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教仁具有敏銳的政治眼光、縝密的政治思維、超前的政治見識、良好的個人素質(zhì)、崇高的道德修養(yǎng)。宋教仁既不會陰謀，也不會“陽謀”；既沒有明哲保身，也沒有一意孤行。宋教仁不僅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干凈的政治家。他的生命相當短暫，僅僅32歲，然而，卻給波譎云詭的民國政治舞臺，投下了一抹耀眼的光明，給“政治”這個殘酷、陰森的字眼，注入了溫情的元素，為飽受西方詬病的中國政治贏得了一些尊嚴。
關(guān)鍵詞：宋教仁； 政治家；眼光； 思維 ；見識 ；素質(zhì)；修養(yǎng)
我一直認為，在漫長的中國政治舞臺上，宋教仁是最稱職、最合格、最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也許宋教仁沒有某些大人物一般弄出過那么大的動靜，主宰了那么多人的命運，讓世界風云激蕩翻天覆地，他也沒有振臂一呼應(yīng)者云集的“本領(lǐng)”，但是，比那些“成功”者或者說擁有過無尚權(quán)力的人，他更具有政治家的素養(yǎng)和才能。
宋教仁的生命相當短暫，僅僅32歲。然而，他卻給波譎云詭的民國政治舞臺，投下了一抹耀眼的光明，給“政治”這個殘酷、陰森的字眼，注入了溫情的元素，為飽受西方詬病的中國政治贏得了一些尊嚴。以苛刻、刁鉆、桀驁不馴著稱且與同盟會分道揚鑣的革命家兼學者章太炎就多次在公開場合稱贊宋教仁具有相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章太炎在《神州日報》上公開宣言反對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tǒng)，而推崇宋教仁為內(nèi)閣總理：“下江浮議，有款待孫（中山）君歸國，始正名號者，此無異兒童達見”，“今日應(yīng)由首領(lǐng)委任內(nèi)閣總理”，“至于建置內(nèi)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1］就連革命黨的政治對手袁世凱對宋教仁也是佩服極至，1912年6月，同盟會集體退出內(nèi)閣之后，袁世凱于6月23日在《民立報》復同盟會言時，曾這樣評價宋教仁：“諸君以為組織內(nèi)閣系從政黨上著眼，余則純從人才上著眼，如宋遁初（教仁）天資才調(diào)逸越儕輩……”［2］袁世凱對宋教仁的欣賞和欽佩并非官樣文章，他在很多場合都由衷稱贊過宋教仁并曾請求宋擔任混合內(nèi)閣總理，被宋拒絕。1913年1月26日，民國著名記者徐血兒在《民立報》發(fā)表《當今之政治家》，其中有言：“今日之政治家，求其有沉毅之魄力，運用之手腕，尤求其有系統(tǒng)之政綱，若宋教仁氏者……其行事頗有歐洲政治家之步調(diào)……故宋氏者可謂當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無有可以企及者也”。［3］
那么，宋教仁作為政治家有哪些特征，為什么說他是“當今第一流之政治家，無有可以企及者”？
慧眼識途——出類拔萃的政治學識
宋教仁既有深厚的中學根底，又有廣博的西學知識。如此，培育了他出類拔萃的政治學識。
宋教仁出生于湖南桃源縣，進過私塾、中過秀才，打下了堅實的國文基礎(chǔ)。在中國社會風云變幻的時刻，他勇敢地選擇了革命，從湘西北的溝里走出來，先是在武漢求學，尋找救國之道，后與黃興一道在長沙共同發(fā)起成立了反清革命組織“華興會”。在清政府頑固不化的當時情況下，宋教仁并不反對暴力革命，在華興會的時候就曾參與和組織了兩湖起義，并擔任常德地區(qū)的總指揮，因起義失敗，與黃興等一道被迫逃亡日本。初到日本的宋教仁不過22歲，即主持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的創(chuàng)辦及編輯工作，后在黃興的提議下該雜志交給同盟會，改名《民報》，成為同盟會機關(guān)報。宋教仁亦是主要的編輯人和撰稿人。參加同盟會后，宋教仁擔任同盟會司法部檢事長，是同盟會的核心成員。宋教仁一邊從事革命活動一邊求學、寫文章，發(fā)表了多篇揭露清政府假立憲真專制、號召國民起來革命的文章，其論點之準確、論據(jù)之充分為革命陣營與反革命陣營所稱道。
1906年，以恃才傲物著稱的張?zhí)着c宋教仁在東京一見如故，從此往復探討學問或煮酒論英雄，終成莫逆之交。與宋教仁處于敵對陣營的梁啟超因見《民報》刊載宋之文字，亦托人致意愿與相見。［4］
宋教仁加入革命陣營之后，便考慮得十分長遠，他著重考慮的是在破壞了一個舊社會之后如何建立一個相對完美的新社會。革命對于他只是手段而絕不是目的，他不是把西方的先進思想和理論當作達到目的的道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此，當別人熱衷于自殺式武裝革命的時候，宋教仁除了向國人灌輸革命理論、揭露政府陰謀，以喚醒國人之外，把主要精力用在學習上。在他看來，摧毀舊社會也好，建設(shè)新社會也好，都不能只靠熱情，必須依靠智慧和能力，尤其是建設(shè)新社會，得有一批才識卓越的領(lǐng)導者。要想革命成功，必須從政治的革命和社會的革命兩方面著手方可。進入日本之后，他先后入早稻田大學和東京政法大學學習，所學專業(yè)皆為法律，而且熟練地掌握了日語和英語等外國語言。從這一點上看，宋教仁成為中國憲政主義的鼻祖是早有“預謀”的。在日本的6年，宋教仁閱讀并翻譯了大量的西方及日本的法律制度、法學以及財政學著作，撰寫了一批有關(guān)西方憲政、西方革命以及國際關(guān)系的文章，并花費大量精力研究中國邊疆史、日俄侵略史以及當時日俄等國在中國邊疆的新動向，在革命黨中可謂獨一無二。