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徑文學社作品】（夕陽淺唱）
（山徑文學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一群少數(shù)民族青年自發(fā)組建的群眾性業(yè)余文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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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忠義士，反腐英雄
──《水滸》主題新探
【唐孝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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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評《水滸》者,均因作者選用宋江起義這一史實構(gòu)成故事情節(jié),而肯定它描寫農(nóng)民起義的思想主題。站在人民立場上則以為“《水滸》稱之為封建時代農(nóng)民革命斗爭的史詩,是當之無愧的?！闭驹诜饨ńy(tǒng)治者立場上則以為“施耐庵作《水滸》誨淫誨盜,罪大惡大?！备兴佬奶さ貫榉饨ńy(tǒng)治者護駕的文人俞萬春,犯人云亦云之痼疾,大操干戈,將《水滸》砍殺殆盡,且如愿炮制,易名為《蕩寇志》,實屬一場虛驚,何必多此一舉。一則令施耐庵當了數(shù)世紀的屈鬼,再則便是一筆勾銷了《水滸》巨制那灼人的現(xiàn)實意義的光輝。
時至今日,是該肯定《水滸》作者通過嘔心瀝血的艱苦勞動而體現(xiàn)其真實創(chuàng)作意圖的時候了,還原其歷史的本來面目,是我們當代文人的歷史責任。
筆者屢讀《水滸》,常讀常新,有感則錄,日積月累,稍加綜合,有如下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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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滸》決非農(nóng)民起義的史詩
解放以來,通過無數(shù)學者的反復研討,肯定其歌頌農(nóng)民起義的思想主題,已成公論。
載于史書:“《水滸》通過生動的藝術描寫,反映了我國農(nóng)民起義的發(fā)生、發(fā)展直至失敗的整個過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農(nóng)民起義的社會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義英雄的群像,并通過他們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現(xiàn)了起義如何從零散的復仇火星發(fā)展到燎原大火的斗爭過程,也具體地揭示了起義失敗的內(nèi)在原因。”(游思國、王起、蕭滌非、季鎮(zhèn)懷、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第37頁)
刊于前言:“《水滸》稱之為封建時代中國農(nóng)民革命戰(zhàn)爭的史詩,是毫無愧色的……在這幅完整的生活圖畫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紀震撼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偉大農(nóng)民起義。從這個主要方面看,它不僅是中國長篇史詩的開創(chuàng)者,也是此后繼之而起的描寫歷代農(nóng)民起義章回小說都未能達到的光輝典范。”(李希凡《水滸》前言)
上述評論,貌似合理,因為《水滸》寫的是宋江起義一事,而宋江又確系歷史人物,確系農(nóng)民起義領袖,似乎是歷史真實,勿容置疑。但是作者接過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根據(jù)其固有的觀點進行藝術加工,且情節(jié)與史實大同小異,可其創(chuàng)作意圖與史實的真諦則已背道而馳了。
請看如下具體事實：
其一、梁山水泊的寨主決非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因為他們決非農(nóng)民利益的代表
眾所周知,梁山水泊兩異寨主,寨主有三,即王倫、晁蓋、宋江。查吳海林、李延沛《中國歷史人物辭典》,僅王倫、宋江系入典人物,晁姓僅晁錯、晁公武、晁昭德、晁端禮四人，與《水滸》之晁蓋毫不相干,可見《水滸》之晁蓋純屬藝術形象。
見于史書者,王倫有三:卒于1043年者系“北宋時山東農(nóng)民起義領袖,兵士出身,慶歷三年(1043)夏,在沂州(今山東臨沂東南)率兵士百余人起義，殺巡檢使朱進,北上攻密、青二州(今山東諸城、益都)，繼又乘虛南下,進克泗州(今江蘇泗洪東南),渡淮河,攻入楚、真、揚、泰四州及高郵軍(今江蘇淮安、儀征、揚州、泰州、高郵),直達和州(今安徽和縣)。他穿黃衣,自制官職,戰(zhàn)士都面刺‘天降圣捷指揮’字號。后因力量分散,在揚州山光寺一戰(zhàn)失敗,在和州戰(zhàn)死?！?吳海林、李延沛《中國歷史人物辭典》第280頁)這當為作品中王倫的史實人物。卒于1144年的王倫系“南宋使臣“。第三位王倫系“清山東農(nóng)民起義領袖”。(分別見上書第320頁,第616頁)與作品中的王倫是無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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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系“北宋末農(nóng)民起義領袖,鄆城(今屬山東)人?；兆谛驮?1119)之前,他以三十六人聚眾起義,活動于河北、山東一帶。他率軍經(jīng)歷十郡,宋軍不敢抗拒。宣和三年三月(一作三年十二月)起攻沭陽(今屬江蘇)、海州(今屬江蘇東海),被知海州張叔夜所派伏兵擊敗。四年夏再起,與宋將折可存交戰(zhàn),失敗被虜。”(吳海林李延沛《中國歷史人物辭典》第301頁)
作者取材于歷史人物王倫、宋江,并虛構(gòu)了一個晁蓋,通過一番精心的藝術加工,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農(nóng)民起義領袖”形象,實屬令人寒心。
1、從其出身看：王倫“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為鳥氣，合著杜遷來這里落草。”晁蓋是“東溪村保正,祖籍本縣本鄉(xiāng)富戶”。宋江“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于家大孝……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笨梢娖錈o一貧苦農(nóng)民出身者。當然,單憑出身去衡量人的品德、功過也是不公正的。但是,這兒不可忽視的必須注意如下幾點：
①、王倫兵士出身改為“不及第秀才,“可見作品旨意,在于表現(xiàn)知識層的作為。
②、宋江添加了“于家大孝”、“在鄆城做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等贊嘆之詞。文藝創(chuàng)作允許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但作者在此對宋江這一歷史人物的篡改,說明作者該有怎樣的創(chuàng)作意圖呢?
