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打工的兄弟姐妹問個好
——文/李彥國
1980年，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運動結(jié)束了，農(nóng)村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下的小農(nóng)種作代替了集體大生產(chǎn)，生產(chǎn)隊解散，我的民辦教師也卸任了。幫父親收完秋天，我就趁農(nóng)閑背上破爛的鋪蓋卷，單槍匹馬，長驅(qū)直入大西北。
那時，往西走沒有路，我先東到邯鄲，北到石家莊，西到長治，然后到太原，700里的距離，走了兩天一夜的路程。第一次出遠門，坐汽車，乘火車，心里戰(zhàn)戰(zhàn)兢兢。
到了太原火車站，被一伙人熱情地逼去，非得掏一塊五毛錢買他一碗煮面條，說是一碗，里面的面條只有一酒盅。那時，我認識了城市，知道大城市里有人竟敢披著熱情友善的外衣，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廣場干著不地道的勾當(dāng)。從王金莊到太原坐了兩天一夜的車才用了7元錢，到了太原一酒盅面就花了1.5元。
我身上只有5分錢了。
事情湊巧，在太原火車站茫茫人海中，碰到一個軍人，是我們一道溝的，他是禪房村的，他弟弟在王金莊上學(xué)，和我同班，我去過他家，曾在他家見過一面，他疑疑惑惑認出了我。
是他掏3毛錢給我買了太原開往上蘭村的火車票，把我?guī)У搅吮本┛偤蟮囊粋€部隊。蘭村下來火車，往部隊走，還要步行18道灣，路上不遠處設(shè)一崗站，須登記身份和事由才能通過，那是一個大型的彈藥庫，都是山洞，原為閻錫山所建。
我哥哥就在里面當(dāng)兵，他帶我找到了哥哥，住到了部隊，旅途的勞累，我呼呼睡著了，哥哥把被角為我壓到膀子下，把脖子圍好，我像一只無奈的羔羊。
第二天晚上，我們到了太原造紙廠，找呂大爺，他笑盈盈地讓我坐在他的板凳上，他的板凳和我們農(nóng)村的板凳不一樣，聽說里面有彈簧，城市人不叫板凳叫沙發(fā)，我在書上讀過“沙發(fā)”，但不知沙發(fā)是這個樣子。
呂大爺是我們涉縣人，戰(zhàn)亂時當(dāng)兵打仗，就沒有回來，在外面娶妻生子安了家，解放后在太原造紙廠當(dāng)了原料場場長，場長也是“長”，官也不小，管著兩個原料場。他的原料場暫且沒活可干，就找任站長把我安排到了西村采購站打包。
三個人操作一臺打包機，我們六個人，兩臺機。有兩個當(dāng)?shù)厝耍挥迷趫隼镒。Ｏ挛覀?個人住在蘭村采購站，每天走4里地到西村采購站打包。
4個人住在一間房子里，共用一個磚砌的大爐子，燒碳做飯。
各人帶著小鍋，天亮之前各自做好吃好，我每天做小米稀飯窩窩頭。晚上吃過飯，各人蒸好窩頭，準備好第二天中午的干糧，已是深夜。
干一天活，又饑又餓，都想搶先做飯，我不急，在等三個師傅做飯的空襠里，我忍著饑餓看書等他們。
面吃完了，我們?nèi)ゴ謇锏霓r(nóng)戶家買上玉米，一毛四分錢一斤，找鋼磨磨成面。
每天早晨，我們冒著凜冽的寒風(fēng)摸黑走到西村采購站，從天亮能看見干活到天黑得看不見干了，整整一天，三人一臺機，能打150包，每包一毛錢，三個人一天掙15元，每人5元。
我和江蘇徐州的張衡哲，退伍軍人潘長生三人一組，配合默契，分工合作。
我從稻草垛上，將稻草摟成摟子，他兩個一左一右裝機，裝滿后，我壓左邊的一個齒輪，張衡哲壓右面的齒輪。鋼絲繩就把稻草梱子打緊了。然后系兩根繩子，要求以特快的速度，四只手共系一個公疙瘩，系成母疙瘩，會遭批評的。系好后，松開齒輪控制的鋼絲繩，由潘長生從底部穿過鋼管，兩人將機子里的稻草包抬出來，張衡哲扛起包一溜跑步，垛起來，五包一丁，正好垛一人高，一排排挨著垛整齊。等老張跑過來，馬上將我摟好的稻草裝機，打第二包。整個過程下來，如同流水線作業(yè)，三人沒一點空閑，撒尿的時間，都要三人一齊撒。
過了一段時間，站長與潘長生有了矛盾，他待不下去了，可能是他說話強勢吧。由是我知道強勢會有人打壓，弱勢會被人欺負。只有像張師縛這樣外柔內(nèi)剛才能生存。
潘長生走后，我和張師傅兩人操作一臺打包機。
張師傅生了一堆閨女，沒有男兒，違返計劃生育政策，在家被緝拿，他挑著一口鉛鍋，從徐州逃到了西北，在榆次等地打包為生，飽嘗人間辛苦，知道江湖險惡。我們正干活中，會忽然聽到他冷不丁地唱一句：“兒子才是親生子，閨女大了是人家的人！唉呀哈，唉呀哈！”凄凄楚楚的。
不知不覺到了大年三十，我們聽到了村里的鞭炮聲，人們要過年了。
初一這一天，老張的一個親戚把老張叫去過年，我一個人在蘭村料場的小破房里過起了春節(jié)，平時顧不上洗衣服，春節(jié)一人不能開機打包，洗起了衣服。辛酸的眼淚直往盆里滴嗒。
初二張師傅來了，兩個苦人繼續(xù)打包。
任站長讓我們打小稻草堆，他說大堆由山西的小梁包工隊來打。眼看小堆就要打完了。而且，任站長常給我們翻臉，再不像去年那樣開玩笑。我沒出過門，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對于任站長的反常百思不得其解。
活越來越難做，不是繩子系得太松，就是機器里裝得稻草不夠，要么就是公疙瘩系成了母疙瘩。任站長派人扛著桿稱，一包一包稱吊重量，指責(zé)斤稱不夠不合格。好話央求千千萬，喚不來西村打包掙口飯。實心實意打標準包，但站長處處找茬不合格，不能干了。理由很溫和：沒稻草可打了，沒活了。眼看著山一樣的稻草堆，任站長說沒活了。
每天干活，每天挨批，每天發(fā)愁。有一天以不合格為名，把垛好的包一腳蹬坍了。真不能干了
呆呆的老張，對呆呆的我說：“怎么辦呢？”
兩個榆木頭啊，不知道城市的文明人，發(fā)火究竟為什么。
按江湖規(guī)矩，去年結(jié)了賬，就該燒燒香，說句感謝的話才對，我們卻認為賣苦力就能掙錢。
還是老張通透。我們買了兩瓶山西名酒竹葉青，一條山西大光煙。問題園滿解決。
我們繼續(xù)打包，一切順利，直至六月，我回家結(jié)婚典禮，那里的活也沒干完。因為第二年的稻草又該收購了。
在太原造紙廠打工，是我了解中國民工的一個窗口，透過這個窗口，我了解到打工族的一些事情。我苦難的民工兄弟姐妹啊，我們的生活是多么的艱難。我向你們問聲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