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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漣源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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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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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漫漫求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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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tǒng)考
1952年上半年我在漣源二中六班讀初中三年一期。學校接到上級批示,要我們提前與初中三年二期的五班同時畢業(yè),并進行全省統(tǒng)一考試。這是新中國進行的第一次招生統(tǒng)考,也是所有學校一律進行秋季招生的開始。(編者注:1952年8月,因湖南藍田縣與陜西藍田縣重名,湖南藍田縣改為漣源縣。同年11月,益陽專區(qū)撤銷,漣源縣改屬邵陽專區(qū)。)
當時漣源有四所中學,即省立十五中、漣源縣中、贛風中學、建國中學。除省立十五中是完全中學外,其他都是初級中學。1952年學校一律公辦,省立十五中改名漣源一中,漣源縣中改名為漣源二中,贛風中學改名為漣源三中,建國中學改名為漣源四中。
1952年7月,四校集中到漣源縣城藍田鎮(zhèn)準備進行統(tǒng)一考試。我們二中學生從西陽鄉(xiāng)(二中所在地)出發(fā),步行100多華里到達漣源縣治所在地藍田鎮(zhèn),住在藍田小學進行復習。大約是一個星期之后,接到省里的通知,考點不設藍田,改設湘鄉(xiāng)。于是我們又長途跋涉200多華里,趕赴湘鄉(xiāng)。正當夏天,烈日炎炎,一路走來,汗流浹背,又饑又渴,凡遇井水,便牛飲一番。不料我染上了痢疾,一邊走,一邊“拉”。經(jīng)過三天三夜,到達湘鄉(xiāng),人已骨瘦如柴,命懸一線。老師立即把我送到縣醫(yī)院,醫(yī)生說再晚點來看病,便沒命了。吃了幾片氯霉素,病奇跡般地好了,但身體虛弱,渾身無力。
因為四校都有提前畢業(yè)的班,有些課程尚未學完,于是四校聯(lián)合進行復習。但老師總是強調多休息,而不是復習功課,在臨考之前還組織排演話劇。我因為在小學、初中期間都曾上臺演過戲,被老師動員出來擔任角色。戲名叫《實驗室之火》,說的是特務破壞科學試驗,盜取情報的故事。我演那個被特務利用的試驗員,參加演出的還有省立十五中的劉素蘭和漣源四中的梁永固老師。戲排好后,在湘鄉(xiāng)縣的大會場演出,觀眾居然十分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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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奔波
考試題目并不難,考完后各自回家等待錄取通知。我雖然是湘鄉(xiāng)人,但我的家離縣城還有足足120華里。于是我和同班、同村的王宗仁(后改名王毅平)經(jīng)受了一次新的考驗。這一天我們一早就起床,收拾好行李,匆匆吃了早餐,就上路了。當時我是16歲,宗仁是14歲,身上背著行李,一路狂奔,經(jīng)過十三、四個小時的努力,到家里已是滿天星斗、萬家燈火了。母親見我勞頓疲憊的樣子,傷心地流下了眼淚。在家等了一個月,終于在當時益陽地區(qū)的機關報《湘中報》登的錄取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和宗仁都被省立十五中錄取了。八月底,我和他又一次踏上征途,由我的二哥挑著行李,步行100華里,到達了藍田鎮(zhèn)的光明山,走進盼望已久的省立十五中(不久即改名為漣源一中),開始了我新的求學之路。