③、虛構(gòu)的晁蓋又非系本縣本鄉(xiāng)富戶不可,更何況又委以保正之職,實為封建社會的基層統(tǒng)治者。
由此可見,上述三位寨主,從其出身而言,可以說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社會基礎。秀才,押司,保正,是封建社會賴以維持封建統(tǒng)治的基層砥柱。作者將封建統(tǒng)治集團中的爪牙安排為水泊梁山的寨主,當可推知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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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位寨主的作為決非農(nóng)民利益的代表：作品揭示,王倫居寨只不過“聚集七八百小嘍啰，打家劫舍……但有孤單客人到此,無財帛者,放他過去；有財帛者來到這里,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頓時結(jié)果（殺死）,將精肉片為羓子,肥肉熬油點燈。”王倫作為,純屬強人勾當。作者將歷史上農(nóng)民起義領袖的所作所為寫得如此卑劣，當然是為了襯托宋江和晁蓋。王倫起義時限雖僅一年,然而他的起義波及山東、江蘇、安徽三省近十余個州縣,為農(nóng)民起義革命戰(zhàn)爭戰(zhàn)死于和州的烈士,作者卻污之為強人。這寫的是何樣的農(nóng)民起義呢?這不能不說是給農(nóng)民起義抹了黑。
至于晁蓋,因取生辰綱事發(fā),不得不率眾上山,目的為何,他自有一段由衷的表白：“我等只想逃災避難,投奔王倫賬下,為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讓我為尊。”可見晁蓋投奔梁山水泊,并不是為了救民于水火,而只是為了避難。同時,通過作品揭示,作為過渡寨主,晁蓋上山之后,有生所為,莫過以個人恩怨為圓心,以封建義節(jié)為半徑,劃了一組大小不同的圓圈。表現(xiàn)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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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死劫法場,以報宋江之恩,并救宋江上山；
為保梁山水泊安全,活捉黃安；
助宋江活捉黃文炳,報宋江受迫害之仇；
為梁山水泊糧草供給,部署攻打祝家莊；
部署攻打抗擊官軍,至曾頭市中箭身亡。
－－平生所為,并非為農(nóng)民利益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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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作為梁山英雄中的重彩人物,是加以多角度描寫和塑造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人物,為作者極力謳歌的主角。然而,宋江的作為又如何呢?
宋江被劫上山才入伙,可見其歸附梁山水泊的被動已達何等地步!在刺配江州途中,曾在梁山水泊居留數(shù)日,義士勸其上山居寨,他卻一直無動于衷,為的是怕入伙之后,沾污門楣,落得個不忠不孝之罪名。
待宋江走投無路上山之后,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朝思暮想,招安而已。表現(xiàn)為生擒官軍將領之后,其基本招式是親解其縛,讓入上座,下跪謝罪,其目的為何,明眼人自可得知,為的是求得諒解,以求順利招安。所歷大小戰(zhàn)斗,并非為了擴大革命根據(jù)地,解放更多的勞苦百姓于水火,讓勞苦百姓過上安樂的生活,而是為了向官府討價還價,以求招安,以達其“封蔭妻子,青史留名”的目的?？梢娝谓鳛榱荷剿吹念^人,在思想上沒有解救農(nóng)民的想法,行動上沒有搭救勞苦百姓的行為。至于招安之后,打王慶、征方臘,則已完全站在農(nóng)民起義的對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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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從王倫到晁蓋、宋江,梁山水泊三位寨主并非農(nóng)民起義領袖,因為他們并非農(nóng)民利益的代表。作為《水滸》巨制,貫串始終,為作者百般贊頌的理想人物－－宋江，只不過是一位具有堅實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能于逆境中極度忠于封建王朝,且能身體力行,以身殉忠的不得志的封建義士。
其二：梁山水泊聚義的始末,根本沒有農(nóng)民起義的綱領
判斷一個群體的性質(zhì),只能以這一群體的組織綱領和行為的社會效應來衡量。
翻開史書,中國歷代的農(nóng)民起義,均有其鮮明具體的起義綱領,。如我國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陳勝吳廣起義，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大楚興、陳勝王”等蔑視王權(quán)、敢于為王的口號。赤眉起義則提出“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chuàng)”的宗旨，以感召人們參與起義。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則明確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號召規(guī)范起義軍。王小波、李順領導的四川農(nóng)民起義,則提出“均貧富”的口號,從根本上觸及生產(chǎn)資料的權(quán)屬問題,從而最大限度地感召農(nóng)民參與起義……
上述聚眾起義,稱之為農(nóng)民起義,確實當之無愧。而梁山水泊的起義(其實亦只稱之為“聚義”，即受害的封建義士的集聚,而以“聚義廳”為標志。至宋江上山之后,干脆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則更無一絲農(nóng)民起義的氣息了)，至招安以前的鼎盛的全過程,一百零八條好漢,所期莫過于營造房屋，及時接父母、妻兒子女上山快活。為保住這個避風港,忙于應付官軍的圍剿,想方設法網(wǎng)羅義士上山,以擴大實力，向官府討價還價,以求招安。
以宋江為首的一百零八條好漢,對于改變農(nóng)民的現(xiàn)狀，以救民于水火的問題,不僅沒有行諸文,也未行諸口。聚義廳、忠義堂中的大小議事,又有哪一次冷靜地研究過農(nóng)民的現(xiàn)狀,如何方可最大限度地搭救農(nóng)民？
梁山水泊的義士僅把梁山水泊當作逃脫個人厄運的“快活場所”和“避風港”,并沒有把它當作發(fā)展革命戰(zhàn)爭的鞏固的革命根據(jù)地。即使是被當代學者贊譽備至的農(nóng)民起義意識最堅強的李逵,也沒有向宋大哥提過如何救民于水火的良策。在其上山之后,便受接親人上山快活的思潮的感染,亦迫不及待地要接老母上山,誰料此一孝舉,竟害得老母葬身虎腹,豈不悲哉?
