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大春
滕大春先生（1909年10月13日-2002年12月16日），北京市通縣堰上村人。1928年在北京接受高中教育。1929年考入北京大學教育系。1947年赴美留學，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學習比較教育和外國教育史，先后獲教育碩士和博士學位。1950年毅然回國，先后任河北師范學院、天津師范大學、河北大學教授，并兼任南開大學教授。1986年，獲得全國外國教育史專業(yè)第一個博士學位授權點，任河北大學教育系外國教育史專業(yè)博士生導師。
滕大春先生在教育史研究領域辛勤耕耘近70載。在外國古代（東方）教育史、美國教育史、盧梭教育理論研究領域均有卓越成果。出版了《美國教育史》《今日美國教育》《盧梭教育思想述評》等專著，《科技發(fā)達時代的大學教育》《德國教育史》等譯著；主編多部著作，主要有《外國古代教育史》《外國近代教育史》《外國教育通史》（共六卷）。此外，還曾任《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外國教育”分支主編和《教育大辭典·外國教育史》分卷主編。滕先生發(fā)表專題論文80余篇，1998年出版?zhèn)€人教育文集《外國教育史和外國教育》。滕大春先生的著作及其教育思想在國內外教育史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盧梭教育思想述評》曾獲全國首屆教育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美國教育史》一書為國家教委“七·五”重點項目，1999年獲全國第二屆教育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外國教育通史》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第九屆中國圖書獎，被學界公認為本學科奠基性的經典學術著作。
賀國慶教授
賀國慶，1961年10月1日生于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柳州市，原籍湖南省張家界市桑植縣。曾就學于湖南師范大學和河北大學，先后獲教育學學士（1982）、碩士（1987）和博士學位（1991）。1986年開始在河北大學教育系任教，2001年5-10月在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做高級訪問學者。1992年晉升為副教授，1995年晉升為教授，1996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1997年開始任河北大學教育系主任及教育學院院長?，F(xiàn)為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院長。社會兼職包括：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副理事長，河北省教育學會副會長，河北省教師教育學會副會長，全國教育科學第五屆學科規(guī)劃組專家，河北省第八、九、十屆政協(xié)常委，民進中央委員、民進河北省委副主委。主要研究方向為：外國教育史、高等教育史等。主要著作或編著有：《近代歐洲對美國教育的影響》（獨著，1994）、《德國和美國大學發(fā)達史》（獨著，1998）、《國外高校課程改革的動向和趨勢》（第一主編，2000）、《外國教育專題研究文集》（獨著，2001）、《外國教育思想通史》（第8卷主編之一，2002）、《外國高等教育史》（第一作者及主編，2003）、《簡明中外教育史教程》（第一主編，2004）、《滕大春先生紀念文集》（第一主編，2005）、《外國教育史》（主編，2009）、《歐洲中世紀大學》（第一作者及主編，2009）、《教育史研究：觀念、視野、與方法》（主編，2009）、《滕大春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主編，2009）等。
主要論文有：《近代德國大學思想對美國的影響》（1993）、《美國向外國教育學習的歷史經驗》（1994）、《近代德國大學科學研究職能的起源、發(fā)展和影響》（1996）、《外國教育史學科發(fā)展的世紀回顧與斷想》（2001）、《英國教育史研究的歷史和現(xiàn)狀》（2004）、《中世紀大學向現(xiàn)代大學的過渡》（2004）、《還原大學——以歷史的眼光看當今中國的大學》（2004）、《關于建設高水平大學的思考》（2005）、《從西方大學改革二百年歷程中獲得的啟示》（2007）。