從離開漣源二中,到走進省立十五中,共計行程540華里,沒有車,沒有船,全憑兩條腿,一步一步地走過來,而且此后還要不斷地走下去。從藍田鎮(zhèn)到家鄉(xiāng)湘鄉(xiāng)壺天有100華里的路程,這是一條古驛道,路還算寬敞。據(jù)說當年有一個狀元,騎馬從藍田跑到寧鄉(xiāng),一路把經(jīng)過的地名寫在詩里,我記得前面幾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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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田出口太平橋(橋名,是藍田鎮(zhèn)南大門),七里長沖(地名)踏馬頭(馬頭坳,地名),牛角彎彎(牛角沖,地名)道士石(地名,有一立石極似道士出行),花花綠綠畫眉橋(橋名),柘溪(地名)大道好跑馬,龍建設(地名)里水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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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長一段,可惜忘記了。這應該是一位民間詩人的作品,狀元寫詩的不會如此淺露。為了求學,就是在這一條路上,我穿著父親編織的草鞋,來回跑了七八次,行程七八百里。這使我想起了屈原的那句名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從此我走上漫漫的求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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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艱難前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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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級
1952年9月1日是開學的日子,我和宗仁被編入高19班。原漣源二中6班的同學如郭致甫、郭長清、李建輝、李婁輝、劉培芬、康人德等大都編在這個班,還有漣源四中的龔建國、李周書、李國光、張信威、曾翠蘭、聶松青等也在這個班。這個年級共兩個班,即高18、高19,除個別調整外,是按報到先后編班的。漣源一中和漣源三中的同學,大都是漣源縣城及其附近的,報到時間早,所以大多編在18班。漣源四中在橋頭河,離縣城60里,漣源二中在西陽,離縣城100多里,這兩所學校的同學報到就晚一些,所以大多編入19班。編入19班的同學中,四中的大都是骨干,主要是班干部,如班主席、團支書都是由他們擔任;二中的直到畢業(yè)也沒有人擔任過主要領導,好像就只有康人德當過體育委員,我任過學習委員,成清泉當過支部委員。這主要是漣源二中的團建工作太落后,畢業(yè)生中只有少數(shù)幾個團員,大都考上中專,而進入漣源一中的就只有成清泉、李建輝二人。因為19班干部力量強,為了加強18班的干部力量,后來把李國光調去18班,而陳嘉萍、顏可平則從18班調進19班,但陳、顏都不是骨干,他們的調動各有原因。
18班的首任班主任是趙賡雍老師,大約是在1958或1959年與徐運鈞老師同時調入邵陽師專,1961年趙因故調離師專,到邵陽市二中任教,文革中病逝。
19班的班主任是張勁松老師,他中等身材,深度近視,性情溫和,深受同學愛戴。他研究生畢業(yè),學問淵博,但講課并不生動,因為他學的是經(jīng)濟學,而教的是近代史。由于這個班的干部力量很強,班上的事,大都不用他親自出馬。每次班里搞活動,都是班干部請他來作指導,具體事宜,他都不必參與。這應該是當班主任的最高境界。作為班上的落后生,他對我的幫助很大。由于我很調皮,身材高大,胡子粗黑,大約在他眼里,不像個中學生。有一次班上開會,他竟然叫我"老傅"。這使我十分震驚,以為他對我會另有看法。其實他對我是十分看重的。三年之中,他一直在關注我,培養(yǎng)我。從一年級起,他就讓我擔任班學習委員,到二年二期,他推薦我到校學生會任學習部長。讓我這個連團員都不是的后進生,做到"部一級"干部,這在當時是要有很大勇氣的。據(jù)說他出身不好,社會關系復雜,在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他自然成了"幫助"的對象。大約在我們畢業(yè)后不久,他就"下放"到鄉(xiāng)村中學,直到退休。他當年學經(jīng)濟,是為了國家經(jīng)濟的繁榮與發(fā)展,但他沒能趕上時代,終其一生,他的學問成了"屠龍術",一直沒有派上用場。退休后,他住在長沙,有時也回老家湘陰小住。我每到長沙,都會去看望他,直到他八十高齡去世。由于沒有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未能去送別。使我終身遺憾。但是,他那戴著深度眼鏡的、瘦削的、溫和的、時常帶著微笑的臉龐,卻已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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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后