將無農(nóng)民起義綱領,一味向往著招安的封建義士的集結(jié)，硬心稱之為農(nóng)民起義,試問王倫、晁蓋、宋江三位寨主同意么?
其三,梁山水泊聚義的旗號與農(nóng)民起義的宗旨背道而馳
梁山水泊英雄好漢的聚義,自宋江上山之后,其綱領是十分鮮明的。宋江根據(jù)“求招安,求封妻蔭子、青史留名”的目的,先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明顯地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其目的一目了然,明眼人都知道,其“替天行道”的“天”即為“天子”,“道”即為“王道”?！疤嫣煨械馈闭?“替天子而行王道”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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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之后,宋江率義士入朝,中間豎著“順天”、“護國”二面紅旗?？梢娝谓氤e,以“順天”二字表忠心,可謂俯首貼耳,更可見求榮心切；以“護國”二字表斗志，可見順民嘴臉。如此綱領“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哪有一絲農(nóng)民起義的氣味,更無一點農(nóng)民起義的豪情！
總之,若能尊重《水滸》揭示的上述事實,把《水滸》稱之為“中國農(nóng)民革命戰(zhàn)爭的史詩”,水泊梁山的三位寨主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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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替天行道”懲腐惡
從梁山水泊一百零八條好漢聚義的綱領“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入手,可見《水滸》巨制結(jié)構(gòu)的分水嶺便是招安。
從開篇至八十一回,均寫“替天行道”,通過義士被逼上梁山的五彩斑斕、迂回曲折故事情節(jié)的描敘，展示出貪官污吏、地方惡勢力執(zhí)法犯法、仗勢欺人的罪惡行為是引起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從而說明義士被迫殺人,懲治腐惡是“替天行道”,是義舉。并間接說明義士走投無路,聚義梁山,全在一個“逼”字,尤以頭領宋江上山是被逼的典型,可見義士聚義水泊梁山情有可原。
這一部份,開頭便有作者發(fā)自內(nèi)心的一段記敘:“這一朝圣人出世,紅霞滿天,異香經(jīng)宿不斷……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比绱丝隙?出語不凡,作者施耐庵居然嗅到了武德皇帝“出世”時的“異香”,其吹捧的程度,最最肉麻,無以復加。作為進士出身的飽學之士,理當知道三皇五帝的美德神功,更應知道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歷朝天子，圣哲與否,早有公論。而“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的說法,如果不是出于諷刺,便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了。然而作者如此立論,可見作者對徽宗的忠誠實屬丹心一片。至于社會的黑暗現(xiàn)實,“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暗”而已,這正是作者的思想基礎,也是義士“替天行道”的思想基礎。
作者以匠心獨運的藝術手法,扣住如下幾個方面,展開驚心動魄的生活畫面,說明梁山水泊義士是“替天行道“的反腐英雄。
其一、通過對于權(quán)貴為奸網(wǎng)絡的揭示,及其對梁山水泊義士那慘絕人寰的加害的描寫,說明這是義士被逼上梁山水泊聚義的根本原因
作為貫串《水滸》情節(jié)的黑線人物高俅,是“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排行第三,自小不成家業(yè)”?？梢婏@赫于大宋王朝、擎立于大宋王朝、蜚聲朝野的高太尉是個什么貨色?然而一人發(fā)跡,雞犬升天,其子高衙內(nèi)依其權(quán)勢在東京“任意淫垢他人妻女”,至使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受害,從壞人設陷,至誤入白虎堂,刺配滄州道，如果高俅父子還有一點人性,對林沖的加害,自可休矣！因為逆來順受的林沖已經(jīng)悟出了受害的根結(jié),如他刺配滄州之前已將妻子休了,可任其改嫁。按人之常情,自當遂了高衙內(nèi)之心,應該適可而止。然而高賊父子竟對林沖屢加迫害,于“魯智深大鬧野豬林”之后又派陸謙、富安赴滄州演出“火燒草料場”、“風雪山神廟”的悲喜劇,致使林沖在有家難歸、有國難投的情況下,不得不報仇雪恨上了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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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雪山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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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高廉,依其兄長高俅之勢,“在高唐州無所不為”，竟然無視國法,縱其妻舅殷天賜無視“先朝太祖誓書,霸占柴皇城花園,令柴皇城慪了一口氣,落得柴皇城面如金紙，體似枯柴……牙關緊急,連日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脹,盡日藥丸難下肚?！辈窕食欠琶?家私被抄,其情節(jié)之惡劣,令人發(fā)指。
蔡京蒙上欺下,安插私人,大發(fā)橫財,是奸黨營私的又一慣招。他,令其女婿梁中書竊踞大名府,竭力搜刮民財，年費十萬貫收買珍珠寶貝,送上東京去,為其祝壽。年復一年,可見其搜刮民財之多,財勢之大。在其直接盤剝欲的趨使下，竟安排第九個兒子蔡得章盤踞江州。蔡得章“為官貪濫,作事驕奢,為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可見蔡京之貪得無厭已達何等地步。