我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湖南師范大學讀本科期間。大約在 1981 年，我在長沙新華書店買了一本先生著的《今日美國教育》，立即就被書中深邃的思想和精當的評述所吸引。
1984 年，我報考了河北大學比較教育碩士研究生班。為什么舍近求遠報考北方的大學？一是研究生班招生名額多，錄取機率大；二是導師一欄寫著先生的大名，而先生的著作是我當時認真讀過的少數幾本教育學著作之一。
面試時，恰好是先生主持的，記得先生問了一個有關《愛彌兒》的問題，剛好之前我在家鄉(xiāng)的小報上發(fā)表過幾篇關于盧梭教育思想的小文，還算仔細研讀過《愛彌兒》。大概先生對我的回答還算滿意，當場鼓勵我將來有機會要研讀外文版的《愛彌兒》。
我們入學時先生雖已逾 75歲高齡，但先生精神矍鑠，沒有絲毫的老態(tài)。他親自給我們研究生班開設“美國教育”課程，頗為頻繁地接觸班里的同學。為了更好地發(fā)揮先生的作用，河北大學決定為先生配備一名助手，但要由先生親自物色人選。當時我們班 20名同學來自全國各地，本科畢業(yè)院校有廈門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河南大學、山東師范大學等國內名校，優(yōu)秀學生多，選人余地大。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查，先生最終把我當作了首選目標，這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其實，我當時完全沒有留校工作的想法。在研究生中我是一個比較自由散漫的人，學習夠不上刻苦，學習成績也不出眾，政治上更算不上積極分子。若是系里留人，應該不會選我。至今我也不明白先生力排眾議堅持讓我留校的原因，或許這就是常說的緣分吧。
從 1984年攻讀碩士學位到 2002年先生仙逝，我有幸跟隨先生整整 18 年，朝夕相處，耳濡目染，見證了先生晚年治學育人和與病魔斗爭的點點滴滴，在這個過程中，我從一個不諳世故的稚嫩青年，逐漸成長成熟。
（一）先生鼓勵我樹立治學的志向
先生早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后又獲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一生致力于教育學術研究。他常用來鼓勵我的一句話是“學術之樹常青”。
先生常就樹立治學的志向向我現(xiàn)身說法。先生出身于書香門第，祖父是滿清舉人，父親曾任長春府視學。先生自幼在家庭中誦讀《四書》和古文， 遵守“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的家訓。在讀小學和中學時一直是品學兼優(yōu)的尖子生。讀高中時，作為熱血青年的先生，曾一度被國民黨改組派的宣傳所迷惑，在學生會所辦刊物撰文呼吁改組國民黨，改組派失敗后怕受牽連逃回鄉(xiāng)間避難，被父親狠狠斥責：“全家省吃儉用供給你入學，所盼是你學習本領去做事，不料竟以寫文章罵人去闖禍……咱家世代耕讀，不問政治，有吃有喝，多么自在。何苦作此冒險的事?！贝舜谓洑v，使先生下定決心好好讀書學本領，不搞政治，走所謂“超然之路”。
在北大讀書期間，先生敬仰教授們的博學，羨慕他們治學的生活，矢志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先生埋首讀書，好學之心益強?！熬拧ひ话恕笔伦儼l(fā)生后，國難方急，又難割舍學校的學術氣氛，乃走上“愛國不忘讀書”和“讀書不忘愛國”的道路。大學四年，先生熱衷于純粹的學術活動，避免卷入政爭的漩渦。1932年，獲北大首屆優(yōu)秀生甲等獎學金，頗得師生贊譽。