我是直到畢業(yè)也沒有入團的,不是自己不想入,而是"條件還不成熟"(團支書語)。我在漣源二中念書時,算得上半個"有影響"的人物,身邊總圍繞著一群小伙伴。舞臺上演戲有我,操場上搞運動有我,食堂里打野狗有我,儲藏室里偷黃瓜有我,老師開會時爬上窗戶做鬼臉的也是我。自己并沒有感到有什么出格,但在老師心目中,我早已是一個落后分子了。二中校長劉錫宇也知道我的大名,甚至在全校周會上點名批評過我,我卻渾然未覺。
到了漣源一中后,依然我行我素,加上二中的幾個伙伴也進了高19班,經(jīng)常相聚在一起。戲還是演的:在《韓梅梅》中扮老飼養(yǎng)員,還到漣源幾個區(qū)鄉(xiāng)巡回演出,頗有一點影響。暑假回家還組織一班同學自編自導自演《不能走那條路》(據(jù)李準同名小說改編)。還到郭致甫家鄉(xiāng)漣源大科鄉(xiāng)演過《打魚船》;不會唱京劇卻在廖植春的指揮下,邊學邊演《打漁殺家》;不會唱花鼓戲,卻和王煥明演出《劉??抽浴?。他男扮女裝演胡大姐,我演劉海。為了演好這出戲,我和王毅平一起到漣源湘劇團去借服裝和胡大姐用的那兩把羽絨扇,說盡好話總算完成任務。
我體質不強,但也還愛好體育運動。說起來慚愧,我還是班排球、籃球隊員、校體操隊員(這要歸功于梁力平的培訓)、"著名"籃球裁判,一有"重大"賽事,康人德就會在一塊小黑板上大書" xx 隊對 xx 隊,裁判傅治同"。海報一出,觀眾云集,裁判起來,神氣十足,自己也很得意。其他如短跑、跳高、跳遠都有不俗的成績。在校運動會上,跳高獲過第二名,三級跳遠獲過第一名。當時實行的勞衛(wèi)制,順利通過二級,到現(xiàn)在我還保存著那張勞衛(wèi)制證書。遺憾的事也是有的,那是乒乓球水平實在太低。有一次,在食堂里同邱衍打乒乓球。邱衍是乒乓球高手,他不是和我打球,而是逗我玩。我每發(fā)一球,他總是放高球,球落在網(wǎng),蹦起老高(俗稱"逗矮子"),我卻老接不著。一連幾次,我窩火了,揮起球拍對著他砸去。幸喜他頭一偏,沒有砸中,于是他趕緊逃跑。我也不去拾球拍,從身上掏出一把小剪刀就追,一直追過鐘樓,追到教室旁邊,與教導主任劉紹東老師撞個滿懷。劉老師一把抓住我,沒收了我的小剪刀,問清原由后,把我狠狠刺了一頓。這件事并沒有影響我和邱衍的友誼,但事后肯定傳到了班主任和團支部那里,應該算是思想落后的表現(xiàn)。
讀高中時,我的身高已超過1米70,畢業(yè)時是1米75,可惜以后再也沒有長高了。由于個子較高,我的座位總是靠后??亢蟮暮锰幨遣幌矚g的課可以搞小動作,缺點是喜歡聽的課要尖起耳朵聽。徐運鈞先生的語文課是我最喜歡聽的課,我不很喜歡的是外語課。我們的外語老師,先是魏湘宗先生,后是尹世珍先生,兩位都是飽學之士。但我那時太年輕,太不懂事,竟然沒有認真聽他們的課,以致今天外語仍不如人。有一次我的鄰桌顏可平,新買了一付小撲克牌,雖然只有普通撲克牌的一半兒大,但對那時的中學生來說,已是十分珍貴了,在這以前我們都是自己動手用硬紙片做撲克玩。因此對這付撲克特別珍愛,上課前玩了一會,意猶未盡,剛好碰上尹先生的英語課,竟然在上課時也玩了起來。尹先生高度近視,為人和善,從不批評學生。他有一個習慣,就是上課時一邊講課一邊在教室里來回走動。我們因為玩得忘了神,老師走到我們身邊,渾然不覺。他叫我們站起來,想沒收撲克牌,要我們檢討,結果我們堅決不給(實在是太舍不得),也不檢討。相持一兩分鐘,老師叫我們坐下,也沒有強行沒收撲克牌,繼續(xù)他的講課。這件事使我十分敬佩尹先生的寬容,也始終懷著歉疚之心,想對他說聲"對不起"。尹老師后來任教婁底師專,我曾多次登門拜訪。由于子女太多,又都在農(nóng)村,他的家境并不太好。大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歷程。魏老師則自1955年我離開一中后,再沒有見過,竟不知其所終。顏可平和我一起考入武漢大學,他在歷史系,我在中文系,同住一棟宿舍,能經(jīng)常見面。畢業(yè)后,他似乎分配在湖北孝感的一所中學任教,不幾年,因患胃癌,英年早逝,令人痛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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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戀
