循法而行；秉公執(zhí)法、執(zhí)法如山。一方面官吏要克已奉公，以身作則，嚴守國家法紀﹔另一方面，作為執(zhí)法者必須公正無私、剛正不阿、賞罰得當。在審理案件時必須依法行事，不畏權(quán)勢，不論親疏，不因私人利益、私人感情和親人關(guān)系違背國法，袒護親友。史書中記載了許多清官廉士不私親族、不受私情、不記私仇，不以私事害公義的事跡。例如，子文執(zhí)法不私親、叔向斷獄不隱親、石醋大義滅親、包公鐵面無私、海瑞為民請命，等等，歷來為人所稱道，被作為執(zhí)法者的道德楷模。在賞罰中嚴格按法律辦事，也是取信于民的一種手段。諸葛亮對有功者“雖仇必賞”，對犯法者“雖親必罰，狄仁杰與唐高宗爭辯，堅持依法定罪，這些都體現(xiàn)了維護法律，依法行事的傳統(tǒng)美德。現(xiàn)代社會是法治社會，更要強調(diào)執(zhí)法的嚴肅性，發(fā)揚奉公守法、秉公執(zhí)法的優(yōu)秀傳統(tǒng)。
（15）清正廉明的清廉精神。這也是我國古代官吏的道德規(guī)范，被視為“國之大維”，“為政之本”，“為官之寶”。我國古代政德（官德）的內(nèi)容十分豐富v最主要的就是提倡“清正廉明”。這“清正廉明”，核心是一個“廉”字。“廉”是“清”、“正”、“明”的先決條件。什么叫“廉”？古人關(guān)于“廉”的概念有種種說法，大致有如下幾種含義：一是指“清廉”。《廣雅釋詁》曰：“廉，清也”，此“清”與“濁”相對立，《周禮·小宰》注：“廉，清不濫濁也”，這就要求作官之人潔身自好，一身清白，兩袖清風，不謀私利。二是指“公正”。《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載：“廉之為公正”，此公正與偏私相對立，就是要求為官之人辦事公道，秉公執(zhí)法，剛正不阿，不徇私情；三是指“不茍取，不妄得”?！睹献?/span>·離婁上》：“可以取，可以不取，取傷廉。”漢代劉向曰：“廉士不妄取。”這是要求為官之人要堅持以義制利，不取不義之財；四是指“節(jié)儉”?！掇o源》注曰：“廉，猶儉也。”明代清官海瑞曰：“公以生其明，儉以養(yǎng)其廉。”這就要求為官之人儉以律己，以防走上不廉之路。五是把“廉”看作高尚的道德情操或理想人格。《左傳·襄公十五年》載：“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這里記載的子罕“以不貪為寶”，正是對廉德的歌頌，表明了子罕追求的是高尚的理想人格。我國古代要求官吏清正廉明，這到今天仍沒有過時。當前，我們黨領導的反腐倡廉、反貪拒賄的斗爭，其目的就是在于加強廉政建設，轉(zhuǎn)變黨風、官風，進而優(yōu)化民風。因此，我們說清正廉明，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而且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16）民為邦本的民本精神。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可以溯源于殷周之際?！渡袝?/span>·五子之歌》指出：“民和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就是說對百姓只能親近他們，而不能輕賤他們；百姓是立國的根基，根基穩(wěn)了，國家才會安寧。民為邦本的思想在儒家學說中有典型、集中的反映?？梢哉f，儒家政治理論的基石，便是民為邦本的學說。得民與否，是政治成敗的根本所在?？鬃又鲝埜幻?、教民（見《論語·子路》），所重的是“民、食、喪、祭”（《論語·堯曰》），民列第一。孟子堅持“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的基本觀點，強調(diào)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國滅身。他說：“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上》）。又說：“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還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離婁上》）荀子認為：“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至于荀子關(guān)于君舟民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則更集中反映了其民為邦本的思想。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既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倫理文化的精華，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在治國安邦，統(tǒng)一天下的實踐活動中的智慧和卓識。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進程表明，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與民族存亡、王朝興衰、社會治亂、民眾苦樂緊密相連。它在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倫理價值觀上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進步性，是值得我們繼承和弘揚的。
