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輿記》:“撫琴臺，在州北二里，山石生成，周圍七尺，特立山腰?！?/div>
趙永康先生《人文三瀘》其中卷二“風物時令”講到撫琴臺：
相傳瀘州是周宣王時尹吉甫太師的故鄉(xiāng)，吉甫兒子伯奇，賢而且孝，后母讒之，無以自明，投江絕命。吉甫不知其所之。夜夢伯奇，衣苔帶藻，始悟其已死，趕到江頭，但見浩浩東波，與船舟棹歌之聲相應。哀痛欲絕，因援琴作《子安之操》。楊升庵有感于悠悠往事，因賦《江陽病中秋懷·二》:“尹氏遺蹤百尺臺，招呼不見子歸來。可憐文武為邦憲，卻泥嬋娟養(yǎng)禍胎。鳴牝掇蜂終古恨，衣苔帶藻至今哀。悠悠往事嗟何及，浩浩東波去不回?！睏钌譀]有把這處景點列入“江陽八景”，因為對這個動人的故事，他是將信將疑的。 絕岸千尋，下臨無地。巨石如磐，獨容伊人獨奏。浩浩江波，晝夜東流。逝者如斯，誠不知其所之也。
“悠悠往事嗟何及，浩浩東波去不回”，楊升庵感嘆撫琴臺不過七尺見方，卻承載著兩千余年的哀思。
“浩浩江波，晝夜東流。逝者如斯，誠不知其所之也”，永康先生用詩一樣的語言道出了歷史考證的困境和傳說的魅力。
江波東流去，琴臺依舊在。但那個"衣苔帶藻"的伯奇，那個"哀痛欲絕"的吉甫，是否真的曾在此駐足？
歷史與傳說在此交織，如同巖下滔滔江水，分不清哪一滴是真相，哪一滴是想象！
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些人事，我們真的搞不清其何所來，也弄不清何所之。但這并不影響傳說的本自存在，不影響后人的觸景傷懷。
近代詩人蘇潛孚有《小市雜詩》二十首，第一首詠的就是撫琴臺:
穆清祠前春風裊，
撫琴臺下春江繞。
偶一登臨動古愁。
山色溟濛波浩渺。
文武吉甫萬邦憲，
獨惜齊家事未曉。
偏聽新人竟逐兒，
兒行中野傷孤藐。
援琴鳴弦足履霜，
父兮母兮目眇眇。
今日江陽志尚傳，
當年韓子曾深考。
寫入琴絲悲莫悲，
古今怨慕知多少。
申生歸胙終地墳，
閔子衣蘆若文褓。
瞽叟底豫琴在床，
自古仁親以為寶！
伯奇往矣操猶在，
聞弦虛墜傷弓鳥。
文獻于今不足征，
鄉(xiāng)人嘖嘖稱未了。
衣苔帶藻歌莫哀，
滿眼楟花開木杪。
（蘇潛孚《蘇山詩草》）
“文武吉甫萬邦憲，獨惜齊家事未曉”，為何貴為廟堂之才的尹吉甫卻惑閨閣之言？蘇潛孚先生的質(zhì)疑擲地有聲。
在“滿眼楟花開木杪”的春景前，蘇先生一聲嘆息。關于尹吉甫父子在瀘的傳說，“當年韓子曾深考”，蘇潛孚也認為其真實性“文獻于今不足征”。
但傳說對人性的揭示，卻有恒久的人文意義。很多被貼了彪炳歷史標簽的“鄉(xiāng)人嘖嘖”的人物，其實也難免人性的弱點，多個角度觀照，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往往在偉大與平凡、睿智與愚昧間搖晃。
陰懋德的胞弟陰懋昭，登過撫琴臺，也寫了一首《撫琴臺懷古》，表達了與潛孚先生相同的感受：
大江一曲繞琴臺，
撫琴人去終不回。
春波春樹年年綠，
楟花裊裊為誰開？
如何吉甫清風穆，
忍聽婦言乖骨肉。
只博新人帶笑看。
那識孤兒野中哭？
昊天號泣斷腸聲，
履霜一操譜哀情。
流泉嗚咽日慘淡，
杜鵑啼血鳥飛鳴。
撫罷桐絲淚如雨，
哀愁飲恨投江滸。
從此琴臺留凈土，
落花數(shù)點春風舞。
古來怨慕總堪悲，
豈獨傷心為伯奇？
褒姒工讒黜宜臼，
申生不辨死驪姬。
悲風颯颯琴臺道，
斜陽古木風光好。
古今失母知多少，
春暉又綠萋萋草。
（陰懋德《侖園詩鈔》）
“古來怨慕總堪悲，豈獨傷心為伯奇？”個人悲劇之果來自普遍的人性之因，人性免不了受所處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雕塑：歷史長河中，多少父子反目，多少骨肉相殘？
琴臺傳說之所以動人，正因它撥動了人類共通的情感記憶之弦。
父子反目的悲劇發(fā)生在被后人貼標簽為可“萬邦垂憲”的尹吉甫身上，這真的荒謬！陰懋昭先生的感喟大有深意。
高覲光讀了蘇潛孚的《撫琴臺懷古》后，也同題回了一首：
撫琴臺連歸子山，
撫琴人去終不還。
履霜一操音響絕。
楟花零落苔斑斑。
家庭變故自古有，
褒姒工讒黜宜臼。
龍凼夏庭先召殃。
信讒廢嫡由幽王。
文武邦憲吉甫父。
譖言如何得問沮。
傳之者誰琴清英。
逸詩亦無霜操名。
家庭變故自古有，
歸舟一櫂瀘江去。
舟人指點琴臺樹。
傳疑傳信知誰誤，
江南又祀夫人墓。
（高覲光《茈湖余碧錄》）
作為歷史學者的高覲光比陰懋昭對事件的真實性更敏感。他在詩中指出這一民間傳說，源自揚雄《琴清音》“履霜操”，但無確鑿、具體的文獻記載。同蘇潛孚一樣，高覲光先生也持懷疑的態(tài)度。民間有人傳，自然也就有人信，“歸舟一櫂瀘江去，舟人指點琴臺樹”，“琴臺霜操”的的確確成了瀘州八景之一。在流傳的過程中，信息還有增益，比如“江南又祀夫人墓”，又如“中華詩祖”......
