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文心 書家境界
——讀孫賢坤《翰墨文心——漫話歷代書家自作詩文名跡》所想到的
張輝光
孫賢坤先生
中國書法是中華民族獨有的藝術形式和精神載體，是中國哲學、東方文化、華夏民族精神氣質的象征，是人類思想寶庫中的珍貴財富。 中國書法與文字產生、發(fā)展密切相關。它起源于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后從甲骨文、金文、秦刻石、隸書、章草、今草、行書、楷書等書體演進，加之不同時代的書家又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風格與流派，逐漸形成了一股傳統(tǒng)文化的磅礴力量，從而不斷啟迪后來者保存、發(fā)展、傳承和堅守中國書法的文化品性，承擔起中國書法文化功用的歷史責任。
書以載道，文以化人。千百年來，多少市井工匠、民間賢達、高官顯貴、志士仁人為表達情感、抒發(fā)性靈，不惜留下熠熠生輝的書論和汗牛充棟的書法作品，為我們認識中華文化傳統(tǒng)，建設民族家園，提升精神境界，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和通達的途徑。
無疑他取得了成功。
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了書法不僅是藝術，更是文化，是一種滋養(yǎng)社會、國家、民族和整個人類的藝術和文化。他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儒”“釋”“道”“三教”思想共同點的基本釋義巧妙地應用到書法作品的研究之中，既擴大了審美的視野，也延伸了作品的內涵。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主張在恰當?shù)臅r空界限中以適當?shù)姆绞桨匆?guī)律辦事。顏筋柳骨，嚴正平和就是儒家思想在書法中的典型表現(xiàn)。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書法的尚意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從修養(yǎng)的漸悟到靈徹的頓悟讓書法達到了“書中有禪、禪機通書”的審美境界和一切起于心，一切歸于心的“心手雙暢、物我兩忘”的精神境界。道家以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為主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表現(xiàn)在書法上就是“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從求法到有法再到無法，使之產生各種風格的審美享受。這些經(jīng)過孫賢坤匠心的點化都產生了別開生面的效果。 同時，讀孫賢坤的《翰墨文心》，你也不僅囿于他對書家的評價和對其作品的鑒賞。他的文章有哲學的微言奧義，有史學的深邃細密，有音樂的天籟之聲，有武術的剛柔相濟……。從他的文章中，你會看到老中醫(yī)對病人拿脈問診，老爺爺對孫子教誨諄諄，也有嚴師對高徒的指點，更多的還是催人奮進的鼓角和錚鳴。
說實在話，我是該書的忠實讀者。從作者命題、選材到成書，我都傾情拜讀，有的章節(jié)還熟記于心。可是要談起什么感受來又似乎沒有言辭，正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出”，胸中似有一塊碾壓的巨石。時至今日，我都在想寫點什么，思緒再三，還是不揣淺陋把自己的幾點學習體會寫出來，以期能得到同仁和書家們的批評和教益。
首先，學書必須把字寫好。郭沫若1962年為《人民教育》題詞：“不一定要人人都成為書家，總要把字寫得合乎規(guī)格，比較端正、干凈、容易認。這樣養(yǎng)成了習慣有好處，能夠使人細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體貼人。草草了事，粗枝大葉，獨行專斷，是容易誤事的。練習寫字還可以逐漸免除這些毛病”。
誠然，寫得一手好字，不一定就擁有了通往“仕途”“商界”“軍營”的“敲門磚”。但起碼在擇業(yè)、求職、交流甚至戀愛上還是大有裨益的。文革時期，啟功先生因“反動學術權威”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其會寫字，被紅衛(wèi)兵派去抄寫大字報，這也就免受了不少“牛棚”之苦。
據(jù)說，晚清康有為少時寫字草率，以至科考時試卷被考官擲于案下。所幸“時來風送滕王閣”，不知就里的勤雜工在清理考場時將其卷復拾其上。后考官再次看到該卷，以為鬼神暗助，便仔細瀏覽，這才發(fā)現(xiàn)了康有為的滿腹經(jīng)綸。
近代學者，著名書法家沈君默（后名沈尹默）也曾遇到過這樣的尷尬。他曾是新文化運動的得力戰(zhàn)士，因“字則其俗在骨”受到陳獨秀的批評。后“閉口”明志，潛心翰墨，終使其書法“揮灑自如，如行云流水，自然流暢。筆墨跌宕起伏，濃淡相兼，呈歐陽詢之神韻，顯趙孟頫之骨肌”，又在筆法、筆勢、筆意等書學理論上造詣精深，時人認為他的書法“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無愧”，譽其在書法領域的成就“百年來無出其者”。
由此看來，不會寫字，寫不出好字，絕然不行。即便是學富五車，縱寫的錦繡文章，但寫不出一手好字也是很難登上大雅之堂的。
其次，書者必須書文兼修。要從書法的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不至于總當“門外漢”，“寫字匠”，那“字外功夫”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不斷地向書本學習，鉆研理論，提高鑒識，向社會學習，廣泛涉獵，擴大視野，才能不斷地提高和豐富自己。
古往今來，大凡名垂于世的藝術家同時也是彪炳史冊的文化人。北宋文壇泰斗蘇東坡，學識淵博，既是書畫家又是文學家。他一生愛寫字，在繼承多家成就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自己沉著、蒼勁、豪放的書法風格，成為我國古代五大書法家之一，北宋“四大書家”之首。也是他主張要有見識，學識豐富，書法才有進益，否則會徒勞無功。“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就是他告誡學書者的至理名言。正是“雙管齊下”的躬行，即便遭遇“臺下”的日子比“臺上”的日子多的窘境，他始終達觀向上。宋朝的文學標志是宋詞，是他橫空出世，突破時代窠臼，開創(chuàng)了氣象恢弘、清奇雄健的豪放詞派。他的詩、他的詞、他的散文，他的書法該有多少成了千古絕唱。當我們今天臨他的帖，學他的詩文時，你能不從內心感激這位書文兼修的巨人？！
還有我們熟悉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奇文逸筆相得益彰。作者敘與蘭亭雅集盛況，發(fā)思古之幽情，抒生死之感慨，文筆流暢，氣象雋永，其灑脫無拘、怡然自得的風采，再配以“龍?zhí)扉T，虎臥鳳闕”的書體風格，飄逸和美“天人合一”，能不令人頓生盡善盡美之嘆？！
再者，書家必須德藝雙馨。清·松年《頤園論畫》中說：“書畫清高，首重人品，品節(jié)既優(yōu)，不但人人重其筆墨，更欽仰其人。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巨大光明之慨”。毛主席曾經(jīng)說過：“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先哲告訴我們，德乃做人做事之根本。古人對于藝術的欣賞，素來把人格作為頭等大事。作者的德行操守直接決定作品的高下優(yōu)劣。書法更是直截了當。人們熟知的北宋四大書家“蘇、黃、米、蔡”中的“蔡”，原本是當朝權相蔡京，后被蔡襄取代。盡管蔡京和蔡襄在書法上都有一定造詣，但兩人在品行、性格及政治表現(xiàn)上存在極大差異。蔡襄為人正直，剛正不阿，而蔡京則被視為歷史上的大奸臣，這樣摒棄蔡京也就不足為怪了。
讀罷孫賢坤的《翰墨文心》，聯(lián)想王國維的上述名言，個中領悟，我還能說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