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篇序言
文風，絕不是是孤立的語言現(xiàn)象，而是特定時代的思想觀念、社會需求與文化特質的深刻映照。從甲骨文上鐫刻的簡潔卜辭，到先秦諸子筆下的思辨雄文；從近代報刊中激昂的白話吶喊，到當代新媒體里多元的表達形態(tài)，文風的每一次演變，都與歷史的進程緊密交織、深度綁定。它宛如一面鏡子，既是時代精神的忠實“記錄者”，也是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
明確文風發(fā)展的歷史，精準界定古代、近代、現(xiàn)代、當代的時間界限，系統(tǒng)提煉各階段的核心思想，這是構建文風建設新體系的堅實基石。唯有知曉“從哪里來”，方能明確“到哪里去”：古代文風秉持“載道崇雅”的理念，為中華文化奠定了堅實的話語根基；近代文風以“革新救亡”為使命，開啟了語言通俗化的轉型征程；現(xiàn)代文風追求“務實大眾化”，精準服務了國家建設的實踐需求；當代文風則強調“守正創(chuàng)新”，積極回應了多元傳播的時代命題。
立足新時代，梳理這一文風發(fā)展脈絡，不僅是對文化傳承的莊嚴責任，更是提升話語效能的現(xiàn)實迫切需要。無論是政務溝通中的精準信息傳遞、新聞傳播的深入人心，還是學術表達的嚴謹與通俗兼具、大眾創(chuàng)作的鮮活有序，都需要從歷史文風中汲取智慧養(yǎng)分，在傳承中實現(xiàn)創(chuàng)新，在創(chuàng)新中推動發(fā)展，最終構建起適配時代需求、兼具文化深度與傳播力的文風體系。
二、古代文風
古代文風：其根本的遵循就是“文以載道”。文字并不是單純的表達工具，而是集中承載“道”（即倫理秩序、政治理想、道德規(guī)范）的重要載體。這一思想源遠流長，始于先秦?？鬃犹岢觥把灾疅o文，行而不遠”，著重強調語言既要具備文采，又要蘊含道義；荀子進一步主張“文以明道”，將文風與社會治理、人性教化緊密相連。此后，“載道”成為貫穿古代文風的主線。漢賦雖然辭藻鋪陳華麗，卻暗含著“諷喻勸誡”之意；唐宋八大家發(fā)起的“古文運動”，反對駢文的浮靡空洞，主張“文以明道”與“辭達而已”，讓文風回歸至“經世致用”的本質。
古代文風，在語言形式上以文言文為主體，追求“雅”與“正”的完美統(tǒng)一。“雅”，即典雅莊重，排斥俚俗粗鄙，講究用詞精準與句式工整，代表著正統(tǒng)的審美標準；“正”，即符合規(guī)范，從先秦的“春秋筆法”到漢代的“經學文風”，再到科舉制度下的“八股文”，均嚴格強調語言需契合主流價值觀與表達范式。這種“雅正”文風，不僅保障了文化傳承的穩(wěn)定性——儒家經典歷經兩千余年仍能被讀懂，還塑造了古代文人“重修養(yǎng)、輕淺俗”的話語特質。
古代文風的內容高度聚焦于倫理教化與政治敘事。官方的文書以“明綱紀、宣政令”為核心，語言莊重嚴謹。漢代賈誼的《治安策》、唐代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均以直言時政、勸諫君主為目的。民間文人的創(chuàng)作，雖不乏抒情寫景之作，但多暗含“憂國憂民”與“修身齊家”的情懷。杜甫的詩歌“沉郁頓挫”，本質上是對社會動蕩的深切關切。即便是戲曲、小說等通俗文體，也常常以“勸善懲惡”為主題，如《三國演義》的“忠義”、《水滸傳》的“俠義”，均貼合主流倫理觀。可以說，古代文風始終是“為倫理建言與為政治服務”的話語體系。
三、近代文風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陷入了“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民族危亡猶如烏云般籠罩，傳統(tǒng)思想在西方沖擊下顯得力不從心。此時，文風不再僅僅是文化傳承的工具，而成為了“開民智、救國家”的有力武器。一方面，進化論與民主自由等思想，如潮水般的涌入，急需新的話語體系進行解讀；另一方面，傳統(tǒng)文言文晦澀難懂，難以迅速喚醒廣大的民眾。正如梁啟超所言：“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倍熬S新吾民”的前提，便是讓民眾能夠讀懂、理解，文風變革由此成為思想啟蒙與民族救亡的必然選擇。
近代文風：最核心的變革當屬“白話文運動”的興起與普及。1919年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如“不做無病之呻吟”“不用典”），倡導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進一步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這場革命徹底打破了文言文的壟斷地位。《新青年》雜志率先改用白話文出版，魯迅的《狂人日記》，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徹底揭露了封建禮教的本質。從此以后，白話文逐漸普及到報刊、教材、書信等領域，讓語言從“文人專屬”走向“大眾共享”，為思想啟蒙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基礎。