至于慕容貴妃之兄慕彥達把持青州,在知府任上“依托妹子權(quán)勢,肆意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為”，更是喪盡天良。
這一切,便構(gòu)成了一幅完整的權(quán)貴朋比為奸、貪污腐化、執(zhí)法犯法的百丑圖。昔人金圣嘆所云“亂自上作”,實有道理,道出了社會腐敗的真諦。于江山一統(tǒng)的封建社會中,統(tǒng)治者為了維持長治久安的穩(wěn)定局面,國有國法,家有家規(guī)，有誰敢于“犯上作亂”?然而,正是上述權(quán)貴,為利已而不憚害人,蒙蔽天子,執(zhí)法犯法,搗亂朝綱,置民于水火。因奸黨播亂朝野,安分守已之民,難忍權(quán)貴之盤剝與加害。于生死關頭,何而不亂?
其二,通過對地方惡勢力魚肉人民的罪行的充分揭露,說明封建社會腐敗惡習上行下效的嚴重惡果
這一組丑惡形象,在讀者面前曝光的便是那渾身沾滿葷腥奇臭的屠戶－－鄭屠。區(qū)區(qū)之職業(yè),骯臟之經(jīng)營,本屬無權(quán)無勢之族,然而在階級社會中,有錢即可霸市,銅臭亦可迷人。屠戶一旦腰纏萬貫,亦可橫行霸道,胡作非為。
金氏父女,背井離鄉(xiāng),慘遭蹂躪,負屈含冤,皆因鄭屠作惡所致。幸遇魯提轄“路見不平”之事，發(fā)“拔刀相助”之志,結(jié)果了這死有余辜的鎮(zhèn)關西。
破落戶出身的西門慶,發(fā)跡之后,開生藥鋪,依其財勢,嫖占人妻,陷害人命,被武松結(jié)果了殘生。其余的蔣門神、祝朝奉、毛太公，乃至陸謙、富安、董超、薛霸,或憑財勢坑害百姓,或憑權(quán)柄盤剝良民,公開索取,暗中盤算,無視公德,喪盡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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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蓮情撩西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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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作惡之群,其所作所為,全然違背封建道德,作者憑著固有的封建道德觀念,通過文藝創(chuàng)作的藝術構(gòu)思,安排梁山水泊義士對上述惡類給予應有的懲處,以豐富“替天行道”的基本思想主題。其間一切人物的命運安排,作惡與報應的兌現(xiàn),無不以特定的封建道德為準繩。如對潘金蓮的處置,純屬以其水性楊花、隨了西門慶，至伙同謀害了親夫武大郎,與“從一而終”的封建道德背道而馳,且應殺人償命。特安排了一位正氣凜然、武藝高強、氣力過人、勇猛剛直的武松為其胞兄武大報了殺身之仇。令潘金蓮、西門慶付出鮮血和人頭來調(diào)節(jié)其破壞“從一而終”的封建道德在人們心中造成的心理不平衡。
再如,林沖和陸謙“自幼相交”,且系同僚,本當親如手足,生死相顧。而陸謙卻為了巴結(jié)高俅,以求高官厚祿,竟然違反了義結(jié)信條,反目為仇,參與謀害,實為封建義交敗類,真可謂“殺人可恕,情理難容”。
從上述說明,義士殺人純屬“替天行道”。按封建倫理道德仲載,無論是魯智深拳打鎮(zhèn)關西,宋江怒殺閻婆惜,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還是供人頭武二設祭,所處人命,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就是說,義士殺人,如用封建道德為準繩,以王道為法度,無一屈鬼,無一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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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武松大戰(zhàn)西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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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通過對義士受迫害的個性化的曲折情節(jié)的描寫，說明義士聚義梁山水泊全在一個“逼”字
如寨主宋江,封建地主家庭出身,且為縣衙小吏,具有根深蒂固的報國之心，實屬忠君報國棟梁之才。因義節(jié)趨使,私放晁蓋,而致怒殺閻婆借,事發(fā)而甘愿刺配江州。刺配途中,義士搭救上梁山水泊,并勸其居寨,而宋江則以為“這等不是抬舉宋江,明明是苦我……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眾位手里乞死！”可見其在服法與聚義的選擇上,體現(xiàn)出堅定不移的封建倫理道德標準,直至“潯陽樓宋江吟反詩”而慘遭黃文炳的陷害,打入死牢。引來梁山水泊義士劫法場,營救上山,宋江于生死攸關之時才被迫留居山寨。
此外,林沖憑八十萬禁軍教頭的社會地位,又有美貌可令高衙內(nèi)傾倒、一見而害相思的妻子,自然感到陶然樂安，心滿意足的了。僅因高衙內(nèi)瞬間之邪念,竟招滅頂之災,最后不得不被逼殺了陸謙、富安上了梁山。
由此可見,從上述三個方面入手,該說明如下幾個問題：
其一,政治腐敗源于奸黨蒙上欺下。作品以大量的事實說明高、蔡、童、楊四大家族合流,背著徽宗皇帝,結(jié)黨營私,安插親信,縱容爪牙,造成播亂朝野的腐敗政治。而地方惡勢力則植根于奸黨見利枉法的污泥,施展其無所不為的罪惡行徑，將整個社會弄得真?zhèn)文?烏七八槽。
其二、因政治腐敗造成的冤案,最終可釀成梁山水泊義士聚義、進行武裝暴亂的嚴重后果。作者以冷靜的態(tài)度,運用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選用大量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例,說明這種暴亂的發(fā)生、發(fā)展之必然,從而將政治腐敗造成的嚴重惡果提到應有的認識高度。以圖引起最高統(tǒng)治者的高度重視。使之認識到要想長治久安,必須根治自身的腐敗。