（17）謙敬禮讓的謙虛明禮精神。謙敬是個人自身修養(yǎng)的美德，也是對人處事的道德要求。謙即自謙，虛以處己；敬即敬人，禮以待人。儒家強調(diào)謙敬之德，不僅要用于修身、齊家，而且特別要用于治國、平天下。謙敬必須真心誠意，尊人卑己，自厚寬人，克驕防矜，不自為大。因此強調(diào)“事思敬”，“不自矜”，“不自是”，“不居功”，“能下人”，“擇善而從”，“自厚薄人”，“自反自省”。“滿招損，謙受益”，“治禮，敬為大”，這是中國的古訓，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謙敬作為一種美德，表現(xiàn)了人類對德業(yè)追求永不止息的進取精神，反映了主體對自身、對他人，對自己所認同的文化與道德的尊敬。如果說謙敬是主體在處理人際關(guān)系中的一種道德精神狀況和態(tài)度，那么禮讓就是主體基于這種道德精神狀況和態(tài)度而表現(xiàn)出來的行為方式。這里的“禮”，指的是禮貌、禮節(jié)；“讓”指的是辭讓、謙讓。“重禮讓”是我們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美德，也是中華民族禮義精神的重要內(nèi)容和基本特征。古人說：“讓者，德之主也。”在古人看來，“禮讓”是整個“謙敬禮讓”的傳統(tǒng)美德的靈魂。因此，一個寬以待人、嚴謹律己的人也應當是一個禮讓為先的人。“禮讓為先”，重在一個“讓”字，包括讓功、讓名、讓位、讓賢、讓利……“讓”，作為處理人際關(guān)系的道德規(guī)范，它要求通過“克己”求得人際關(guān)系的和諧。“讓”的精神也就是“和為貴”的精神。“讓”并不是無原則地一味退讓，而是明“禮”而讓。“讓”是禮義精神的要求，也必須符合禮義規(guī)則，“讓”得在理。“讓”的禮義準則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素以“禮義之邦”著稱于世。從上層社會的志士仁人，到下層社會的平民百姓，從來都很注重“禮讓”美德的修養(yǎng)。因此，不只是上層社會的讓功、讓名、讓位、讓賢、讓利等美德故事層出不窮，而且下層社會的行路讓先、耕田讓畔、居處讓鄰、席而讓座、食而讓鮮等美舉也是美不勝收。在人際交往中，能不能明禮、守禮，能不能禮讓為先，講不講文明，講不講禮貌，是一個人道德文化素養(yǎng)高低的試金石。儒家認為人的本性在于其道德性，貴德守禮，這是人之所以為人并高于動物的根本所在。故孔子強調(diào)“立于禮”，認為無禮不行，無禮不立。傳統(tǒng)的謙敬禮讓的美德對于我們建立現(xiàn)代精神文明，促進健康、文明的社會風氣，形成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仍然不失其借鑒的意義。
（18）厚德載物的寬厚精神。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孜孜不倦努力求索的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全民族的福祉和社會的完善。這種崇高的志向和堅定的性格，造就了中華民族深厚、寬廣的胸懷?！兑讉鳌氛f：“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即是說，君子的胸懷像大地一樣廣厚，能夠承載、長養(yǎng)萬物。儒家學者把“易傳”這一思想概括為寬厚的美德，作為君子應該具備的道德品質(zhì)。明代薛說：“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薛文清公讀書錄·器量》）所謂寬厚，指人心胸廣闊，器量宏大，寬容厚道，不苛責于人，樂于成人之美。這種寬厚胸懷在處理人際關(guān)系時，首先表現(xiàn)為對他人的寬容。《論語》說：“寬則得眾。”“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孔子設計的“仁人”人格，就具有極為寬容的氣度。這一思想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韓愈說：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則不?。惠p以約，故人樂為善。”（《原毀》）重以周即重而周，對自己要求需嚴格、全面，“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正由于身負重任，故需嚴格要求自己；輕以約即輕而約，對人寬厚、隨和。這里貫穿著這樣一種處理人己關(guān)系的意識：嚴己寬人，寬則得眾，和則同心，與人為善，人亦與己為善。講究寬容，在今天仍具有積極意義，它可以使我們正確地對待他人的缺點和錯誤，恰當?shù)靥幚碜约汉退说年P(guān)系，緩解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和矛盾，創(chuàng)造一個和諧的生活氛圍，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jié)。因此，我們要繼承和弘揚這種傳統(tǒng)美德。
（19）樂群貴和的和合精神。樂群貴和既是中華民族的心理定勢，也是中華民族為人處世的道德要求。所謂“樂群”，是指在人際交往中要樂于合群。在儒家看來，人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個體，人和動物的區(qū)別在于“人能群”，人是群體中的一分子，具有維護群體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具有道德理性，因而倡導“群居和一”。“樂群”便是這種思想在人們心理上的積淀，是一種強烈的歸屬心態(tài)的表現(xiàn)。它反對離群索居、獨往獨來、自我封閉，而主張與他人建立友好和諧的關(guān)系，在特定的群體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它把與群體的和諧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所謂“貴和”，就是主張人們在社會生活和人際交往中以“和為貴”，以“和”為最高價值，做到“和樂如—”，和諧相處，即保持群體中良好、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根據(jù)樂群貴和的道德價值取向，儒家強調(diào)在個人與他人、與社會發(fā)生沖突時，要采取謙恭禮讓的態(tài)度，以群體利益至上的原則處理好各種人際關(guān)系，要講協(xié)調(diào)、講和睦、講團結(jié)。“內(nèi)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林逋：《省心錄》）“和”則萬事成。反之，“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兇。”（劉向：《說苑·敬慎》）“和為貴”的重要性就在這里?？鬃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化焉”，民間所謂和氣生財、團結(jié)就是力量、齊心協(xié)力、眾心成城……。這些思想和言論都體現(xiàn)了我們祖先“樂群貴和”的傳統(tǒng)美德。
