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匯東西文明熔煉赤子之心——讀胡根《澳門傳》|茍文彬精華熱點

2026-01-28 13:07:29 617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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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澳門高中生登上山東艦的場景喚起對濠江小城的遐思時，胡根所著《澳門傳》恰如一把精巧的鑰匙，突破博彩業(yè)的刻板印象，潛入這座城市的歷史肌理與文化深處。這部著作以史料為骨、人文為魂，將澳門數千年尤其是近500年的歲月，置于全球史與本土敘事的雙重維度中鋪展，既呈現了歷史的驚濤駭浪，也捕捉了市井的煙火氣息。全書在藝術結構上經緯交織，在歷史時序上脈絡清晰，于宏觀表達中彰顯全球視野，在微觀深入里傳遞人文溫度，更以鮮明的本土立場錨定主權歸屬，以深沉的愛國情懷串聯城市命運，其文本書寫方式亦為同類城市史創(chuàng)作提供了寶貴啟迪。本文將從7個核心維度，系統(tǒng)剖析《澳門傳》的敘事特色與思想價值，展現這部“兼具史識鋒芒與人文溫度”的著作如何勾勒澳門的靈魂圖景。

經緯交織的敘事框架與平衡之美

《澳門傳》的藝術結構堪稱“時序為經、主題為緯”的典范，既避免了地方史常見的狹隘性，又在學術性與可讀性之間找到了獨特平衡點。全書以15個篇章、87篇文字輔以結語成書，看似獨立的篇章實則暗藏緊密邏輯，形成“望遠鏡式”全球視野與“問題導向”專題研究的有機融合。這種結構設計，讓澳門史不再是孤立的地方敘事，而是嵌入全球歷史進程的鮮活樣本，同時通過聚焦核心矛盾，讓復雜歷史變得清晰可感。

從整體架構來看，《澳門傳》以時間演進為隱性主線，將澳門置于大航海時代（文藝復興與海洋霸權崛起）、殖民爭霸（西荷英法侵澳）、冷戰(zhàn)格局（西方封鎖）、中國崛起等全球史框架中定位，確保歷史敘事的宏大格局。在此基礎上，每個篇章又圍繞一個核心主題或矛盾展開，形成“問題導向”的專題研究：《葡人怎樣取得居澳權？》直面殖民合法性的核心爭議，通過辨析“行賄說”“協定說”“香料說”“打海盜說”等說法，最終錨定明廷“剿匪、抽稅、龍涎香”三位一體的“以夷制夷”政策；《澳門怎樣走上開賭之路？》跳出文化標簽，深入剖析葡人失去國際貿易基礎后，為謀求生存而推動澳門經濟轉型的被動邏輯；《“?！迸c“機”》則以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為切入點，展現澳門在主權危機中的博弈智慧；《“半個解放區(qū)”》則深挖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澳門特殊政治生態(tài)中的民間力量與愛國情懷。這些專題既獨立成文，降低了讀者的閱讀門檻，又彼此呼應，共同構建起澳門歷史的完整圖景。

在結構的細節(jié)處理上，《澳門傳》同樣頗具巧思。開篇《混沌初開》以澳門的地理及水文環(huán)境為起點，考究人類文明起源與古代貿易歇腳點的角色，為后續(xù)“海上敦煌”的定位埋下伏筆；中間各章的結語部分則承擔了“認知升華”的功能，如《衰落與重生》一章點明明清政府“德威并濟”管理策略的雙刃劍效應，既利用葡人維護統(tǒng)治，又為后續(xù)主權爭議埋下隱患；結尾《過渡向新的時期》以回歸談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起草收尾，不僅完成了歷史時序的閉環(huán)，更呼應了開篇對“城市靈魂”的探尋，形成結構上的首尾圓合。這種“總分總”式的篇章邏輯，配合“宏觀視野+微觀聚焦”的敘事手法，讓《澳門傳》既有學術著作的嚴謹性，又具備文學作品的可讀性，實現了“散文筆法寫正史之實”的創(chuàng)作追求。