從上述創(chuàng)作意圖來說,《水滸》仍屬于《詩經(jīng)》開創(chuàng)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正統(tǒng)的諷喻文學,同樣起到文學領域中的史學通鑒作用。正因為如此,只要國家機構(gòu)尚存,《水滸》將永遠噴射出經(jīng)久不衰的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的光輝。它像一輛百孔千瘡的前覆之車,永遠鑒示后駛的歷史長車不致重蹈覆轍,這便是作者創(chuàng)作《水滸》巨制良苦用心的根結(jié)。
其三、居亂思安是人類的共性,義士的悲慘遭遇無不如此。義士處于權(quán)貴奸黨播亂的多事之秋,社會動蕩不安,人們已完全失去了安全感。然而,盡管處境何其不佳,依然極力尋求安定之機。他們趨于義節(ji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殺人,即使是造反精神最強的武松,一旦事發(fā),自能投案自首,以求從寬發(fā)落而求安。
其四、梁山水泊系封建義士走投無路,為消災避難,擺脫個人厄運,被迫創(chuàng)建的以求茍安的避風港灣,快活場所,并非農(nóng)民起義的革命根據(jù)地。它有如《詩經(jīng)》描敘的“樂土”、“樂郊”、“樂國”,它的存在并非為了推翻大宋王朝,僅為義士逃避災難提供食宿等生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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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水滸傳》07風雪山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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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境安民”忠人君
《水滸》從八十一回至結(jié)尾,寫的是“保境安民”,梁山水泊義士以其固有的忠君之念,于活捉了童貫、高俅的大好形勢下，通過燕青于李師師處面見徽宗皇帝,求得“赦書”,再通過戴宗往宿太尉處活動,促成了招安之舉。
梁山水泊義士全赴招安,全在一個“義”字。否則是萬難統(tǒng)一思想的。如果說一百零八條好漢是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那么這個“義”字便是串連這顆顆明珠的紅線?？梢哉f，這個“義”字是一百零八條好漢的思想基礎,任何復雜的內(nèi)部矛盾,只要操上這“義”字號的犀利武器,使可迎刃而解。
作為梁山水泊義士點燃熊熊聚義烽火的思想武器－－義，不是王倫、宋江、晁蓋等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是中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封建道德所賦于的帶有中國特色的總體內(nèi)涵,它囊括了“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的仗義疏財準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見義勇為行為標準；“寧可失信于天下,不可失信于朋友”的待友觀點；“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義交誓言；“大義滅親”的最高行為準則……在“替天行道”的全過程中,這個“義”字感召了無數(shù)英雄好漢上了梁山水泊,也感召了無數(shù)大宋降將安附水泊梁山宋江麾下。憑著這個“義”字,令幾多無辜者絕處逢生,異姓知已情同手足。還是這個“義”字,雖對“招安”各有已見，然礙于“招安”是宋大哥的選擇,義士只好服從。即使是造反精神最強的黑旋風李逵也不得不裹入“招安”人流之大潮中,于“順天”、“護國”兩面紅旗之下,從東華門而入,至殿前面北而朝，拜宋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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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之后,盡管以李逵為代表等人深感招安不如身居梁山水泊自由自在,且發(fā)過不少的牢騷,講過幾多的怪話,但通過享有義節(jié)權(quán)威的頭面人物的說教,終使一百零八條好漢拼搏沙場,死心踏地為大宋王朝賣命。
“保境”之謂,在于“平遼”。在國內(nèi)階級矛盾錯綜復雜的情況下,由于女真的入侵,民族矛盾又突出地表現(xiàn)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平遼包含了一絲愛國主義的內(nèi)容。然于中國封建社會,忠君即是愛國,愛國亦為忠君?？梢姟笆⒘_二氏,身在元,心在宋”的基本思想。招安之后,作者設計平遼，十分順當,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保大宋之境,自然突出一個“忠”字。
此后征王慶,討方臘,南征北戰(zhàn),吃夠苦頭,梁山水泊義士處于“折兵損將”的境地,雖百死而猶不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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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征方臘－血染烏龍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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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作者著意強調(diào)義士忠于皇上的品格:
