饃籠子
邵永晟
時光荏苒，兒時的記憶，有些已經(jīng)模糊忘記，有些卻烙印在腦海里，時常被我想起。比如，家中那高高掛起的——饃籠子，以及母親喚我“余糧”時，聲音里那絲苦澀的甜。
那是一只竹編饃籠，籠身呈碗狀，底小口大，底部的竹篾足有韭葉寬，縱橫交錯，往上漸次收束。最妙是提梁處，一根老槐木彎成的弧，被母親來回掛取時，摩挲得油光錚亮。
饃籠子經(jīng)年累月地浸在油煙里，篾片早被歲月盤成了深褐色，卻仍保持著收緊的姿態(tài)，好像母親永遠攥著的心。它懸掛在約兩米的空中——恰是母親踮腳方能夠著的極限，也是我孩童時代仰望的天際。那里面盛著的，是玉米面摻了少許白面蒸出的饅頭，黃澄澄的，硬邦邦的，卻是我兒時最渴求的美味。
窮字像把鈍刀，將日子削得透亮。父親在我出生前三個月就去世了。大姐嫁了人，大哥成家后分開另過。二哥上高中，早讀幾乎是不去學(xué)校的，每早參加生產(chǎn)隊的勞動，為的是能給家里多掙三分工。二姐幫著母親操持一些家務(wù)，三哥、四哥、五哥和我都在上學(xué)。后來二哥當(dāng)了兵，二姐也出了門，家里愈發(fā)艱難起來。窘境之下，三哥便輟學(xué)回家，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擔(dān)。
母親常說：“余糧余糧，余下的才是糧”，她粗糙的手指劃過饃籠的竹篾，如同丈量著生存的刻度。她給我起名“余糧”，原本應(yīng)是盼著面甕里能長存余裕，免受這食不果腹之苦，可這名字在那饑腸轆轆的年月里，反倒成了一種溫柔的諷刺。
小麥總是不夠吃的。午飯，多是炒些灰灰菜或是幾根蒜苗，當(dāng)作下鍋菜來調(diào)味；家里的油潑辣子，有時其實是用開水和（huò?)開的；晚飯則是漿水菜——野菜用面湯燒熟，任其發(fā)酵，酸溜溜的，卻也勉強下咽。母親算計著每一口糧食，唯恐我們餓著，更怕我們放開肚皮吃空了面甕。饃籠子便掛得那樣高，像懸在空中的希望，看得見，卻不易夠得著。
小時侯，我放學(xué)回家，肚子餓得咕咕叫，卻不敢擅自取食。有時向母親討要，她便掰半個給我，有時連這也不許。有時，我偷覷她不在的當(dāng)兒，爬上那老舊的大衣柜，顫巍巍地立著，手指勉強勾到饃籠子的邊緣。若運氣好，籠里有饃，便急忙抓一個下來，躲到屋后狼吞虎咽；若籠中空空，只得悻悻爬下，腹中雷鳴更甚。
記得有一回，我偷饃被母親撞見。她立在門檻上，逆著光，身影瘦小而佝僂?！梆I死鬼投胎的么！”她罵道，聲音卻不如往常有氣力。我見她眼里閃著什么，怕是淚光，便不敢抬頭。她終是沒有打我，只是長嘆一聲，轉(zhuǎn)身去灶間燒鍋去了。
農(nóng)田到戶后，農(nóng)活日益繁重，三哥儼然成為家里的“頂梁柱”，23歲的他，僅憑著單薄肩膀，把原先的三間土坯房擴建成八間新瓦屋，為兄弟們的未來，筑起了安家立業(yè)的根基，可謂是勞苦功高！四哥五哥和我放學(xué)后，也幫著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計。母親的手更粗糙了，指節(jié)突出如竹節(jié)，卻仍日日和面、蒸饃、掛籠子。
小時候，我是不喜歡“余糧”這個名字的，覺得又土又俗，便自作主張更改成“余良”，再后來我應(yīng)征入伍，便又改成了現(xiàn)在的名字。
如今想來，“余糧”何嘗不是母親存放在光陰里的種子？她用竹篾編織的方舟，載著八個兒女橫渡饑荒的河流；她以槐木提梁作秤桿，稱量著母愛與生存的天平。每逢我在異地的超市看見精巧的竹制食盒，總會想起那個懸在空中的糧倉——那里存放的不僅是硬邦邦的玉米饃，更是母親在絕境中生生不息的智慧：她把最疼愛的碎兒喚作“余糧”，用名字在貧瘠歲月里埋下希望的根須。
如今，母親已化作青山，但每逢麥?zhǔn)鞎r節(jié)，我仍能聽見竹篾簌簌的輕響。那只永不落地的饃籠子，那個永遠夠不著的“余糧”，原來早在我攀爬衣柜偷饃的年月，就已將整個民族的饑餓記憶，釀成了生命最初的甜。
作者簡介
邵永晟，1971年出生，陜西周至人，咸陽市作家協(xié)會會員。愛好閱讀，喜歡旅游，用眼觀世界，用心悟人生，喜寫散文和游記。作品散見于《陜西政協(xié)》《都市頭條》《咸陽日報》《西咸百姓生活報》等新聞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