跨越千年的脈絡梳理與歷史時序關鍵節(jié)點錨定

《澳門傳》對歷史時序的處理，遵循“自然演進、節(jié)點清晰、無有遺漏”的原則，從數千年的文明起源延伸至回歸后的過渡期，完整呈現了澳門從“小小漁村”到“海上敦煌”，再到“東方蒙特卡洛”與“世界遺產城市”的身份變遷。這種時序敘事并非簡單的線性羅列，而是將關鍵歷史事件與時代背景深度綁定，讓讀者既能把握時間脈絡，又能理解每個階段澳門的生存邏輯與歷史意義。

時序的起點始于《混沌初開》對澳門地理與文明起源的考據。作者通過挖掘中原、福建對澳門的社會經濟文化輸出，尤其聚焦大宋遺風與趙氏家族的文化影響，追溯澳門與中華文明的早期聯結，指出其作為古代貿易歇腳點的先天優(yōu)勢，為后續(xù)葡人東來后的“中西交匯”奠定歷史根基。進入大航海時代后，時序敘事轉入葡人東來的核心階段：《濠鏡澳·馬交·澳門》一章厘清了澳門名稱的演變——從福建漁民祭拜海神的媽閣廟，到葡人音譯為“Macau”，再到“澳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的地理命名，既還原了名稱背后的民俗與地理邏輯，也標記了葡人接觸澳門的初始節(jié)點；《葡人怎樣取得居澳權？》則以明廷政策為核心，將葡人居澳的時間線與“剿匪、抽稅”的治理需求結合，糾正了“行賄說”等不實傳聞，明確了這一階段澳門“中國屬土、葡人暫住”的性質。

殖民爭霸時期的時序敘事，聚焦于澳門在列強覬覦中的生存掙扎?！丁昂Ｉ隙鼗汀薄放c《歐洲人覬覦的寶地》兩章，串聯起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為侵占澳門與葡萄牙的交戰(zhàn)史，突出葡人依托“先來后到”優(yōu)勢與對明廷的軍事援助（如對抗?jié)M族侵擾），得以維持長期租居地位的歷史細節(jié)；《衰落與重生》則梳理了葡人在澳門300年間的起伏：從葡兵內訌、鴉片走私的衰落跡象，到“容葡抗英”政策下的短暫喘息，再到港英貿易崛起后澳門的經濟困境，最終落腳于博彩業(yè)的興起——作者明確指出，開賭并非澳門的“文化特質”，而是葡人失去國際貿易基礎后的“被動求生之路”，這一判斷為理解澳門經濟轉型的歷史必然性提供了關鍵視角。

近現代以來的關鍵節(jié)點，更是《澳門傳》時序敘事的重點。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簽署，被置于《“?！迸c“機”》一章的核心，作者既呈現了葡人獲得“永駐澳門”書面保證的“機遇”，也強調條約中“澳門是中國領土，未經中國同意不得轉讓”的主權底線；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時序敘事，圍繞“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抗戰(zhàn)義舉與日本未占領澳門的特殊背景展開，展現澳門在民族危亡中的責任擔當；1949年后，中央政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1952年關閘事件、1955年“澳門開埠四百周年”事件、1966年“一二·三”事件，被逐一納入時序框架，清晰呈現澳葡當局管治威信喪失、愛國力量成為社會主導的歷史進程；改革開放后，澳門參與內地建設的關鍵事件，如設立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yè)香洲毛紡廠、開放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參與“兩彈一星”研制——與中葡建交、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推動“澳門非殖民地”定位等節(jié)點相互呼應，為回歸敘事鋪墊了歷史基礎；最終，1987年《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起草、過渡期“三大問題”解決，構成了回歸前后的完整時序鏈條，標志著澳門歷史進入“一國兩制”的新紀元。這種對關鍵節(jié)點的精準錨定與深度解讀，讓《澳門傳》的時序敘事既有“骨架”，又有“血肉”，完整還原了澳門跌宕起伏的歷史軌跡。

全球史視野下的澳門定位與命運聯動

《澳門傳》最顯著的學術價值之一，在于其跳出“地方史”的局限，以“全球史視野”為澳門定位，將這座小城的命運與世界歷史進程、中國國家發(fā)展緊密聯動，展現了“小地方”背后的“大歷史”邏輯。這種宏觀表達不僅讓澳門史更具深度與廣度，也為理解全球化時代城市與國家、世界的關系提供了典型樣本。