宋教仁本著務(wù)實的態(tài)度和對國家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對中國革命往何處去、如何才能勝任革命和建設(shè)重任進行了認真而慎密的思考。1905年5月21日，宋教仁在日記中寫道：“近人皆言愛國，然國皆由個人組成，人為構(gòu)成國家之分子，即須有不愧為構(gòu)成國家之分子之資格?！瓰槿酥?，約言有素要者，即思想、道德、知識、能力是也?！保?］宋教仁正是朝著有思想、道德、知識、能力的政治家的方向去努力的，他在為建設(shè)一個全新的中國作充分準備。蔡元培先生在宋教仁日記匯編《我之歷史》第一冊序言中這樣評價日本時期的宋教仁：“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會，會旨雖有建立民國平均地權(quán)諸義，而會員大率以驅(qū)除韃虜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設(shè)之計劃者居少，若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漁父先生其最著者也?！保?］
宋教仁雖然脫胎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且對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由衷的喜愛，但他并不是那種盲目崇拜、一意孤行的人，更不會抱殘守缺，死認中國文化不放，將儒、法、道、釋思想裝入西方現(xiàn)代化的瓶子里，幻想以此達到建設(shè)新社會的目的。宋教仁是革命黨人中少有的頭腦清醒者，當他對世界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之后，便知道只有學習與借鑒西方才是唯一的正道。在閱讀、翻譯和思考中，宋教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觀，同時也積累了十分豐富的作為政治家的資本。宋教仁認為，中國要強大、中國人要想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必須政治昌明，而使政治昌明的惟一辦法就是實行徹底的民主憲政。由此，他反對在中國實行以各種美名相冠的主義，他告誡一些激進主義者：“凡唱一主義，不可不精審其主義自身之性質(zhì)與作用，并斟酌其客體事物之現(xiàn)狀，以推定其將來所受之結(jié)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行?！保?］他不遺余力地抨擊清政府的假立憲：“天下豈有虛懸一憲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責人民之服從，而猶謂之立憲者乎？”“其抄襲東鄰島國半專制之憲法條文而謬以己意增減之，處處鹵莽滅裂，作外行語，已為通人所不齒?！保?］在宋教仁看來，所謂立憲必須達到如下幾個基本目標：“立憲國民，其義務(wù)必須平等。”“立憲國民，其權(quán)利必須平等。”“立憲國民，有監(jiān)督財政之權(quán)。”［9］
此外，宋教仁還通過對當時國際上重大事件的分析、探討，總結(jié)民主政治的可行之策與國際關(guān)系的復雜成因。其見解之獨到、分析之透徹、預測之準確，足見其政治學識之高深，是那些空話主義者無法企及的。
另樹一幟——卓爾不群的政治膽識
宋教仁與很多革命家不同之處在于：他不是僅僅只憑借一腔熱情和樸素感情參加革命，不惜代價不管后果。在從事革命活動的同時，宋教仁亦在思考革命該如何進行？現(xiàn)階段的革命策略是不是切實可行？應(yīng)該如何改變？也許正因為如此，宋教仁很少參與孫中山和黃興組織領(lǐng)導的武裝行動。宋教仁并不是反對暴力革命，在滿清政府拒不退出政治舞臺的情況下，要想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也只有暴力革命最快捷有效了。宋教仁是覺得目前的策略和方法有問題，成功的可能幾率相當?shù)?。當差不多所有的革命黨人都處于高度盲從狀態(tài)的時候，宋教仁卻準備“背道而馳”了。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自1895年始，即以海外為基地，在兩廣等沿海地區(qū)，組織策劃了一系列針對滿清政府的起義、暴動和暗殺行動，卻無一成功，不僅革命黨人千辛萬苦募捐來的有限資金一次次付之流水，讓海外支持者漸生倦意，而且白白犧牲了無數(shù)熱血青年的生命?？墒牵瑢O中山并沒有總結(jié)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革命隊伍里也沒有人去思考為什么會屢戰(zhàn)屢敗，依然周而復始地在沿海地區(qū)從事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自殺式行動。孫中山又是個唯我獨尊、剛愎自用的人物，同盟會的重大決策包括經(jīng)費開支從不與他人商量，財務(wù)帳目也不公開。1907年初，孫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贈款，留給總部的辦報經(jīng)費又相當之少，終于激起了同盟會內(nèi)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張繼等人要求孫中山辭去同盟會總理職務(wù)，另舉黃興擔任總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張的。