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傳股的日子
朱海燕
1976年8月1日午后，我走進泉吉峽團政治處第三排干打壘的院子，此時人們正在午睡，怔神中，一位年輕軍官從屋子里走出來，問我：“你是海燕嗎？”我說：“是。”他說：“我是熊墨偉，文化干事。你給毛佑斌干事寄來的詩稿，宣傳股的同志看了，認為你有文學(xué)創(chuàng)作基礎(chǔ)，決定你到創(chuàng)作組去。創(chuàng)作組的光超要退伍，你接替他的工作。”于是，熊干事把我?guī)У降谄吲欧孔拥谌g門口，喊了一聲：“光超，海燕來了?！遍_門的是一位非常英俊精干的戰(zhàn)士，他就是引我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道路的好大哥——許光超。
光超是廣州人，1969年，年滿16歲的光超在上山下鄉(xiāng)的洪流中，來到英德農(nóng)場，1973年入伍。他出身于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為中山大學(xué)數(shù)力系教授，數(shù)學(xué)家華羅庚的摯友，母親是中山大學(xué)外語系主任，1973年作為中國語言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美國。姑父李嘉人為廣東省委常委、常務(wù)副省長，是電影《羊城暗哨》作者陳殘云的入黨介紹人。許光超這個“許”家，在廣州可謂是貴族之家，許崇智、許廣平均出自這個家族，論輩份，光超稱許廣平為姑奶。
光超為人樸實厚道、重情好友，有較強的業(yè)務(wù)能力，組織上多次想把他提干，均被謝絕，他想退伍回廣州，照顧年邁的父母。
光超有一種天生的凝聚力和親和力，廣東兵愛圍在他身邊，成為廣東兵的“兵頭”。汽車一連在泉吉峽南岸，連隊的廣東兵只要不出車，就從河灘上走過來，到我們房里與光超神侃。我不知他們的名字，相互稱呼都是“阿山、阿海”，或者是“雞仔、鴨仔”。每次他們走后，光超會親切地對我說：“又耽誤你寫作了，不久，他們要退伍，許多事要和我商量，無法避免啊?！庇纱丝梢钥闯龉獬趶V東兵的影響。有些戰(zhàn)士，沒有入黨、提干，有想法，想利用退伍的機會，在途中鬧事找茬。送兵的領(lǐng)導(dǎo)為避免發(fā)生此類問題，特地讓光超坐在指揮車內(nèi)，哪節(jié)車廂有爭吵鬧事現(xiàn)象，光超去了，三言兩語便平息了事態(tài)。
我到創(chuàng)作組第一件事，是光超帶我打煤餅。柴達木海拔高，長年平均氣溫約在零上二度左右，終年室內(nèi)要燒爐子。所以，秋天來臨之前，趁天氣尚熱，各自要打好各自的煤餅，供冬天與來年取暖。光超本想早些回廣州探親，聯(lián)系自己的工作，但因打煤餅的事，他沒走。不然，我來了，自己干不了，也不會干。我們兩人分一車煤。打煤餅，光煤還不夠，還要摻一些黃土，這樣煤才能凝結(jié)一起，不會碎。我挑水、挑土，光超和煤，兩三天的時間，我們便把煤餅打好。曬干后，收起壘好，光超便探家去了。
光超的詩歌對我影響很大，他寫自由體詩，不拘于詩句的長短，該長則長，則短則短，圖的是把詩性和盤托出。我不喜歡“山一程，水一程/跨山越水進北京/抬頭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這類四六句，我的思維個性推崇光超那種自由的信馬由韁的詩歌體式，它能構(gòu)成一個廣泛的表達情感的詩性語境。光超探家后，我模仿他的詩，開始了一場對自由體詩的沖鋒。
我住的房子，在政治處最后一排，是被機關(guān)遺忘的角落。我在長短不一的句式中和繽紛而至的詩情中遺忘了時空，并翱翔在當下的那個時空。此非借寧靜逃脫時間，亦非用時間融入寧靜，母寧，我對詩著迷了，沉浸在自己與自己的賽跑中，全憑心身兩忘，把現(xiàn)實推開，將這個世界推開。一廂情愿，把詩迎進那個不足20平米的房間，把人間冷暖與施工的勞累擋在門外。思維困頓時，我喝沒有茶葉的開水；激揚飛揚時，還是忘情地喝水。我猶記，最多一天，我喝了九暖瓶開水，寫了13首詩歌。