在全球史框架的運用上，《澳門傳》首先將澳門的興起置于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作者在《“海上敦煌”》一章中，從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與商業(yè)革命的興起切入，指出葡人東擴的根本動力是“海洋霸權”與“商業(yè)利益”的雙重驅動——葡萄牙作為大航海時代的先行者，亟需在東方尋找貿易據點，而澳門憑借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連接中國內地與東南亞、歐洲）與古代貿易基礎，成為葡人理想的“歇腳點”。作者進一步指出，澳門從“歇腳點”到“暫住地”，再到“租居特許貿易中轉、中西文化交流重鎮(zhèn)”的演變，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歐洲商業(yè)革命與東方貿易網絡碰撞的結果，其“海上敦煌”的定位，恰是全球貿易體系中“樞紐”角色的生動寫照。這種宏觀視角，打破了將澳門興起歸因于“葡人單方面探索”的片面認知，還原了其作為“東西方貿易橋梁”的歷史本質。

殖民爭霸時代的宏觀表達，聚焦于澳門在列強博弈中的“夾縫生存”?！稓W洲人覬覦的寶地》一章詳細梳理了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對澳門的覬覦與入侵：西班牙憑借“無敵艦隊”試圖奪取澳門；荷蘭在17世紀多次發(fā)動進攻；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前后，英國為打開中國市場，曾在澳門周邊展示武力并對葡澳當局施壓；法國亦曾參與對澳門的爭奪。作者將這些事件置于“殖民主義全球擴張”的背景下，指出澳門之所以能在列強環(huán)伺中維持葡人租居地位，一方面得益于葡人“先來后到”的優(yōu)勢與對中國政府的“軍事援助”（如明廷對抗?jié)M族、清廷對抗英國），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政府“以夷制夷”的治理策略密切相關，明清政府利用葡人牽制其他列強，同時通過抽稅、立法等手段維持對澳門的主權。這種宏觀解讀，揭示了澳門的“生存邏輯”與全球殖民格局的深層關聯，而非簡單的“殖民與反抗”敘事。

冷戰(zhàn)與中國崛起背景下的宏觀表達，更凸顯了澳門與國家命運的聯動。《“半個解放區(qū)”》與《改革開放前后》兩章，將澳門置于新中國成立后的國際環(huán)境中：在西方對中國實施封鎖的冷戰(zhàn)格局下，中央政府制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讓澳門成為“打破西方封鎖的陣地”——通過澳門的黃金轉運貿易、與海外的隱性經濟文化交流，為新中國爭取了必要的外部資源；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中國政府及時主張“澳門不是殖民地”，迫使葡萄牙在憲法中明確“澳門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國領土”，這一外交突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全球格局重塑的縮影；改革開放后，澳門人積極參與內地建設，從香洲毛紡廠到石景山旅游中心，從“兩彈一星”研制到經貿文化往來，這些互動既是澳門自身發(fā)展的需要，也是中國“對外開放”國策在局部地區(qū)的生動實踐。作者通過這種宏觀聯動，讓讀者看到：澳門的命運始終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其“特殊性”本質上是中國與世界互動的一個“窗口”。

《澳門傳》的宏觀表達，還體現在對“澳門模式”的全球意義解讀上。作者指出，澳門作為“東西方文明對話的獨特樣本”，其“混雜性”與“協商性”的文化特質，為全球化時代不同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借鑒，不同文化在此并非靜態(tài)共存，而是在碰撞、妥協、融合中不斷生成新形態(tài)；其“一國兩制”的實踐，更是中國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實現國家統(tǒng)一提供的“澳門方案”，具有全球范圍內的示范意義。這種宏觀視角，讓《澳門傳》超越了“地方史”的范疇，成為一部理解全球化、文明交流與國家統(tǒng)一的重要著作。

史料支撐與生活細節(jié)中的歷史溫度

如果說宏觀表達為《澳門傳》搭建了“骨架”，那么微觀深入則為其注入了“血肉”。作者以“史料翔實、細節(jié)鮮活”為創(chuàng)作準則，通過挖掘多語言原始檔案、民間記憶與生活場景，讓抽象的歷史變得可觸可感，既避免了宏大敘事的空洞化，又彰顯了歷史的人文溫度。這種微觀深入，體現在史料運用的豐富性、細節(jié)呈現的生動性與歷史解讀的精準性三個層面。

