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zhàn)爭時期，峰山縣六區(qū)區(qū)長張澄秋在家鄉(xiāng)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斗爭的事情。1941年，張澄秋同志任峰山縣六區(qū)區(qū)長期間。他經(jīng)常來黃家峪一帶工作，他那艱苦樸素、平易近人和工作上嚴謹不茍、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作風，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的時候，六區(qū)是敵占區(qū)，區(qū)政府是流動的，鐵路以東的詩家莊是區(qū)政府的活動中心，它西通靈巖寺、南通萬德東峪，下連紙坊、婁峪，和小寺峪是一山之隔，所以，張澄秋同志來詩家莊比較多。他一來這里就住到詩莊學校里，因為他二哥張耀南曾經(jīng)是長清東關小學的校長，學校李老師是張耀南的學生，他和張澄秋也很熟悉。所以，經(jīng)常聽他講抗日的事情。張澄秋他衣著簡樸，夏天，常戴一頂草帽，一身藍色粗布褂褲，腳穿一雙黑色布鞋，肩上背著一個包文件的包袱，看上去就是個普通老百姓。他來了和老師一同吃煎餅，從不喝酒，晚上睡在學校。從第一次見面起，他和李老師就和多年的老朋友一樣非常親密，他談笑風生，坦然自若。晚上，在煤油燈下，給李老師講紅軍長征的故事，講《水滸傳》的故事和老師談只有共產(chǎn)黨才能救中國，傳播抗日救國思想。來時，直接到老師的住室里， 自已看文件、學習，從不耽誤老師的工作。走時，老師若上課，他便留個紙條。盡管他的身體不好，但爬山越嶺，走夜路，甚至一走就是幾十里，從不落后，他每個村都進行發(fā)動，宣傳共產(chǎn)黨主張，發(fā)展黨員，建立基層黨的組織。正是由于他的積極工作，不怕吃苦，才把一個被鐵路、公路隔開的敵占區(qū)(六區(qū))搞得無一村不聯(lián)系抗日政府，無一村不響應抗日政府的號召，敵占區(qū)成了抗日根據(jù)地。
張澄秋他的老家是黃家峪，該峪各村都有他的親友和學生，詩家莊一帶由于較偏僻，抗日政府經(jīng)常在這里活動，張澄秋同志總是保持著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他在這一帶活動，來去都是一個人，白天隱蔽，晚上活動。他對這一帶各家各戶的情況了如指掌，不管找誰不用問路，工作完了，當夜離開。有時需要住宿，他就到莊外的學校里去住。離開學校的時候，從不讓老師送出校門。
開始老師不理解，還以為他膽小，后來，他曾對老師說: “抗日的同志都擔負著一定的責任，一人失事，會影響大局，會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敵人愛搞拂曉進攻，我們的對策就是夜晚轉(zhuǎn)移，使敵人找不到我們的蹤影，摸不到我們活動規(guī)律”。在他的影響下，學校老師和黃家峪的有很多人都加入了共產(chǎn)黨領導的組織。
1941年秋，黃家峪上部出現(xiàn)了日偽特務活動。刺探抗日情報；為首的一個是陳覺(不知是哪里人)，另一個是(張夏鎮(zhèn)人)邵之桂他們藏在東野老，揚言要拉什么隊伍，妄圖讓黃家峪上部各村莊的富戶給他們捐錢獻糧。他們想抓住詩家莊當時的村長范金堂做人質(zhì)，以達到向各富戶進行敲詐的目的。但范某得知后、離家出走。于是陳覺、邵之桂等人每天夜晚都來范家擾亂，以此威脅，誘逼范某就范，范某雖未上當，可是黃家峪上部各村的富戶都白天不敢外出，夜里不敢在家，個個慌恐萬狀，人人忐忑不安。更可惡的是，陳覺和邵之桂此計不成，又生一計，冒充峰山縣大隊出來活動，嚴重損壞了我峰山縣抗日民主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聲譽和威信。
張澄秋區(qū)長查明這一事件后，立即報告了峰山縣抗日政府.縣政府派了四名手槍隊隊員，隨他來到詩家莊，悄悄地進入范家。兩個人埋伏在南屋里。另外兩個人埋伏在北屋里。當天晚上，陳覺、邵之桂又大搖大擺地來到范家，進大門后邵之桂向南屋走去，陳覺便向北屋走去，邵之桂剛走進南屋門，只聽得“砰”一聲，手槍隊的同志就開了槍，邵之桂當即斃命；陳覺這時剛走到北屋門口，聽見槍聲，知道不妙，立即回頭向大門外逃去，埋伏在北屋里的同志馬上追出來，追至大門外開了槍。因是夜晚，陳覺借著天黑逃遠了，未能擊中他，從此，陳覺連夜逃竄，不知去向，此人以后再沒敢到黃家峪進行過破壞抗日活動。
張區(qū)長帶人打死了邵之桂，為民除害的消息很快傳遍了黃家峪，黃家峪的群眾無不拍手稱快。從而給以后的反奸除霸，減租減息，土地回贖以及土地改革，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