這期間，我難忘一件事，是吳克華司令員率隊視察青藏線，宣傳股長歐元才佩帶手槍在團機關(guān)后門站崗，被早晨散步的吳克華司令員發(fā)現(xiàn)了，他對歐股長說：“我是老兵，你也是老兵，在軍營十分安全，你不必為我站崗?！?/p>
那天吃過早飯，團部指戰(zhàn)員送吳司令員一行去格爾木，在操場上，是亓謙齋副司令代表吳司令員講話。吳司令員威嚴的面容，偉岸的身姿，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件事也使我難忘，那是一起槍走火事件。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全軍進入一級戰(zhàn)備、呈子彈上膛狀態(tài)，自9月9日始，半個月停止一切娛樂活動。大約在9月底，電影組才開始放電影，電影的名字叫《楓樹灣》。當銀幕上的老地主說“開槍”時，只聽得操場上“啪”地一聲槍響，幾個戰(zhàn)士疼得“哇哇”大叫。頓時，廣場上亂了起來，塵土飛揚。這時，團后勤處長梁爾琢一個健步登上放電影機的桌子，大聲喊道：“同志們，安靜！有階級敵人?！崩^爾，他高呼口號：“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梁處長是最年輕的團領(lǐng)導(dǎo)，28歲榮升后勤處副處長，當時33團有句口頭禪：“拉革命車不松套，28歲吃小灶”，指的就是他。此刻，我想，登高振臂一呼的應(yīng)該是參謀長，或某位副團長，想不到關(guān)鍵時刻梁處長像《智取威虎山》中打馬上山的楊子榮，閃亮登場。
他還想繼續(xù)說下去，坐在電影機前的韓守智團長說：“什么階級敵人破壞，是槍走火?！表n團長讓作訓(xùn)股的同志指揮各單位離場，留下槍走火的修理連，搶救那幾位受傷的戰(zhàn)士。那顆子彈，飛出槍膛后，穿過第一個戰(zhàn)士的屁股，擊中第二個戰(zhàn)士的小腿，又打在第三個戰(zhàn)士的腳后跟上。團部門診室在操場西側(cè)管理股那排房子里，醫(yī)生迅速對三位受傷的戰(zhàn)士進行包扎治療。這場電影沒看完，就草草結(jié)束了。
十一月間，師副政委肖戈帶著師宣傳科干事王志英和群工群的一位干事，到33團檢查工作。肖戈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當時在七師，他是級別最高的師領(lǐng)導(dǎo)，為行政11級。延安時期，他是中央保育院的指導(dǎo)員，和毛主席甚熟。他是廣東人，因個子矮小，毛主席給他改名“肖戈”。肖戈有個習(xí)慣，到基層愛和基層同志聊天。這次肖戈到33團，專門要與宣傳股的同志座談，他要看幾位報道員和我寫的文章。我寫的是篇批判“四人幫”的理論文章，肖副政委看完后，沒發(fā)表意見，轉(zhuǎn)給宣傳科的王志英干事。王志英看完用手彈彈稿子，沒說什么，交給我，許是我沒接住，許是他撒手過早，七頁稿紙全部落在地上。王志英是1973年入伍的，至1976年，不僅提干，而且調(diào)至師宣傳科，在我眼里他是了不起的大筆桿子，也是我第一個見到的師宣傳科的干事。我想，他大概是不滿意我的這篇文章。既然不滿意，也沒有保留的必要，我將文章?lián)炱穑樖秩綘t子里燒了。
以后，我調(diào)至文化科，在政治部和志英兄相處了4年多，我提起舊事，志英兄便笑著指我：“別冤枉我啊，你沒接住，怪我！想喝酒就直說，別拿這事作話題。”在以后的歲月中，提起這事，總能混上一頓酒喝。至今，又20多年沒見志英了，把這段陳芝麻爛谷子寫在這里，不日去太原，看來，志英必須貢獻他珍藏的美酒了。