近代文風的內容緊扣“救亡”與“啟蒙”兩大主題，呈現(xiàn)出強烈的經世致用與批判現(xiàn)實色彩。一類是“啟蒙型”文風，梁啟超創(chuàng)造的“新文體”，“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猶如一把把銳利的鑰匙，打開了民眾思想的大門，激發(fā)了民眾的覺醒意識。
如《少年中國說》，以“少年強則國強”的激昂吶喊，驚雷般地喚醒了民眾熾熱的愛國情懷；李大釗以其文章為橋梁，將馬克思主義的深邃思想與中國實際緊密結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播撒出革命的火種。另一類，則是“批判型”的文風，如魯迅的雜文，銳利如“匕首投槍”，直刺社會的弊病，《阿Q正傳》《祝福》等作品，更是以辛辣的筆觸，深刻剖析國民性之弱，揭露封建禮教之弊；而茅盾、巴金等作家的小說，則聚焦于社會最底層的苦難，如鏡般映照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可以這樣說，近代文風是“為救亡而吶喊、為啟蒙而揮毫”的戰(zhàn)斗號角。
四、現(xiàn)代文風
1949年，新的中國猶如旭日東升，核心任務從“革命救亡”的烽火歲月，轉向了“建設國家”的嶄新篇章——恢復國民經濟，推進社會主義改造，開展工業(yè)化建設，每一項任務都呼喚著統(tǒng)一的思想與動員的力量；同時，集體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旋律，強調個人與國家與集體的和諧統(tǒng)一。在此背景下，文風的核心功能，轉變?yōu)椤胺战ㄔO、凝聚共識”：既要精準傳達國家政策，讓廣大群眾心領神會，積極參與建設；又要弘揚集體主義精神，塑造新時代的社會風尚，向著共同的目標跳動。
這一階段，文風的重要成果，是白話文的全面普及與語言標準化的浪潮。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如春風化雨，確定了“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實現(xiàn)漢語規(guī)范化”三大任務：簡化字的推行，降低了識字的門檻，讓更多工農群眾能夠暢游書海，閱讀報章；普通話的推廣，消除了地域的語言隔閡，保障了政策傳達的準確無誤；漢語規(guī)范化，如語法規(guī)則、標點符號的統(tǒng)一，讓白話文從“自由表達”的草原，走向了“規(guī)范有序”的森林。無論是政府公文，還是新聞報道與中小學教材，均采用了規(guī)范的白話文，語言質樸而直白，避免了晦澀與修飾，確保了“一聽就懂與一看就明”的傳播效果。
現(xiàn)代文風的內容，高度聚焦于國家建設實踐與群眾動員，呈現(xiàn)出“務實、昂揚”的雙重特質。一方面，文風服務于生產建設，如工業(yè)領域王進喜的“鐵人精神”報道，如燈塔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農業(yè)領域的“豐產經驗總結”，激發(fā)了廣大群眾的勞動熱情。政府工作報告與政策文件，緊緊圍繞經濟發(fā)展與社會治理，清晰闡述著目標與措施，用數(shù)據(jù)與實例讓群眾明白建設的方向。另一方面，文風注重思想引領，通過通訊、報告文學與詩歌等形式，弘揚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如賀敬之的詩歌《回延安》，以真摯的情感表達了對革命圣地的熱愛，傳遞著時代的正能量。整體而言，這一階段的文風，是“為建設服務、為群眾說話”的實踐話語，如戰(zhàn)鼓般激勵著人們前行。
五、當代文風
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踏入了社會轉型的激流：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帶來了利益的多元化，思想觀念的開放如春風拂面；互聯(lián)網、新媒體的興起，如微博、微信、短視頻等，徹底改變了傳播的方式——信息傳播從“單向灌輸”的河流，轉向了“雙向互動”的海洋，話語主體從“官方主導”的山峰，轉向了“官方與民間并存”的群山。同時，文化自信成為時代的命題，既需傳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又需應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在這一語境下，文風建設面臨著嚴峻的新挑戰(zhàn)：如何在多元中保持主流的價值，如何在互動中提升傳播的效能，如何在創(chuàng)新中彰顯出文化的底蘊。