大學畢業(yè)后，先生追隨北大老師楊廉先后任職于安徽省和四川省教育廳，親眼目睹和經歷了官場的腐敗和險惡。1939年，由于內部傾軋，楊廉竟被冠以貪污之名被蔣介石下令槍決。老師之死引起了先生內心的極大震憾，深感宦海無是非，無公理，太過于黑暗，自己應當明哲保身，遠離這險惡的糞坑。從此，先生一門心思治學，一生未曾動搖?？箲?zhàn)時期，先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七年半，奉命編寫教育辭典、教育名詞、教育全書、教育年鑒和西洋教育家叢書，并撰成《盧梭教育思想》一書， 被友人詼諧地喻為“手不釋卷”和“筆不停揮”。1944年，曾經的北大老師、時任西南聯(lián)大訓導長并負責三青團工作的陳雪屏以加入三青團為誘餌，許諾先生去聯(lián)大教書，被先生婉謝。先生對陳說：“我在編譯館已成書呆子，對于政治缺乏興趣，聯(lián)大如有恰當機會，當然愿往，如無恰當機會，亦不必勉強?！标惵牶蟛蛔雎暳恕?/span>
1946 年，先生以第一名考取自費留學美國資格。從1947 年春到 1950 年秋，先后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在美期間，除了讀書和聽課，先生廣泛接觸美國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實地考察美國學校，秉持“批判吸取”和“洋為中用”的原則，為今后的教育史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1950 年回國后，先生被教育部分配到地處天津的河北師范學院工作，終于圓了多年的教授夢。
我生于上個世紀 60年代初，小學和中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的，對學術和治學毫無感覺和好感，相反，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形象在我腦海中根深蒂固。先生在動員我留校時，多次鼓勵我向學的志向，他以自身的經歷，向我展現(xiàn)致力于學術的大好前程。
1987年，由先生領銜的河北大學外國教育史學科獲得博士授權資格，是為國內第一家外國教育史博士點，1988 年我成為先生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當時商品經濟大行其道，許多領域出現(xiàn)了體腦倒掛的現(xiàn)象，最典型的就是所謂的“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甚至出現(xiàn)了決非個案的研究生退學現(xiàn)象。面對混亂局面，先生心急如焚。他在當年教育系研究生開學典禮上告誡新入學的研究生說：“在商品經濟沖擊之下，厭學風盛行，有人作‘富翁夢’，是大錯特錯了。一些青年由學位熱而入學，見學位不值得熱又想拋陣地，這都是對學術工作缺乏認識的表現(xiàn)。研究生要有遠見。一時性的倒掛終不會長久，趁年輕獻身學術方為正道，國家不會總落后和久落后，學者的待遇終會提高的。到那時再搞學術定會悔之晚矣?！?/span>
在為全校研究生作的“漫談讀書無用論”的專題報告時，先生朗讀了自己寫的詩《聞厭學風有感》，全詩如下：
“讀書無用”震耳鳴，老翁案上忽筆停。
滔天大禍吞幼者，怎忍失時敲警鐘？
廿一世紀定飛騰，文盲科盲誤蒼生。
文盲怎墾月球地？科盲焉能制太空？
廿一世紀必騰飛，人間轉瞬《新大西》。
科學興國乃捷徑，知識恰是上天梯。
厭學之風應急剎，拯救英材保國家。
科技時代真健者，知識力量大于它。
黃金奪志毀奇才，棄學經商務剪裁。
但愿狂瀾得早挽，整風改制莫遲挨。
其實，在當時全民經商的背景下，我也曾一度動搖過對治學的信心。先生苦口婆心，耐心勸勉。他對我說：“做學問是一項長期的事業(yè)，又是攀登高峰的艱苦事業(yè)，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廢，要把它作為一生的追求?！庇终f：“我一生沒做過官，但年逾八十還在崗工作，學校聘我為資深教授，又選我為全國勞動模范，這些不正是對我一生治學的認可和嘉勉嗎？”先生的教導和鼓勵，使我逐漸堅定了治學的志向。
先生身體力行，一生將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志業(yè)。其代表作《今日美國教育》《盧梭教育思想述評》《美國教育史》《外國教育通史》都是在他古稀之年和耄耋之年完成的，至今仍是外國教育史領域歷久彌新的經典之作。
（二）先生教我治學的方法
“十年浩劫”導致了我這一代人文化基礎相當薄弱，考上大學后，才開始有了系統(tǒng)學習的機會。雖然經過大學四年的“惡補”，但缺陷仍是明顯的。先生對我的培養(yǎng)，采用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即從基礎抓起。