那年的12月，天氣猶其寒冷，政治處領(lǐng)導(dǎo)派組織股干事王關(guān)平與我，去二營七連總結(jié)支部建設(shè)的典型經(jīng)驗。從團部到七連約有200多公里，向北30多公里上青新公里，到懷頭他拉后，下公路向南30公里到二營，從二營向東南再走27公里，才能到達七連。它是距團部最遠的連隊，處在千溝萬壑的托素湖西岸，不到連隊旁邊，很難發(fā)現(xiàn)它的存在。因為距團部太遠，入伍3年的老兵，到退伍時，沒去過一次團部，沒見過一次團長。連里把這一情況反映到團里，引起團首長的重視。有一年老兵退伍時，團長韓守智特地坐4個多小時的汽車，趕到七連，為退伍的老兵送行。
我和王關(guān)平在七連時，正逢那里鬧地震。我們住在一間房子里，零下三十多度，蓋兩床被子，加上皮大衣，仍不暖和，只好把頭捂在被窩里。王關(guān)平在被窩里說我蹬他的床，我在被窩里說他蹬我的床。誰都沒蹬誰的床，怎么床會動呢？我從被窩里伸頭一看，看到懸吊的燈泡在晃動，忙喊：“王干事，地震了！”他穿著襯衣襯褲，沒穿鞋子，便沖到院子里。來隊探親的兩位家屬也跑到了院子里，王干事嫌不體面，又一頭折回屋里。
那天，我們結(jié)束七連的調(diào)研，在二營搭乘一輛去團部的汽車趕回機關(guān)，我坐在馬槽車里，把蓋菜的破棉被捂在身上，仍感到徹骨的寒冷。到團部適逢許光超探家歸來，他告訴我：“泉吉峽這邊也鬧地震?！惫獬拇彩请p層鐵床，他把上面的鐵床板扣在床架的頂端，頂著屋頂。他對我說：“如果夜間發(fā)生地震，你跳到我床上，上面床板撐著，屋頂塌不下來?！?/p>
為預(yù)防不測，睡前他特意在桌子上放個倒立的酒瓶，若地震，瓶子倒下來，會發(fā)出聲響，我便躲到他的床上。不料，睡到半夜，酒瓶“咣當”一聲掉在地上，我?guī)缀跻匝咐撞患把诙畡?，跳到光超床上。光超拉燈一看，原來是隔壁喂養(yǎng)的貓，不知何時串到我們的房間里，弄倒酒瓶，讓我們虛驚一場。
1977年初，光超退伍了。他的發(fā)展甚好，后來成為廣東省省委組織部常務(wù)副部長。光超走后，一天，文化干事熊墨偉告訴我，文化科干事朱寶田到33團深入生活，讓我陪好他。朱寶田是《金珠瑪米亞古都》和《革命熔爐火最紅》歌詞的作者，這兩首歌享譽神州大地，幾乎家喻戶曉。朱寶田1947年參加革命，與沈西蒙、茹志鵑均在華東軍區(qū)文工團工作，抗美援朝后，他來到鐵道兵文工團，文革被下放到襄樊鐵道兵干校勞動。1972年重新分配工作時，來到七師文化科任干事。我想，有這么一位老師指導(dǎo)，我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會來個提升的。寶田同志來后，他并沒有到連隊和工地去，而是每天到我房間里與我聊天，向我說沈西蒙、茹志鵑、周綱等人的故事。他對我的詩不滿意，讓我這樣寫或那樣寫。他在距我一米遠的地方，盯著我一行一行地寫詩。像家長盯著孩子做作業(yè)一樣，又總在我耳邊不停地說話。他給我出題目：《毛主席題寫鐵道兵》、《尋找彭加木》等等。結(jié)果我一首也沒有寫出來。我說：我寫詩你不能這樣盯著，盯得我沒有一點自由氣氛，無法實現(xiàn)“藝術(shù)野心”的突圍?，F(xiàn)在想起那一幕，仍覺得好笑，他那恨鐵不成鋼的急迫心情，卻給我一生充足的后勁。
他回到師里，給我說了不少好話，他對文化科科長張金城說：“我們老朱家要出詩人了，你一定去看看?！?/p>
不久，張金城帶著當時七師可以稱為詩人的王樹國來了，他們與我進行長談。金城科長說：“詩歌創(chuàng)作在七師從來沒有被接受與認可，歷經(jīng)坎坷未成正果，沒有贏得命運的恩寵，一直處于一種自生自滅的尷尬境地。這一窘困局面的形成，一方面與組織不重視有關(guān)，另一方面與作者自身努力不夠有關(guān)。文藝創(chuàng)作骨干的自身努力，與最終被認可與被接納有其內(nèi)在的必然性。他要求我以時代與鐵道兵宏大的背景和視野為依托，清晰地梳理生活與認知的秩序與本真面目，寫出高質(zhì)量的詩歌。從那以后，我多次參加師里舉辦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學(xué)習(xí)班，以沉默的姿式與創(chuàng)作實績進入張金城科長的視野。
