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蔣介石為什么會失敗民國歷史，我有一個不同于其他人的觀點：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國歷史的拐點出現(xiàn)在國民黨北伐勝利之后。那個時候的中國直接點說中國政治，可以有多種選擇，最好的途徑應該是沿著民國成立時確立的基本國策走下去，換句話說，中國政治完全可以在北洋政治的基礎上進行完善和改造，以期更符合憲政精神，更具有合理性和行政效率，更好地為國民服務。也可以像張作霖一樣，暫時拋開憲法，但行動上遵循憲法的基本精神，力圖出臺一部更好的憲法?？墒牵允Y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卻完全摒棄了臨時約法和民國憲法，另起了一套黨國治理的新爐灶。歷史在這里拐了一個彎，將中國引向另外一個方向。
一、來之不易的北伐完勝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0萬將士兵分三路向北進軍。蔣介石任總司令，李濟深任總參謀長，白崇禧任參謀次長，鄧演達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僅僅半年多時間，北伐軍便從8個軍、10萬人壯大到20個軍、40萬人，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加上北方以變節(jié)著稱的國民聯(lián)軍總司令馮玉祥40萬大軍對吳佩孚、孫傳芳部的夾擊，北伐軍可謂勢如破竹。奇妙的是，北伐軍占領武昌的時間竟然是10月10日（1927年），這讓北伐軍和國民黨高層大受鼓舞，兩個月后，成立于1925年7月1日的廣州國民政府（汪精衛(wèi)任主席）遷都武漢。第二年的4月17日，蔣介石、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等人，因不滿武漢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的綏靖政策，在南京另立中央，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推舉胡漢民為政府主席。這樣，中國大地上便出現(xiàn)了北京、南京、武漢三個政府，形成了三角鼎立的局面。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都宣稱自己代表正統(tǒng)，各不相讓，武漢政府還向南京政府發(fā)起軍事討伐（唐生智任總司令）。正當國民黨內訌讓北方軍閥尤其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看到一絲希望的時候，在國民黨元老及“變節(jié)將軍”馮玉祥等的斡旋下，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放棄對南京政府的聲討和圍剿，握手言和，遷都南京了。于是，北方軍閥基本上放棄抵抗，至1928年6月，北伐戰(zhàn)爭全面勝利，國民黨基本上控制了整個中國。
曾經與北洋軍隊作戰(zhàn)時不堪一擊的南方雜牌軍（國民黨并沒有控制所有南方軍隊），僅僅十余年時間便如此威猛，所向無敵，并取得了完勝（據(jù)說北方軍軍隊人數(shù)有70萬之眾）？有人說北伐軍的勝利是因為北伐軍代表了正義，人民苦軍閥混戰(zhàn)久矣，迫切希望和平；有人說是因為北方軍閥各懷野心、各自為戰(zhàn)，在團結一致的北伐軍面前就潰不成軍了；有人說是因為黃埔軍校為國民黨培養(yǎng)了大批軍事人才，增強了軍隊戰(zhàn)斗力；有人說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被中國人認可，民眾對國民黨抱有期待。這些觀點都有一定道理，也是北伐勝利的重要條件和因素?？墒?，我認為，北伐勝利的最關鍵的因素還是蘇聯(lián)政府和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支持。沒有這個因素，則北伐的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不說其他，僅僅粵、桂、滇、黔幾省的財力和制造能力，決不足以支撐一支龐大的正規(guī)軍，再說，黃埔軍校成立不過兩年，再厲害的教官也沒有辦法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培訓出那么多常勝將軍來。