當代文風的核心原則，是“守正創(chuàng)新”：“守正”即堅守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反對虛假宣傳與空話套話，用“貼近群眾”的價值取向，回應群眾的關切?！皠?chuàng)新”則是適配新媒體的傳播，探索新的表達形式與話語風格。具體體現(xiàn)為“多元融合”：在語言上，既用規(guī)范的書面語保證嚴肅性，也吸收網絡熱詞與民間俚語，增強鮮活度，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在形式上，突破單一文字表達，轉向“文字+圖片+視頻+音頻”的融合傳播報道。在主體上，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相互借鑒，官方文風更加“接地氣”。民間創(chuàng)作更加注重價值引領，如正能量短視頻與國風文創(chuàng)的興起。
當代文風的內容，呈現(xiàn)出三大特質：一是“精準化”，針對不同受眾定制話語，如對青少年用“動漫、游戲化”的表達，讓黨史學習更加生動有趣；對專業(yè)群體用“數(shù)據(jù)化、理性化”的表達，讓經濟領域的研究報告更加嚴謹深入。二是“互動性”，打破“我說你聽”的模式，通過評論區(qū)留言、投票、直播互動等形式，讓受眾參與話語的創(chuàng)作，如政務新媒體的“留言征集”“在線答疑”，增強了群眾的參與感與歸屬感。三是“文化包容性”，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用“詩意表達”解讀節(jié)氣、用“國風語言”推廣非遺；吸收世界優(yōu)秀文化的營養(yǎng)，借鑒國際流行的“故事化敘事”傳播中國的故事；同時尊重小眾群體的表達需求，如殘障群體的無障礙話語與青年亞文化的合理表達，形成了“主流引領、多元共生”的文風格局，如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展現(xiàn)著時代的多元與包容。
六、結語總覽
從古代“文以載道與雅正為宗”的深厚文脈，到近代“破舊立新與救亡啟蒙”的白話文革新，從現(xiàn)代“實事求是與服務建設”的務實之風，到當代“守正創(chuàng)新與多元融合”的探索，看起來是文風的演變歷史，實則是一部“緊隨時代脈搏、回應社會關切”的壯麗史詩。每一階段的文風，皆非對前者的全盤摒棄，而是在傳承中孕育新芽：古代的“載道”精神，化作當代的“價值引領”燈塔；近代的“通俗化”探索，升華為當代的“精準傳播”藝術；現(xiàn)代的“群眾導向”，深化為當代的“互動參與”熱潮。
厘清各階段的時間界限與核心要義，不僅是為了梳理歷史的經緯，更是為了為新時代的文風建設提供精準的坐標：我們需以“歷史為基”，堅守“實事求是、貼近民心”的根本原則，此乃文風之“魂”；以“時代為鏡”，創(chuàng)新適配新媒體浪潮的表達形式，此乃文風之“形”；以“文化自信為帆”，在話語中融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讓文風既飽含了“溫度”又彰顯出了“深度”。
構建文風建設新體系，非為追求一種“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而是旨在形成一種“主流鮮明、多元共生、傳播高效、文化彰顯”的話語生態(tài)——讓官方話語更具有公信力，如磐石般地穩(wěn)固；讓新聞話語更具感染力，似春風般地溫暖；讓學術話語更具普及力，如清泉般地流淌；讓民間話語更具正能量，如陽光般地普照。唯有如此，文風方能真正成為溝通思想與大眾、促進文化繁榮與社會進步的堅固橋梁，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注入磅礴的話語力量。
主編：吳文頗，中國鐵路作家協(xié)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原任濟南鐵路分局副局長?，F(xiàn)社會兼職：山東省企業(yè)經營管理學會書記暨交通運輸專委員會會長、法治時代（山東）智庫研究院院長暨孔子學堂主任?，F(xiàn)代詩集《源自大地》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時任國務院安成信副秘書長、全國政協(xié)常委文聯(lián)主席文化部周巍峙部長、全國攝影協(xié)會主席邵華將軍等領導學者，分別題詞簽名與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