其一、承上而來,義士盡忠是基于受到嚴重迫害之后的義舉,說明義士明大義、識大體,單以國家久安為重,不以個人遭際為懷的高貴品格。義士行中,死囚殊多,若以個人恩怨為念,實與宋王朝不共戴天。然而,宋江卻從固有的封建觀念出發(fā),以為“臣乃鄙猥小吏,誤犯刑典……潛身小泊,茍延微命,所犯罪惡,萬死難逃。今蒙圣上寬恤收錄,大敷曠蕩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瀝膽,尚不能補報皇上之恩。今奉詔命,敢不竭力盡忠,死而后已？”作者讓宋江如此敷論,正是借人言而發(fā)己志。施、羅“與官場不合”、“與人寡和”,其遭際雖非與宋江一樣,亦大體相同,只不過時至今日還找不到足夠的證據(jù)而已。曹雪芹若非出自大家門第,遭際潦倒,何能產(chǎn)生感人肺腑的《紅樓夢》?作家與作品之緣附和著幾多的歡欣與哀愁,幾乎是一條亙古莫變的公理。奧斯特洛夫斯基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巴金與《家》等,均系上述緣分的體現(xiàn)。
作者于義士受迫害后,著意描寫他們于“保境安民”征戰(zhàn)之中的勇猛,表現(xiàn)了義士的大忠大勇,以表彰歌頌其忠君的高貴品格。
其二、折兵損將,報效皇恩的全過程,均隱于陰冷的悲劇氣氛之中,收到強烈的藝術效果。尤以討方臘為甚,幾經(jīng)艱難困苦。宋江眼見弟兄們死于非命,幾度泗淚縱橫。宋江得知張順死于箭傷,他哭得昏倒,且說:“我喪了父母,也不如此傷悼,不由我連心透骨苦痛?！薄拔冶仨氂H自去湖邊,與他吊孝?！薄八谓挚蘖艘粓?便請本寺僧人,就寺里誦經(jīng),追薦張順?！?/span>
張順義弟,水戰(zhàn)英雄,曾為宋江“活捉黃文炳”,報其受害之仇。而今“就涌金門外水池中身死”,可憐“善溺終然喪水中”。張順不愧人間英雄,更屬陰司厲鬼,身亡之后猶建“魂捉方天定”之神功。雖系夸張之說,卻贊義士神奇英魂。其余秦明、徐寧、董平、張清、宋萬、焦挺、陶宗旺、韓滔陣亡；林沖、楊志、孔明、朱貴、時遷病故,均令宋江痛心。外加魯智深坐化,公孫勝出家。如此變故,宋江雖討方臘衣錦還鄉(xiāng),其悲劇色彩已暗淡無光。至大功告成生還者僅二十七人。東京百姓看了,只剩得這幾個回來,眾皆嗟嘆不已。天子宋徽宗亦說:“朕知卿等眾將,收剿江南,多負勞苦,卿等兄弟,損折大半,朕聞之不勝傷悼?！?/span>
如此實情,梁山英雄盡忠,可謂“鞠躬盡瘁”！疾風而知勁柏,就死而辨忠貞,義士之德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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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王慶、討方臘,屬“安民”之舉,實為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作者將義士置于生死攸關考驗之中,為誰戰(zhàn),為誰死,已將義士忠君之志升華到人生的絕對高度。義士之作為,上可動天子之情,下可催黎庶之淚,確實不負施、羅二氏的良苦用心。
其三、設計高俅與楊戩于御酒中下毒,害得義士以死殉忠，完善了義士忠于封建王朝的高大形象。至此,梁山義士盡忠,可謂“死而后已”。待盧俊義、宋江、李逵最后服毒鴆死之后,吳用、花榮隨之懸樹自縊,以神聚蓼兒洼為大團園。這一悲劇結(jié)局,自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足可令最高統(tǒng)治者引起應有的反思。
其四、以夢游作結(jié),表旌梁山水泊義士功德,點明作品的主題。作品至“神聚蓼兒洼”故事情節(jié)已經(jīng)結(jié)束，然而又引出大宋徽宗于李師師榻上夢游,夢游情節(jié)極其逼真:先有牽掛之念,接敘戴宗啟游,至梁山水泊,觀忠義堂舊址,聞宋江啟奏,知義士鴆死,又逢李逵掄斧叫屈。一段栩栩如生的描敘,似虛是實,似假是真,寫出一派美妙的夢境,道出梁山水泊義士一腔含冤負屈、動人肺隨的隱情。
翌日,徽宗于殿上向宿太尉核對夢游一事,并派員去楚州打探是實。至早朝,皇上當著百官,斥責高俅、楊戩，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候”,仍敕賜錢于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妝塑宋江等歿于王事諸將佐神像,敕賜殿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
末書律詩兩首,于嗟嘆義士不學范蠡離去之余憾之后,則極力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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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當鼎食死封候,男子生平志已酬。
鐵馬夜嘶山月曉,玄猿秋嘯暮云稠。
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烏總關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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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畫龍點睛之筆,和盤托出《水滸》巨制的主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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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浪里白條張順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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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于迷蒙中揣度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
根據(jù)《中國文學史》的記敘，《水滸》作者施耐庵、羅貫中其人,也“沒有什么可靠的記載”,僅源于“民間傳說”云云,“亦未必可信?！笨梢妼κ?、羅二氏的認識也只能朦朦朧朧,，似乎如此,可能如此,理當如此,只好如此而已。其可信史料還待后人去發(fā)掘、考證。盡管如此,于施、羅二氏的記載有如下之說:“施耐庵(約1296－1370)，明初杰出作家,字子安,一說明耳,興化(今屬江蘇)人,原籍蘇州,相傳為元至順進士,出仕錢塘兩年,因與官場不合,棄官遷居興化白駒鎮(zhèn),閉門著述,明王道生所作《施耐庵墓志》說他是《三國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江湖豪客傳》(即《水滸傳》)的作者,并說他是羅貫中之師。上述諸作,大都為二人合著。但亦有說王道生所作為偽造者?！?吳海林、李延沛《中國歷史人物辭典》第417頁)