據(jù)蘇聯(lián)解密檔案及其他渠道資料披露，從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戰(zhàn)爭開始之前，廣州國民政府累計接受蘇聯(lián)1270萬盧布財政支持，其中270萬盧布用于建設黃埔軍校，1000萬盧布用于創(chuàng)建國民黨中央銀行。接受價值約300萬盧布的軍火援助，包括步槍26000支，子彈1600萬發(fā)，機槍90挺，炮24門。盡管蘇聯(lián)援助的具體數(shù)目說法不一，但援助很大這一點確鑿無疑。當時北伐軍一個普通士兵每個月能拿到十幾塊錢的工資，一個上校能拿到230塊錢的工資。有錢便有了打仗的動力。蘇聯(lián)政府不僅幫助國民黨創(chuàng)建了黃埔軍校，還為國民黨派遣了大量的軍事顧問，北伐軍中的蘇俄軍事顧問覆蓋到了師一級，這些軍事專家的到來大大提高了北伐軍的戰(zhàn)術水平，并在北伐軍前期的戰(zhàn)役中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據(jù)馮玉祥1926年8月15日在莫斯科所立的借據(jù)，蘇聯(lián)在兩年中援助馮玉祥的軍火有:步槍31500支，子彈5100萬發(fā)，機槍227挺，炮60門，炮彈5. 8萬發(fā)，軍刀5000把，飛機10架。同月，蘇聯(lián)還撥給馮玉祥鐵甲機車8輛，汽油3750普特，飛機油750普特。1926年1]月24日，馮玉祥的國民聯(lián)軍總參謀長鹿鐘麟率參觀團離華赴蘇訪問。斯大林接見鹿鐘麟，并答應向國民聯(lián)軍“援助10萬銀元之軍費”(鹿鐘麟:《訪蘇見聞》)。他還答應為馮玉祥提供“5萬人的軍事裝備，但后來他又決定全力以赴，提供了比這個數(shù)量多8倍的裝備?！瘪T玉祥雖說打仗不咋地，可搞背后襲擊、里應外合還是一把好手，而且握有40萬大軍，鉗制和震懾作用還是不可小覷的，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也有馮玉祥的一份功勞。
國民黨能夠獲得蘇聯(lián)援助，還虧得了孫中山的聯(lián)俄容共策略。
早在1920年11月，孫中山的代表李章達通過俄（共）布黨員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俄（共）布中央轉達了孫中山的謀劃，孫打算由蘇聯(lián)從土耳其斯坦出兵，經新疆深入中國境內直逼四川成都。雖然這個方案沒有獲得蘇聯(lián)政府的支持，但孫中山一直沒有放棄與蘇聯(lián)的合作，蘇聯(lián)政府最終也同意給予孫中山和廣州政府以經濟和軍事支持。原因有二：一是所有列強包括日本政府都不再支持孫中山，二是蘇聯(lián)迫切需要與中國政府或政治集團合作，以確保蘇聯(lián)的在華利益，特別是在外蒙、東北的利益。蘇聯(lián)政府曾經多次與吳佩孚、張作霦等軍閥聯(lián)系，以確保蘇聯(lián)核心利益為條件換取蘇聯(lián)支持，但都遭到了拒絕。
1923年9月，孫中山派自己的總參謀長蔣介石為他的全權代表，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要求蘇方在盡快提供第一批援款，派遣軍事顧問前來廣東協(xié)助編練軍隊的同時，與蔣介石具體討論實施西北軍事計劃的方案問題。蔣介石親自整理的西北軍事計劃書《中國革命之新前途》，長達9千字，是孫中山設想依靠蘇聯(lián)的幫助在西北建立自己的軍隊的具體方案。蘇聯(lián)政府依然認為這個設想不切實際而沒有同意付諸實施。但，蘇聯(lián)政府已經承諾在其他方面幫助孫中山，并建議孫迅速改組國民黨，開展政治斗爭和軍事培訓工作。1923年10月，鮑羅廷作為蘇聯(lián)政府的全權代表來到廣州，孫立即委任他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爾后又成為孫的政治顧問。 之后，蘇聯(lián)派出軍事顧問在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擔任軍事教員。而第二批軍事顧問由巴甫洛夫將軍率領，多達50多人，因此成立了軍事顧問團，來華的政治顧問被陸續(xù)分派到廣州政府去協(xié)助財政、民事等各部門的工作，軍事顧問則被直接派到各支軍隊里面去。在軍事顧問的指導下，黃埔軍校及其隨后組成的國民革命軍，都按照蘇聯(lián)紅軍的方式，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就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周恩來。