高中時期,是人的青春期,生理的變化引起了心理的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對異性的愛慕上。班里男女同學之間已經(jīng)有人在遞小紙條了,有人開始開玩笑,說某某與某某是一對,這其間就有彭玉樹和成谷雨,李建輝和李國衡。兩對后來終成眷屬。彭、成都在長春讀大學,一個讀長春師范學院,一個讀長春地質學院,兩個中學同學,千里迢迢跑到關外,接觸自然要多一些。在中學播下的愛情種子,終于發(fā)芽、開花、結果。大學畢業(yè)后,他們喜結連理。后來"夫妻雙雙把家還",谷雨在湖南地質學校,后調省化工研究院,玉樹在湖南中醫(yī)學院任教。兩人生有二男二女,其中還有一對可愛的雙胞胎,夫妻恩愛,兒女孝順,家庭生活十分美滿。我每次赴長沙,都要去拜訪他們。不料1999年5月,谷雨突然得病去世。噩耗傳來,有如五雷轟頂,但他忠厚戇直的形象已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里。國衡與建輝一同考上華中農(nóng)學院,畢業(yè)后在湖北恩施工作。1964年,我同建輝在婁底火車站的售票廳,偶然相見,驚喜之情,難以言喻。她去湖北,我回邵陽,匆匆一別,40年來再未晤面,不免感傷惆悵。據(jù)說國衡已經(jīng)仙逝,我們永遠失去了一位厚道純樸的好同學。
表達對異性愛慕之情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而我和我的伙伴的一種特殊方式就是給女同學起外號或者叫昵稱和給女同學的漂亮度打分。雖說以開玩笑的形式出現(xiàn),但玩笑背后也有真情。初20班和高19班的教室并列,都是磚瓦結構的平房,并無遮攔,同學們出出進進,能夠一目了然。這個班有一個女同學,高挑個兒,高鼻梁,長長而略顯消瘦之臉,透露出一種古典美。我一眼就看中了她,給她90分的高分。我的伙伴不同意,認為給的分太多,而我則認為給分還太低,分數(shù)到95?;锇槎颊f:"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后來打聽到她姓名,因為姓戴(姑隱其名),我又給了她一個昵稱叫戴維斯。戴維斯雖然是志愿軍空軍英雄張積慧擊落的美國王牌飛行員的名字,我取這個外號只取其"王牌"之意,而實際上她就是我那時心中的"維納斯"??陀^地說她并不是很漂亮的,當時我只顧表達自己的潛意識,卻忽略了"影響"。沒想到這樣做會傷害對方的自尊心,更沒想到會加深組織上對我的壞印象。果然,當畢業(yè)前夕(她是初中畢業(yè))我鼓起極大的勇氣托她的同鄉(xiāng)我的同班同學闕兄帶給她一封信,表達希望交往的心愿時,她很快回了一封信,批評了我給女同學打分取外號的行為(肯定是我們班上的女同學告訴她的),拒絕了我的要求。盡管當時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但對她的美好印象一直留到今天,畢竟這是我的不是初戀的初戀。從此以后,直到認識我如今的老伴之前,我再也不敢也沒有給任何女性寫過求愛的信。但我對她的好印象并未因為她的回絕而消失。去年還寫過幾句韻語記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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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少年笑我癡,多情獨寄"戴維斯"。
如今老去心猶在,未死春繭總吐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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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對這一段自作多情的往事的了結。
由于上述種種的"不良"表現(xiàn),組織上開始注意我了。他們費了不少精力和時間來"幫助"我這個后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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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去心猶在,未死春繭總吐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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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身
根據(jù)階級斗爭的理論,一個人的思想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與家庭出身密切相關。傅治同出身佃中農(nóng)(相當于四清以后的下中農(nóng)),怎么會如此落后呢?查檔案發(fā)現(xiàn)了問題。