在史料運用上，《澳門傳》展現了“多元交叉、多聲部合唱”的特點。作者不僅查閱了元、明、清時期華人社群的史料、著述、報刊，還廣泛搜集葡文、英文、法文的原始檔案，彌補了過往研究中“單一視角”的缺失。據統(tǒng)計，全書參考了37部史料匯編、27部著述、16份報刊、9部譯著，這些史料涵蓋官方檔案（如明清政府的奏折、條約文本、議事會記錄）、民間文獻（如漁民的航海日志、家族族譜、抗日救災會的工作報告）、學術著述（中外學者對澳門史的研究成果）與媒體報道（不同時期關于澳門的報刊文章）。通過多元史料的交叉印證，作者得以糾正過往研究中的謬誤：例如在《葡人怎樣取得居澳權？》一章中，作者引用明廷的稅收記錄、地方官員的奏折與葡文議事會檔案，駁斥了“葡人通過行賄獲得居澳權”的傳聞，同時指出“協定說”缺乏史料支撐，最終將居澳權的取得歸因于明廷“剿匪、抽稅、獲取龍涎香”的政策需求；在《澳門怎樣走上開賭之路？》中，作者通過葡人貿易賬本、澳門地方稅收記錄與清廷的禁令文書，證明博彩業(yè)的興起是葡人失去國際貿易收入后，為維持澳門財政與生存而采取的“被動選擇”，而非“文化偏好”。這種“以史料為依據”的微觀考證，讓《澳門傳》的歷史解讀具備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細節(jié)呈現的生動性，是《澳門傳》微觀深入的另一亮點。作者跳出“帝王將相、重大事件”的傳統(tǒng)敘事，將目光投向普通民眾的生活與民間力量的作用，讓歷史充滿“煙火氣”。在《濠鏡澳·馬交·澳門》一章中，作者描繪了福建漁民在澳門的生活場景：他們“以海為家”，在媽閣廟祭拜海神，用方言交流，形成了澳門早期的華人社群，這些細節(jié)不僅還原了澳門“漁民小城”的初始面貌，也解釋了從“媽閣廟”到“Macau”名稱演變的民俗基礎；在《“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敘事中，作者記錄了愛國人士組織募捐、運送物資、救助難民的具體行動，“商販捐出當日收入，學生走上街頭義賣，船工冒險將藥品運往內地”，這些鮮活的細節(jié)讓抗日戰(zhàn)爭時期澳門的愛國情懷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體可感的“民眾行動”；改革開放初期，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的開放場景被細致描繪：“澳門商人帶來現代化的管理經驗，內地員工學習服務技能，游客們第一次體驗‘澳門式’的休閑服務”，這一細節(jié)成為澳門參與內地建設的“微觀注腳”。此外，作者還關注到葡裔社群的生活細節(jié)，如“議事會討論澳門治理時，葡人與華人代表用‘混雜的語言’溝通，既講葡語也說粵語”，這些細節(jié)展現了澳門“多元共存”的社會生態(tài)，讓歷史敘事更加立體豐滿。

微觀深入還體現在對“小符號”的“大解讀”上。作者善于從物質遺存與文化符號中挖掘歷史意義，讓“小事物”承載“大歷史”。媽閣廟不僅是宗教場所，更是澳門名稱起源的“歷史見證”，其建筑風格中的“中原元素”與“嶺南特色”，暗示了澳門與中華文明的深層聯結；賭場作為澳門的“經濟符號”，被作者解讀為“葡人求生的物質載體”，其從“地下賭檔”到“合法博彩業(yè)”的演變，折射出澳門經濟轉型的無奈與必然；“澳門歷史城區(qū)”作為世界遺產，其歐式建筑（如大三巴牌坊）與中式廟宇（如媽閣廟）的并存，成為“中西文化融合”的活化石；香洲毛紡廠作為“三來一補”企業(yè)的代表，其機器設備、生產流程與工人生活，記錄了澳門與內地經濟互動的初始階段。這些“小符號”的解讀，讓宏觀歷史落地為“可觸摸的記憶”，既增強了歷史敘事的感染力，也深化了讀者對澳門文化基因的理解。