與此同時，根據(jù)他們的考察和推薦，國民黨還選派部分有培養(yǎng)前途的軍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蘇聯(lián)的軍事院校進一步深造。國民黨第一支黨軍，即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就是在黃埔軍校和蘇聯(lián)顧問的幫助下，建立和發(fā)展起來的。在蘇聯(lián)顧問的幫助和指揮下，以黃埔學校學生軍為主力的東征作戰(zhàn)接連取得成功，國民黨的勢力范圍更是很快從原來的廣州一隅之地，逐漸擴大到廣東和廣西的大部分地區(qū)，兩省的地方軍閥反為其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了。國民政府的北伐計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這個時候的蘇聯(lián)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建議和主持制定出來的。
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來之不易，并非一朝一日之功，沒有孫中山的運籌帷幄和蘇聯(lián)政府的鼎力相助，這個勝利不會到來。
二、無法選擇的政治選擇
1928年6月2日，控制北京政府三四年之久的奉系軍閥張作霖通電宣告：即日起率部撤出北京，將政權交給國務院攝行，軍權由各軍團長負責，政治問題，交由國民公決。至此，北洋政府正式退出中國政治舞臺，接替它的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6月4日南京政府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wèi)戍總司令，全權處理接收北京事宜。6月6日，南京政府任命王正廷為外交部長。8日，南京政府宣布將北京改為北平。隨著6月20日新疆宣布易幟（承認南京政府），除了東北以外，全國都統(tǒng)一在國民黨政府之下了。經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多方努力，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到這個時候，孫中山或者說國民黨、蔣介石的統(tǒng)一中國夢終于圓滿完成。
圓滿完成了統(tǒng)一大業(yè)的國民黨人，本應該順應世界潮流，遵守既有法約，謀求四萬萬同胞之福祉?？墒?，依靠武力統(tǒng)一了中國的國民黨，盡管造就了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集團和軍事首領，卻缺乏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治國能將。汪精衛(wèi)勇氣可嘉，卻缺少遠見;蔣介石具有卓越的組織能力和軍事才干，卻不太懂現(xiàn)代政治；胡漢民一貫左傾，且只認孫中山主義；戴季陶極端右傾，不具備建設思維。當時掌控核心權力的國民黨高層，基本上沒有受過西方教育或沒有過西方生活經歷，他們大多是在日本成長起來的，腦子里仍然是東方思維。他們中也有左中右和多面派，汪精衛(wèi)、胡漢民等屬于左派，戴季陶、林森等屬于右派，蔣介石、蔡元培等屬于中間派，馮玉祥、李宗仁等屬于兩面派和多面派。當時的國民黨高層多頭并立，互不買賬。蔣介石雖然是北伐勝利的最大功臣，也掌握了至關重要的兵權，然而，他并不能為所欲為，他的權力受到各方面的牽制。國民黨是一個比較奇怪的政治組織，自宋教仁創(chuàng)建這個政黨以來，孫中山曾經對它進行過兩次改造，一次是1914年孫的“二次革命”失敗后，將它改名為“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向黨魁效忠。另一次是1924年，在蘇聯(lián)政府和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對國民黨進行改組，實行“聯(lián)俄容共”政策，允許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但是，國民黨相對還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政治組織，黨中有派，公開對立和暗中較勁者比比皆是。比蔣介石資歷深的人多的是，他們不買蔣介石的賬，也不買汪精衛(wèi)這個孫中山指定的接班人的賬。于是，便達成了一個各方面都能夠接受或者說不好不接受的共識：按孫中山的既定方針辦。