首先,查出我的父親是富農(nóng),富農(nóng)怎么會生下一個佃中農(nóng)的兒子呢?班主任找我談話了。我作出了解釋:原來我的父親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把畢生積攢下來的錢買下了一家地主的15畝水田和5畝旱土,還有一座破舊不堪的房子。這家地主信息靈,他知道共產(chǎn)黨就要打過來了,土地房屋一定會被"共產(chǎn)",于是急急忙忙用賤價賣出。我父親是一個只知耕作、不問世事、一心想發(fā)家致富的自耕農(nóng),看到如此便宜的房地,一狠心就買下來了。于是他決定將原有的土地房屋分給我的大哥和三哥,依然由他自己耕種;新買的房地分給我和二哥,由二哥耕種。原來兩地都屬湘鄉(xiāng)壺天鄉(xiāng),解放后不久我和二哥的所在地被劃入新成立穆溪鄉(xiāng)。土改時人民政府宣布解放前三年的土地房屋的買賣交易一律無效。這樣我和二哥原來擁有的土地和房屋又歸到了原來的賣主名下,我們則一無所有,但又不能算貧農(nóng)。土改時,鄉(xiāng)政府采取了折衷方案,算是我們租用地主的房地,劃了個佃中農(nóng)的成份。這個歷史事實漣源一中不予承認,它只認定一條,即富農(nóng)父親不能生出一個佃中農(nóng)的兒子,于是強行將我的家庭出身改為富農(nóng)并未去鄉(xiāng)政府作調查或取得鄉(xiāng)政府的證明。這一改,不只改變了我的出身,同時也改變了我前半生的命運。反右時因為出身富農(nóng),被劃為"中右";反右傾時,因為出身問題,被團支部當作小彭德懷批判;"文革"中因為出身問題被打成黑幫分子。出身啊,你就像幽靈一樣,一直在冥冥中主宰著我的命運。
其次是查出我的社會關系也有嚴重問題。我的兩個叔叔都是地主,其中一個土改前夕被鎮(zhèn)壓,這些我在履歷表上都寫上了,自然是不成問題的,但據(jù)說還有一個問題沒有交代,組織不提醒,自己也一直蒙在鼓里。我老是想,我都寫了幾次申請了,怎么就入不了團呢?一直到我考上武大時,嚴育鴻與我考在中文系(他原是漣源一中團總支的組織委員),他才悄悄地告訴我,我之所以在一中入不了團,是因為我的大哥加入過國民黨,而我沒有交代。天呀!解放時我不過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父親、哥哥、叔叔、姑姑、舅舅、姨媽的政治社會活動呢?于是我立即寫信給大哥(這時他是湖南省益陽地區(qū)水產(chǎn)局的干部)問他是否入過國民黨?大哥回信說,他曾集體加入過國民黨,但無任何活動,并已向組織作了交代。我把信交給團支部,團支部函調益陽得到證實,于是終于在大學二年級光榮加入了共青團。這是后話,暫且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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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
為了幫助我這個落后分子,組織上可謂煞費苦心。我當時感受到的就有如下幾點:先是"孤立"我,讓我身邊的好朋友紛紛進步,迫使我不得不進步。先是王毅平入團了,接著是康人德入團了,不久我的鐵桿哥們郭致甫也入團了,郭長清更成了依靠對象。這時我的心突然感到從未有過的孤寂與悲涼。我決心"改邪歸正",向組織靠攏。記不清是在什么時候,我向團支部遞交了入團申請書。組織上對我是關心的,我的"職務"一升再升,先是當選班上的學習委員,工作還算負責,班里的黑板報,由于我調動了班上的拔尖人才寫稿的積極性,稿源是充足的,又有康人德的一手好字,總算是辦得有聲有色。后來升任學校學生會的學習部長,做了龔建國主席的"部門經(jīng)理",但在我的記憶里,我在學習部長任上,似乎并無建樹。
接著是組織看電影《趙一曼》,看完后進行了小組討論,組織班會活動。我在小組討論中談體會,在班會上發(fā)言,其實都是檢討。這些檢討在班上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班主任和團支部似乎還比較滿意。算是我走向進步的第一步。
