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著自己讀一兩冊書，或許是為稻粱謀；讀一個方向的書，充其量成為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而當讀書真正融入生活，其用處便不止于謀生或立身——至少，它能讓人看清自己那些細小而真實的脾性。這是我對讀書之“有用”最切身的體會，尤其那“用”，往往先作用于自我。
近年來，人文理論領(lǐng)域里，韓炳哲這個名字逐漸浮現(xiàn)。他的著作扉頁上直接稱其為“思想家”——一位來自德國的、屬于這個時代的思想者。他的一系列作品，篇幅皆不大，可謂“小冊子”，每本不過七八萬字。這樣短的篇幅，在崇尚宏篇巨制的學術(shù)界似乎不起眼，但其思想容量與穿透力，卻遠非那些堆砌知識的冗長論文可比。韓炳哲之所以引人注目，正因其拒絕平滑的綜述，而直指時代精神的癥結(jié)。
目前而言，筆者狹窄的視野并未見到理論文章，把韓某著作當作參考文獻引用的，這說明我們的理論闡釋很警覺“否定性”，抑或理論大腦尚未進入韓炳哲所描述的“當前社會”。當然，此乃后話，不在這里展開了。
在他諸多作品中，《他者的消失》尤為犀利地切中了當代人的生存困境。這本書揭示了一個根本性的轉(zhuǎn)向：我們正從一個充滿“他者”的世界，滑向一個由“同者”統(tǒng)治的深淵。那曾經(jīng)激發(fā)我們愛欲、挑戰(zhàn)我們認知、甚至帶來痛苦與地獄感的“他者”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差別、無摩擦的同質(zhì)化擴散。這構(gòu)成了一種社會性的病理，其恐怖之處，源于“否定性”的全面退場。在數(shù)字資本與新自由主義的共謀下，我們的交流場域——尤其是社交媒體——日益淪為“點贊”的王國，異議、悲傷與否定性反饋被系統(tǒng)性地過濾和排斥。個體沉浸于信息繭房，被源源不斷的同類信息所包裹，誤以為自己的所有選擇皆出自自由意志，殊不知那正是算法為你精心鋪就的軌道。任何來自“他者”的不同聲音，因其不在預設的認同框架內(nèi)，便極易被視為挑釁或敵意。至此，個體不僅在認知上自我封閉，更在情緒上為一種排他的、自以為是的“野性”找到了合理性——一種無需反思、只需貫徹自我主張的“精致野蠻”。
與此相關(guān)，“做真實的自己”這一現(xiàn)代箴言，在韓炳哲的剖析下，顯露出其吊詭的面目。它表面上倡導解放與獨特性，實則可能成為新自由主義最精巧的規(guī)訓工具。當社會只鼓勵一種可被展示、可被量化的“多樣性”時，那種真正具有顛覆性、不可通約的“相異性”便被悄然排除。于是，“真實”不再是一種沉靜的內(nèi)在狀態(tài)，而淪為一場永不落幕的自我表演與營銷。人們通過不斷自我審視、自我曝光、自我優(yōu)化，將自身打磨成一件光滑順遂、迎合市場期待的商品。這不是通往內(nèi)在自由的路徑，反而可能是在縱容一種將一切價值內(nèi)在化的“野蠻本能”——當外在標準內(nèi)化為“我要做自己”的絕對律令時，人反而失去了與更廣闊世界對話、碰撞并因此修正自我的可能。
數(shù)字技術(shù)不僅塑造了我們的交往方式，更以一種“平滑的暴力”重塑了我們對世界的體驗。真正的“客體”，本應具有某種抵抗性，它會滯澀我們的行動，質(zhì)疑我們的判斷，迫使我們?nèi)獙?、去思考。這種對抗性，恰恰是事物真實分量與意義的來源。然而，數(shù)字化的進程卻在不斷“去物化”，將一切轉(zhuǎn)化為可操控的圖像、可定制的信息流。商品與服務不再與我們對抗，而是揣摩我們的喜好，殷勤地“投喂”我們。我們仿佛置身于一座剔除了所有粗糙棱角的數(shù)字全景監(jiān)獄，看似自由穿梭，實則在“無物之陣”中迷失——我們連接一切，卻無法真正“進入”任何事物；信息過載，卻經(jīng)驗貧乏。在這種失重狀態(tài)下，自我極易膨脹為唯一的尺度與中心，“他者”被徹底遮蔽，內(nèi)在的“野性”因缺乏真實的碰撞與阻力而失卻方向，淪為一種空洞的自我循環(huán)。