先生經常強調說：“治學最重要的是基礎。”他說自己的基礎最初是在北京大學奠定的。在北大教育系讀書期間，他廣泛涉獵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多種學科，如選修胡適講授的中國哲學史、張頤講授的西洋哲學史、陳大齊講授的倫理學和認識論、汪敬熙講授的生理心理學、吳俊升講授的教育哲學和邱椿講授的中國教育思想史。他還曾聽許地山講印度哲學、周作人講日本文學、張崧年講羅素哲學，更曾赴清華大學聽劉文典、馮友蘭等權威教授講課。選修眾多學科，接觸眾多名師，使他眼界豁然開朗，從而奠定了一生的知識基礎。先生說：當時他是慕名而學，為滿足學術好奇心而學，未曾想到學習這些會有什么用途。以后從事科學研究時才領會其效益相當巨大，感到各種知識互相聯(lián)系，互為淵源，能使人從多方面和深層次去研究探索，不只是停留在表層的論斷而已。他曾在哲學系的漫談會上就學習問題請教北大代校長陳大齊教授，陳先生說：“大學生不從深處和遠處樹立學識根底，僅從近前需要考慮，容易走上狹隘而淺學的窄路?！眳⒓勇剷耐瑢W們也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博雅教育的價值，認為過于拘泥于一時一事之用，必然局限人的眼界和降低人的追求層次。先生說：“陳先生的循循善誘和窗友們的啟發(fā)，叫我初步領略北大的特點和優(yōu)點，端正和拓寬了我對于治學之道的認識。”
抗戰(zhàn)時期，先生在國立編譯館曾問學梁實秋先生，梁先生告訴他：“治學是根本，本固而技榮。東抄西襲地玩弄文字的雕蟲小技，是應引以為戒的，否則將淪為‘稿子匠’?！彼终埥绦苁ο壬?，熊先生說：“寫書要有分量，即有充實而深刻的內容，否則一遇微風就被刮走了。你看見山坡上的大松樹么？它根深葉茂，在狂風暴雨中才能挺立不倒。”名師的嘉言，成為先生珍貴的箴銘。
在美國留學期間，先生在比較教育范圍選題撰寫了博士學位論文。當時美國大學把教育哲學、教育史和比較教育三者組成一個學域，先生從自身經驗深感這是很合適的安排。因為三者脈絡互通，不易割裂；否則知古而不知今或知今而不知古，或則僅知當前而既不知古，又不知外，或僅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僅見其表而不知其里，都會陷于一隅，或流為浮薄，不能得窺全豹和真豹。美國的學習經歷，使先生更深刻地體會到了“能博才能深，要深必須博”的意義。
先生不勸勉研究生在讀期間寫文章發(fā)表，卻鼓勵研究生把時光用于狠狠讀書鉆研上。他說：“碩士生和博士生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打基礎，拓寬知識面，要多讀書，不要急于發(fā)表論文。一心琢磨發(fā)論文，心就浮了，它會妨礙你陶養(yǎng)深鉆學術的后勁?！彼€說：“知識面廣恰好似汲水的繩子長，如果繩子不夠長，就不能從深井里打水。”
先生對博士學位論文的撰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認為博士學位層次最高，學位論文不是報章小冊可比的，必須全心全力去撰寫。他歸納了外國教育史博士論文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堆積材料較多而無分析；抄譯過多，不符合論文體例；采用歷史事實不加認真核實，任意為之；選材不深精，分析論斷不痛不癢，人云亦云等等，認為這些都是學術論文的大忌。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是掌握充分史料，嘔心瀝血地探索其究竟。真懂才是寫作成功的保證。須痛下功夫，學力不勝任，寫作是難以成功的。文章貴扎實，忌浮泛，須專心致志地下功夫，全心全力去撰寫。外國教育史研究還應重視資料的收集。他說：“現(xiàn)在外國教育發(fā)展快而變化大，不看新資料是不易寫出好成果的，應收取國外新資料、新成果、新知識，借以反映國際學術水平?！?/span>
先生十分鄙視“稿子匠”，對時下國內教育學術水平不高憂心忡忡。他常說：“治學是扎實的工作，沒有捷徑可走，更來不得半點虛假。治學是長時期的工作，應以較遠大的眼光來處理之。”又說：“學術是真貨，非群眾運動所能解決。少而精的成果比臃腫不實的冒品高而精，歷史性久而非一時之髦也?！蚣佟葢弥诳蒲?。”