我依舊埋頭在干打壘的房子里，任心緒翻飛。素紙有限，而憧憬無邊；天地無垠，靈魂更大。那埋首伏案的辛勞，焚膏繼晷的忘我，以專注填充暗夜的空寂，用疲憊驅(qū)散時光的戰(zhàn)慄，均發(fā)生我那青蔥之年。啊！我變得天真起來，幼稚起來，渾然不知經(jīng)營自己人生路上應(yīng)該經(jīng)營的種種關(guān)系。當其時，屬于我的，只有一燈如豆，心思沉斂，物我兩忘，看不透的人世便退隱于無形，身心在匍匐佝僂中反得舒展。
收獲終于來了，1977年春天，我發(fā)至各刊物的詩作，不少回信將要發(fā)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文藝》所發(fā)的《詠雷鋒之像》，背后有這么一段故事：入伍前，接兵的指導(dǎo)員想帶我來部隊。我問：“當鐵道兵干活嗎？”他回答：“不干。就像雷鋒挎沖鋒槍的那張照片一樣，專門為大橋、隧道站崗放哨?！闭f心里話，我怕干活，若是干又苦又累的鐵路活，不如上大學(xué)去。但我很崇拜雷鋒那張照片，幼稚地想象，穿上一身軍裝，戴上雷鋒的那頂皮帽，挎上沖鋒槍，肯定一夜之間，自己會成長為一名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到部隊之后，我才感到自己的可笑，既便成為一名軍人，距雷鋒仍有很遠很大的差距。于是我寫了一首60多行的詩，寄到《青海文藝》，詩作很快發(fā)表了。因這首詩，幾個月后《青海文藝》編輯部推薦我成為文革之后青海省第一屆文代會代表。
關(guān)于這一時期的我，《青海日報》原“江河源”副刊編輯邢秀玲，在2023年發(fā)表在《青海湖》的一篇散文《回首遙望“江河源”》中有這么一段記述：
“我到《青海日報》作副刊編輯時，正值青藏鐵路破土動工之際，鐵道兵七師進駐昆侖山下的格爾木，十師進駐海西的烏蘭與天峻，拉開了在世界屋脊修筑鐵路的序幕。那些地方都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青海西部，既沒有紅花綠樹，也沒有雁群野鶴，戈壁上只有靈敏的黃羊出沒，荒原上只有流浪的野驢漫步。地勢高寒，空氣稀薄，含氧量不到內(nèi)地的一半。而且變化無常，一天里可見識一年四季的氣溫，讓初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年輕戰(zhàn)士難以適應(yīng)。然而指戰(zhàn)員抱著戰(zhàn)勝困難和艱險的決心，扎下營盤，揮舞鎬頭，舉起鋼釬，將一面面戰(zhàn)旗插在工地前，將一根根鋼軌鋪在荒漠上。櫛風(fēng)沐雨的筑路生活催生了火熱的詩篇，編輯部每天接到的來稿中，鐵道兵的詩稿最多，七師的朱海燕，十師的韓懷仁就是那時嶄露頭角的年輕戰(zhàn)士?！?/p>
邢秀玲寫道：“朱海燕是筑路工地的風(fēng)槍手，其中有一首《天路剪影》寫得很不錯。內(nèi)容是鐵道兵司令員上吳克華來連隊看望筑路戰(zhàn)士，當他吃著戰(zhàn)士們長期吞咽的壓縮菜，這位曾經(jīng)指揮過塔山阻擊戰(zhàn)的鐵漢將軍竟流下眼淚，立即作出決定，每個連隊每月增加200斤豬肉，100斤黃豆，這在物資生活還很貧乏的70年代，真是莫大的福利。
這首熱情洋溢的長詩感動了我，基本未做刪改，以半個版的版面，在剛剛復(fù)刊的“江河源”隆重推了出來。朱海燕自此踏上文壇，成為青海作協(xié)三大軍旅詩人之一”。
1977年6月，我收到省文聯(lián)的通知，我成為青海省第一屆文代會代表。趕到西寧，我拜訪了《青海文藝》編輯部詩歌編輯左可國與蔡國瑞老師。左可國對我說，最近他收到部隊一位作者的一首長詩，是寫“八.一”南昌起義的，詩寫的不錯，讓我?guī)椭@位作者再改一改。我想，完了。前不久，我也寫了一首“八.一”南昌起義的詩，既然，可國老師選用了那位作者的，我那首詩肯定被“槍斃”了?？蓢蠋煆拇髽又谐槌瞿鞘自娮屛铱?，我一看，是我的。他給我點評了這首長詩的優(yōu)點，同時也談了不足，讓我在此基礎(chǔ)上再稍作修改。
