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蔚蘭手抄本》是由一冊詩聯筆記本、一冊詩聯鋼板字刻本、一冊雜稿、一冊備課本、三十三冊賬本匯編的復印件合訂本，其中的一個個手寫漢字、一頁頁小數據、一首首生動詩聯，仿佛是透視生活的“多菱鏡”，展現出鄉(xiāng)村社會文化、教育、民生圖景?？梢哉f，手抄本彌足珍貴，具有一定的綜合性價值。
張蔚蘭先生賬本少見標有年份，從零星的記載推測，起于退休后（1989年）在家開雜貨店，有近十年時間，正是中國農村社會實行土地承包制時期。賬本包括雜貨店商品進出價格記載、村民欠賬記載、家庭生活開支記載、人情客面記載等內容。里面的詳細數據，折射出農村家庭生活狀況與經濟面貌。由于手抄本涉及面廣，筆者僅從自傳、家庭開支的“幾座大山”、掛賬、詩聯四個方面觀察，從中擇要談談。
自傳的政治屬性
張蔚蘭先生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區(qū)沼山鎮(zhèn)叢林村張德寶灣人，曾任鄉(xiāng)村學校教師、副校長、校長。其手抄本落款“新橋小學張蔚蘭，1979年3月4日”的自傳，記載了張蔚蘭先生出生于1929年10月29日。從1936年7歲到1947年18歲，11年時間，除去1945年考入金牛中學，因家庭承擔不起學費，只讀了一學期外，其余時間，張蔚蘭先生均在鄉(xiāng)村讀私塾。1946年，因某種原因，父親賣掉家里的十畝田地還債。1948年，經人介紹，去漢口警察學校參加學習后上崗，因婚事不批假，偷跑回家。1949年，張蔚蘭先生在村里教私塾，3年后轉為公辦小學教師。
我從自傳讀到的信息是：一、張蔚蘭先生家庭在當時是一個中等家庭，因為家里有十畝田地。二、張蔚蘭先生的父親具有耕讀傳家的思想理念。我研究過梁子湖一帶很多族譜，發(fā)現耕讀傳家是許多大家族治家的共同理念。這個不難理解，“學而優(yōu)則仕”，才能改變家族的身份和地位，從而躋身上層社會。一個農民，一年可以發(fā)財，三年可以成為地主，而要成為一個文化人則不是那么簡單的事。知道了這一點，你就可以理解，他家里盡管賣掉田地后面臨困境，父親仍然要讓他讀書。今天的社會，我們重視孩子的教育，跟張先生的父親重視他讀書道理是一樣的，雖然結局不一定相同。三、自傳寫于1979年，里面的內容涉及考察性質，比如，誰誰是知道的，是否……“請黨組織給予了解和鑒定”等等。這說明自傳是有針對性的。手抄本還記載1980年9月25日入黨轉正，介紹人是張友林、張孝良（系新橋村扶山灣人）。據此，這份自傳就是在上級黨組織批準其為發(fā)展對象以后，確定為預備黨員之前所寫。1977年，黨的十一大召開，拉開了撥亂反正的序幕。會上提出了黨在當前和今后的“八大任務”，其中第五條說的是“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領域的革命，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革命”在唯物史觀中指社會革命，滲透在各個領域中，其中涵蓋了教育系統(tǒng)領導及教師政治思想動態(tài)與行為等。自傳是對黨表述自己的成長經歷、明確理想信念的一個過程，是當時黨組織吸收新黨員時一份不可或缺的檔案。這份自傳為研究鄉(xiāng)村教師的社會背景與政治狀況提供了一份難得的資料。
家庭開支“幾座大山”
農村家庭開支的“幾座大山”體現在卷煙、婚嫁、建房、人情往來等幾個方面，有些家庭酒的開銷也非常大，但不具有普遍性，故不做討論。
從張蔚蘭先生雜貨店進貨記錄看，卷煙是雜貨店的重頭商品，幾乎占銷售貨物的“半壁江山”，這說明農村煙民隊伍非常大。有關資料記載，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煙草產量達到了1.6萬億支，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從煙標可以窺探一個時代經濟一角。我粗略統(tǒng)計了一下，賬本中出現的煙標達二十多種，這不包括我熟悉的一些牌子。較為普遍的牌子是永光、游泳、紅金龍、白金龍、星火、圓球。最貴的一條90元，屬于過濾嘴香煙，不常見；便宜的一條1.2元，當然還有比這更便宜的，可能是因為沒有進貨，所以沒有記載。除去一高一低，中檔煙，一條價格一般在四元左右，零售價隨行就市，在四角左右浮動。浮動的數字也就是店家的利潤。從銷售記錄看，五花八門的卷煙，滿足了社會不同階層的需要，普通煙民大多處于中檔偏下的檔次。一個普通煙民，如果每天抽一包圓球，圓球一條是2元，一年下來，他抽煙的費用大概是七十多元。也就是說，他的家庭要為他個人的煙癮承擔七十多元的額外負擔，這是那個時期農村家庭中一項重要開銷。
