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從地報記者到自考 “差生”：中文專業(yè)難出
作家，問題出在 “標準答案” 里
作者：楊 東
我至今記得成人自考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時，寫作科目第三次補考才以 61.3 分勉強及格的窘迫。彼時我已在地市級報紙發(fā)表多篇報道，甚至有文章登上《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婦女報》，可面對考卷上 “符合范式” 的作文要求，卻屢屢碰壁。
后來才明白，我熟悉的新聞采寫邏輯，與院校里語文教育的評判體系，早已分屬兩條軌道。
而這，或許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陸中文專業(yè)畢業(yè)生難成作家、語文教師鮮少涉足文學創(chuàng)作的深層癥結。
這套體系確實能讓學生快速掌握解讀文本的方法，可當這種 “拆解思維” 延伸到寫作與教學中，卻漸漸偏離了創(chuàng)作的本真。
我想起中國青年報記者胡野秋寫《含淚再炸邱家湖》的故事。
1991 年華東水災之夜，他只剩一個多小時截稿，趴在傳真機旁倉促成文，甚至來不及打磨細節(jié)?？烧沁@篇他自認為 “平淡” 的報道，因 “含淚再炸” 的真實場景，成了打動無數(shù)人的經(jīng)典，斬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后來他坦言：“若花幾天雕琢文字、堆砌技巧，反而會丟了真實的力量?！?/p>
這讓我想起孫犁與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觀。
孫犁主張散文要 “質勝于文”，多寫 “漫不經(jīng)心的小事”，反對過度修飾；汪曾祺為自己的散文集作評時，強調 “文求雅潔，少雕飾”，認為語言的魅力源于作者的人格氣質，而非華麗辭藻。
他們都信奉 “無技巧即是最高技巧”。
可這種 “重本真、輕套路” 的理念，在中學語文課堂上卻難尋蹤跡。課堂上更關注的是 “如何用對比手法塑造人物”“怎樣通過過渡句銜接段落”，仿佛掌握了這些 “技巧公式”，就能寫出好文章。
我曾因中學語文老師的啟蒙立志寫作，也記得中學語文老師回憶當年著名詩人賀敬之來中學語文老師當年就讀的復旦大學新聞系講座的場景 —— 他只讀了一首長詩，便安靜結束了分享。
那時我暗下決心，將來要回母校，朗讀自己寫故鄉(xiāng)的散文，完成一場 “不摻技巧、只訴真心” 的講座。
或許在他們眼中，這樣 “無章法” 的分享，遠不如一堂 “結構完整、分析到位” 的語文課有價值。
語文教師們常年深耕課堂，熟悉文本解讀的每一個細節(jié)，卻鮮少有人拿起筆創(chuàng)作。并非他們缺乏文字功底，而是長期浸潤在 “拆解式” 的教學邏輯中，習慣了用 “知識點” 衡量文字，反而忽略了創(chuàng)作最核心的 “真情與真實”。就像一位老師能精準分析《春》的描寫手法，卻未必能寫出自己眼中春天的獨特模樣；中文專業(yè)的學生能熟練掌握文章結構，卻可能因過度追求 “范式”，丟失了文字的靈性。
其實，語文教育的意義，從來不是培養(yǎng) “解題高手”，而是引導人們感受文字的溫度，學會用筆墨表達內心。
課堂上的技巧分析固然重要，但更該留出讓學生自由書寫的空間 —— 讓他們寫自己的童年趣事，而非套用 “總分總” 的段落結構；讓他們抒發(fā)真實的情感，而非刻意使用 “對比、象征” 等手法。
當語文教育不再把 “拆解文本” 當作終點，而是以 “激發(fā)創(chuàng)作” 為目標，或許就能打破 “會教不會寫”“學文難成作家” 的困境。
我依然期待著能在母校的課堂上，朗讀那篇關于塔里木河的散文。不為展示技巧，只為分享一份對故鄉(xiāng)的深情。
也希望有一天，語文課堂能跳出 “套路” 的束縛，讓課本里的文字與生活中的故事相連，讓更多人明白：好的寫作，從來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真心的流淌。
作者簡介：
楊東，男，漢族；中共黨員；2016年12月31日退休；筆名 天然，主任記者。出生于甘肅民勤縣農民之家，20世紀60年代初隨母親落戶到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第一師三團，務農兩年，服兵役兩年，當教師六年，在地省報當記者編輯十余年；歷任中國新聞社新疆分社采編中心主任、兵團支社社長、《兵團新聞網(wǎng)》總編輯。新疆作協(xié)會員，曾當選為新疆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著有報告文學集《圣火輝煌》、《共同擁有》、《湘軍出塞》、《天之業(yè)》、《石城突破》《永遠的眺望》和散文通訊特寫集《陽光的原色》、《風兒捎來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