這種狀態(tài)的一個精神癥候，便是“自戀的抑郁”。當外部的、來自他者的否定與挑戰(zhàn)消失，攻擊性無法向外投射，便轉(zhuǎn)而向內(nèi)，吞噬自身。這不是因為他者的壓迫，而恰恰是因為他者的缺席。自戀者看似沉溺于自我愛戀，實則陷入一種孤立無援的枯竭——力比多無法投向真正的外部客體，只能在自我鏡像中空轉(zhuǎn)，形成一種精神的積滯與淤塞。我們既是施加這種精神暴力的主體，又是承受其后果的客體，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斷向外部世界索取對自我鏡像的確認。此時，那種不受約束的自我關(guān)注與自我主張，便悄然轉(zhuǎn)化為對他人存在空間的擠壓與漠視，成為一種對他者無形的“犯罪”。
韓炳哲更進一步，以“自我剝削”的概念刷新了我們對權(quán)力運作的認知。在?？滤饰龅摹耙?guī)訓社會”中，權(quán)力主要通過禁令運作，其邏輯是“你不應”。而今天，我們已進入“功績社會”，權(quán)力的邏輯轉(zhuǎn)變?yōu)榉e極的鼓動：“你能夠！”于是，剝削不再僅僅來自外部的資本家或體制，更深重地源于個體內(nèi)部。我們主動地、甚至亢奮地驅(qū)使自我不斷超越，將生命投入無限度的績效追求中，并美其名曰“自我實現(xiàn)”與“自由”。這種沒有外部明顯壓迫者的剝削模式，因其根植于主體的自愿，反而更為徹底和高效，也帶來了普遍的倦怠與絕望。在這樣的邏輯下，那種內(nèi)在的、渴望突破一切限度的“野性”，非但得不到解放，反而被巧妙地收編為自我榨取的動力，最終使人淪為自己最嚴酷的監(jiān)工。韓炳哲在書末提出了“重建他者”的愿景，盡管這一呼喚在當下同質(zhì)化的洪流中顯得微弱。對我們而言，其警示意義尤為迫切：在一個“他者”日漸消失的世界里，我們憑借什么來約束自我那種“精致”包裝下的野性？時下流行的“邊界說”與“原罪說”，或許提供了某種簡易的心理圖式——前者將一切關(guān)系簡化為不可逾越的界線，后者則將一切困境歸咎于遙遠的過去。“邊界說”的詭辯在于，認為無論干什么、與誰合作，都要有邊界，越界即是犯規(guī)，即使別人跑到你屋搶劫也不能貿(mào)然打斷腿；“原罪說”的低能在于，認為一切過錯，都應歸因于原生家庭，即使自己屎拉錯地方了也要推到原生家庭身上。借助韓炳哲的眼光，覺得不是那么回事，我們?nèi)匀恍枰邊⒄?，仍然需要相互寬容?，F(xiàn)實中，所謂“邊界”“原罪”沒那么清晰可辨，甚至不妨說，這種所謂的學說，可能真的別有用心。
在韓炳哲的視野下，這兩種話語都可能被同質(zhì)化的社會所利用，成為推卸相互責任、拒絕實質(zhì)對話的借口，最終加固個體的孤立。真實的生活與他者，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清晰界域。我們需要他者作為不可或缺的參照、碰撞與挑戰(zhàn)，需要在摩擦與諒解中學習寬容與共處。若完全失去這面“異己之鏡”，所謂的自我堅守，恐將滑向一種封閉且自負的野蠻，那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警惕的精神陷阱。
2026.01.05即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