張蔚蘭先生的孩子結婚，曾先后兩次打家具，計3237.7元，婚宴招待計1677元，用于女方彩禮和各種禮節(jié)款計1060元，結婚共計費用5980.7元。收禮1380元，實際費用4600.7元。需要說明的是，農村婚宴一般結婚的頭一天晚上開始招待，第三天吃過中飯才結束。客面廣的禮金可以“客往客”，即婚宴用幣與所收禮金持平，或略有盈余。這個費用肯定超出一般家庭一年的經濟收入，但一兩年時間可以還清借款。
張蔚蘭先生記錄了在村北禾場旁做雜貨店的一些費用，這些費用由磚瓦、石頭、石灰、水泥、人工、伙食費、煙酒招待等方面組成。因為不是住房，不具備建房代表性，但能反映農村建房基本情況。八十年代之前，農村建房，多采用請工方式，不付工錢，但管吃喝，磚是自切的土磚。在建房上，彼此可以以工還人情，算是一種互助形式。之后，多采取承包方式。對此，筆者有親歷。筆者于1995年建房，就是采用承包式。地平方一百多平米的兩層樓房，材料費和人工承包費，包括簡單裝修，造價大致在六千元左右。這筆費用，節(jié)省開支，尚能承受。
手抄本，給我們提供了有益啟示。無論婚嫁還是建房，都是建立在量體裁衣、勤儉節(jié)約基礎上進行合理開銷，也就是控制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圍，而不至于債臺高筑。現在的理念是超前消費，由于種種原因，跟這種理念配套的社會就業(yè)體系并不完善和成熟，人們往往生活在債務的陰影之下，這是需要理性思考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生活條件好了，攀比之風盛行，其結果當然是一步一步陷入消費“陷阱”。這樣一來，好的更好；差的，爛泥田趕跛子，越陷越深。如果說，改革開放最初十年，農村婚嫁建房費用，普通農民尚能接受，那么，之后，尤其現在，可以說，難以承受之重了。
再說說人情往來。親戚朋友，領導同事，人情往來有親疏之分，有遠近之別；無論時代怎么變，這一點不會變。手抄本記載當時送禮情況，一般在十至二十元；親的，近的，當然要高一點，比如五十元。手抄本記錄的近十年各種賬目，趕情送禮所花人民幣沒有多大變化。隨著人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禮金逐漸提高。
與現在社會相比，很多地方送禮的性質發(fā)生了質的變化，變得談“禮”色變。一些搞笑的段子，相信大家有所耳聞，說來說去，已經失去人情味，似乎成了一種金錢交際。大家不情不愿，但又不得不違心從眾。這種人情往來就不正常。正常的人情往來應該是建立在雙方共同的經濟承受力基礎上的一種心里愉悅。當然，經濟收入高，不是不能多送。禮重是幫忙，那是另外一層意思，真正的情分不能用金錢來衡量。就筆者所知，手抄本里的趕情送禮數目基本通行于那個時期，說明大家都很理性，又都很情分。當然，各親友的送禮情況，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個時期鄉(xiāng)村社會的家庭經濟狀態(tài)。
小數據與大社會
掛賬消費，在農村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手抄本中有掛賬專戶89人，涉及張德寶灣不少農戶。從掛賬記錄看，掛賬賒購的商品涉及煙酒，日常生活用品和娛樂品三個方面。其中，酒以白酒為主，紅酒和啤酒為輔，偶有葡萄酒；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牙膏、洗衣粉、肥皂、白蠟、火柴、電池、燈泡、鹽、醬油、味精、掛面、打火機、花生米、蘭花豆、麻花等；娛樂品有天牌、字牌、撲克。抽樣一個家庭1997年的掛賬記錄，得出如下數據：全年掛賬金額169.48元。其中卷煙59.9元、火機2元，計61.9元，約占掛賬金額的37％（煙1.1元一包，屬于低檔消費，偶有2元一包、3元一包消費。打火機屬于抽煙附屬品，故統(tǒng)計在內）；酒86.18元，花生米、蘭花豆4元，計90.18元，約占掛賬金額的53％（花生米、蘭花豆佐酒菜，故統(tǒng)計在內）；字牌、撲克3.6元，占掛賬金額的2％；日常生活用品13.8元，占掛賬金額的8％。煙酒兩類消費，加上娛樂，高達92％，日常生活不到10％。這種消費結構，雖然不能反映一個農村家庭一年所有的消費情況，但它提供了家庭開支的依據。