如果說學趙一曼主要是針對全班同學的,那么學習馬小彥則主要是針對我這樣的落后分子的。馬小彥是上海的一個"失足"青年,出身工人,后來混跡街頭成了"阿飛"一類的人物,由于組織的幫助和他自己的覺悟,成了先進人物。(具體細節(jié)已經(jīng)記不清楚了。)他的事跡登在《人民日報》上,學校號召后進學生向他學習。于是我就成了重點幫助的對象。在組織的幫助下,我認真讀了《人民日報》那篇報道,結合自己的實際,寫出了心得體會,并且在班會上談了。當時班主任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把我推薦到學校向全校同學談心得,居然得到了學校的批準,讓我利用中午時間到學校廣播室以播音的形式向全校師生談學習馬小彥的體會。這是我一生中所出的最大的"風頭",也是第一次向大眾吐露心聲,實際上是公開檢討。有了第一次就有了以后的無數(shù)次,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這種檢討從反右、反右傾、四清,直到文革從未間斷過,如果把這些檢討書全部收集起來,編成《傅治同檢討集》,恐怕可以編出四、五卷來??稍捰终f回來,盡管我學習馬小彥成績不錯,并在全校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但是直到畢業(yè),我還是沒有被批準入團。原因已如前述。我就帶著一種遺憾和茫然走出了漣源一中的校門。未來的路在何方,應該如何走?對于剛滿19歲的我來說,腦子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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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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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坎坷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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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考
到1955年7月,三年高中生活結束了,大家都面臨著高考,準備迎接新的學習和生活。同學都想報考理工科以迎接正在掀起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我也如此,因為我的學習成績比較平衡,文科雖然比較突出,例如我的作文就曾被徐運鈞先生作為范例進行講評,但是我的理科成績也不錯。當時漣源一中有一條規(guī)定,凡期終考試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者可免交學費,不附加政治表現(xiàn)條件。我憑成績期期都免交學費,當然,如果附加政治條件那就輪不到我了,單就這一點我一直感謝漣源一中的這條規(guī)定。雖說當時每期學費只有5元錢,但對我已經(jīng)一貧如洗的家庭來說,這已是一個可觀的數(shù)目了。由于報考理工科的人太多,需要動員一批人報考文科,我就是被動員的對象。先是班主任張勁松老師,接著是語文老師徐運鈞先生。徐老師是我最敬佩的老師之一,他的動員起了決定性作用,于是我改報了文科。
7月,驕陽似火,我們冒著酷暑,頂著炎日,步行120余華里,我們來到湘西南及湘中地區(qū)唯一的高考考點邵陽市。住在邵陽市二中,而文科考場設在邵陽市一中,兩校相距不過300米,比較方便。但我沒有考出應有的成績。第一場語文考試就把我考懵。作文題是《你準備怎樣做一個高等學校的學生》,我一看,這種表態(tài)式的作文題,真不知如何下筆。因為對高等學校的學習和生活一無所知,只好胡亂表了一番決心。作文本是我的強項,結果卻連自己都很不滿意。三天考完,就和家住婁底一帶的同學,快快地踏上回家的路程。途經(jīng)楊家灘,在周華范家住宿一晚……
邵陽一別,迄今已五十一年,有些同學再也沒有見過面,而個別同學則已經(jīng)到了另一個世界,世事滄桑,人生苦短,令人浩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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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斗鬼
在家等待錄取通知的過程,是一個漫長而備受煎熬的過程。從7月初回家,到8月中,仍然杳無音信。父親見我心煩,就帶我到離家20多里的姐姐家散散心。當晚父子同榻,半夜一個噩夢將我嚇出一身冷汗,原來我在夢中同一個惡鬼搏斗。嚇醒以后,稍一定神,我便對父親說,我可能考上了。我說"鬼"字邊加個"斗"字是個"魁"字,舊時科舉不是把考上叫“中魁”嗎。父親半信半疑,其實我也半信半疑。第二天早飯后,我們即起程回家,還未到家門口,我的三哥正高舉著武漢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遠遠地向我祝賀。我高興但也有些遺憾,因為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學,現(xiàn)在錄取的是第二志愿,這都是那篇該死的作文作的怪。