后因黃興、劉揆一極力勸阻，為大局計，宋教仁才改變態(tài)度。然而，革命陣營的分裂局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讓宋教仁憂心忡忡。該年2月28日，當他聞知孫中山與黃興因國旗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孫堅持用青天白日旗，黃認為該旗與日本旗相似，萬不可用。孫不讓步，黃提出辭職），在當天的日記中曾有此言“蓋……自成立以來，會員□□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于專制跋扈……又思□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作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保?0］盡管宋教仁已心生他意，然而，仍然希望孫中山能有所改變，這樣，則自己亦可不必另謀出路了。該年二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之后，悲觀失望情緒籠罩整個革命陣營，革命黨人信心大減、斗志衰弱，而同盟會的領(lǐng)袖孫中山又對同盟會工作不管不問，革命隊伍處于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狀態(tài)。為了挽救革命，該年5月，趁孫中山來日本之際，宋教仁與譚人鳳等人請求孫中山改革會務(wù)，擴大民主，減少決策失誤?？墒菍O中山卻對宋曾經(jīng)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懷，態(tài)度十分橫蠻，而且極不負責任。他冷冷地對宋教仁說：“同盟會已經(jīng)取消，有力者盡可另樹一幟?！保?1］
宋教仁等人對孫中山徹底失望了，為了讓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廢，宋教仁、譚人鳳等人于該年6月，在東京研究決定，成立同盟會中部總部，調(diào)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隊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會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膽識，徹底否定了孫中山在兩廣沿海地區(qū)零敲碎打的自殺式會黨策略，提出了著名的“上中下革命三策”：“一為中央革命運動，推倒政府，使全國瓦解，此為上策……一在長江流域同時大舉，隔斷南北，使兩方交通斷絕，制政府命脈，此為中策……一在邊省起事，徐圖中原……”［12］與會人員一致同意采用中策。一年之后辛亥革命革命的勝利，證明了宋教仁的遠見卓識。
宋教仁之所以要建立中部總部、提出“革命三策”，并不是如其它革命黨人一樣，認為孫中山只重珠三角而忽略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要自立門戶，與孫中山分庭對抗，他是在總結(jié)了革命失敗的教訓之后及時的改弦更張，是在根據(jù)武裝革命的基本規(guī)律并借鑒他國革命成功的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所得出的正確結(jié)論。試想，古今中外，有多少從邊陲發(fā)動革命而成功的范例？即便成功，其時間也相當長久、其代價也相當慘重，如果繼續(xù)以前的策略，則不僅革命成功遙遙無期，而且讓百姓多生反感?！皩O逸仙已是落后于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13］盡管宋教仁1910年12月與日人串戶真左樹談話時才說出這樣的話，但其看法卻是由來已久的。他不怕背負“分裂”和“離經(jīng)叛道”的罪名，勇敢地站出來扭轉(zhuǎn)革命航向。這種過人膽識是很多人所不具有的，這或許就是革命家與政治家的區(qū)別所在吧。
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為中部總部的靈魂人物，領(lǐng)導革命黨人以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為革命重心，加強與各革命團體的聯(lián)系與聯(lián)合，并制訂了1913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事的戰(zhàn)略部署，后武昌新軍因各種偶然的因素提前起義并取得成功，雖然不是宋教仁和中部總部直接領(lǐng)導，但其影響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武昌起義的成功也說明了宋教仁是頭腦清醒、判斷準確的政治家。
值得指出的是，同盟會中部總部雖然名義上隸屬于東京總部，但實質(zhì)上與東京總部已經(jīng)沒有了任何聯(lián)系，中部總部的成立、章程的確立、行動計劃的制訂，孫中山和東京總部都一概不知也從末過問。也可以說武昌起義與孫中山?jīng)]有直接關(guān)系，更談不上領(lǐng)導。
把握機遇——登峰造極的政治才識
宋教仁的民主憲政思想在不斷學習、思考、總結(jié)中逐步成熟，至辛亥革命時已形成了一整套的憲政綱領(lǐng)。在清末民初的革命家中，宋教仁是少有的目標明確并向著目標百折不撓前進的政治家。