“羅貫中(1330－1400)，明初杰出小說家,名本,別號湖海散人,太原(今屬山西)人,一說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或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與人寡和,相傳為施耐庵弟子,共同從事創(chuàng)作。著有《三國志演義》聞名于世,流傳至今。還著有《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隋唐五代史演義》、《粉妝樓》和雜劇《風云會》多種,或稱《水滸傳》系施作羅補或施作羅編。”(吳海林、李延沛《中國歷史人物辭典》第433頁）
如上所說,幾多兩可之言,疑乎信乎,古人尚設疑竇,今人何辨真假。然而,當我們尚無足夠的證據(jù)定其真?zhèn)沃?，只好信以為真?/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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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上述記載,我們當肯定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根據(jù)其生卒年代,施、羅二氏生活在元末明初交接處。當時,政治腐敗,剝削殘酷,廣大勞動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形成“大家收粟歲足數(shù)百萬斛,而小民皆無羞藏”，“富者亦富,貧者亦貧”(《元史?武宗記》卷二十三)的極不平等的社會現(xiàn)象。佃戶世世代代淪為奴隸,象牛馬一樣在市場上任人買賣,過著非人的生活,民族歧視政策給人民造成極大的痛苦,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之分,造成民族壓迫的階梯。
基于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因爆發(fā)了1351年4月韓童山、劉福通在河北永年縣白鹿莊的聚眾誓師起義。同年5月,徐壽輝、彭瑩玉、鄒普勝、倪文俊等湖北起義響應。歷時12年,其規(guī)模之浩大、配合之緊密實屬空前?？梢娮髡咚幍哪甏祽?zhàn)亂頻頻、動蕩不安、人心危危、民不聊生的多事之秋。
其二,施、羅二氏均系飽學之士,既然至今尚無他人認領《水滸》巨著,那么根據(jù)作品揭示,作者對天文、地理、文學、風俗、民情、歷史、陰陽歷算、佛教源尾，乃至三教九流,確屬無所不知,且有深刻的研究。
第三,施、羅二氏均系黌門驕子,對封建道德可謂根深蒂固,無不一脈相承,尤以朱熹之研習殊深,集孔、孟之大成而為理學,作者自然精當純熟。
作為文明古國之中國,封建社會相繼的時日最長,且通過五花八門的封建傳媒說教,封建的倫理道德流毒之深,無以復加,作為三綱五常的核心“君為臣綱”,已成為中國國民的基本觀念,三阮尚有忠君之念,更何況施、羅二氏這飽學之士?作者這一切固有的觀念,必須滲透在《水滸》巨制的字里行間,只要涉及作品，便可找到比比皆是的旁證。
其四,施、羅二氏的社會遭際大抵不佳,而因?qū)ι鐣系母瘮‖F(xiàn)象疾惡如仇,同時對受害者寄予無限的同情,這是一個進步作家引起創(chuàng)作動機、激發(fā)創(chuàng)作熱情的原動力。
其五,施“與官場不合”，棄官而居,閉門寫書;羅“與人寡和”而專門著述?？梢姸司c官場、時俗格格不入，只好寄個人情懷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中,借作品中的理想人物表白自身的抱負,此為文學現(xiàn)象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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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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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jù)上述分析,筆者以為如下幾點應該成立:
其一,作者生活在戰(zhàn)亂頻頻、動蕩不安的多事之秋,而因向往長治久安、和樂靜謐的安定生活,于是作品的開頭便有如下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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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云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弦。
人樂太平無事日,鶯花開限日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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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開頭引用邵堯夫的詩作,可見其良苦用心。雖有大量粉飾太平的言語,卻預示施、羅二氏居亂思安的情懷。作者正是要以其長篇巨制,展現(xiàn)這一浩如煙海、驚心動魄、干戈落落的動亂畫面,極力揭示這一動亂給人民帶來的不安與痛苦，從而透露其創(chuàng)作意圖在于如何總結(jié)這一動亂的慘痛教訓,以長治久安。
作者通過上述引用,猶恐立意不明。于是在“引首”末尾直言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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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樂無窮。
豈知禮樂笙鏞治,變作兵戈劍戟叢。
水滸寨中屯節(jié)俠,梁山泊內(nèi)聚英雄。