這個斗鬼的夢,幽靈似的一直伴隨著我,似乎在冥冥之中掌管著我的命運。它演變成一個"魁"字,把我送進了武漢大學;它分解成"斗鬼"二字,在"文革"中把我變成"牛鬼蛇神",不斷地被造反派批斗。到改革開放新時期,它又合并成一個"魁"字,使我在政治上獲得新生,在人格上得到整合,在教學科研上取得了一些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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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冬寒
在武大的四年,真是一言難盡。既有美好的回憶,也有痛苦經(jīng)歷。1957年我已經(jīng)離"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毛澤東語),好在只有同情右派的思想(這些思想都記在日記里)而沒有右派的言行。正因為如此,在反右斗爭中,我還被當做積極分子對班上右派進行過批判,傷害過那些被錯劃為右派的同學。反右后,我被提拔為班主席。1958年向黨交心,經(jīng)過反復的思想斗爭,我終于把那本充滿右派思想的日記交上去,得到了組織的"寬恕",處以撤銷班主席職務、留團察看一年、內定為"中右"的處分。1959年畢業(yè)時,志愿支援邊疆地區(qū),準備奔赴正在籌建的內蒙古大學任教。后來內政部(相當于現(xiàn)在的民政部,當時大學生由高教部負責培養(yǎng),內政部負責分配)指示,原分內蒙古的畢業(yè)生改派遼寧。于是我于1959年7月31日由武漢經(jīng)北京抵達遼寧省會沈陽。在沈陽等了十多天的檔案,終于由省人事廳再分配到大連師范學院(后改遼寧師范學院,即今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
在遼寧師院不到三年的時間,在教學上頗得學生及老師的好評,系主任隋宗茂先生特別器重我,但政治表現(xiàn)卻"糟得很"。先是因為在校農(nóng)場連續(xù)苦干48小時后,一直睡了近八個小時,因而被批判得有口難辯,因為其他同志也一樣干,而只睡了四個小時。后是因為1961年回湖南省親,把家鄉(xiāng)看到的情況在團支部的學習會上作了如實陳述,而遭到批判。認為我的言論同彭德懷是一唱一和,無非是攻擊"大躍進搞糟了,人民公社辦早了,總路線搞錯了",于是我成了"小彭德懷"。這是第一次把我同中央的"反黨頭目"聯(lián)系起來進行批判。
這時候我開始感到組織對我的不信任,感到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對我的巨大壓力,因為同樣的話其他同志也說了,為什么只批判我呢?當時政治上我找不到一個知己,更沒有一個真正關心我的人,加上我的新婚妻子堅決不肯來大連吃窩窩頭和高梁米,借著這個理由我請調回湖南。幾經(jīng)周折,又得到新建的邵陽師專的接收函。于是我于1962年2月離開大連,回到湖南邵陽,時年25歲。當時我的家鄉(xiāng)湘鄉(xiāng)屬于邵陽地區(qū),也算是支援家鄉(xiāng)建設。七年前我從邵陽考上大學,繞了一個大圈后,又回到邵陽,有點像魯迅筆下的蒼蠅。從此我在邵陽生了根,五十年了,我的頭發(fā)白在邵陽,牙齒掉在邵陽,將來骨灰肯定也撒在邵陽,我和邵陽真是結下了不解之緣。邵陽給我的既有悲也有喜,但像我這種人,只要在中國,大都逃不脫這種悲喜交集的命運。
到邵陽后,正處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后期,老百姓則稱之為"過苦日子"。"日日奔忙只為饑",身體是吃了虧,也有一點水腫,但這時全國已中止了政治運動,所以我在精神上反而輕松了許多。到了1963年,邵陽師專停辦,改辦教師進修學校,中文系近20名教師只留下5名,而我忝列其中。1965年師專恢復,重新招生,這時我在業(yè)務上已是骨干。1963年下半年"23條"頒布,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心驚膽戰(zhàn)之余,總是自我寬慰﹣這回該輪不到我了吧。不久徐運鈞老師下放到隆回,另一位老教師因在教《曹劌論戰(zhàn)》時說毛主席的游擊戰(zhàn)術繼承了曹判的戰(zhàn)術而遭到反復批判。風聲鶴唳,令人不寒而栗。他們都是"名老"教師,我是青年教師,心里總存一絲幻想。不久,一個新名詞產(chǎn)生了,說不但要批"名老",還要批"名少",我不幸又被列入全校三個"名少"之中而遭到批判。當時主要批判教學中的"封資修",我的教案和講義交全校師生進行批判,我教的是"古代文學","封建主義"的東西多得很,而我又為這些東西唱贊歌,自然是"罪該萬死!"