武昌起義前，宋教仁接到湖北革命黨人要求他和黃興等人趕赴武昌指導革命的請求，幾次準備動身，皆因被關(guān)在武漢監(jiān)獄的桃源同鄉(xiāng)、革命黨人胡瑛使人送信阻撓（言武漢情況很糟，起事不會成功，勸其千萬莫去）而錯失了絕佳機會。得知武昌革命成功的消息之后，宋教仁馬不停蹄地趕往武昌，盡管阻撓宋教仁前來的胡瑛已經(jīng)占據(jù)了至關(guān)重要的革命軍外交部長的職位，宋教仁只是這位同鄉(xiāng)的一個下屬，但宋教仁毫不計較，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夜以繼日地起草了《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及官制草案》（簡稱《鄂州約法》。《鄂州約法》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已付諸實施的憲法文本，而且是一個具有明顯的三權(quán)性質(zhì)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該約法為即將成立的中華民國奠定了法律基礎(chǔ)，此后的“臨時約法”也好，其它實施過的或未實施過的憲法、約法也好，都是以《鄂州約法》為藍本制定的。中國得已有十余年憲政實驗的機會，很大程度上亦歸功于宋教仁制定的這部《鄂州約法》?？梢哉f，是《鄂州約法》為中國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時代，是《鄂州約法》給很多人以走上中國政治舞臺的機會，也是《鄂州約法》讓中國人知道了政治還可以這樣進行的。奇怪的是，時至今日，在我們很多的厚如磚塊的民國史、辛亥史著作里，竟然對該約法只字不提，我不知道我們的歷史是怎么寫的。
宋教仁深知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是權(quán)力不受制約，而中國又是一個對權(quán)力過于崇拜的民族，因此，在民國成立伊始，他便竭力主張實行英法式的內(nèi)閣制，以避免個人專權(quán)，提高政府工作效率。1912年12月26日，孫中山回國的第二天，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wèi)等人在孫中山寓所開會，討論臨時政府問題。在實行總統(tǒng)制還是內(nèi)閣制問題上孫宋各執(zhí)一詞，孫堅持總統(tǒng)制，宋力主內(nèi)閣制，他和孫中山之間發(fā)生嚴重分歧，黃興勸宋教仁取消提議，宋教仁沒有答應(yīng)。于是，政體問題被提交臨時參議院討論。由于以章太炎為首的一批社會知名人士呼吁宋教仁擔任內(nèi)閣總理，而招致革命黨內(nèi)部及立憲派、舊官僚集團的嫉恨，他們以為宋教仁提出內(nèi)閣制主張純粹是為了讓自己當總理，因而一致反對宋教仁的提議，選擇了孫中山盼望的總統(tǒng)制。后宋教仁從法律的角度，參考美國的憲法設(shè)計，對確立總統(tǒng)制政體的《臨時約法》提出了三點修改意見：一是增加臨時副總統(tǒng)，二是由臨時大總統(tǒng)制定官制官規(guī)，三是臨時大總統(tǒng)發(fā)布法律及有關(guān)政務(wù)命令時，須國務(wù)員副署。然而，宋教仁的意見卻被那些自私、愚蠢的政客們棄之如屐。后南方臨時政府根據(jù)之前的承諾（袁勸清帝退位，即擔任國家最高統(tǒng)帥），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tǒng)時，包括孫中山在內(nèi)的革命黨人忽然想起了宋教仁倡導的內(nèi)閣制，于是匆匆忙忙修改《臨時約法》，變總統(tǒng)制為內(nèi)閣制。此時的孫中山認為中國不適合總統(tǒng)制了，1913年3月孫在日本神戶演說時這樣說：“美國之所以采取總統(tǒng)制度，此因其政體有聯(lián)邦性質(zhì)，故不得不集權(quán)于總統(tǒng)，以謀行政統(tǒng)一?，F(xiàn)就中國情形論之，以內(nèi)閣制度為佳。我的國民莫不主張政黨內(nèi)閣，視其議員為何黨之多數(shù)，以定國民之信用。”［14］此行為很不嚴肅，當時就引起媒體和社會的廣泛詬病。正如李劍農(nóng)先生在《戊戌后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指出的那樣：“這種拘于一時環(huán)境的立法精神，是所謂‘對人立法’的精神，對人立法在理論上是不能贊許的，因為真正的大梟雄，不肯把法律放在眼里，徒使真正的政治家，失去政治運用應(yīng)有的活動?！保?5］由于政客們的不健康心態(tài)使然，該約法存在著很大的制度缺陷，立法、行政、司法權(quán)力劃分不科學，議會權(quán)力太大，對總統(tǒng)權(quán)力的限制過于嚴厲，司法的獨立權(quán)表達很不充分，為其后的袁世凱廢除國會、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北洋政府的頻繁更迭埋下了禍根。