孫中山政治主張的核心內容即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及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策略。這種簡單省事的方法，既表達了對國父和他的思想的尊重，也避免了意見不統(tǒng)一帶來的內耗。國民黨在大政方針上是統(tǒng)一了，可是，這個組織卻違背了大多數(shù)中國精英階層包括該黨創(chuàng)始人宋教仁的意愿和17年卓有成效的憲政實驗，讓歷史在1928年的時候拐了一個彎。
熟悉中華民國前期歷史的人都知道，自武昌起義、清帝退位始，盡管中國政壇風起云涌，你方唱罷我上場，其中還有袁世凱的獨裁、稱帝，張勛的復辟等倒退行為，但大多數(shù)時間，民國政治還是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運行，即使像張作霦這樣的軍閥，別出新裁不設立總統(tǒng)，可運行模式還是和之前差不多，權力并沒有集中在一個人或一黨一派手上。北洋政府后期是民國憲政最糟糕的時期，即便如此，張作霦作為勝利者也沒有自己上位，而是讓廷祺瑞這個北洋名將擔任執(zhí)政（相當于總統(tǒng)兼總理），內閣成員也非都是張作霖、段祺瑞的人，張作霖、段祺瑞也一再聲稱要制定一部以臨時約法為藍本的新憲法，張、段二人還積極與南方的孫中山聯(lián)系，商討在法律框架內結束割據(jù)和分裂局面的辦法?？匆豢疵駠?，無論是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當政，還是段祺瑞、張作霖掌權，都沒有將權力私有化和組織化。北洋軍閥們大多不愿獨攬大權，也都愿意為國家犧牲自己的利益。如吳佩孚就一直主張軍政分開，1917年，馮國璋公開回應孫中山，如果南方議員回到首都，他愿意與孫中山同時下臺。馮國璋倒是下臺了，可孫中山仍然在臺上。這是特別難得可貴的地方，這也是北洋政府那些人讓我敬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雖然熱愛權力，自恃自己才是把中國帶入繁榮富強的不二人選，但他們都還有廉恥之心，都還有敬畏之心——對憲法和國民的敬畏。實事求是地說，不管臨時約法、天壇憲法、曹錕任內頒布的民國憲法有多少缺點和不足，但它們都是分權憲法，不是強行推行某一思想、理論的東西，尤其是1923年10月10日由曹錕大總統(tǒng)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可圈可點之處很多。如果國民黨在軍事統(tǒng)一中國、掌握了政治話語權之后，對國民、對先輩、對憲法有一些尊重與敬畏，則完全可以在已有憲法基礎上進行完善和合理修訂，給四萬萬同胞一個美好的未來。遺憾的是，國民黨卻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一黨專政模式。
國民政府（即國民黨政府）取得全國政權之后，完全拋開了之前的民國政治模式，對于關系到全國人民的政體問題，毫不客氣地由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常會決定，無視其他政治組織和利益團體的存在。
1928年8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二屆五中全會，他們宣布：將在中國分步實施“五權憲法”；人民有組織團體之自由，但必須接受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監(jiān)督；黨組織對于同級政府有監(jiān)督權……全會還通過了由胡漢民起草的《中華民國訓政綱領》，由訓政綱領代替國家憲法。不久又公布了國民政府組織法。至此，國民黨在全國開始了一黨專政模式，把黨凌駕于全體國民和憲法、法律之上。隨后公布的“五五憲法”及其他法律文件，皆由國民黨一家操刀，并強迫全國人民接受，直到1946年制定新憲法時，才有所改進，憲法起草委員會接納了不同的政治組織，但仍然以國民黨為主，憲法亦還是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所謂“五權憲法”就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將本屬于立法機關的監(jiān)察權和本屬于行政機關的考試權拎出來，弄出一個“五權憲法”。這種憲政模式完全是狗尾續(xù)貂，責權模糊。就因為這是孫中山提出來的，所以他們必須這么做。