主權錨定與文化解讀的“澳門視角”

作為澳門本土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作，《澳門傳》始終堅守“本土立場”，這種立場既體現在對“澳門始終是中國領土”的堅定論證，也反映在對澳門文化特質的獨特解讀，更凸顯在對“澳門人”主體地位的尊重。這種本土立場并非“地方主義”，而是以澳門為視角，錨定主權歸屬、解讀文化基因、還原民眾聲音，打破了過往“殖民史觀”與“單一國家敘事”的局限，構建了屬于澳門自身的歷史話語體系。

“主權紅線”的貫穿，是《澳門傳》本土立場的核心。作者以扎實的史料為依據，從始至終論證“澳門始終是中國領土”，徹底否定“殖民敘事”。殖民初期，《葡人自治》一章通過議事會檔案與明清律例的交叉印證，指出“澳門實施的法律依然是中國法律，明朝和清朝政府長期掌控著澳門的行政大權”，葡人雖有“自治”空間（如成立議事會管理葡裔社群），但須遵守中國政府的稅收政策、司法管轄與行政指令，“華人治華、葡人治葡”的治理格局，本質上是中國政府對澳門“間接管治”的一種形式，而非“葡人殖民統(tǒng)治”；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是主權爭議的關鍵節(jié)點，作者明確指出，條約雖賦予葡人“永駐澳門”的權利，但“未經中國政府同意，葡萄牙不能把澳門轉讓予其他國家”的條款，從法理上確認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半個解放區(qū)”》一章通過挖掘民間史料，展現“內地民眾、港澳同胞乃至海外華人都主張收回澳門”的民意，這種民意既是民族意識的覺醒，也是澳門作為“中國領土”的民眾認同體現；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推動“澳門非殖民地”定位，迫使葡萄牙在憲法中明確“澳門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國領土”，這一外交成果的背后，是澳門本土愛國力量的長期推動與民眾對“國家認同”的強化；回歸進程中，“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實踐，更是以“主權歸屬中國”為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的起草與頒布，從法律層面完成了“澳門回歸中國”的法理閉環(huán)。作者通過這種“主權敘事鏈”的構建，將“澳門是中國領土”從抽象口號轉化為“史料可證、法理可依、民意可尋”的歷史事實，彰顯了本土立場中的“國家認同”核心。

對澳門文化特質的“本土解讀”，是《澳門傳》的另一亮點。作者摒棄了“中西合璧”的簡單標簽，深刻指出澳門文化的精髓在于其“混雜性”（Hybridity）與持續(xù)的“協商性”（Negotiation）——不同文化在此并非“靜態(tài)共存”，而是在碰撞、妥協、融合中不斷生成新形態(tài)。這種解讀源于對澳門本土社會的深刻觀察：在語言上，澳門人創(chuàng)造了“澳門式葡語”與“夾雜葡語詞匯的粵語”，兩種語言的“混雜”成為日常交流的常態(tài)；在宗教上，天主教、基督教與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如海神崇拜）并存，宗教活動中常常出現“中西儀式融合”的場景，例如葡裔居民在春節(jié)時貼春聯，華人居民在圣誕節(jié)時參與慶祝；在建筑上，歐式洋房的陽臺融入嶺南騎樓的設計，中式廟宇的雕刻中出現西方宗教符號；在生活習俗上，澳門人既過春節(jié)、中秋，也過圣誕節(jié)、復活節(jié)，飲食上“葡國菜”與“粵菜”相互借鑒，形成了獨特的“澳門菜”。作者認為，這種“混雜性”并非“文化妥協”，而是澳門人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生存智慧”，通過文化協商，不同族群得以在狹小空間內和諧共處；這種“協商性”也并非“文化失根”，而是澳門文化的“活力源泉”，讓澳門成為“東西方文明對話的獨特樣本”。這種本土視角的文化解讀，既尊重了澳門的歷史事實，也為理解“澳門文化身份”提供了全新維度。

