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一座城市151】北京啊北京，有誰還能記住他們的名字
作家/沈 學 印 主播/河清海晏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尤其在人們想起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背后那些不曾被人知曉的秘密而又有誰至今還能記住他們時 ，你可知道他們的名字都是誰嗎？
是林治遠解決了天安門廣場旗桿升降和高度的問題：開國大典籌備之初，整修天安門廣場的任務(wù)交給了北平建設(shè)局，其中重中之重就是設(shè)計與修建國旗旗桿。因為毛主席將在開國大典上親手升起第一面國旗。年輕的林治遠受領(lǐng)了這個任務(wù)。他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旗桿高度，這個在當今不是問題的問題，在當時卻是難倒了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為確保效果，旗桿應(yīng)和天安門城樓高度相匹配，必須為35米。林治遠在自來水廠找來4根不同直徑的水管，一根套一根地焊接在一起，經(jīng)反復試驗旗桿只能達到22.5米。向上級匯報后同意按此高度修建，又由林治遠設(shè)計電動升旗裝置，以保證國歌奏畢國旗正好升到旗桿頂端。但在當天晚上最后試驗中還是出現(xiàn)了意外，旗子升到頂后竟沒有停止卻被絞在旗桿里。當時腳手架已拆掉，消防云梯還不高，最終由棚彩工人冒著危險取出絞破的試驗旗，又經(jīng)林治遠檢修反復試驗至凌晨。第二天開國大典開始，林治遠站在毛主席身側(cè)悄聲告訴主席：“把電鈕向右轉(zhuǎn)動一下就可以了。”五星紅旗就是這樣在天安門廣場上徐徐升起，而林治遠備用的應(yīng)急措施一直沒有用上。
是鐘靈的美術(shù)字讓天安門城樓兩旁的大標語標趨于完美：開國大典那年鐘靈28歲，是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委員會的總務(wù)處辦公室主任兼會場布置科科長。天安門城樓兩旁的大標語就是由他負責完成的。當時城樓西側(c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是九個字，東側(cè)的“中央人民政府萬歲”是八個字。如何讓這兩側(cè)不同字數(shù)的標語對稱美觀起來，成為鐘靈面臨的一個挑戰(zhàn)。既然標語內(nèi)容不能更改，那就只有將字少的部分間距適當拉開，這就比較協(xié)調(diào)了。為達到這一效果，鐘靈實地丈量尺寸，在圖紙上反復嘗試，最終將標語尺寸確定為長30米、寬2.2米，每個字的大小約為兩米見方，采用宋體美術(shù)字。最終在開國大典前一天，將兩條巨幅標語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這兩條標語猶如天安門的兩只“眼睛”，讓廣場上的人們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向天安門城樓，都有了全新的時代感，也使天安門廣場的空間格局趨向完整和“中軸居中，兩翼對稱”的完美布局。1950年天安門城樓東側(cè)標語又改為“世界人民大團結(jié)萬歲”。
是梁思禮把五星紅旗展現(xiàn)在回國的海船上：新中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是名叫曾聯(lián)松的33歲上海青年設(shè)計的。 10月1日這一天，梁啟超的兒子梁思禮正在回國途中的一艘海船上，他拿著一個收音機，爬到高處把天線接上，聽著新中國的廣播。當聽到新中國成立和新中國五星紅旗升起來時，船上的中國人都在歡欣鼓舞，想開個慶祝會。但五星紅旗是什么樣子大家都沒見過，梁思禮只好根據(jù)想象，拿出一塊紅布作旗子，把一顆大星放在中央，四顆小星放在四個角，以四顆小星象征廣大人民群眾，每顆小星各有一個角對準大星中心，形成“眾星拱北辰”的格局，這就是當時他們心目中的五星紅旗。
是周恩來的決定使天安門廣場變得恢宏莊嚴雄闊大氣：1949年9月2日凌晨，中南海周恩來的辦公室里燈火通明，他在反復權(quán)衡開國大典的策劃方案，最終慎重寫下批示，將萬人聚會的地點確定在天安門前。當時的天安門前還不是廣場，由于歷史原因已年久失修，存在諸多問題。為讓天安門前呈現(xiàn)莊嚴大氣，北平市青年團籌委會號召動員6000余名大中學生前來參加義務(wù)勞動，清除路障，種植花草，綠化樹木等。天安門城樓的其他復原和修繕工作也在周恩來的親自部署下有條不紊的進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批能工巧匠紛紛趕到北京，不分晝夜，加班加點，一時間天安門城樓內(nèi)外及整個廣場變成一個熱火朝天的大工地。正是這種熱烈、熱情、熱潮的忘我實干精神和爭分奪秒夜以繼日的中國速度，才確保了開國大典萬民同慶的盛會如期如時舉行，才使新中國從此走上了繁榮富強發(fā)展壯大的社會主義強盛時期。
(2025年12月29日于伊春林城“悠然居”書齋微信同號13039680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