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郭彤彤先生《千帆過盡一書生：郭琦口述歷史》賦
作者：靳艷軍
昔者，左丘失明而作《國語》，司馬遷腐刑而著《史記》，皆以一己之筆，存一代之真，傳百代之魂。蓋史之可貴，在“真”不在“飾”，在“情”不在“繁”；史之可傳，在載事，更在載心。今觀作家郭彤彤所撰《千帆過盡一書生：郭琦口述歷史》，非正史之編年系月，非野史之傳聞雜記，乃以口述為骨，以文心為魂，輯郭公琦一生之跡，錄書生一世之懷，其文質(zhì)兼美，其義深遠，堪稱當代口述史之佳作，故援筆為評，以抒所見。
郭彤彤氏，今之文苑才士也。其作此書，非偶然而為，蓋有三“誠”存焉：一曰對史之誠，二曰對人之城，三曰對文之誠。夫口述史之難，在“辨真”與“傳情”?？谑稣唠m親歷其事，然歲月易遷，記憶或有偏差；心境各異，敘述或有側(cè)重。若撰者無辨真之智，易陷“以訛傳訛”之弊；若無傳情之能，徒留“流水賬冊”之空。彤先生深知其難，故撰書之初，先歷三載之勞：訪郭公琦本人凡數(shù)十次，每談必錄，每錄必校，恐遺一字之誤；訪郭公之故舊、弟子、家人又數(shù)十人，核其事，證其言，補郭公記憶之所缺；又遍查當時之檔案、報刊、典籍，考時代之背景，證事件之脈絡，使郭公一生之跡，皆有佐證，無憑空虛構(gòu)之嫌。
昔司馬遷作史，“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彤先生撰此書，亦承此風。郭公述少時避亂，謂“負書奔逃，夜宿破廟，燃草為燈”，彤先生即訪當年與郭公共逃之同鄉(xiāng)，知其事確然；又查當?shù)乜h志，載“某年某月，兵燹至，民多避亂，流離失所”，與郭公所述時代相合，故方入書。郭公述中年育人，謂“助貧生數(shù)人，供其學費”，彤先生即訪此數(shù)人，或已至暮年，或仍在任上，皆述當年郭公之助，細節(jié)相符，故方實錄。其對史之誠，在于不盲從、不臆斷，必“事有佐證，言有依據(jù)”，使此書雖為口述，卻具正史之信，此其書可立之基也。
次曰對人之誠。夫撰他人之史，若僅錄其事，不探其心，則其人如木偶，雖有行跡，而無靈魂。彤先生撰郭公之史，不僅記其“做什么”，更探其“為何做”；不僅錄其“說什么”，更傳其“心中想”。郭公少時嗜書，人皆笑其迂，公曰“書者，吾之精神糧秣也”，彤先生不唯錄此語，更前文鋪墊郭公所處之亂世——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公見“無學則民愚，民愚則國弱”，故以書為救己救民之途，使此語非空言，而見公之初心。郭公中年遭厄，人勸其屈從，公曰“若為避禍而棄所學、改初心，雖生猶死”，彤先生亦不唯錄此語，更詳述當時學術(shù)遭厄之狀——典籍被毀，學人受辱，公藏書于壁，夜讀不輟，使此語非妄語，而顯公之風骨。
其對人之誠，更在“不溢美，不隱惡”。郭公非完人，彤先生亦不諱其短。嘗記郭公初任教時，性甚急，見諸生怠學，輒厲聲斥責，后見一貧生因懼責而棄學，公乃自省，此后育人，多以勸勉代斥責，以溫和代嚴厲。此事雖小，然彤先生亦如實錄入，既見郭公之真，亦見公之成長，使郭公之形象，非高不可攀之“圣人”，而為可感可知之“真人”。蓋唯真人，其精神方可傳；唯真事，其力量方可久，彤先生此筆，可謂得口述史之精髓。
三曰對文之誠。夫史之傳，亦賴文之載。若文辭晦澀，則雖有真事真情，亦難為人讀；若文辭淺俗，則雖有深意，亦難顯其韻。彤先生之文，可謂“質(zhì)而不俚，雅而不澀”，兼具史筆之嚴謹與文辭之溫潤。記亂世之苦，其文沉郁，如“兵燹所至，屋舍為墟，老弱號哭，少壯奔逃，郭公負書囊，踏荊棘，日行數(shù)十里，饑則啖糠秕，渴則飲澗泉，唯吟誦之聲未嘗絕”，寥寥數(shù)語，而亂世之慘、公之堅韌，皆躍然紙上。記育人之樂，其文溫潤，如“暮春之日，郭公攜諸生游郊野，教其識草木之名，授其吟古人之詩，諸生笑語喧嘩，公亦撫須而笑，風過麥浪，花香滿衣，恍若亂世之苦皆遠，唯存教化之暖”，淡淡幾筆，而師生之親、育人之趣，皆沁人心脾。
其文之妙，更在“以小見大”。不記郭公驚天動地之偉業(yè)，而記其“補校舍、籌書籍”之細事；不錄郭公振聾發(fā)聵之宏論，而錄其“勸貧生、教弟子”之輕言。然正是此等細事輕言，見郭公之“書生”本色——非有揮戈退敵之勇，而有“育英才以興邦”之責；非有經(jīng)世濟民之權(quán)，而有“守真理以傳薪”之志。彤先生以文為橋，將郭公之一生，與“書生精神”相連；將個人之遭遇，與家國之滄桑相系，使此書非僅“郭公一人之史”，而成為“一代書生之史”；非僅“記往事之書”，而成為“傳精神之典”。
