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古詩學六書”
認清陶淵明的復雜性
文 / 顧農(nóng)
著名學者型作家張煒先生所著《陶淵明的遺產(chǎn)》是一部“異書”，作者在前言中介紹說：
這不是關(guān)于陶淵明著作的考辨，不是學術(shù)文字，而僅僅是一個讀者的感言與賞讀。這些文字由于是在討論對答中產(chǎn)生的，所以成書時需要擬出題目，歸類訂改。但盡管如此，也仍然留下了諸多缺憾……
其中常見的謙辭，自然不可呆看，但兩個“不是”是確實的。世界上許多重要的書都不從事“考辨”，不是“學術(shù)文字”；可惜我一向恰恰是在這兩個“是”中討生活的，所以這部書入手以后，同許多看似關(guān)系不大的新書一樣，一時來不及讀，就堆入書櫥，以后再來領(lǐng)教。
人間多事，有時一晃就是幾年過去了。古人往往神往于成仙，看來并不完全是迷信，唯有像神仙一樣健康無恙，長生不老，才有條件多做事，多讀書。
最近終于得到機會，來拜讀這部不同凡響的書了。而一旦開始讀，就沒有再放下。
在陶淵明接受史上，這是一部空前的奇文好書。
好就好在書中多有“通古今之變”的見道之言，又以空前的力度強調(diào)地指出了陶淵明的復雜性，撕去了貼在他身上種種簡單化的傳統(tǒng)標簽，讓我獲得了許多啟發(fā)?，F(xiàn)在有不少書，并不是不好，內(nèi)容還是充實的，就是讀了不能激活思想，讀了和沒有讀相差不算很多。換言之，其中只有若干知識，就是沒有思想，沒有自己新鮮的的想法和看法。
張煒先生此書高見甚多，勝義如云。關(guān)于今人為什么對陶淵明多誤解，書中有這樣的分析：“在數(shù)字時代和物質(zhì)主義的壓迫之下，人們于現(xiàn)代喘息的汗氣中不難找到陶淵明，認他為人生的榜樣。于是‘知者’將要越來越多的同時，誤識也會隨之而來。”（第348頁）于是就各取所需，不及其余了。關(guān)于陶淵明給人們留下的精神遺產(chǎn)，書中有這樣的結(jié)論：
我們將直面一個結(jié)果，即“叢林法則”和人類的“文明法則”不可調(diào)和的深刻矛盾。這個不可調(diào)和，在陶淵明全部的人生里得到了細致而充分的詮釋。這正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筆遺產(chǎn)。（第43頁）
該書對此做了充分的說明。把陶淵明的一生總結(jié)提升到這樣的哲理性高度，自能給與陶淵明的讀者很深的啟迪。
說陶淵明講究“文明法則”，超越了那個時代的局限，是很有道理的。舉一個最簡明的例子就足以幫助我們認識這一點，據(jù)蕭統(tǒng)《陶淵明傳》記載，當陶淵明在彭澤縣當縣令的時候，派一個“力”（農(nóng)奴）回老家為孩子們干活，其時他下達了一道明確的指令道：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span>
那時的體制是有錢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農(nóng)奴，陶淵明不能自居于這一體制之外，但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是文明人，特別教育兒子要善待這種“力”人，要把人當人看待，這就體現(xiàn)了崇高的精神文明，代表了人類進步的方向。
陶淵明一向被歸入“隱士”這一類，《宋書》《晉書》《南史》先后為他立傳，都安排在隱逸這一類；但張煒先生指出：“陶淵明跟另一些‘隱士’大為不同，‘隱士’往往有社會地位，有資本和名聲，由這些構(gòu)成了一個‘隱’的基礎，也就是說，要具備‘隱’的條件，陶淵明卻沒有這樣的條件?！保ǖ?6頁）書中又稱陶淵明為“非專業(yè)的‘隱士’”（第82頁）。這些提法或可再加推敲。陶淵明當過好幾任官，最后一任是彭澤令，級別不低，相當于現(xiàn)在的正處級（或曰縣團級），不能說沒有社會地位；他擁有相當?shù)耐恋睾头慨a(chǎn)庭院，應當說并非全無資本；他的有些官是被請出來當?shù)?，可見很有些名聲。張煒先生把他的分量估計得未免嫌稍低了一些，但書中的這一結(jié)論仍然是富于啟發(fā)性的：陶淵明跟另一些“隱士”確實有所不同，他當官是不連貫的，在那些斷斷續(xù)續(xù)的間隙里，實際上他已經(jīng)隱居過若干時段；而到晚年，他卻又考慮過應征復出。由此觀之，他并不覺得歸隱有多么高尚，也不是說官就絕對不能當，只是自己實在喜歡過平靜的農(nóng)村閑居的生活，不大高興在官場里辦公奔走受拘束，而且動輒需要行禮如儀（“折腰”）——這樣的隱士確實是不多見、非尋常的。
陶淵明一向被學者們認定為是矢忠于東晉王朝的道德標兵，所謂“忠憤”說影響非常深廣，至今仍然方興未艾（參見拙作《陶淵明“忠憤”說及其擴大化影響》，《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但張煒先生卻這樣來歸納他的搏斗及其意義：
嚴格講一個人自降生到人世的那一天，就被“叢林”選擇了，而不是他選擇了“叢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體制所涵蓋、籠罩和規(guī)定，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沒有一個人能夠置身于“叢林”之外……
陶淵明在逃離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認可那個“法則”，又不愿做一個頹廢之士，最終算是取得了個人主義的勝利。盡管后來陶淵明窮困潦倒，在饑餓中死去，但作為一個生命來講，他在自覺選擇和對抗的意義上還是完整的，仍然是一個勝利者。（第20-21頁）
這就是說，陶淵明在一定的意義上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這種前衛(wèi)性落實在他的思想、行為以至全部生活實踐之中，表現(xiàn)在他的詩文創(chuàng)作之中，所以他偉大。由此反觀一批學者斤斤計較于陶淵明的某些個別言論，強調(diào)他的忠于東晉、政治正確，抑何所見之小也！
陶淵明一向往往被認為是一位單純而快樂的高人，其實頗不盡然，張煒先生深刻地指出：
作為一個網(wǎng)絡時代和物質(zhì)主義時代的人，常常處于一種空前被侵犯被騷擾的狀態(tài)，也就對陶淵明這種恬淡的田園生活、對他拂袖而去的干凈利落，對這樣一個生活標本倍加向往。這種向往一定是伴隨著我們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們不同程度的誤解。時至今日，我們這些“現(xiàn)代人”尤其難以理解一個糾纏、自足、豐腴、活潑，同時又是痛楚猶豫的陶淵明。我們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風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個人閑適的田園洼地里去。（第66頁）
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這些話說得太好了。承認陶淵明的復雜性，乃是認識這位大詩人的必備前提。一切源于將他提純的頌揚和研究，總是難以讓人看清楚這位看似單純的大人物，這一點對于從事“學術(shù)文字”的人來說尤其顯得重要。
此文原刊于《中華讀書報》
作者簡介：
顧農(nóng)，江蘇泰州人，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研究漢至唐文學、魯迅，著有《從孔融到陶淵明：漢末三國兩晉文學史論衡》、《與魯迅有關(guān)》、《聽簫樓五記》、《四望亭文史隨筆》等十余部。另有論文、札記及散文、隨筆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