尊重“澳門人”的主體地位，是《澳門傳》本土立場的又一體現。作者跳出“官方史料霸權”，將澳門史從“殖民者史”“統(tǒng)治者史”轉化為“澳門人史”，收錄了大量底層民眾與民間力量的聲音。在早期歷史中，福建漁民的航海日志、家族故事被納入敘事，他們不再是“歷史的背景板”，而是澳門早期開發(fā)的“主體力量”；抗日戰(zhàn)爭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愛國人士、普通商販、學生、船工的行動被詳細記錄，他們的義舉成為澳門“抗戰(zhàn)史”的核心內容；回歸前后，澳門工商界對“一國兩制”的期待、普通市民對生活變化的感受、知識分子對澳門未來的思考，被作者以口述史與訪談的形式呈現，讓“澳門人”成為回歸敘事的“主角”。此外，作者還關注到葡裔社群的“澳門身份認同”，許多葡裔居民在澳門生活數代，將澳門視為“故鄉(xiāng)”，他們參與澳門建設、維護社會穩(wěn)定，成為澳門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對這些“邊緣聲音”的收錄，讓澳門史更加完整、客觀，也彰顯了本土立場中“多元包容”的核心價值。

從歷史實踐到命運與共的精神傳承

《澳門傳》的字里行間滲透著深沉的愛國情懷，這種情懷并非空洞的口號，而是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民間行動與人物故事展現，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抗日救災，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支持國家建設，再到回歸過程中的積極參與，愛國情懷始終是澳門歷史發(fā)展的“精神主線”，也是澳門人與國家“命運與共”的生動體現。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愛國行動，是《澳門傳》愛國情懷敘事的重點。作者以“澳門四界救災會”為核心，詳細記錄了澳門各界人士在民族危亡中的責任擔當?！鞍拈T四界救災會”由澳門愛國團體發(fā)起，涵蓋工商界、教育界、文化界、醫(yī)務界等多個領域，其主要行動包括：組織募捐活動——“商販們捐出每日營業(yè)額的一部分，工廠工人捐出獎金，學校師生舉行義賣，甚至街頭乞丐也將乞討所得捐給救災會”；運送救援物資——“船工們冒著被日軍搜查的風險，將藥品、糧食、衣物等物資從澳門運往內地抗日根據地，許多船工因此被捕甚至犧牲”；救助難民——“在澳門設立難民收容所，為從內地逃難而來的民眾提供食宿、醫(yī)療服務，澳門醫(yī)生免費為難民診治，教師為難民兒童開設臨時學堂”。作者通過這些細節(jié)，展現了澳門人“雖處偏安之地，不忘民族大義”的愛國精神，盡管澳門未被日軍占領，但澳門各界并未置身事外，而是以實際行動支援祖國抗戰(zhàn)，這種“隔海相望卻心系家國”的情懷，成為澳門愛國精神的重要源頭。此外，作者還提到澳門愛國人士對內地抗戰(zhàn)的其他支持，如“澳門文化界出版抗戰(zhàn)刊物，宣傳抗戰(zhàn)思想；澳門工商界抵制日貨，切斷日軍的物資來源”，這些行動共同構成了澳門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愛國圖景”。

新中國成立后，澳門的愛國情懷體現在對國家建設的積極參與和對主權回歸的堅定支持。在西方對中國實施封鎖的冷戰(zhàn)時期，澳門憑借其特殊地位，成為“打破西方封鎖的陣地”，澳門愛國商人通過黃金轉運貿易，為新中國換取必要的外匯與戰(zhàn)略物資；澳門與海外的隱性經濟文化交流，為中國與世界保持聯系提供了“窗口”。1952年關閘事件中，澳門愛國力量堅定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反對澳葡當局的挑釁，最終迫使澳葡當局道歉、賠償，這一事件展現了澳門人“維護國家主權”的堅定態(tài)度；1955年葡萄牙試圖舉辦“澳門開埠四百周年”慶典，將澳門定位為“殖民地”，澳門愛國人士聯合內地力量進行抗議，最終迫使葡萄牙取消慶典，挫敗了其“殖民敘事”的企圖；1966年“一二·三”事件中，澳門愛國群眾反抗澳葡當局的壓迫，最終推動澳葡當局承認錯誤、改善民生，這一事件標志著澳門愛國力量成為社會主導力量，也彰顯了澳門人“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精神。