早在上世紀 80年代中期先生就提出治學要打開交流的大門，要重視校際交流和國際交流。他反對關門辦學和閉門治學，要求研究生要遍訪國內名師，要聘請外國教師來校任課。待條件成熟，研究生要出國作研究。從 1986年留校給先生當助手開始，我有幸陪先生拜訪了許多國內教育名家，老一輩的有毛禮銳先生、陳景磐先生、陳友松先生、王承緒先生、吳元訓先生、孟憲德先生、朱九思先生，稍年輕一輩的有黃濟先生、顧明遠先生、王炳照先生等等。聆聽大師們交談、獲益良多，可惜當時年幼無知，未能將談話內容記錄下來。
先生非常重視博士生治學能力的培養(yǎng)，他對師生課堂討論情有獨鐘，認為是訓練博士生的最佳方法之一。我讀博士時，先生一周給我們上一次課，課本用的是克雷明的英文原版著作《美國教育史》，每次課前我們必須閱讀一二十頁的原文，課上再就書中的問題展開討論，不認真讀書或讀書少，課堂討論是很難進行和深入的。90年代后期我當了導師后也常常參加一些先生和博士生們的討論，基本是一月一次，近九旬的先生幾乎是樂此不疲。1996年底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中專門談到討論課的好處，他說：“上月你和建強及潤華兩同志來京，真使我歡快于懷。我覺得這樣的深入討論很符合博士研究生學習探索的要求，他們兩同志都在自己閱讀的基礎上提出很有分量的問題和心得，你和我參加討論和分析，人人大為開動腦筋和提高認識，全場熱熱烈烈而笑逐言開。我希望本月和下月再舉行兩次這樣的座談，還是由他們根據自學各抒己見，咱倆也各做準備和暢所欲言?！?/span>
1999年底，先生因腦出血住院，每月一期的座談才戛然而止。不久前，先生剛剛過完九十歲生日。
（三）業(yè)師兼人師，師恩永難忘
先生是業(yè)師，亦是人師。他說：“研究生導師是業(yè)師兼人師，要對學生的品德負責?！彼终f：“治學離不開做人，道德文章不能分割。”他以身邊的例子告誡我，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學問。自私自利，耍小聰明，狂妄自負，目中無人，都是做學問的大忌，應引以為戒。先生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骨子里流淌著深沉的家國情懷。早在念高中時，濟南慘案發(fā)生，先生積極投入學生會的反日宣傳。上大學時，“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又參加了北大學生的反日游行。先生信奉“救國必須讀書，讀書才能救國”，將主要精力放在讀書學本領上，以期用知識報國，即使在抗戰(zhàn)時期，面臨敵機狂轟濫炸的危險，仍能刻苦研讀。“戰(zhàn)時衣食苦，讀書滋味甜”，成為他在艱難時期的生動寫照。
在美國留學期間，先生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先進的教育理論，目的即在于將來回國后能用自己之長報效國家。當新生的共和國號召留學人員回國工作、臺灣當局也曾試圖拉攏留學人員去臺灣時，先生毅然選擇了大陸。他的道理十分簡單：“我的父母在大陸，妻子也在大陸，我是投奔光明而去的?！?958年，時任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的曹孚先生曾為先生寫過一份證明材料，全文如下：
“滕大春同志在 1947年春到 1949年秋之間與我在美國的波爾德城同學，相處二年半，情況比較熟悉。據我所知，在這段時期，他沒有參加什么政治活動。他當時的政治態(tài)度似乎是‘中間’觀望，對共產黨沒有認識，對國民黨反動派也已有些失望。1949年全國解放時，留學生中間的一些頑固反動派堅決不想回國，滕大春同志是決心想回國的，這說明他是傾向于接受新政權的。他回國以后，我們接觸不多，但據我的印象，他從一種愛國主義的情感出發(fā)，在新舊對比的基礎上，對新社會是擁護的?！边z憾的是，曹孚先生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先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他尊師重道、謙和敦厚，鄙視損人利己和見利忘義之人。在北大讀書時，他仰慕老師們的學識，和吳俊升、楊廉、陳雪屏等教授頻繁接觸，在收獲學識的同時，建立了較密切的師生關系。楊廉對先生有知遇之恩，大學畢業(yè)后，先生應楊廉之約到安徽教育廳工作，被委以重任；楊廉任職四川教育廳后，又聘先生為教育廳設計研究委員和省督學。楊廉被捕后，先生受楊廉妻子委托照料在獄中的老師，隔數日到軍法監(jiān)送食品和衣物，還時常到吳俊升、梁穎文（楊廉友，時任行政院參議）、殷錫明（楊廉友，國民黨中央委員）等處替老師打探消息和托人情，但最終楊廉還是被蔣介石下令槍決了。先生從老師的遭遇徹底認識了官場的險惡，從此一門心思向學。