農村社會的消費體系，以誠信為基礎。掛賬記錄中有上年結轉下年的記載，但沒有呆賬。掛賬人要么邊賒賬邊還賬，要么用谷糠之類的物品抵賬，要么收獲糧食后一次性結清。當然，手中有錢的時候，就用現金交易。聚族而居的農村社會是一個鄉(xiāng)土人情社會。不說儒家道德對人們的影響，單就千百年形成的鄉(xiāng)村禮俗和家族血脈關系來說，人們必須堅守和維護公序良俗，否則就會成為異己分子而被這個社會所拋棄。誰也不愿成為那樣的人。
除了煙酒，農村市場購買力很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一方面，農村社會仍然處于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模式之中。對于生活的需求，能省則省，大家一心追求吃飽穿暖，手抄本的掛賬記錄只涉及一些剛需品種，足以證明這一點；另一方面，農村生產力雖然得到解放，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但也只是完成吃飽穿暖的初級目標，農民手中尚沒有余錢參與市場消費。生活中的很多必需品缺席手抄本，不是沒有原因。這種情況要等到改革深入，打工潮來臨和打工經濟形成才有所改觀。
農村社會消費以滿足男人消費為主。表面上看，男人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的頂梁柱，婦女孩子消費讓路，既顯示了男人主人的地位，又彰顯了婦女的美德；實則，這是受封建男權思想影響所致，因為婦女一樣參與了勞動，一樣創(chuàng)造了經濟價值。從某些方面說，婦女為家庭的付出甚至比男人多得多，也比男人累得多。上述家庭掛賬記錄不難看出，一家之主的男人的消費占家庭消費的92％，如果把少得可憐的家庭消費均攤，男人的消費是不是更大？
我相信婦女孩子也有消費，且沒有出現在記錄中。但我更相信，男人的消費地位在家庭中處于大頭地位。改變這種消費結構，要等到實行計劃生育后的第二代人出現，因為這一代人，農村戶口的，最多是一兒一女，很多家庭，只生一胎。中國社會是非常重視香火傳承的，農村尤甚。這樣一來，孩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家庭消費迅速轉到以孩子為中心。吃的，穿的，玩的，農村也卷入孩子消費的浪潮。
詩聯與民俗文化
詩聯為傳統(tǒng)文化藝術，很多文人鐘情于此，其中對聯更是一種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載體。千百年來，它廣泛應用于迎春接福的日子、紅白喜事的場合。單位慶典離不開它、商家開業(yè)離不開它，它幾乎滲透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
《張蔚蘭手抄本》中一冊詩聯筆記本有詩4首、對聯88副；另一冊詩聯鋼板字刻本有詩63首、對聯146副。手抄本詩聯以人倫為中心，以民俗為載體，體現出濃厚的儒家思想理念。農村人結婚、做壽、白喜事，要擺酒席，場面熱鬧，并且文化習氣濃厚，要寫喜聯、壽詩、挽聯等，彰顯出一個地區(qū)的民俗文化底蘊。張蔚蘭先生喜愛抄寫詩聯，諳熟禮俗文化；退休后曾主持村灣的紅白喜事儀式，又把禮儀知識傳授給灣里的年輕人；可以說，他是民俗文化的守護者、傳承人。如今經濟飛速發(fā)展，城鎮(zhèn)化建設不斷強化。鄉(xiāng)村，作為我們的出發(fā)地，鄉(xiāng)土倫理出現式微，民俗文化也面臨邊緣化，值得人們反思。
《張蔚蘭手抄本》給我們的觀察視角是多方面的。它所蘊含的社會意義非常豐富，需要我們去挖掘。在此，我只是拋磚引玉談一點膚淺的讀后感，期望《《張蔚蘭手抄本》》早日付印，以期引起更多的人關注，并且研究，則功莫大焉。
本文作者簡介：
陳緒保，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湖鄉(xiāng)風云》、散文集《浮沉光影》、詩集《跋涉者之歌》《孤獨的云》等，電視專題片《一代宗師張裕釗》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