尹吉甫故事，在江陽廣為流傳是不爭的事實。撫琴臺那個地點確實又是欣賞歷史名城瀘州“雙江拱秀”的絕佳地點。
當然，民間傳說何尚不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歷史敘事的本質(zhì)是什么？也許是：我們永遠在真實與想象間徘徊。
高覲光和蘇潛孚都是嚴謹?shù)膶W者。
清末民初，《瀘縣志》的修撰到蘇潛孚接手主修時，已凡八修共十人參與，有高楷、萬慎、李赦虎、黃華、陳鑄、蘇潛孚、施劍譚、高覲光、程元龍、陰懋德。民國甲子（1924年），《瀘縣志》的主修陳鑄因病辭任，瀘人推舉蘇潛孚繼任。蘇潛孚嚴格按照前任陳鑄擬的原則，完成了民國瀘縣志的總體結(jié)構，被稱為“蘇志”。在“蘇志”的基礎上，高覲光又擔任主撰，于民國二十四年（1936年）最終編訖。（見民國《瀘縣志》卷八后序）
在對尹吉甫這個問題上，蘇潛孚、高覲光把“尹吉甫”放入了“人物志”，而且位列“鄉(xiāng)賢”之首，沒有斷然摒棄傳說。出于客觀的學術態(tài)度，他們在志書中編入了不同意尹吉甫非瀘人的考證文章，慎重表示尹吉甫是否瀘人在學術上是一個有爭議的歷史問題，還有待考證。
高覲光的學生陰懋德先生，建國后，獨立完成了《瀘州市志》的編寫。這位教育家以地理沿革為依據(jù)，不顧慮是否有人會責罵他不愛家鄉(xiāng)，大膽斬斷鄉(xiāng)邦情結(jié)編織的傳說之網(wǎng)。在書中直言，尹吉甫決不是瀘州人，因為“巴蜀在春秋時尚未通中國，瀘州在西漢開設郡縣以前，還是巴蜀西南檄外之地，如果說與周室有婚姻之舊的尹吉甫是瀘州人，那真是違反歷史，極附會堆砌的能事了?！保庬孪壬摹稙o州市志》已由晏滿玲先生作校注，2024年12月由政協(xié)瀘州市委文史委編輯出版。）
當然，當今新銳的歷史推理派正在奮力挑戰(zhàn)正統(tǒng)史學的主流觀點，他們放言巴蜀早在西周前“已與秦塞通人煙”。
筆者認為：尹吉甫是否瀘人，這屬于史學研究范圍，這與民間故事的發(fā)掘、保存、宣傳，甚至文旅的打造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歷史學術考證與文化情感張揚本就可以各得其所。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權利，大可不必撕咬！
對歷史的陳述和真相的還原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受多種因素制約。
歷史研究如同撫琴：我們撥動事實的琴弦，卻總摻雜著想象的泛音。
隨著時代的變化，不同的學者受自身價值觀以及群體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對宏觀歷史以及微觀的具體文本（文獻）都會有不同視角的觀察和解讀。歷史現(xiàn)象會被不斷認知、描述、架構。
大江東去，琴臺寂寂。當我們駐足撫琴臺，聽見的既是歷史的回聲，也是自己的心跳。正如那些楟花，年復一年為誰開落？或許答案就在蘇潛孚先生那句"聞弦虛墜傷弓鳥"里——歷史的真相或許難覓，但它引發(fā)的共鳴永遠真實。
尹吉甫是否瀘人，什么時候可以定論，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下這撫琴臺承載的文化是何狀態(tài)，個體生命體驗、人的自由意志是否能率性表達？
202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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