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劉福謙老人可以說是莫逆之交，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四年我在他手下干事八年，這期間曾在蒲城縣人民政府辦公室作過他的副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現(xiàn)在三十多年了，我們一直過從甚密，他是我的老領導、老搭檔、老朋友。年前回蒲訪他時，就知道他老人家又要出書了，并且流露出要我為之寫序的意思，我因自感水平不足向其討?zhàn)?，他也知道我事務較多給予諒解。前幾天回蒲照例又去訪他，他問我最近在忙什么，我答曰：沒啥事。他順帶就提出了校閱書稿與寫幾句話的事。對于校閱書稿我自然是慨然應允的，因為通過校閱我便可以學習劉老的新作，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福老以前所出的《蒲城歷史叢話》、《堯洛軼聞》、《志廬閑筆》三部大作的清樣全部都是經(jīng)過我校對的，這次如果置身事外豈不是一大缺憾。至于寫幾句話的事，雖然給《志廬閑筆》寫序已有前例，但那是情勢所迫，要說起自己的身份實在是無力負荷。據(jù)此我向他表達了難以勝任的意向，他極不情愿地放了話，讓我自行斟酌。看到福老情之殷殷的盛意，我真的不好推卻了，那就寫一些校閱中的讀后感吧，最好排列至書后，那是千萬不能作序的。
一是作者樂于奉獻的人生態(tài)度令我敬仰。福老八十歲的時候，曾出過一部大作叫《志廬閑筆》，主要搜集的是退休后的文稿，我曾經(jīng)以責任編輯的身份參與其事，當時我心里想，這可能是福老耄耋之年的封筆之作了。孰料事實卻是相反，杖朝之后他仍然筆耕不綴，正像他在本書開頭《前言》中所說的：“總有點‘絲未吐盡、蜜未釀完’的感覺。想抽暇寫點縣志未納進去的資料性的東西留到社會上，以啟迪后之來者?！睆娏业纳鐣熑胃写偈顾麑嵲陂e不下來，于是便有了這本《志廬閑筆·續(xù)集》的出版。讀者需知，他今年已經(jīng)八十五歲了，這可是一般垂暮老人坐享清福頤養(yǎng)天年的時光，可是福老卻“清晨五時起床，頭腦清醒之時伏案疾馳；中午無客繼寫，有客閑聊；使心腦松弛。晚讀報、看新聞，補充新鮮‘血液’。如此完成本書任務，”（見本書《前言》）可見其晚景的忙碌了。這里要特別提到的是前多年福老曾因腦溢血動過開顱手術，以這樣的身體條件承負這么大負荷的工作量，這真是達到忘我的程度了，這樣的奉獻精神的確是難能可貴?。?/div>
二是作者豐贍厚實的國學功底令我欽佩。福老幼承家訓，飽讀儒學，及長，酷愛傳統(tǒng)文化，通過自修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國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泛指傳統(tǒng)的中華文化與學術。它包括中國古代的思想、哲學、歷史、地理、政治、經(jīng)濟旁及書畫、音樂、術數(shù)、醫(yī)學、星相、建筑等諸多方面，一般人對它固然不可能門門精通，但是，你只要細細琢磨福老文章中對古籍的闡釋是怎樣的得心應手，你就會了解其對國學是怎樣的嫻熟通達、了然于胸。本書的“讀書筆記”欄目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如：《是什么賦予遠古人類以智慧》、《太極與書法》、《淺議古文的語體性》、《新時代科學思維登堂入室》等闡述了自己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識，提到了《易經(jīng)》、《書經(jīng)》、《詩經(jīng)》，提到了《論語》、《孟子》、《莊子》、《春秋》，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推崇意識。福老知古、崇古，但值得稱道的是，他并不泥古，我們只要看看他在《中央團校五個月》一文中所描述的如饑似渴地學習現(xiàn)代知識的情景，就會明白了。我們也可以看看他對喬俊武先生所著的《思維論》的評價，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是怎樣的居于時代潮流的前列。他在《新時代科學思維登堂入室》這篇評論中說：“《思維論》以科學的體系，辯證的方法，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得以成為奠基性的巨著，它是劃時代的。雖然初讀起來晦澀抽象，但品味起來內(nèi)容十分豐富。它從思維實踐切入，對思維進行了全面廣泛的論述。這部著述的出版，將對社會發(fā)展、人類進步和文化、經(jīng)濟、政治、科技各方面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彼谩皠潟r代”來肯定《思維論》，正說明他深諳時代的脈搏。
三是作者與時俱進的傳統(tǒng)觀念令我贊嘆。本書中有一個“百年祭祖”欄目，收錄的是劉氏家族“始祖雙甲子，泰華整百年”紀念活動的有關資料，這次活動是由福老策劃發(fā)起的，其目的是為了紀念劉氏家族由魯遷陜始祖劉學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其籌備時間的跨度一年有余，首先，他們打算出一本緬懷前輩、紀念先祖的書，主要由劉氏后裔回憶往事，撰寫紀念文章，從二○○九年一月即向所有劉氏內(nèi)外親發(fā)出了活動通知，號召大家積極撰稿，一時間在劉氏家族內(nèi)部掀起了追宗憶祖的高潮，有的尋根問底，請教前輩，有的翻箱倒柜，查閱資料，所到之處人們談論的話題主要都是劉氏先輩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苦難經(jīng)歷，氣氛熱烈，情緒高漲，使大家對先祖的優(yōu)良品德與可貴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經(jīng)過一年多的醞釀竟有四十多人寫出了追思先祖的文章，連同祝賀詩詞以及劉氏家史，出版了一部二十六萬余字的書名為《古樹逢春》的大部頭著作。當我拿到這本頁碼達到三百的沉甸甸的大作時，其份量的厚重，使我產(chǎn)生了強烈的震憾，這種宏揚宗親譜牒文化的盛舉在全國也是引領先潮的。