宋教仁主張政黨內(nèi)閣，因為以中國當時的國情，政黨內(nèi)閣是確保行政效率的最好手段，亦是政治透明化的關(guān)鍵。據(jù)革命黨人居正回憶，宋教仁在孫中山提議他為內(nèi)政總長被否決之后，對同情他的友人說過這樣的話：“總長不總長，無關(guān)宏旨，我素主張內(nèi)閣制，且主張政黨內(nèi)閣……”［16］宋教仁在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政府內(nèi)擔任過法制局長、在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擔任過農(nóng)林部長，因內(nèi)閣組成人員成分復雜而無法有大作為。1912年7月，因身為同盟會員的內(nèi)閣總理唐紹儀與混合內(nèi)閣中共和黨和統(tǒng)一共和黨政見不一，遂使政府工作無法有效開展，向袁世凱辭職。唐紹儀的辭職，讓宋教仁進一步認識到組織政黨內(nèi)閣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于是與同盟會內(nèi)閣成員蔡元培等商議：同盟會員全體退出內(nèi)閣。宋教仁態(tài)度鮮明地申言：“此次國務(wù)院改組，本人向主張純粹政黨內(nèi)閣；至他黨組織，本會各員退出，本人早已發(fā)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決辭職，即本會同志必不贊成，即余即出黨亦可，決不使自己主張之宗旨致相矛盾也。”［17］態(tài)度之堅決，目標之明確，言行畢露。
宋教仁辭職之后，袁世凱曾派人做他的工作，請求他擔任混合內(nèi)閣總理，被他斷然拒絕。辭職之后的宋教仁抓住中國政治比較開放的有利時機，專心政黨建設(shè)，通過與統(tǒng)一共和黨等五個小黨多次協(xié)商和溝通，本著包容和妥協(xié)的精神，達成了一致共識，于1912年8月組成了當時中國人數(shù)最眾、規(guī)模最大的政黨國民黨。宋教仁1913年3月在國民黨交通部演說時，說明了他改組國民黨的良苦用心：“今者吾黨對于民國，欲排除原有之惡習慣，吸引文明之新空氣，求達真正共和之目的……”［18］在國民黨正式成立大會上，宋教仁以僅次于孫中山和黃興的高票當選理事，因?qū)O中山對政黨建設(shè)沒有興趣，后宋被推選為代理理事長，成為國民黨的領(lǐng)導核心。國民黨在宋教仁的領(lǐng)導之下，呈現(xiàn)出了生機勃勃、勢不可擋的良好勢頭。宋教仁組建國民黨的意義的影響，就連素立于同盟會反對地位的《時報》記者黃遠庸亦認為:“宋君此次主持國民黨改組之功，于中華民國歷史上必有不可磨滅者?！保?9］讓我痛心的是，宋教仁是國民黨的真正締造者，這一鐵的事實海峽兩岸卻不愿承認。
宋教仁的理想是仿照英美，形成兩黨政治格局，他在《致北京各報館書》中說：“吾人改組國民黨時，宣言政黨宜二大對峙，希望自黨發(fā)達，同時并希望反對黨亦發(fā)達，能至旗鼓相當而后已，誠以政黨須有道德，其態(tài)度固應(yīng)如是也?！保?0］后來又進一步闡明了他的政治理念：“我們要在國會里頭獲得過半數(shù)的議席，進而在朝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nèi)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jiān)督政府……”［21］在年底進行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獲得壓倒多數(shù)的席位。正當宋教仁應(yīng)臨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之邀，雄心勃勃地北上組閣之際，從上?；疖囌娟幇到锹淅镲w來的一顆罪惡的子彈，結(jié)束了他年僅32歲寄托了中國人無限希望與夢想的寶貴生命。殺害宋教仁的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誰，一百年來眾說紛紜，革命黨說是袁世凱，袁世凱說是革命黨。袁世凱因宋教仁即將組成責任內(nèi)閣，其權(quán)力受到制約（據(jù)說袁世凱并不懼怕孫中山，而真正懼怕的人是宋教仁），袁有殺宋的動機?？墒?，在當時袁宋關(guān)系為全國人民關(guān)注的情況下，以袁世凱的智商，去殺宋無疑是給自己找麻煩也會影響他作為政治人物的聲譽，而且是在國民黨的老巢上海，袁應(yīng)該不會這么愚蠢。而國民黨內(nèi)（主要是同盟會內(nèi)）因宋教仁鋒芒太露，蓋過了昔日的領(lǐng)袖人物，將其除之也不是沒有可能，兇手與某些同盟會成員的關(guān)系之密切也不能不讓世人生疑，兇案發(fā)生后即被陳其美控制的上海當局破案，且兇手滯留上海束手就擒，關(guān)鍵疑犯在獄中非正常死亡，亦很不正常。誰是宋案真正的幕后主使，也許永遠都被歷史的塵埃掩埋了。
宋教仁遇難后，國民黨群龍無首，北京總部又與上海原同盟會高層意見相左，終于導致該黨的分裂和沒落。需要指出的是，宋教仁的政黨內(nèi)閣主張、民主憲政設(shè)想、政黨建設(shè)，不僅日后為很多人不理解，就是當時革命黨內(nèi)部高層也沒有給予應(yīng)有的支持。前面已經(jīng)說過，孫中山、黃興不贊成宋的內(nèi)閣制主張，南方臨時參議院處處與宋為敵，雖然組建國民黨孫中山?jīng)]有表示過明確的的反對，但態(tài)度是相當冷淡的，并以專事實業(yè)不問政治為借口堅決不從國民黨理事長之職。依本人淺見，孫贊成宋教仁組織國民黨，不過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孫中山知道，以宋教仁的個性和能力，如孫不同意他組黨，宋絕對會獨樹一幟，脫離以孫為代表的同盟會。權(quán)衡利弊，孫不得不同意宋的決策。孫在上海國民黨歡迎會演說時稱贊：“合六黨成一國民黨，其功與南北統(tǒng)一同?！保?2］我認為，孫中山這句稱贊僅僅只是應(yīng)付之語，否則就沒有宋教仁犧牲多年之后的耿耿于懷，他1923年對廣州國民黨人演說時說：“黃興、宋教仁等一般舊革命黨人，以為別人既有了黨，吾等尚未有黨，乃相率而組織國民黨?！保?3］宋教仁剛遇難時曾經(jīng)對其稱贊有加的國民黨元老馮自由，后來也轉(zhuǎn)變立場，指責宋“熱衷利祿”。以反共著稱的戴季陶，1913年對宋主持制定的國民黨黨綱備加贊美，以后卻稱宋為“革命黨的第一罪人”。［24］