文代會上，省委書記譚啟龍作重要講話。除此，他又參加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參加人員有大畫家朱乃正與我等十幾位代表。省文聯(lián)的負責同志向譚啟龍書記介紹，說我是這次文代會最年輕的代表。譚啟龍讓大家暢所欲言，盡可能擺出對文學(xué)藝術(shù)的認識，梳理不同的觀點，他不求提供結(jié)論，也無所謂達成共識。毋寧，重點展示歧異觀點，盡量陳列多元視角。從他的態(tài)度看，是一位善于傾聽多方面意見的領(lǐng)導(dǎo)。因為領(lǐng)導(dǎo)不代表真理在握，所以，大家的發(fā)言皆是心靈自由的馳騁。
文代會之后，我搭乘部隊的解放牌汽車回部隊，一個入伍僅一年多的新兵蛋子，自然沒有坐駕駛室的資格，我站在馬槽車上，舉目北方逶迤千里的祁連山，思緒萬千。日月穿梭，斗轉(zhuǎn)星移，毛澤東逝世將近一年了，而這江山依然固我，還是那個江山。人民，世代的人民，同甘共苦的人民，依舊在這天地間合奏出世界的眾聲喧嘩。其間原因無他，就在于人民渴望真理，追求真理，如同渴望與追求愛和被愛，勇敢地向前邁進。一路，奔放如此熱烈，動感如此深感，詩興如此飽滿，一首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的長詩在我胸中孕育而成。
回到泉吉峽團部，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寫出900多行的長詩。不久，左可國與蔡國瑞老師來海西采風(fēng)，到了泉吉峽我的部隊。我將那首長詩獻給他們，讀完后，二位老師一致認為，有修改價值。?。《嗝戳钗艺駣^！從心中靈光一現(xiàn)到爬格子蔚然成篇的崎嶇心路，自案頭文稿錯落至老師認可的困頓歷程，怎能不讓我振奮。
我打電話告訴張金城科長，他讓我隨兩位老師一起到格爾木，在格爾木完成定稿?？墒?，在格爾木的修改仍不滿意，于是，張科長決定，讓我隨兩位老師東下西寧，繼續(xù)修改。
《青海文藝》編輯部對我十分關(guān)心，聯(lián)系我住在西寧賓館，住宿費由他們負擔，并每天給我一塊二角錢的生活補助。完成詩稿的修改后，他們讓我在編輯部駐勤，在可國、國瑞、麗璋諸位老師的指點下，我心無旁騖，就是讀書、寫作。西寧賓館，當時是西寧市最好的賓館，1959年朱德委員長視察青海時，就下榻在那個地方。其間，我走訪了朱德同志視察的幾個地方，又寫了一組關(guān)于朱德的詩歌，與我那首長詩一同發(fā)在《青海文藝》上，那首長詩發(fā)表時400多行，是《青海文藝》創(chuàng)刊后，發(fā)表的最長的一首詩，稿費相當可觀，169元。加上歌頌朱德的一組詩，整整占了8個頁碼。
在西寧改稿并駐勤兩個多月，待我回到泉吉峽團部已是11月了。宣傳股不知何人，上書政治處領(lǐng)導(dǎo)，要求開除我的團籍，原因是去西寧兩個月未交納團費。當時團費每月五分，兩個月一毛錢。我清楚，其主旨，其目的，不是一毛錢的問題，而是我發(fā)表的那些詩作引起了人的忌妒。你出名了，我往哪擺？你若入了領(lǐng)導(dǎo)的法眼，我怎么辦？就是從那一刻，我對戰(zhàn)友這個詞，有了多元多維的認識，它不是那么純潔，里面也藏有污垢，無論笑容多么燦爛，無論語言多么好聽，都會讓我對戰(zhàn)友二字陡生三分的警惕。
政治處副主任孫有禮看了要求開除我團籍的文字，十分生氣，他在會上嚴肅地批評：這是一種忌妒，是一種非常不健康的心理在作怪。其實，即便是小人堵死我人生的道路，能堵死我寫作的這條路嗎？人生一場，生命庶幾乎不至于浪費在與鬼祟之厄也。天冷也罷，心黑也罷，我面向陽光，毅然前行。
1977年底，我收到青海省作家協(xié)會發(fā)展我入會的表格。待填好后寄去，收到作家協(xié)會會員證時，正是1978年的春天。一個新作家，一個入伍兩年的不新不老的大兵，一個仍留在團內(nèi)的老共青團員，一個發(fā)稿60多篇文學(xué)作品的戰(zhàn)士，打起背包又回到了他的連隊——鐵道兵七師三十三團十七連，一個徹頭徹尾的施工連隊。
檻外人 202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