改革開放后，澳門的愛國情懷轉化為參與內地建設的實際行動。澳門愛國人士率先響應國家“對外開放”的號召，在珠海設立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yè)香洲毛紡廠，為內地帶來了資金、技術與管理經驗；開放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引入現代化的旅游服務理念，推動內地旅游業(yè)的發(fā)展；更有澳門科學家參與“兩彈一星”研制，為國家國防科技事業(yè)貢獻力量。作者特別提到吳福、何賢、霍英東、何鴻燊、鐘立雄、馬萬祺等澳門愛國人士的名字，他們不僅在經濟上支持內地建設，還在政治上推動澳門回歸進程，為“一國兩制”的實踐奠定了基礎。在中葡談判過程中，澳門愛國團體積極發(fā)聲，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向葡方傳遞“澳門必須回歸中國”的民意，為談判的順利進行提供了民間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中，澳門愛國人士廣泛參與，結合澳門實際情況提出建議，確保基本法既符合國家主權原則，又能保障澳門居民的合法權益。

回歸后的愛國情懷，體現為對“一國兩制”的堅定維護與對國家統(tǒng)一的認同。作者指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給了澳門工商界一顆“定心丸”，也讓澳門人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澳門的發(fā)展離不開國家的支持”。澳門回歸后，積極融入國家發(fā)展大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qū)建設，在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與內地深度合作，這種“融入”既是對國家發(fā)展的支持，也是澳門自身發(fā)展的需要。作者通過這些歷史實踐的梳理，展現了澳門愛國情懷的“傳承與發(fā)展”，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支援祖國”，到新中國成立后的“維護主權”，再到改革開放后的“參與建設”，以及回歸后的“融入大局”，愛國情懷始終是澳門人不變的精神底色，也是澳門與國家“命運與共”的核心紐帶。

散文筆法與正史精神的融合之道

《澳門傳》的文本書寫方式，為同類城市史、地方史創(chuàng)作提供了寶貴啟迪。作者以“散文筆法寫正史之實”，在情感溫度與史料價值之間取得了獨特平衡，既避免了學術著作的枯燥晦澀，又摒棄了文學作品的虛構夸張，形成了“兼具可讀性與嚴謹性”的書寫風格。這種書寫方式的啟迪，體現在敘事手法的創(chuàng)新、情感與理性的平衡、讀者意識的尊重三個層面。

敘事手法的創(chuàng)新，是《澳門傳》文本書寫的首要啟迪。作者打破了“編年體”與“紀傳體”的傳統(tǒng)局限，采用“專題式敘事”與“文學化表達”相結合的方式，讓歷史敘事更加生動靈活。一方面，“專題式敘事”通過聚焦核心矛盾（如居澳權、開賭之路、主權危機），直擊歷史爭議的關鍵點，激發(fā)讀者的探求欲，章節(jié)標題多采用設問形式，如《葡人怎樣取得居澳權？》《澳門怎樣走上開賭之路？》，這種“問題導向”的標題設計，讓讀者帶著疑問進入閱讀，增強了文本的互動性。另一方面，“文學化表達”通過隱喻、象征等修辭手法，激活歷史的感染力，“海上敦煌”的隱喻，既突出了澳門在中西貿易中的樞紐地位，又賦予其“文化瑰寶”的意象；“半個解放區(qū)”的定位，形象地展現了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澳門特殊的政治生態(tài)；“?！迸c“機”的辯證表述，精準概括了澳門在歷史轉折點的生存狀態(tài)。此外，作者還善于運用“場景化描寫”，將歷史事件轉化為“可想象的場景”，如葡人首次抵達澳門時，“漁民們好奇地打量著這些金發(fā)碧眼的陌生人，葡人則對著媽閣廟指指點點”，這種場景化描寫讓歷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鮮活的畫面。這種“專題+文學”的敘事手法，為城市史創(chuàng)作提供了“如何讓嚴肅歷史更易讀”的解決方案。