劉氏家族三百余人還在庚寅清明這個追念先祖的傳統(tǒng)節(jié)日，聚集于蒲城南埠三義村舉行了“始祖雙甲子，泰華整百年”紀念會，筆者有幸應邀參加了這一儀式并參觀了劉氏家族歷史與現(xiàn)狀的展覽，僅其家族的數(shù)百幅歷史照片即懸掛了六十一個大型版面，全是經(jīng)過精心設計藝術處理的，看后讓人對劉氏家史資料的詳盡感到驚嘆，真服了劉家人的執(zhí)著精神，福老倡議的這一紀念活動，宏揚了“百善孝為先”的傳統(tǒng)美德，是一次孝親敬老思想的大宣傳，是一次孝親敬老行為的大動員，渭南電視臺作了專題采訪，在周圍群眾中產(chǎn)生了極大的反響，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四是作者秉筆直書的求實精神令我喝彩。福老在書中以不小的篇幅輯錄了自己編寫的蒲城《紀略》，這些都是以事實為依據(jù)的真實紀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前幾年在出版《蒲城縣志》時，卻被諱莫如深地棄用了。這使我想起了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所說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故事來。這兩件事情大抵是這樣的：齊國權臣崔杼弒了他的國君齊莊公，齊太史為此事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怒而殺太史；太史的弟弟依然在史書上記載“崔杼弒莊公”，崔杼又殺之，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依然秉筆直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崔杼無可奈何，南史氏以為太史盡死，執(zhí)簡以往，準備前仆后繼，聞聽已允記載，方才罷休，這事情就被如實記錄下來了。晉國有個正直的大臣正卿(宰相)趙盾，經(jīng)常諫勸昏君晉靈公，晉靈公怒而派刺客去暗殺趙盾。趙盾的族弟趙穿便殺了晉靈公。晉太史董狐便在史書上寫道：“趙盾弒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趙盾提出異議說：“我并未弒君。”，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逃亡沒有出境，國君被殺，你回來后又不懲辦兇手。當然就等于是你弒君了?！壁w盾聽后只好嘆口氣，再也無話可說了。齊太史與晉董狐視死如歸、不畏權勢、堅持直書實錄的史筆傳統(tǒng)，是自古以來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樣。福老作為新時代的史志工作者，秉筆直書了《紀略》，對“文革”十年蒲城的社會狀況作了客觀的反映，但是當時卻因“認識上的不一致”而未被《縣志》采用，作為縣志主編，這種身不由己不能作主的尷尬是可以想見的。好在福老并不灰心，他堅持說真話的原則，認為自己是問心無愧的，這次出書，他又把這些資料拿出來“補史之缺”，表現(xiàn)了一個共產(chǎn)黨人對真理的堅守。細讀《記略》我們就可以了解蒲城“文革”十年的梗概，說它是“浩劫”真是名符其實??！這段歷史的悲劇我們無論如何不應忘記。筆者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囿于各種原因，一些地方對余毒的清算至今仍不徹底，替喊冤為翻案的土壤仍然存在，他們之中雖然有固守“極左”者，那是立場決定的，但大部分是對“文革”缺乏體驗的年輕人，這些人并不了解“文革”的實況，出于對貪腐現(xiàn)狀的不滿而對“文革”的“罷官”深感興趣，這只是一種糊涂認識，在了解了“文革”的荒唐真像之后，相信他們是會分辨正誤的。當務之急是把現(xiàn)在已經(jīng)掌握并被實錄的“文革”災難，原原本本地告訴后代，不要只是抽象的幾句話，而是要用有血有肉的歷史描繪，用具體事實，讓大家認識“文革”動亂的真面目。出于這樣的原因，福老重提《記略》顯屬正當其時，我們應該為他正視“文革”創(chuàng)傷、重視歷史殷鑒的舉措拍手叫好。
以上讀后感，只是我點滴、零星的發(fā)掘，缺乏系統(tǒng)性，不能反映福老大作的全貌，但知微可以見著，通過局部也是可以一窺全豹的，我將它寫出來對于推介本書也許會有裨益。最后且吟七律一首以抒我懷：
志廬閑筆續(xù)新篇，八五皤翁賽壯年。
余熱沸騰燃烈焰，夕陽燦爛照征帆。
殫精竭慮吐絲繭，瀝血嘔心釀蜜丸。
老驥據(jù)鞍欣奉獻，韋編幾卷譽蒲川。
?作者簡介
馮寶哲，陜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生。高級經(jīng)濟師，中國楹聯(lián)學會會員，中華對聯(lián)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北京華夏詩聯(lián)書畫院院士，陜西省楹聯(lián)學會常務理事，陜西省詩詞學會會員，渭南市楹聯(lián)學會原常務副會長，現(xiàn)顧問?！段寄下?lián)苑》原主編、編審，蒲城縣詩詞曲聯(lián)學會顧問。被授予“秦東聯(lián)壇十老”、“渭南文化名人”“陜西孫髯翁終身成就獎”等稱號。著有《風雨留痕》等書五卷，二百多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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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瀛洲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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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廬閑筆續(xù)集》讀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