觀此書之內(nèi)容，亦有三“妙”，可圈可點。一妙在“以個人史見時代史”。郭公之一生，歷經(jīng)亂世、國初、風波、復興，其個人之軌跡，恰與國家之命運相合。公少時避亂，見“國弱民窮”，是為舊中國之縮影；公學成報國，投身教育，是為新中國百廢待興之寫照；公中年遭厄，堅守學術(shù)，是為某一特殊時期之見證；公晚年復興學術(shù)，培養(yǎng)后輩，是為改革開放后國家興盛之縮影。彤先生以郭公之“小我”，映時代之“大我”，使讀者讀郭公一生，不僅知一人之遭遇，更知一國之滄桑；不僅感一人之情懷，更感一代之精神。如讀公避亂之跡，可知舊中國之苦；讀公育人之業(yè)，可知新中國建設之艱；讀公堅守之態(tài)，可知民族精神之韌；讀公晚年之勞，可知國家復興之望。此等寫法，使此書之價值，遠超個人口述史，而具“存史、資政、育人”之效。
二妙在“以日常事顯大精神”。所謂“書生精神”，非空洞之概念，而在日常之行事中。彤先生不刻意拔高“書生精神”，而以郭公之日常，顯其內(nèi)涵。公之“勤”，在“晝耕夜讀，手抄筆錄”之日常；公之“誠”，在“自出薪俸，助貧生就學”之日常；公之“堅”，在“藏書于壁，夜讀不輟”之日常；公之“淡”，在“弟子成才，淡然曰非吾之功”之日常。此等日常，看似平凡，然積少成多，便成郭公之一生；看似細微，然日久見心，便顯“書生精神”之重。
昔顧炎武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世人多以為“匹夫”當有驚天動地之舉，然讀郭公之史，方知“匹夫之責”，亦在日常之堅守。郭公一生，無赫赫之功，無炎炎之名，然其以一書生之身，守“育人傳薪”之責，守“真理風骨”之節(jié)，于亂世不墜志，于盛世不貪名，此便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真義。彤先生以日常事顯大精神，使“書生精神”不再遙遠，而可學、可仿、可傳，此其書之另一大價值也。
三妙在“以口述體傳真情感”?？谑鍪分畲髢?yōu)勢，在于“真”——情感之真，語言之真。彤先生善用郭公之口述語言，傳郭公之真情感，使讀者如親聽郭公講述，如對面與郭公交談。郭公述助貧生，曰“吾少時亦貧，知貧之苦，知棄學之悔，故不忍見其重蹈吾之覆轍”，此語樸實無華，然字字見真，見公之仁心；郭公述晚年操勞，曰“吾雖老，然尚有余力，若不勉力為之，何以對前人，何以對后人”，此語平淡無奇，然句句見誠，見公之擔當。
更有甚者，彤先生在郭公口述之外，輔以故舊、弟子、家人之口述，多視角、多維度展現(xiàn)郭公之形象與情感。郭公之弟子述“公夜訪吾家，勸吾父令吾入學，冒雨而來，衣褲皆濕，卻先問吾‘怕不怕讀書苦’”，此語補郭公之口述所未及，更見公之細心與真誠；郭公之家人述“公遭厄時，雖日受責難，然歸家用餐，仍笑對吾輩，恐吾等擔驚”，此語亦補郭公之口述所未言，更見公之隱忍與溫情。多視角之口述交織，使情感更真，形象更豐，此書之感染力，亦由此而生。
今之世，口述史漸興，然多有“為口述而口述”者：或徒錄其事，而無真情；或濫編其言，而失其真；或文辭粗劣，而難傳其韻。彤先生之《千帆過盡一書生：郭琦口述歷史》，則以三“誠”立基，以三“妙”出彩，既存史之真，又傳人之魂，更顯文之韻，為當代口述史樹立一標桿。
讀此書，不僅見郭公琦“千帆過盡仍守書生本色”之一生，更知“書生”二字之真義——非飽讀詩書之謂，而在“心懷家國，堅守真理，有風骨，有擔當”；不僅知口述史之寫法，更悟“史之價值，在真，在情，在傳精神”。今之青年，多生于盛世，未歷亂世之苦，未遭磨難之厄，或不知“書生精神”之可貴，或不明“個人與家國”之關聯(lián)，讀此書，當可悟之：雖世易時移，然“家國情懷”不可丟，“真理之求”不可廢，“風骨擔當”不可無。
郭公已矣，然其精神，賴彤先生之筆而傳；“書生精神”，亦賴此書而續(xù)。彤先生之功，不僅在為郭公存一生之史，更在為當代人傳一代之精神，為后世存一份之真。如此好書，當廣為流傳，使更多人知郭公之賢，悟書生之貴，承精神之薪，此便是此書之最大價值，亦吾為此評之初心也。
作者簡介：靳艷軍，甘肅武都人，心理學博士，詩人、辭賦家。國內(nèi)多所雙一流大學特聘教授、博導，中國海歸派成功創(chuàng)業(yè)者的代表性人物、國家級特聘專家、科技部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人才。業(yè)余時間從事詩詞賦創(chuàng)作及紅學研究，10余篇賦被勒石以刻。部分詩賦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日、西、意、俄、阿、韓、蒙等十余種語言，也被眾多書法家書寫。目前已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古體格律詩詞9500余首，辭賦260余篇，《紅樓夢》文章162篇，兼有楹聯(lián)、古代散文、新詩等文學創(chuàng)作1000余篇(首)，各類作品150余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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