情感與理性的平衡，是《澳門傳》文本書寫的另一重要啟迪。作者既懷揣對澳門的“鄉(xiāng)土情懷”，又保持學術研究的“理性態(tài)度”，避免了“情感壓倒理性”或“理性疏離情感”的極端。在情感表達上，作者對澳門的熱愛體現在對市井生活的細膩描寫（如漁民的日常、抗日救災的義舉）、對愛國力量的贊美（如“澳門四界救災會”的行動）、對澳門文化的珍視（如“混雜性”文化的解讀），這些情感讓文本充滿溫度，引發(fā)讀者的共鳴。在理性思考上，作者始終以史料為依據，對歷史事件進行客觀分析，如對“以夷制夷”政策的辯證評價，既肯定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作用，也批判其對主權的長遠侵蝕；對博彩業(yè)的解讀，既理解其歷史必然性，也不回避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對葡裔社群的描述，既客觀承認其在澳門發(fā)展進程中的作用，也不淡化其“暫住者”的身份。這種“情感為表、理性為里”的書寫方式，讓《澳門傳》既有“人文溫度”，又有“史識鋒芒”，為同類著作提供了“如何兼顧情感與理性”的范例。

讀者意識的尊重，是《澳門傳》文本書寫的第三個啟迪。作者充分考慮到不同讀者的閱讀需求，通過“降低閱讀門檻”與“提供深度解讀”的雙重設計，讓文本兼具“普及性”與“學術性”。在降低門檻方面，全書87篇文字獨立成文，讀者可按需閱讀，無須從頭至尾通讀；語言表達通俗易懂，避免過多學術術語，對復雜歷史事件（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進行簡明解讀；生活細節(jié)的加入（如漁民生活、旅游中心場景），讓普通讀者能夠通過“日常生活”理解歷史。在提供深度解讀方面，作者通過史料引用、邏輯分析、辯證評價，為專業(yè)讀者提供了學術參考，如對“混雜性”文化的理論闡釋、對主權歸屬的法理論證、對全球史框架的運用，這些內容體現了著作的學術深度。此外，作者還通過“章節(jié)結語”提煉歷史啟示，幫助讀者把握核心觀點，如《衰落與重生》結語點明“德威并濟”政策的雙刃劍效應，《改革開放前后》結語總結澳門與內地互動的歷史意義。這種“兼顧普及與深度”的書寫方式，讓《澳門傳》既能滿足普通讀者“了解澳門”的需求，也能為專業(yè)研究者提供參考，為城市史創(chuàng)作“如何擴大讀者群體”提供了重要借鑒。

超越博彩印象的澳門靈魂史詩

《澳門傳》以其多維的敘事框架、翔實的史料支撐、鮮明的立場情懷與創(chuàng)新的書寫方式，為我們呈現了一部超越博彩業(yè)刻板印象的澳門靈魂史詩。這部著作不僅梳理了澳門從漁村到國際都市的歷史脈絡，更深入肌理地揭示了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其“混雜性”與“協商性”的文明特質，其“始終是中國領土”的主權底色，其“與祖國命運與共”的愛國情懷，其“在夾縫中求生存、不斷重塑自我”的生存智慧。

從藝術結構的經緯交織，到歷史時序的節(jié)點錨定；從宏觀視野下的全球定位，到微觀細節(jié)中的人文溫度；從本土立場的主權堅守，到愛國情懷的精神傳承，再到文本書寫的創(chuàng)新啟迪，《澳門傳》的每一個維度，都在回答“澳門何以成為今日澳門”的核心命題。它既不是簡單的“殖民史”，也不是片面的“國家史”，而是屬于澳門自身的“城市史”，一部由澳門人創(chuàng)造、承載澳門記憶、彰顯澳門精神的歷史。

對于希望理解澳門的讀者而言，《澳門傳》不僅是一份史料翔實的“歷史指南”，更是一把解讀澳門靈魂的“鑰匙”。它讓我們看到，澳門的魅力不僅在于世界遺產的璀璨、美食天堂的美譽，更在于其在數千年歷史中沉淀下來的多元包容、堅韌求生與家國情懷。在全球化與區(qū)域一體化的今天，《澳門傳》所展現的澳門經驗，不同文明的對話之道、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之道、城市與國家的共生之道，更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意義。這部著作的價值，早已超越“地方史”“城市傳”的范疇，成為一部理解文明交流、國家統(tǒng)一與城市發(fā)展的重要精神食糧。

茍文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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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

2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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