縱觀國民黨對大陸的20年統(tǒng)治，盡管黨國體制開了現(xiàn)代專制之先河，可國民黨的專制還是有限專制，只要不是共產黨，其他政治組織都有一定的空間（抗戰(zhàn)時期及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一年多，共產黨也可以在國統(tǒng)區(qū)合法存在）；第一次有了新聞審查制度，但只要不宣傳所謂的“赤化”，不管是揭露官場腐敗，還是批判文化落后，亦或痛陳體制弊端，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的麻煩，否則，魯迅先生的那些雜文就不可能面世了。那個時候的黨權也只是一個象征，幾乎都是政府說了算，尤其是省以下機構（包括省級）。可是，不管怎么說，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嚴重侵犯了公民的權利，助長了專制主義氣焰，最重要的是，它把中國引向了另外一個方向。有人說，這是因為當時的內憂外患的客觀條件決定的。內戰(zhàn)和日寇侵略確實給執(zhí)政當局出了一個難題，但再怎么不穩(wěn)定，也不能讓一個集團去擺布全體國民。況且北伐勝利之后，即使國內還存在反叛勢力，但國民黨已經牢牢掌控了國家權力，只要運用國家權力嚴加打擊，不會對政局帶來大的動蕩。有這樣的機會，國民黨沒有從完善憲法內容、平衡政治權力、限制軍事擴張、收編現(xiàn)有軍隊去創(chuàng)建一個新中國，卻仍然執(zhí)迷于武力威懾，企圖靠武力解決政治問題，所帶來的結果只能是災難性的?？v觀世界歷史尤其是近現(xiàn)代歷史，沒有幾個國家是靠武力治國的，政治問題只能政治解決，這個道理，吳佩孚這個老夫子都懂，可國民黨人卻不懂。
三、蔣介石為何輸?shù)粢皇趾门?/p>
我不得不說，蔣介石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他缺乏偉大政治家的遠見與能力。國民黨和蔣介石好不容易拿到了一手好牌，卻輸?shù)靡粩⊥康?，還拉上四五億人墊背。
近些年，對于蔣介石的全面評價越來越多，尤其是楊天石先生的蔣研專著，采用最新公布的歷史資材，對蔣的一生及其功過是非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不少評介都十分中肯亦有特別精彩之處。只要認真地閱讀過民國史并不預設立場的話，你不得不承認，蔣介石是一位嚴謹、認真、執(zhí)著、寬容，同時又自負、固執(zhí)、沖動、暴躁的領袖人物，不抽煙、不喝酒、不貪財、不縱欲，年輕時曾經風流過，但自從娶了宋美齡之后，便循規(guī)蹈矩，恪守本分，而且意志十分堅強——從他堅持每天寫日記，一天也不間斷，且每個字都一絲不茍上可以看到他性格的某些特征。在政壇和官場，蔣介石與我們的教科書和文學作品中的形象相去甚遠。不能說他沒有私心，不使手段，不玩陰謀，但并不是那樣的陰暗冷酷，陰險狡詐。其主要原因在于，老蔣這個人特別愛面子，時刻注重自己的形象，并秉持要贏就贏在明面上、贏得別人心服口服的理念，不想耍賴、使詐，弄得不像個正人君子。
自步入中國政治舞臺起，蔣介石曾經三次下野。第一次是1927年8月，因徐州戰(zhàn)役的失敗、武漢政府以分裂中央步步緊逼的討伐、桂系軍閥的發(fā)難，蔣介石被自己人窮追猛打。盡管他指揮北伐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是國民黨的最大功臣，但蔣還是主動辭去北伐軍總司令職務及其他職務。第二次是1930年上半年，“變節(jié)將軍”馮玉祥聯(lián)合閻錫山、李宗仁等對蔣裁減軍隊、地盤分配不滿的新軍閥，對蔣指揮的中央軍發(fā)動“中原大戰(zhàn)”。蔣為了平息事態(tài)，辭去本兼各職。第三次是1948年底，解放軍節(jié)節(jié)勝利之時，為了緩和內部矛盾、便于與共產黨談判，蔣辭去總統(tǒng)職務，隱居浙江老家。有人說蔣的三次下野不過是裝裝樣子，以退為進，最后的勝利者都是他。不管蔣的動機是什么，至少他勇于承認錯誤，也不怕丟掉官職，這種勇氣和膽略不是每一個當權者都具有的。有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便死抓住不放，不管自己做了多少不應該做的事或者因自己的決策帶來多大災難，都不會放棄權力，除非被推翻。西安事變發(fā)生后，蔣的生命危在旦夕，可他堅決不與張學良、楊虎城這些逆賊談判，要不是宋美齡救夫心切，冒險跑到西安勸說，還不知道這出戲怎么收場。雖說老蔣答應了張、楊和共產黨方面提出的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可他死也不在協(xié)議書上簽字，不管宋氏姐弟和張學良如何規(guī)勸。保持了一個國家領袖應有的節(jié)操與尊嚴。