轉眼到了1966年春天。這個春天對我來說卻是一個嚴酷的冬天。從此厄運就緊緊伴隨著我,一跟就是十年。這十年里,我從"反動權威"、"黑幫分子"、"劉少奇孝子賢孫"、"漏網(wǎng)右派"、"牛鬼蛇神"、"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林彪反革命集團社會基礎",到"鄧小平右傾翻案急先鋒",什么帽子最壞,就把它往我頭上戴,不管我的頭是否合適,只要"革命群眾"覺得舒服就可以了。隨著帽子名號的升級,批判和打擊也不斷升級。先是沒完沒了的寫檢討和交代,接著是小會批,大會斗,關進"牛棚",罰跪,挨打,戴高帽子游街。怎樣的方式最能侮辱人,就用怎樣的方式對付我。當時我不恨"革命群眾",對偉大領袖更是一往情深,認為這些都是我自己"罪有應得"。我只恨自己為什么要出生在一個富農(nóng)家庭,只恨自己當年為什么要誤入歧途學什么文學!精神上折磨完了,又開始了身體上的懲罰。先是下放農(nóng)村,后是趕進五七干校,什么活兒最苦、最累、最臟就派我去干。在農(nóng)村和干校三年,開過荒,種過田,代替牛拉過犁,開過拖拉機,當過泥水匠,到深山老林里燒過木炭。
為了家庭,為了無辜的妻子兒女,我活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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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暖
粉碎"四人幫"后,經(jīng)過了短暫的"后文革"時期,我的命運發(fā)生了巨變。1983年組織上動員我入黨,1984年民盟湖南省邵陽市委動員我入盟,為了邵陽市的統(tǒng)戰(zhàn)事業(yè),校黨委認為我先入盟后入黨更好。就在這一年,我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1985年我被推選為市政協(xié)委員,一當就是五屆,直到2003年退下來。這期間,我前后任民盟邵陽市委主委三屆,邵陽市政協(xié)副主席二屆,湖南省政協(xié)委員三屆,其中省政協(xié)常委一屆。我常常反思,就我個人而言,似乎沒有什么根本性的改變,我還是我,而我的社會地位卻發(fā)生了天地易位的變化。應該說是社會變了,變得人性化了,變得寬容了,變得尊重人了,變得和諧了。
在學術上,我并無多大建樹,因為長期在第一線教學,并無多少時間進行學術研究,只在教學縫隙間寫了一點東西,也都上不了臺面。由于國家的關懷,社會的厚愛,大家對我那些不像樣的東西給予了認可。1985年我當選為全國大專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1990年我的一項教學成果被評為湖南省高校優(yōu)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992年獲得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終身享受國務院頒發(fā)的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獲國家級優(yōu)秀教材獎并晉升為教授,1994年獲教育部頒發(fā)的曾憲梓教育基金教師獎。先后主編、副主編、參編和纂寫各種專著、論文集、高校教材、工具、詩文集等20余種,撰寫論文50余篇,被學生評為邵陽師專最佳良師益友,邵陽學院師德標兵。(編者注:2002年,邵陽師專與邵陽高專合并升格為邵陽學院。)我的傳記和名錄,先后被編入官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享受政治特殊津貼和技術人員名錄》(國家人事部主編)、《湖南名人志》、《邵陽志》、《中國教育家大辭典》等書。2003年被湖南省政府聘請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寫到這里,忽然想起明人歸有光在他的《項脊軒志》中的一段話:"余區(qū)區(qū)處敗屋中,方揚眉瞬間,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陷井之蛙何異。"我大概屬于這種"陷井之蛙",讓同學們見笑了。因為比起其他同學來,我這點東西已是小巫見大巫,而且已不屬回憶高十八班、十九班生活的范疇。但是為了尊重編輯的要求,還是寫了上邊這些話。
晚年生活是幸福的。我今年(2006)已70周歲,還在崗,是高十八班、十九班少數(shù)幾個未退休者之一。老伴是小學退休教師,兒子是大學教授,兒媳是工程師,女兒從政,女婿從商,孫子大學畢業(yè),外孫還在念高中。我已經(jīng)很滿足了。
去年學院為我舉行了"傅治同教授從教45周年座談會",在會上我即席賦打油詩一首,現(xiàn)在抄在下邊,聊且作為這篇已經(jīng)拖得很長的拙文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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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年紀幸福家,不煙不酒偶喝茶。
賴有老妻同患難,更無兒女惹麻紗。
教書尚得學生喜,做事敢求時世夸!
莫道桑榆情已晚,怡然笑看滿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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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于邵陽學院無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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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本文源于恩師傅治同所贈《治同文存續(xù)編》一書。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7月,邵陽師專1979級中文科畢業(yè)30周年回??赐蠋?。傅治同教授向學生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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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韻】在我心中曾經(jīng)有一個夢,要用歌聲讓你忘了所有的痛。燦爛星空誰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們給我最多感動……
《真心英雄》(周華健).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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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鐘,全力以赴我們心中的夢。不經(jīng)歷風雨怎么見彩虹,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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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傅治同(1936-2020),男,湖南湘鄉(xiāng)人,1959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中文系,先后在遼寧師范學院、湖南邵陽師專和邵陽學院從事高等教育工作48年。中文系資深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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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徑文學社肖殿群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