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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長經(jīng)歷之七 家書之九
一毛五分錢
山東 孫喜民
我上高中時，農(nóng)村還沒有實行土地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家鄉(xiāng)沙質鹽堿土壤糧食產(chǎn)量很低，農(nóng)民經(jīng)濟狀況普遍不好。我父親長期在外地“跑運輸”，賺不了錢老是賠錢，我一個人在老家生活也艱難。當時幾乎沒有錢，一般時候也就不花錢。
掙錢艱難——
記得有一年，我家在村東老宅地上種了些白蘿卜，長的也不好，收了后只能當菜不能當飯吃，剩下三十來斤。我要去上學離開家，就借了一輛地排車裝上蘿卜，拉到東面后巖村集市上去賣。我不會吆喝，坐等別人來買，來問詢的人不多。
臨近中午快散集了，一個中年男人過來問價，我說：一分錢一斤，差不多三十斤，你包圓的話，就給兩毛五吧?他說：兩毛錢行啵?我有些不舍，但是蘿卜確實不好賣，就說：賣給你吧。
他從衣兜里摸著掏出一張一毛錢，又掏出幾枚硬幣，笑著翻開了所有衣兜，滿是遺憾的說：你看，多不巧，就剩下一毛五分錢了，你看行么?看來他是真沒有錢了，我不舍又無奈的說：給你吧。他帶著歉意把錢遞給我，把蘿卜收到一個袋子里背起來走了。
農(nóng)忙時學校放假，老師、學生們回家收種莊稼。每家自留地很少，每人只有一分地左右，收種用不了多長時間，主要是給生產(chǎn)隊里干農(nóng)活。未成年人力氣小，掙的工分也比成年人少，主要是割草、拾柴火、翻紅薯（地瓜）、翻棒子（玉米穗兒），為家里增加點收入。
1978年我十五歲上高二，放秋假回到家里。天剛亮，我就背上籮頭（籮筐），帶上鐮刀或小鏟子，到地里割草、拾柴火，兼帶翻找、撿拾一些沒有收凈的玉米穗等?；氐郊野巡輸倳裨谠鹤永铮?/span>把玉米粒擰下來，在席子上攤薄曬起來。
有時生產(chǎn)隊剛收完地瓜，地里肯定還有沒有刨干凈的。我和小伙伴就背上籮頭、三齒，到地里“翻紅薯”。一般情況都會有收獲，有時地塊大地瓜多，一人一晌可能翻滿一籮頭，就像生意人發(fā)了財一樣背到家里，大人們看見了還會高興的夸獎。
家里沒有面粉了，秋假四十二天我沒有蒸過一次窩頭。我把足夠兩頓吃的地瓜、較嫩的玉米穗兒洗干凈，又用菜刀切了一些“紅薯骨碌（地瓜切的小塊兒）”，在灶臺大鍋里添上水，放入“紅薯骨碌”，支起鍋梁子箅子(bizi)，放上玉米穗兒、地瓜，蓋上鍋蓋兒燒大火蒸餾到熟透。早飯啃熟玉米穗兒，吃熟地瓜，喝紅薯骨碌湯，沒有吃完的留著蓋在鍋里。
中午干活回來，一般不再動火，將就著還是吃玉米穗兒，吃熟地瓜，喝紅薯骨碌湯，可能是鐵鍋易生銹，紅薯骨碌的邊緣都生出了綠色毛邊，不知道是不益生菌，管不了那么多了。晚上再熬點米湯或面湯，吃點東西，三頓飯就這樣解決了。我那時沒有其他的飯，能吃飽就不錯了。
這樣一個秋假下來也收獲不少，壘起了一個不小的草垛，還有一大堆柴火，最大的收獲是十五斤玉米粒，還有幾十斤的地瓜。
逃磨面錢——
開學前天下午，我翻遍了所有的衣兜，湊夠了一毛五分錢，用小布袋盛上玉米粒放到籮頭里，背上籮頭到北邊三里冠縣趙屯村去磨面。
磨房在趙屯村南的地邊，是一個生產(chǎn)隊集體經(jīng)營的，一個中年男人管磨面，加工費一分錢一斤，來磨面的人不少，糧食也挺多。排了很長時間的隊，那中年人給我磨完面，用桿秤把面粉稱了稱，還是十五斤。
我把袋子掂到門外放入籮頭里，把手伸到衣兜里摸了摸那一毛五分錢，想著付了加工費就一分錢也沒有了，真是不舍得，雖然也怕不付錢被發(fā)現(xiàn)了不好看，我還是心存僥幸，沒有再進去付錢，背起籮頭就往回返了，路上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腳步。還想著真是被人家發(fā)現(xiàn)了，給人家賠禮道歉，再把錢付給人家，應該也沒有大問題？……