很明顯，蔣介石在西安是被迫答應綁架者條件的，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堅信不移，而且并沒有簽字畫押，他完全可以反悔，不少政治人物就是這樣做的，但離開了西安的蔣介石還是信守他的承諾，沒有再冒犯陜甘寧邊區(qū)。重慶談判時，戴笠等人多次勸說老蔣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下手，以絕后患，老蔣堅決不同意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法打敗對手，愿在戰(zhàn)場上見高低。還有，1931年，因軟禁胡漢民導致汪精衛(wèi)、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人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與南京政府分廷對立。時逢“九.一八”事件發(fā)生，為了團結國內力量，蔣介石主動向廣州政府喊話，只要廣州的同志放棄另立政府，南京政府職位可以悉數(shù)讓出。
蔣介石在大陸的政治舞臺上，有過三次顛峰時期，第一次是北伐戰(zhàn)爭全面勝利及“中原大戰(zhàn)”讓對手投降之后。第二次是西安事變之后，全國人民一致聲援老蔣，老蔣回到南京之時，南京萬人空巷迎接他，就連不少政治對手都對老蔣佩服得五體投地。第三次是抗戰(zhàn)勝利、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一個國際組織的核心成員之一——聯(lián)合國五強之后，那個時候的蔣介石聲望如日中天，全國人民發(fā)自內心地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就連偉大領袖毛主席去重慶談判時也忍不住高喊一聲“蔣委員長萬歲！”前兩次不去說了，僅就抗戰(zhàn)勝利后的大好局面和中國人從未有誰抓到過的一手好牌，老蔣卻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輸?shù)靡桓啥?，不能不讓人咋舌?
抗戰(zhàn)勝利后，全國人民對老蔣對國民黨頂禮膜拜，并滿腔熱情地盼望他們帶領中國從勝利走向繁榮?？墒牵@個時候的黨國上下都沉浸在分桃子、搶桃子、吃桃子、藏桃子的狂熱之中，對戰(zhàn)爭，對國人前途命運，沒有幾個人真正關心。老蔣作為一個聲譽卓著的大國領袖，本該鐵腕出擊，懲治貪腐，嚴明綱紀，凝聚力量，可他卻對丑陋和混亂瞻前顧后、聽之任之，導致社會動蕩、人心渙散，加上他過于自負，對東北局勢判斷嚴重失誤和不夠重視（抗戰(zhàn)勝利時的東北，集中了中國90％的重工業(yè)、在全國經濟中占比70％以上，還有關東軍大批的軍火，誰控制了東北誰就獲得了優(yōu)勢），對美國杜魯門政府又過于依賴、聽信，以及物價暴漲等其他原因，讓他和他的國民黨一敗再敗，最后一敗涂地。
我前面說過，蔣介石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他無法承擔將一個混亂的大國帶向一個清明大國的重任。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他的性格和他的文化構造。老蔣的性格除了堅定、倔犟、愛面子、不服輸之外，還有多疑、固執(zhí)、瞻前顧后、心慈手軟、既要當婊子又想立牌坊——他是偷偷摸摸當婊子，戰(zhàn)戰(zhàn)兢兢立牌坊，不像有些人明目張膽當婊，轟轟烈烈立牌坊。老將雖然也到日本留過學，但他學的是軍事，外來的政治、文化、思想對他影響甚微，他始終信奉的是孔孟王陽明思想——我懷疑他天天讀《圣經》，只是讀給宋美齡看的，渴望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不想做太出格的事，也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權貴人物，他的心狠手辣大都是師出有名，比如處決韓復渠，比如年輕時做刺客刺殺兄長陳仁美的敵人陶成章，比如對汪精衛(wèi)和他的手下不遺余力的追剿，要他為了一己私利去冒天下之大不韙，他是不敢做的。事實上如此，性格也決定了他只能如此。蔣介石是絕對不會當賣國賊的，他有著比許多政治家更加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節(jié)，對國土、主權十分珍惜，蔣收回東北權益和租界的企圖，應該是日本向中國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的重要原因之一。說他賣國顯然是個誤會?？墒?，有時候老蔣又喜怒無常、固執(zhí)己見，干一些有損自己形象和政治聲譽的事，如與胡漢民的約法之爭，胡漢民不僅反對蔣制定憲法，還反對蔣的赦免陳炯明、閻錫山等戰(zhàn)爭罪犯的主張。為此，蔣介石與胡漢民還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辯論（蔣的理由是孫并不反對制定約法），蔣一怒之下將胡予以軟禁。這一行為也暴露了老蔣性格上的弱點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本來是他占理的，到最后變成全國人民聲討他。
