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說李更 (散文)
◎黃自華 著名作家 評論家
文化界就總會有那么幾個人，要弄出一點小小的聲音，引發(fā)一些小小的騷動，比如說，從南方珠海特區(qū)冒冒失失蹦出來的李更。讀《李更如是說》《文化晃晃》《摸癢了還是摸痛了》……讀了他的系列作品，就感知了一個有個性的文學怪才——李更。
早在武漢讀大學時他就以善詩而加入作協(xié)。雖然其父李建綱先生是一位循規(guī)蹈矩的老作家，但作為長子的李更，由于經歷了“十年文革”，父親遭受無辜迫害的“亂世動蕩”之災，自幼思想早熟，當年大學畢業(yè)不安于教師崗位，被教育局官員深惡痛絕，卻因才華出眾而成為記者、作家。
李更走進文化界后，開始了對文化現實、文化模式、文化倫理、文化秩序、文化霸權等等，有了他獨自的思索。
李更對文化傳統(tǒng)與文化體系的質疑與否定，并不像他的父輩們那樣囿于特定思想理念的約束而猶豫、“童言無忌”的李更，更具有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那種不媚權、不媚俗、不趨勢、不奉迎的擔當責任，有直面現實的勇氣。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不茍且、不虛飾、不偽裝。
李更是美麗如畫的文學天空中一只孤獨哀嚎的烏鴉。
他用酷氣的筆，對文化身份、文化人格和“文化自戀癖”進行了幾乎近于殘忍的質疑。他的文學批評有意避開學究式的一招一式、引經據典的評論模式，像性情中人那樣跟著感覺走、信馬由韁、肆意揮灑。不循常理、不拘常規(guī)。李更提筆遠離被編碼的話語，無邊界、無拘束、無深籟憨態(tài)。他特別善于在評述中夾雜奇談怪論，讓俏皮的洞察和胡言亂語的機智肆意發(fā)揮，將極為嚴肅的問題與極為輕松的話語結合在一起。因此，李更放縱的議論不僅有了脫口秀一樣的謔而近謔，他也會讓一些身份高貴的文人很不愉快而不屑一顧，或者一笑了之。
盡管李更筆下泄出的迷霧，充滿了所謂“極終悖謬”情況下的虛空、塌陷和錯亂，讓讀慣了“學者式”文學評論文章的中國文人有著種種不適，但是，突然出現的野菊花、野草莓，讓我們心中也能懷有一份過去不曾有過的清醒和希冀。
李更畢竟不是一個專業(yè)文學理論學者，他努力梳理文本秩序與社會秩序，還未能進入到歷史的深處，去揭示文學的生產機制和架構；去暴露現存文本中被遺忘、被遮掩、被涂飾的多元。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當代文學，在多數情況下，只是思想解放的武器，是“革命衛(wèi)生學”的工具，是烏托邦性質的自我滿足。它為政治和國家道德的純潔性做出的許多過于沉重的承諾，在社會變革的動蕩之太多的時候，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充滿了渾不知恥的媚俗與市儈，或者假大空的英雄故事。所謂“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因為消耗性的使用而成為一個干癟癟的模式，模式的背臼；或者被“小品化”而日益淪落為無關痛癢的、市民茶余飯后的談資。文學的無意義或者意義貧困，不僅成為先鋒作家的問題，也不僅僅困擾著賈平凹、余華、池莉、莫言等著名作家，而且也成為整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選材不嚴、開拓不深，很難滿足讀者對于意義體驗的、心靈需求的“文學病象”。受這種情感與理性沖突的困擾，他們的文學思考始終難以達到理性世界的深度和高度。
李更對中國文學現狀的認識非常清醒，他對如此錯綜復雜的文學現象無力進行系統(tǒng)的梳理、探討和深刻的批判，只能就事論事，東一槍、西一槍地狂轟亂炸。
在我們這個時代，再也不能簡單地從是否符合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需求的角度來衡量作品的優(yōu)劣，在很多場合下，文學只是躲避是非的軟弱心態(tài)的借口，李更還非常直率地將批判的鋒芒，指向權力話語影響下的所謂“真實”；極為深刻地揭示了在權力捕捉“真實”。所謂“真實”，不過只是一個巨大的空洞的符號。因此，當代小說，只是將符號進行重新編碼。李更針砭時敝雖然不是完全準確，對文人和文學作品大范圍地評點也不一定全都公允、恰當，有根有據，切中要害。但他的方位感很強，他攻擊的目標和方向一般都偏差不大，而且在他大量的“硝煙語言”中還時時替“無行文人”畫像，揭短露丑，聚焦一些寄生于文化版圖之上的“文化販私者”們的斑斑劣跡，讓世人披閱盡了文場中的世俗和文壇被金錢與功利污染后的惡濁。如他的散文《就此別過》。