花錢難得——
磨面的人也沒有出來追，我到家就背上面粉上路了。距離莘縣王奉中學有十五、六里路程，遇到的兩個同學一塊走，近兩個小時才到王奉集，我從街北醬菜園的門市上，用一毛五分錢買了一斤多腌漬的咸蘿卜。
回到學校后我把面粉交到伙房，王志立司務長給了窩窩票，以后可以買窩頭吃。我平常沒有菜吃，伙房里咸蘿卜一分錢一條，白菜或菠菜湯一分或二分錢一勺，我也很少買。這次的咸蘿卜我省著吃，每頓飯用小刀拉下來一小條，一直吃了三個星期，是有菜吃連續(xù)時間的最長記錄了。
恩重情長——
偷逃人家給磨面的加工費，是我記事以來做過的第一件不地道的事，因此我印象非常深刻。后來我反復推想，那次人家沒有出來追著要錢，可能是太忙顧不得，也可能是我磨面量小他沒有當回事，更大的可能損失的是生產(chǎn)隊，不是他自己，他才沒有太較.真，看來我還是粘了集體所有制的光了。
其實不只這一件事，也不只這一類的事。一般莊稼即將成熟到收獲之間，生產(chǎn)隊都會派上幾個人專門看護，老家管這叫“看坡”、“看青”，防止村民偷盜。大量偷盜莊稼當然犯法，發(fā)現(xiàn)了會受到處罰甚至批斗，但是干活、割草時掰一兩穗嫩棒子，扒一兩塊地瓜，藏在蘿頭的草里即使被發(fā)現(xiàn)了，看坡的人多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賣個人情放行了，也沒有哪個干部認真追究這類的事兒。
我那時正在長身體，但常缺少營養(yǎng)和熱量，割草拾柴火到后半晌肚子常咕咕叫，自然也偷著扒地瓜、扒花生吃，爬打瓜（西瓜的一種）、爬水果吃，偶爾還伙同發(fā)小藏到偏僻的地方，生火烤玉米棒子、燜紅薯吃，做的挺隱秘，很少被看坡的人發(fā)現(xiàn)。即便被發(fā)現(xiàn)了，也是被長輩般的吵幾句、罵幾句了事，沒有受到過象樣的責難處罰。如果像后來耕地承包分家到戶了，再那樣的偷扒、偷爬莊稼瓜果的話，被發(fā)現(xiàn)受到譴責吵罵都是輕的，被追究責任也是難免的。
當時生產(chǎn)隊收成雖然有豐有歉，但分配時每人一份口糧，再按所掙工分多少適量少分一些，因此小孩子多吃飯少的家庭口糧相對寬裕一些，成年人多的家庭口糧反而緊張，這似乎變相鼓勵了生育，多數(shù)家庭好幾個孩子，有的十多個。由于貧困落后，國家年年給發(fā)救濟糧、統(tǒng)銷糧；自然災害來了，黨、政府和解放軍積極撫恤、救災；家庭困難的學生，上級發(fā)放一些救濟金、助學金，處處體現(xiàn)著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優(yōu)越性。
我能夠在貧困中捱過來，是粘了集體的光，托了公有制的福，上學不用交學費，考上大專后國家給生活費、助學金，畢業(yè)后國家給安排工作，后來再無大的艱難困苦，我自然真心感恩社會主義公有制。如果是私有化、教育高收費，以我當時的條件，即使餓不死能活下來，上學、升學、就業(yè)、成家立業(yè)就別想了。
作者簡介：
孫喜民，男，漢族，中共黨員，數(shù)學專科、中文本科、法律本科，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聊城市作家協(xié)會會員，莘縣作協(xié)會員，從事中學教育十三年，多次被評縣級模范教師、教學能手，眾多學生成才成事；1995年考入莘縣人民檢察院，任研究室主任兼公訴科副科長，一級檢察官；檢察日報、山東法制報、中國法學網(wǎng)、山東檢察、聊城日報、聊城檢察優(yōu)秀通訊員，曾主編刊物莘縣檢察，2012年3月以最高分被評為全市第一屆檢察業(yè)務專家，獲得第一屆“春華秋實文學獎”全國詩詞大賽一等獎，榮獲市、縣級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十佳干警等榮譽幾十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