以前我們總是說，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這也是不實之詞，蔣介石不僅崇拜、尊重孫中山，自他掌管中國軍政大權之后，他一直在執(zhí)行孫中山的既定路線和基本方針。既有他恪守忠孝的原因，也與他本人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理論不無關系。即使偶爾有點出格的想法，很快便回歸正統(tǒng)。北伐勝利后不久，蔣介石聽從胡適等民主派人士的意見，欲擴大參政圈子，制定一部以臨時約法為藍本的民主憲法，讓中國走向憲政之路。蔣介石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并非他熱愛民主憲政，而是剛剛過去的中原大戰(zhàn)讓他看到了沒有法律約束的政治、軍事的巨大危險性。可是，胡漢民以“總理（指孫中山）的一切遺教就是成文的憲法”、“軍事高于一切”等為由，堅決反對制定憲法，堅決主張軍政和訓政。不用說，最后蔣還是懾于孫中山的威名打消了制定一部以臨時約法為藍本的憲法的夢想。
回望蔣介石在大陸的政治軌跡，不難發(fā)現(xiàn)，他一直游走在民主與獨裁的邊緣。作為一個傳統(tǒng)文化的衛(wèi)道士，老蔣不可能喜歡民主，也沒有把混亂無序演變?yōu)槊裰鞴埠偷哪芰?。不管老蔣在一些重要時刻如何豁達、瀟灑，但他骨子里是熱愛權力的。可是，要他去獨裁，他又怕影響名聲，怕遭到唾罵。毛澤東同志說老蔣“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可謂入木三分。既然不喜歡民主，老蔣如果選擇獨裁到底，則局面會大為不同?？墒牵炔贿x擇民主，又不選擇獨裁，便注定了他的失敗。
總之，歷史將蔣介石推到20世紀前半葉中國政治舞臺，顯然是一個錯誤。如果在一個憲政體系完善、權力受到制約的社會，蔣介石或許會有較大的作為。在亂世，讓他沖鋒陷陣也能成就功名。唯一不能的是，讓他去規(guī)劃和引領國家的未來。
【作者簡介】倪章榮，筆名楚夢。男，湖南澧縣人，居長沙。作家，文史學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南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在《中國作家》、《芙蓉》、《芒種》、《作品》、《湘江文藝》、《湖南文學》、《同舟共進》、《書屋》、《看世界》等國內刊物及《領導者》、《陽光》、《二十一世紀評論》、《世界華文文學》、《新中原報》等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中英文期刊發(fā)表文學和文史作品200余萬字。著有《邪雨》、《紅色引擎》、《許佳的夜晚》、《去和爸爸過年》、《舊鬼》、《在軍營里成長》、《1976年的秋天》、《陪葬》、《溫床》、《無毒蛇》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發(fā)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孫中山與中國現(xiàn)當代政治格局》、《作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寫民國史》、《辛亥革命深思錄》、《“五權”與“三權”》、《關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一個佇立在法理之上的國家》、《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等文史作品。40多篇作品被中外選刊及其各種年選選載。
總編輯：湖畔煙樹
執(zhí)行編輯：艾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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