他讓人們知道了文人與俗人的通病，看到了神圣遮蔽下的黑暗。對于一些學界泰斗，文壇名宿，或者與他交往甚密的作家朋友，他也勇于說真話，不為親者諱，不為賢者諱。
他還精彩解讀了當代中國的權力網絡在中國文壇上的運作狀態(tài)，使人們過去所熟習的品味，所恪守的價值、所相信的道理，逐一受到了挑戰(zhàn)與崩潰的威脅。中國文壇還不是一個具有完全公平、公正競爭機制的戲場，而是一個等級分明、派系紛呈的是非之地。面對文學家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令人痛心的道德曖昧與良心懦弱，他會不會只是一個孤獨的憤怒者呢？
李更常常陷入一種深沉的，對文學、文學家，對自身愛恨交加的困境。正是這種困境，卻時常給他力量，也給他挫折。讓他一時信念沛然，轉而又自疑深重；同時也讓他獲得了一種對中國文化特質及其現代價值的自省和認定的歷的視境。
在文學寫作實踐中，不是以世紀末的姿態(tài)對浮世的奢糜進行渲染，而是在人間悲情中發(fā)現文學本源的美與無疑，李更的思考與實踐也是新一代文化人心理健康和人格狀態(tài)的正?；谋憩F。
海涅說：“一個人的生命難道不是像一代人的命運一樣珍貴嗎？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與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這個世界的歷史”。而多年以來，我們的文學對人類個體生命苦難、掙扎與悲傷的遺漏，幾乎是將社會按照權勢、財富、名氣劃分成許多差異很大的階層；當人們津津樂道地談論“大款”的富有，“大腕”的風的生態(tài)與心態(tài)的作家其實并不多見。而且，李更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個體生命的關懷，對社會公正的呼喚，為這些普通百姓畫像、立傳，關注這些小人物的命運，挖掘、揭示平凡人內在的精神價值，并不是通過粉飾現實，進行虛假的說教和抽象的人道主義。李更直接讓這些“引車賣漿者流”走到小說的前臺，敘說他們命遠掙扎的艱辛，在《特區(qū)女人素描》這本小說集中，作家所濃墨描寫的人物，大多是平凡、渺小，甚至是卑微的“小人物”。
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躁動、厭倦、冷漠、孤獨，種種所謂“現代病”的人群來說，恰恰是這些“小人物”還更能夠在生命的逆境中存在。
李更的作品中，特區(qū)的街市上，布滿了飛速旋轉的人流，無數彼此陌生的面孔匆匆相遇，又瞬間分離，城市的景象，如潮水般的漲出境頭，令人眩暈。顯然，李更是有意識通過這種小敘事建構的話語系統(tǒng)，走向一個社會的敞開式。
李更小說的明顯特征，是以一種開放性和自主性并重的文化理性，認知和體驗在內的敘述建構，把文學通盤人性化、生命化，賦予文學以內在的生命。又以生命的感覺關懷文學的存在，形成一種十分緊密的文學生命與歷史文化相容，從而避免落入認識簡單化。李更無疑不是傳統(tǒng)文化的順民，他先是勇敢地用自己的頭顱沖撞固若金湯的傳統(tǒng)文化的圍墻，撩拔名人、名流的憤怒；繼之又以從容的悲壯，以及對人類心靈中脆弱、美好情感的深情贊美，向文化的病態(tài)進行不遺余力地清算。
他曾經吸吮過傳統(tǒng)文化的乳汁，懂得了什么叫做苦澀；他在經濟社會的文明中長大，漸漸體驗到了什么是尷尬。一方面，他不得不懷著感恩的情懷，看待傳統(tǒng)文化對他的啟蒙之恩；另一方面，他又必須以獨立的現代文化人格、硬撐著，對讀者打出V的手勢，無不苦澀地吆喝一聲：“OK，雙贏”。這個臉上掛著幾分無奈的李更，的確是一個真實的李更。
(散文《就此別過》前天推出，可惜承蒙了"風沙”，六節(jié)，每一節(jié)都是單獨的文化人，編者還是會想法推送給大家看。)
李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