細推治亂興亡數(shù),盡屬陰陽造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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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詩于贊三登盛世、樂享太平之后,直敘戰(zhàn)亂紛繁和梁山水泊節(jié)俠英雄的屯聚,最后提醒讀者要“細推治亂興亡數(shù)”，切不可一讀了之。至此,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已昭然若揭。作為文藝作品,不難看出,作者通過引用和直敘,正是站在封建社會正統(tǒng)文人的立場上,以冷靜的態(tài)度,通過淋漓盡致的藝術描寫,尋求播亂的原因,探討長治久安的良策。為此,作者確實花了一番難能可貴的工夫。
其二,作者根據(jù)自己的創(chuàng)作意圖,擇取王倫、宋江起義的史實,進行了如下的藝術加工：
1. 為襯托宋江胸懷的博大,把兵士出身、率起義軍攻克北宋十州,波及山東、江蘇、安徽三省,且敢于自置官職,面剎“天降圣捷指揮”字號,戰(zhàn)死于和州的農(nóng)民起義領袖王倫，寫成妒賢嫉能的強人草寇,竟死于林沖之手。
2. 把率農(nóng)民起義軍經(jīng)十郡,波及河北、山東兩省，歷時四年,最后失敗被俘的農(nóng)民起義領袖宋江,寫成被逼上了梁山,且念念不忘招安,以求“封蔭妻子,青史留名”，并于活捉了童貫、高俅的大好形勢下,不顧李逵等人的強烈反對,毅然率眾招安的“盡忠義士”。此后率眾平遼，打王慶、征方臘,不懼折兵損將,至神聚蓼兒洼,最終完美了“忠烈義濟靈應侯”的高大形象。令作者發(fā)出“生當鼎食死封候”、“男子平生志已酬”的總結(jié)性的贊嘆！
3.根據(jù)創(chuàng)作需要,硬將王倫和宋江湊在一起。據(jù)史書記載,王倫卒于1043年,即宋仁宗慶歷三年；宋江失敗于1120年,即宋徽宗宣和二年。如此看來,王倫卒年與宋江失敗之年,相距77年。按人生常規(guī)，王、宋二氏是萬難生活在一起的。作品如此硬湊,為的是要讓王倫來陪襯宋江。
其三,作者根據(jù)自己的創(chuàng)作意圖,對宋徽宗趙佶進行了如下的藝術加工:
史書所載：“趙佶(1082－1135)即宋徽宗,北宋皇帝,著名書畫家,神宗第十一子。公元1100－1125年在位。哲宗時封端王,即位后任用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等侫臣主持國政,陷害忠良。他窮奢極侈，興建華陽宮等宮殿,搜刮江南奇花異石,稱‘花石綱’,于京師筑園,名‘壽山艮岳’，激發(fā)了宋江、方臘等農(nóng)民起義。宣和七年(1125)底,金兵來攻,懼于戰(zhàn)禍,傳位于趙桓(宋欽宗),自稱為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今河南開封),他和欽宗同被金兵所俘……他對藝術頗有造詣,書法別具風格，正書稱為‘瘦金體’,繪畫長于花鳥,以工筆逼真著稱?！?吳海林、李延沛《中國歷史人物辭典》第317頁)
對這位客死于五國城的風流君主,作者著意安排如下情節(jié),以體現(xiàn)其創(chuàng)作意圖：
1、梁山水泊安排燕青入京,赴李師師處,面見趙佶，并言其體恤梁山義士,為義士日后招安打下了基礎。
2、“神聚蓼兒洼”之后,趙佶于李師師榻上夢游,極度同情梁山義士。
3、趙佶于殿上面斥高俅、楊戩等,并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令其“萬年香火享無窮”。
這種種藝術加工,說明皇上是圣君,是足可信賴的,這便赤裸裸地暴露了作者的忠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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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筆者陋見
綜上所述,《水滸》以浩大的篇幅,通過對梁山水泊一百零八條活生生的封建義士的遭際及其作為的描寫,敘述了因封建社會的腐敗而釀成幾經(jīng)翻天覆地的武裝暴動的發(fā)生、發(fā)展和結(jié)局,以表旌封建義士忠于皇上的品德及其大忠大勇的行為,從而寓示封建王朝應總結(jié)教訓:只有毫不姑息自身的腐敗,才能長治久安,否則就會產(chǎn)生梁山水泊一樣的動亂。
這便是《水滸》的主題,也是后學閱讀《水滸》所應受到的教益。（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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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圖和視頻皆源于電視劇《水滸傳》，感謝原創(chuàng)與出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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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韻】劉歡《好漢歌》.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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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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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孝璋（1938－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苗族，著名高中語文教師。1960年畢業(yè)于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長期在苗鄉(xiāng)從事教育工作。1998年退休，現(xiàn)年87歲。著有長篇小說《人生夢》上、中、下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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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徑文學社肖殿群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