（20）求真務實的求實精神。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歷來是中國人的認識原則和道德信條。儒家孔子主張“每事問”（《論語·八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孟子提倡知人論世，并認為“言無實不詳。不詳之實，蔽賢者當之。”（《孟子·離婁下》）荀子否認生而知之，強調(diào)后天學習對掌握知識的重要性，主張“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這些都是實事求是精神的反映。法家反對“前識”，注重“參驗”，強調(diào)實行，推崇以耕戰(zhàn)為核心的事功，抨擊空談和玄想，執(zhí)著于現(xiàn)實，用刑罰和慶賞“二柄”來刺激和制約人們的情欲，而不是用空洞說教來訓導人們。這也是實事求是精神的表現(xiàn)。道家雖然大講“玄而又玄”的“道”，但仍具有求真精神。老子主張“反樸歸真”。所謂“樸”，是樸實無華，是未經(jīng)加工的自然材料，保存了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沒有任何虛偽造作、掩飾包裝。這是一種自然樸實之美。“真”，是假的對立面，是人類誠實美德的體現(xiàn)。“真”總是同“善”和“美”聯(lián)系在一起的，哪里有“真”，哪里就有“善”和“美”；同樣，“假”總是同“惡”和“丑”聯(lián)系在一起的，哪里有“假”，哪里就有“惡”與“丑”。所以追求樸真，從本質(zhì)上說就是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求真必然表現(xiàn)為務實。務實是受到中國古代有為之士普遍重視和提倡的一種美德和精神。先哲們所提倡的務實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內(nèi)容和要求。其一，在名譽，聲望同自己的實際才能、貢獻、功勞的關(guān)系上，以名過于實為恥，要求名實相符，提倡重實輕名，力戒追求虛名，更不可欺世盜名。其二，在說和做的關(guān)系上，要求辦實事，求實效，立實功，不說空話、大話和假話。其三，在道德修養(yǎng)上，要求躬身踐履，不尚空談，更不可口是心非?？偟氖且笕藗兘涮摗⒔鋫?、戒浮、戒空，提倡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求真務實。關(guān)于這幾個方面，先哲們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富有啟迪的古訓。綜觀歷史，古代的優(yōu)秀人物、有為之士所以能作出各自不同的貢獻，是同他們求真、務實的精神分不開的。求真務實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之一。今天中國共產(chǎn)黨人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是對古代求真務實精神的繼承和發(fā)揚。
上述20種精神，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高尚的民族精神，它基本上概括了中國傳統(tǒng)美德的主要內(nèi)容。正是這些經(jīng)過長期歷史的篩選而積淀起來的傳統(tǒng)美德構(gòu)成了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凝結(jié)了我們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體現(xiàn)了我們民族的理想和追求。它是我們中華民族賴以延續(xù)和發(fā)展的深厚根基?！豆竦赖陆ㄔO綱要》中提出的“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jié)友善、勤儉自強、敬業(yè)奉獻”20字基本道德規(guī)范，以及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家庭美德的60字具體規(guī)范和三個層面（國家、社會、個人）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是對中國古代優(yōu)秀傳統(tǒng)道德和中國革命優(yōu)秀傳統(tǒng)道德的繼承和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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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
【程凱華】湖南邵陽學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國優(yōu)秀教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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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徑文學社肖殿群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