比起宋教仁對自己政治理念的堅持和執(zhí)著來，一些人的左搖右擺、翻云覆雨實在是有些下作。這或許就是政治家與政客的分界線吧。
堅守底線——無與倫比的政治卓識
與很多所謂的政治家不同的是：宋教仁是一個永遠堅守政治底線的政治家，他決不會拿國家主權(quán)和民眾利益作交易。在宋教仁留下的不算太多的著作中，提醒民眾和政府警惕俄日侵略、揭露俄日陰謀的文章就達20余篇，尤以《間島問題》和《二百年來之俄患篇》最為著名，與一些革命黨人的曖昧態(tài)度形成鮮明對比。1912年，俄蒙條約欲簽訂之時，身在南方的宋教仁發(fā)表了多篇措辭強硬的講話和聲明，表明了決心捍衛(wèi)國家主權(quán)和領(lǐng)土完整的立場。正如郭漢民先生在《宋教仁集.前言》中所說的那樣：“在清末革命黨人中，存在這樣一種情況，有的人對國內(nèi)封建統(tǒng)治者的仇恨大于外國侵略者，他們反滿革命的熱情遠遠高于反帝愛國的本能，在他們處境艱難到萬般無奈的時候，甚至不惜以國家某部分（諸如滿蒙）的利權(quán)換取外國勢力的支持?！倍谓倘蕝s始終堅守 “國家領(lǐng)土人人當寶愛之”的原則?？梢哉f，在革命黨中，沒有誰比宋教仁更愛國了。
在間島問題上，宋教仁表現(xiàn)了一個政治家的敏銳性和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責任心。
間島是中朝邊界圖們江以北1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lǐng)土，由于清政府對邊疆疏于管理，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之后，朝鮮人便越江來間島墾殖，日本人于是打上了這片土地的主意，日本輿論公然稱間島為“鴨綠江源的獨立國”，其霸占間島的野心昭然若揭。宋教仁得知這個情況之后，十分焦慮，然當時的革命黨人，視革命為第一要務(wù)，只知道與清政府為敵，對日本的侵略企圖熟視無睹。宋教仁覺得他不能對如此關(guān)系國家主權(quán)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坐視不管，為了保衛(wèi)國家領(lǐng)土，他向朋友借來路費，化作日本人，冒險潛回東北，打入了日本人在東北的長白山會，掌握了他們欲變間島為朝鮮領(lǐng)土的假證據(jù)。隨后，宋教仁查閱各國圖書資料中有關(guān)中國邊疆的記載，還有朝鮮資料中有關(guān)中朝邊境的記載，從語言學、國際法、歷史、地理等多個角度進行論證，寫成了《間島問題》一書，以確鑿的事實證明間島自古屬于中國領(lǐng)土。書成之時，正值中日圍繞間島歸屬進行談判，日本某學者聞知此事，許以重酬購買該書版權(quán)給日本政府，以換取革命費用，宋教仁嚴辭拒絕，他立即托友人時間差書稿送給清政府駐日公使，由駐日公使轉(zhuǎn)交給袁世凱（一說為清外交部）。據(jù)說袁世凱得宋書后，對宋的才學極為常識，去電給駐日公使，邀宋回國襄助交涉，宋以無法脫身拒絕，后袁世凱又委托駐日公使給2000大洋酬金，宋將此款贊助了在日的中國貧困學生。因《間島問題》一書的幫助，清政府保住了國土?？墒?，宋教仁卻因此遭受了不白之冤和報復迫害，革命黨中有人誣陷宋教仁賣黨求榮，日本政府懷疑宋為清政府密探，時加迫害。宋教仁對此等閑視之。［25］宋教仁以一個政治家的標準要求自己的言行尤其是面對重大問題時的立場，他不會為一己之利或一個組織、團體的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和全體國民的利益，政客混混之流焉能理解他的胸懷？他在《致李、胡二星使書》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政府固所反對，然國家領(lǐng)土，國民人人當寶愛之?！保?6］
在定都問題上，亦體現(xiàn)了宋教仁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堅定立場。
辛亥革命勝利后，南方革命黨人，包括孫中山、黃興等領(lǐng)袖人物均堅持將首都設(shè)立南京，當時以章太炎為代表的知識界和多數(shù)輿論皆持堅決的反對態(tài)度，宋教仁是贊成將首都設(shè)于北京的，他曾經(jīng)游歷東北，深知北京對于中國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俄日一直對我北方虎虎視眈眈，且俄正在操縱蒙古獨立，首都設(shè)立北京，對侵略者有一定震懾作用。可是，黃興以武力威脅同盟會員，強迫其投票定都南京。宋教仁作為迎接袁世凱來南京就職的專員到達北京，來北京的第四日（即2月29日）發(fā)生了影響中國歷史的“北京兵變”（北洋軍閥曹錕的第三鎮(zhèn)一部以沒有及時得到軍晌為由，在北京發(fā)生嘩變，隨即波及保定、天津等地）。兵變之后，袁以北京局勢不穩(wěn)為由，不愿離開北京，并請宋教仁先行回南京報告。此時的宋教仁更加贊成定都北京的設(shè)想，并向南京說明了兵變情況及定都北京的的意見，引起了同盟會員的不快。當袁世凱在北京通電就職后，同盟會員主張黃興領(lǐng)兵北上，宋教仁極力反對，認為領(lǐng)兵北上，幾同兒戲，其必然引起內(nèi)戰(zhàn)，禍害百姓。宋的話還沒有說完，與會代表馬君武大罵宋為袁世凱說客，出賣南京政府，并煽了宋一個耳光。