先生的血液中流淌著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美德，他敬老愛幼，不多的工資除了供奉父母，還要資助被打成右派的有六個孩子的弟弟一大家。先生與妻子相敬如賓、相濡以沫。師母小先生近十歲，曾是山東一大戶人家的千金。先生高興時，曾向我講述他和師母認識的經歷。大學畢業(yè)后，先生曾在山東省立第一鄉(xiāng)村師范學校任教并兼附小主任，當時師母是鄉(xiāng)師的學生。不知什么時候老師看中了學生，遂托同事說合，一來二去終于俘獲了少女的芳心。師母的父親得悉消息大發(fā)雷霆，親自從鄉(xiāng)下趕到濟南找先生興師問罪。未來的岳丈大人氣勢洶洶，沒想到見面一聊火氣全消。先生不無得意地說：當時我二十四五歲，風華正茂，一表人才，且談吐得體，用才學征服了同樣知書達理的岳丈大人。師母嫁給先生后，一生扶助先生治學，照料先生生活，實現(xiàn)了陪伴一生的諾言。先生去世當日，當我們將先生從病房轉移到太平間時，躺在病床上已成植物人的師母眼角瞬間流下了惜別的淚水。三個月后，師母即隨先生而去。
先生從教六十多年，桃李滿天下。他對晚輩和眾多學生的關愛及尊重有口皆碑。顧明遠先生小先生整整二十歲，兩人私交甚篤。顧先生曾說：“我雖然沒有直接師從滕先生，但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編外弟子。在我們交往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受到他的教誨甚多，受益匪淺?！蓖醣障壬Q先生是他“崇敬的師長”“他正直崇高的人格和執(zhí)著嚴謹的學風是永駐我心中的楷?！薄鞘椒f先生與先生結識近四十年，她曾說：“長期參與滕大春先生主持的科研與教學工作，使我親身體驗了他老人家學識的博大精深和無比的親和力?！比午娪∠壬苑Q先是做了先生三十年的私淑弟子，而后才有機會結識先生。他說：“先生留給后人的珍貴遺產不僅僅是二百多萬字的文字，更難能可貴的是先生的精神、人品、道德、氣度、風范。我們紀念滕大春先生，更應著重繼承和弘揚他的崇高精神，在做學問以前，先學會做人，做高尚的人，在學術領域保留一片純潔的地盤?！?/span>
我追隨先生十八年，先生對我的關愛自然更多一些，要求也更嚴一些。除了學術和工作，為人處世也是要時常被點撥和指導的。記得我成家不久，有一次愛人生病了，我在家照顧了兩天，突然收到先生的來信，信中說：“聽說你以我為范例，家事一概不作，都交你愛人。我的老伴很不放心，特別叫我寫此信勸你千萬要照顧病人，多辛苦些。我也認為你應如此，特寫信勸你?！边@次是先生聽信“讒言”“冤枉”我了，就我長期的觀察和對比，干家務活我遠比先生在行。師母曾當我面“取笑”先生說：如果某天午飯后 讓先生刷一回碗，后果會很嚴重，因為整個下午和晚上先生就靜不下心來做學問了。
上世紀 90年代后期，正是河北大學教育史學科青黃不接之時，我和先生在年齡上相差了半個多世紀，為了讓我成為合格的“接班人”，先生在我身上花費了太多的心血，先生對我的苦心栽培幾乎到了“揠苗助長”的地步。在先生精心安排下，我 31歲就晉升為副教授，35歲破格晉升為教授，36歲被評為博士生導師，破了當年全國教育學最年輕博士生導師的紀錄。讓先生欣慰的是，雖然多次被“揠苗助長”，但先生為我樹立的治學志向，沒有半途夭折。
先生的女兒告訴我，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兩年，雖然一直飽受病痛折磨，但幾乎稍有好轉就要給我寫信，經常夢見我到北京接他去河北大學上課。先生病危時已認不出在身邊日夜守護的親人，有時還莫名地發(fā)脾氣，但見到我時竟能叫出我的名字。見此情景，女兒傷心又委屈的眼淚奪眶而出……在最后的日子，先生曾囑咐女兒說：“我死之后，家里的東西你都可以處理掉。唯獨我的書和稿件不可以，你要將所有的書交給賀國慶，請他捐給學校。另外，將我未整理完成的書稿送給賀國慶，他是我最信任的學生。”
如今，先生離開我已整整十六年，我也由不惑之年即將步入耳順之年。 2012年底，在先生去世十年后，我因故離開了先生工作了半個多世紀的河北大學，不知在天堂的先生眼里，我還是不是他最信任的學生？但無論走到哪里，我不會忘記先生的教導和囑托；也深愿先生的精神在河北大學能夠繼續(xù)傳承并發(fā)揚光大。 謹以此文紀念滕大春先生誕辰 110周年。
（《社會科學論壇》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