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語“東科爾”喻白海螺，丹噶爾城便如一只臥于湟水之濱、日月山下的古螺，自明洪武年間便“吹角連營”，六百年間將河湟的金戈鐵馬、商賈喧囂、民族團結，都揉進青磚灰瓦的褶皺里。
清晨第一縷曦光漫過拱海門，給斑駁城墻鍍上金輝時，青石板路上似仍回響著“茶馬互市”的馬蹄聲。此城初為丹噶爾營，是環(huán)青海湖防務要沖，誰曾想這“軍事堡壘”竟成“海藏咽喉”，成漢藏蒙回多民族共居的家園——恰如《禮記》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城隍廟內(nèi)東漢護羌校尉鄧訓的塑像，正以“善待羌人”的往事，印證著“和羹之美，在于合異”的古訓。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一道圣旨改寫丹噶爾命運：清廷遷貿(mào)易于丹噶爾寺（東科爾寺），昔日要塞一夜成政府規(guī)定的“合法邊市”?！案簧檀筚Z，周流天下”，全國乃至異域商人云集，年貿(mào)易額達白銀三百萬兩，為西寧總額六七倍，遂有“小北京”之譽。國泰民安牌坊下，漢地絲綢茶葉、藏區(qū)馬匹皮毛、蒙古玉石藥材在此聚散，歇家商號的雕花門窗上，似還留著商賈議價時煙袋鍋的輕敲痕。夜幕降臨時，湟源排燈次第亮起，映著各族商人用不同語言討價還價的剪影——這正是“萬邦咸寧”的生動注腳，古城以“北連新疆，西通西藏，東靠西寧蘭州，南接四川”的區(qū)位，成“合內(nèi)外之心，成鞏固之業(yè)”的樞紐，農(nóng)耕與草原文化碰撞處，城隍廟戲樓木雕既有關公忠義，亦藏格薩爾王傳奇。
丹噶爾的城墻，不僅刻著商道繁華，更記著金戈鐵馬。自西漢始，此地便是“兵家必爭之地”，雍正元年羅布藏丹津叛亂，年羹堯平叛后上《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條》，促成古城擴建。站在墻頭撫粗糙石板，鎮(zhèn)海營遺址、將軍府殘垣、千總邸斷壁，似仍見“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的壯闊——這里是日月山以東農(nóng)業(yè)區(qū)與以西牧業(yè)區(qū)的分野，是清代“邊內(nèi)”與“邊外”的界碑，卻終在“兵戈銷盡”后，成了民族交融的舞臺。正月十五社火巡游，鄧訓夫婦塑像與藏族喇嘛、蒙古商人、回族工匠并肩穿街，鞭炮聲與誦經(jīng)聲交織，恰應“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將“戰(zhàn)”與“和”的輪回，寫進河湟大地的記憶里。
此城最珍貴的，是那“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多元文化。城隍廟鑒心殿十八幅壁畫，道教神仙與佛教護法同列，漢文題記與藏文咒語并存；后寢宮檀香中，羌族轉(zhuǎn)經(jīng)筒與漢族香爐靜靜相望，無分彼此。民居院落融漢式四合院與藏式碉樓之妙，寺院飛檐下風鈴與經(jīng)幡共舞，朱紅雕花門窗既含關東木雕技藝，又帶河湟彩繪風情——正如《中庸》所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交融從非刻意，而是漢族商人以茶葉換藏馬、蒙古牧民用皮毛易回族布匹時，在討價還價間自然生長的溫暖。丹噶爾排燈上，漢族吉祥紋、藏族八寶圖、蒙古云紋交織，便是“和而不同”最鮮活的模樣。
如今的丹噶爾，是“活著的歷史博物館”。清晨，藏族老人搖著轉(zhuǎn)經(jīng)筒踏過青石板；午后，漢族店主在歇家商號前晾曬藥材；傍晚，蒙古族歌手在廣場彈唱長調(diào)，“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卻又事事皆在眼前。修復后的明清老街重現(xiàn)“茶馬互市”風貌，斑駁磚墻、磨光石階、褪色彩繪，都是歲月的印章；北極山瞭望塔上，遠能望見高速公路車流，近可俯瞰古城青瓦連綿，“新”與“舊”在此握手，恰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當夜幕垂落，城樓上古銅鈴在晚風中輕響，似在訴說：丹噶爾這只白海螺，吹過唐蕃古道的駝鈴，聽過茶馬互市的喧囂，歷過金戈鐵馬的嘶鳴，最終沉淀為“包容”與“韌性”的豐碑。它用六百年滄桑印證，“真正的繁榮不在城墻之高，而在胸懷之廣；真正的堅固不在磚石之厚，而在文化之韌”——正如《管子》所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丹噶爾的故事，是河湟的故事，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故事，那海螺聲里，既有歷史的回響，更有未來的召喚。
中共湟源縣委黨校 史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