當時，同盟會內(nèi)部多數(shù)人認為，北京兵變是袁不愿離開老巢而導演的一出苦肉計，而責怪宋教仁明知是袁之計，卻不公開揭穿而一味迎合。時至今日，我們的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仍然借用這種觀點。我卻贊成吳相湘先生的分析：表面看來，此言看起來很有道理。稍一深思，破綻甚多。袁如留戀老巢，就不會唆使軍隊叛亂，這種行徑如同于玩火。當時，反對定都南京的呼聲相當強烈，袁不想離開北京，有的是比這更好的辦法，何況袁極力想在外國列強面前顯示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怎么可以出此下策呢？［27］事實上，宋教仁一直對袁世凱沒有好感，他之贊成定都北京，完全是為國家民族計。
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宋教仁置個人榮辱得失于不顧，屢屢與他人觀點行為相左，引來政敵和革命黨內(nèi)部的攻擊和猜忌。辛亥革命剛剛勝利之后，在有關(guān)建制問題上，革命黨人包括立憲派人士大多主張實行地方分權(quán)的聯(lián)邦制，而宋教仁卻主張中央集權(quán)，實行單一制。在他看來，自辛亥革命革命始，全國大多數(shù)省紛紛獨立，如任其下去，則導致國家分裂的危險。為此，他與胡漢民展開了激烈爭辯。盡管各界政治人物最終選擇了中央集權(quán)，但并沒有消除對宋教仁“標新立異”的不滿，也留下了日后國民黨人清算宋教仁的伏筆。
宋教仁并不是一個得理不饒人的人物。小的細節(jié)他可以忽略、無關(guān)原則的問題他可以讓步，為了大局他甚至可以忍辱負重。1907年倒孫風潮時，他起初是贊成讓孫下臺的，對孫也有諸多不滿，后因有不同意見，從維護同盟會的團結(jié)計，他改變了立場。與五黨聯(lián)合組建國民黨時，因他黨認為“民生主義”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堅決反對“民生主義”這一提法，宋接受了他黨意見，將其改為“民生政策”。因他黨反對將“男女平等”寫入黨綱，考慮到他黨意見，加上當時的西方立憲國如英國政黨的黨綱里均無“男女平等”的提法，宋遂同意黨綱里不列此條。因“男女平等”末列入黨綱，宋教仁挨了女革命黨人唐群英等人兩次毆打，一次是1912年8月13日，同盟會總部開會時，一次是該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上。還有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勝利后力主由黃興取代舊官僚黎元洪擔任軍政府大元帥，后又爭取黃興擔任臨時大總統(tǒng)，但當大多數(shù)人不贊成他的意見時，他也沒有如某些人一樣橫生枝節(jié)，而是承認現(xiàn)實，服從大局。
很多學者和政治人物都認為，宋教仁在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贏得勝利之后，曾經(jīng)運動推翻袁世凱，由老實木納、易于控制的黎元洪取而代之。吳相湘先生在《宋教仁傳》里、遲云飛先生在《宋教仁與中國民主憲政》里，都有這樣的表述，其中遲云飛先生的著作里還有專節(jié)《策劃推翻袁世凱》。他們的史料來源不外乎當時部分媒體的謠傳及一些人如章太炎、徐血兒、北一輝的猜測。宋教仁生前亦對這種謠言進行了澄清與反駁，他說：“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謂人欲為總統(tǒng)或總理或國務(wù)員……袁總統(tǒng)欲為正式總統(tǒng)，然余最佩服，蓋今日政府服務(wù)之責任心者惟一袁，吾人惟論其有此本事與否，不當論其不宜有此心?！保ā恶g某當局者》）［28］他還批評造謠惑眾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還推心置腹地告訴民眾“我當日演說，雖是非難政府，皆系平心之論，其要旨在謂政府對于庫事不應(yīng)因循守舊，毫無辦法，對于財政只知借款……”（《答匿名氏駁詞》）［29］當時和以后，另一方當事者黎元洪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沒有言及宋教仁曾運動他當總統(tǒng)的只言片語。如確有此事，按常理，袁在世時，無論是為了討好袁世凱還是為了攻擊宋和國民黨，袁去世后，無論是為了反擊袁世凱還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籌碼，黎元洪都會把這件事抖露出來?？墒?，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發(fā)現(xiàn)這方面的蛛絲馬跡。不錯，宋教仁是很不喜歡袁世凱，但國家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是不能因個人的好惡而犧牲的，何況，當時整個社會對袁世凱還是充滿信心的，大多數(shù)列強國家亦看好袁世凱。在國民黨剛剛贏得議會選舉，宋教仁還沒有組閣之前，他會有如此輕率的思想和行動？再說，宋教仁從來就不曾瞧得上黎元洪，革命之初就想以黃興取代他。兩人之間的隔閡人所共知。怎么可能有擁黎之舉呢？還有，宋教仁做事從來不喜歡遮遮掩掩，主黃興代黎之大元帥如此，欲黃興任臨時大總統(tǒng)而反對孫中山就任是如此，主張內(nèi)閣制反對總統(tǒng)制亦是如此。所謂擁黎驅(qū)袁不過是當時政壇上一些智商低下的政客們的胡思亂想。依我看來，作為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宋教仁絕對不會如此糊涂。
吳相湘先生在《宋教仁傳》中所這樣評價宋教仁：“權(quán)位金錢不能浮，政見之不可犧牲，政治家之風骨，宋氏有之矣……”［30］
