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航空之父”馮如的短暫一生中，究竟研制了多少架飛機？縱觀各類媒體報道與史料記載，普遍觀點認為他僅制造了“馮如一號”與“馮如二號”兩架飛機。但權威馮如研究專家陳應明通過考證提出：馮如其實還研制過“馮如三號”。
史料明確記載：馮如擔任革命政府飛機隊長時，所使用的飛機照片中，正是那架標注“一帆”、配備75馬力發(fā)動機的寇蒂斯E-8-5型飛機。該機型由寇蒂斯工廠為美國陸軍航空隊研制，曾小批量生產，分別搭載40、60、75馬力三種型號發(fā)動機。其設計特點為縮短前支架，機長25英尺9英寸，前方僅設一片水平升降翼，且將副翼移至翼后緣支架后方。而馮如對這架飛機進行了自主改進——將副翼改設在上翼后緣兩端，通過下翼外伸的“米”形支架操控?；谶@一顯著改進，陳應明將其命名為“馮如三號”。
為何“馮如三號”最終湮沒于歷史，再無后續(xù)？
陳應明結合現代航空設計經驗分析：飛機設計絕非簡單照搬其他機型外形，僅從外觀無法判斷核心的重心設置等關鍵參數。他援引友人黃漢綱的實地考證：1989年3月8日，黃漢綱曾走訪104歲的老人鄭尚堯。據老人回憶，當日他挑著缸瓦沿街叫賣，途經新寧城南門橋旁一所學校的大操場時，見上千人圍觀一架飛機，聽聞是馮如即將進行飛行演示。他湊近看到馮如身著黑西裝、頭戴鴨舌帽、腳蹬長筒皮靴，那架飛機的機翼由帆布制成，機身以木條搭建構架，并用銅絲對角加固。因當時縣長正在講話，他急于叫賣便先行離開，未能目睹后續(xù)飛行過程。
結合這段回憶，陳應明推測：當時飛機停放于聚集了上千人的操場，未必有足夠的滑跑空間，其能否順利起飛存疑；且目前并無其他旁證史料記載該機的飛行情況，因此這架改進后的飛機，大概率僅作為展示用途，未能實現正式飛行。
此后，隨著清帝退位，廣東革命航空隊解散，“馮如三號”的蹤跡徹底成謎，唯有“馮如二號”留存于世。據馮如妻子回憶，“馮如三號”因長期存放，諸多部件已銹蝕損壞，后續(xù)雖經裝配修理，可能進行過試飛，也曾為宣傳航空事業(yè)開展過飛行表演。由此可見，馮如回國后確實研制過這架改進型新飛機，陳應明為其定名“馮如三號”，具備充分的合理性與可信度。
從1909年首飛成功的“馮如一號”，到1910年性能迭代的“馮如二號”，再到投身革命后改進研制的“馮如三號”，短短數年里，馮如與他的團隊始終在航空技術的探索中突破前行?！榜T如三號”的特殊意義在于，它不僅是馮如技術創(chuàng)新的延續(xù)，更承載著他“航空救國”的理想——回國后投身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試圖以航空力量助力民族獨立，這架改進型飛機正是他將技術理想與家國情懷深度結合的見證。
1909年馮如在舊金山灣區(qū)的奧克蘭成功試飛中國人制造的第一架雙翼飛機
遺憾的是，時局動蕩之下，革命航空隊的短暫存在未能為“馮如三號”留下更多發(fā)展空間，而馮如本人也在1912年的一次飛行表演中，不幸失事犧牲，年僅29歲。這位中國航空事業(yè)的開拓者，終究未能親眼見證自己傾注畢生心血的航空夢生根發(fā)芽，其壯志未酬的遺憾，至今讀來仍令人扼腕。
但馮如以生命踐行的“航空為國”精神，早已化作照亮中國航空事業(yè)的精神火種。在他之后，一批批航空先驅循著他的足跡前行：王助參與設計中國首架水上飛機，厲汝燕推動航空教育發(fā)展，中國航空人才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在艱難歲月中為民族航空事業(yè)筑牢根基。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航空事業(yè)迎來全新篇章。從自主研制殲擊機、轟炸機打破技術封鎖，到“兩彈一星”工程鑄就大國重器；從“運-20”“C919”等大飛機翱翔藍天，到“嫦娥”探月、“祝融”探火、“天宮”遨游太空，中國早已從航空大國邁向航天強國。馮如當年“成一絕藝以歸饗祖國”的夙愿，在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續(xù)奮斗中成為現實。
九三中國空警-600預警機驚喜亮相
如今，當中國的飛行器穿梭于天地之間，當航空航天事業(yè)成為民族復興的重要支撐，回望百年前馮如與他的“三號”飛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段被重新發(fā)掘的歷史，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從一人一機的孤勇探索，到萬千兒女的聚力前行，馮如播下的航空火種，早已在中華大地上燎原成炬，照亮著中華民族不斷向上的飛天之路。
作者簡介
馮創(chuàng)志，曾任恩平報社社長、總編輯，恩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恩平市貿易局長，恩平市外經貿局長，恩平市發(fā)改局長。退休后至今被聘為中央和省駐江門記者協(xié)會高級顧問;恩平市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恩平市馮如文化研究會創(chuàng)會第一副會長。2015年被中國創(chuàng)新管理研究院聘為客座教授;國內多家主流媒體專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