我堅信，作為政治家，宋教仁的道德操守與人格魅力萬古流芳。并不是有意抬高宋教仁，實則是在檢索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之后，發(fā)覺如宋教仁一般具有磊落、真誠、直率、寬容品德的政治人物太罕見了。
宋教仁既不會陰謀，也不會“陽謀”；既沒有明哲保身，也沒有一意孤行。宋教仁不僅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干凈的政治家。宋教仁沒有殺人害命的記錄，不管是直接的間接的、有意的無意的、該殺的不該殺的，都沒有；宋教仁沒有背后下手的行徑，不管是因公還是因私；宋教仁沒有唯利是圖的企圖，不管是政治上還是金錢上（曾拒任總理、拒受袁世凱重金）；宋教仁沒有風花雪月的故事，不管是寂寞無奈中還是興奮難抑時。
宋教仁具有敏銳的政治眼光、縝密的政治思維、超前的政治見識、良好的個人素質(zhì)，崇高的道德修養(yǎng)，他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政治家?？上?，他生不逢地。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如果生在英美，他將是一位前途無量的政治家，可惜，他生在了中國。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會捧起《宋教仁集》，漫無目標地翻閱，每當看到他在去世前給袁世凱的那封絕筆信，我都會淚眼模糊，不能自已。這是一封真正的血淚寫就的文書啊，足以感天地泣鬼神。他沒有計較個人得失，沒有聲言“一個都不寬恕”，沒有要求“報仇雪恨”，卻一直念念不忘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shè)：“……伏冀大總統(tǒng)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quán)，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哿。”［31］
這就是政治家的胸懷，這就是政治家的品德，這就是政治家的操守，這就是政治家的人格！這就是政治家！
注釋：
［1］［2］［4］［6］［17］［19］［24］［25］［27］［30］
吳相湘《宋教仁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第87頁，第135頁，第35頁，第107頁，第138頁，第158頁，第179頁，第39頁，第98-99頁，第140頁）
［3］［15］［16］遲云飛《宋教仁與中國民主憲政》（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第215頁，第129頁，第110頁）
［5］［7］［8］［9］［10］［12］［13］［18］［20］［21］［26］［28］［29］［31］《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第774頁，第346-347頁，第306-308頁，第18頁，第937頁，第529-530頁，第161頁，第578頁，第502頁，第543頁，第67頁，第558頁，第576頁，第588頁）
［11］《天變—辛亥革命紀實》（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第230頁）
［14］［22］［23］《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2006年11月出版 第三卷 第44頁，第二卷 第485頁，第八卷第432頁）
【作者簡介】倪章榮，筆名楚夢。男，湖南澧縣人，居長沙。作家，文史學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南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在《中國作家》、《芙蓉》、《芒種》、《作品》、《湘江文藝》、《湖南文學》、《同舟共進》、《書屋》、《看世界》等國內(nèi)刊物及《領(lǐng)導者》、《陽光》、《二十一世紀評論》、《世界華文文學》、《新中原報》等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中英文期刊發(fā)表文學和文史作品200余萬字。著有《邪雨》、《紅色引擎》、《許佳的夜晚》、《去和爸爸過年》、《舊鬼》、《在軍營里成長》、《1976年的秋天》、《陪葬》、《溫床》、《無毒蛇》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發(fā)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孫中山與中國現(xiàn)當代政治格局》、《作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寫民國史》、《辛亥革命深思錄》、《“五權(quán)”與“三權(quán)”》、《關(guān)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一個佇立在法理之上的國家》、《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等文史作品。40多篇作品被中外選刊及其各種年選選載。
總編輯：湖畔煙樹
執(zhí)行編輯：艾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