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與龍的文化緣（刊于《光明日報》2014年1月24日16 版）
龐進
龍是中國古人對自然界中的多種動物和天象經過多元容合而發(fā)明、展現(xiàn)的一種神物，其實質是先民對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認知和神化。經過至少八千年甚至上萬年的創(chuàng)造、演進和升華，龍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廣義圖騰、精神象征、文化符號、文明標志、信仰載體和情感紐帶。海內外華人大都認同自己是人文意義上的“龍的傳人”。
在龍的諸多“模特兒”中，就有馬的身影。
從形象上看，馬頭給龍頭以取材參照。甲骨文中的某些龍字，頭部窄長，就比較像馬的頭。漢代王充《論衡·龍?zhí)摗菲?，言“世俗畫龍之像，馬首蛇尾”。并由此推斷，龍乃“馬、蛇之類”。宋代羅愿《爾雅翼·釋龍》稱龍“頭似駝”——駝頭近似于馬頭。還有龍形似馬形的說法。如《太平廣記》四二五引《錄異記·王宗郎》：“有群龍出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shù)丈，小者丈余，如五方之色，有如馬、驢之形?！?/p>
在古人心目中，馬是具有龍性的，龍和馬是可以相互變化的。反映在古籍中，如：《周禮·夏官·司馬》：“馬八尺以上為龍?！薄渡胶＝洝D贊》：“馬實龍精，爰出水類。”《吳承恩詩文集·送我入門來》：“馬有三分龍性。”《全唐文·上龍馬奏》：“有馬生龍駒……身有鱗而不生毛?！绷谠洱堮R圖贊》：“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于河，其狀龍鱗、虺尾……后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游去，不知所終?！?/p>
看來，形象上，馬是把高揚的頭顱、飄逸的身姿等貢獻給了龍；內涵上，馬是把剛毅、堅強、友好、善良、奔放、灑脫等品質貢獻給了龍。
上世紀70年代，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賽沁塔拉村農民張鳳祥，將自己在挖土時發(fā)現(xiàn)的一件“寶物”送到翁牛特旗文化館。后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家實地考察和鑒定，確認該“寶物”為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龍”。作為中華文明起源和初步生成的見證物，這件玉龍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那么，此玉龍以何物為取材對象呢？
有專家根據(jù)玉龍“口閉吻長，鼻端前突，上翹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鼻孔二”的造型，判斷其取材于豬。另有專家則將其推斷為“馬龍”，或“馬型原龍”。理由，一是該龍頭不是近似于豬頭的三角形，而是近似于馬頭的長方形；二是該龍頭上沒有豬耳那樣的大耳朵；三是該龍脖后頸與脊梁上有幾乎占到全身的三分之一的飛掠而起的飾物，這飾物近似于馬鬃而不是豬鬃。
但“馬龍”說因缺乏考古發(fā)現(xiàn)的支持而遭到質疑，因為，原始居民飼養(yǎng)馬是比較晚的事情，中國北方新石器遺址中普遍不見家馬骨骼出土。紅山文化遺址中經常發(fā)現(xiàn)牛、羊、豬等家畜的骨骼和鹿、獐等獸骨，但一直未發(fā)現(xiàn)家馬或野馬的骨骼。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都蘭縣諾木洪塔里他里哈遺址內發(fā)現(xiàn)畜圈，圈內有馬的糞便，斷代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即距今四千四百年左右。這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先民養(yǎng)馬的證據(jù)。
這樣，將馬說成是距今五千年左右的紅山文化賽沁塔拉玉龍的取材對象，就顯得證據(jù)不足。鑒于赤峰地區(qū)史前文化遺存發(fā)現(xiàn)的野生動物種群最多的是野豬和馬鹿的情況，有學者認為賽沁塔拉玉龍的頭部主要取材于馬鹿。馬鹿是僅次于駝鹿的大型鹿類，因為體形似駿馬而得名?！稜栄乓怼め尗F》：“……荊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瘪R鹿不光體形接近于馬，還像馬一樣體格強健，性情機警，奔跑迅速。
馬與龍的文化緣，還突出地通過“龍馬精神”這一成語表現(xiàn)出來。一般辭典里，都把“龍馬”解釋為“駿馬”。說“龍馬精神”，就是像駿馬一樣的精神。筆者覺得“龍馬”還可以有一解，就是龍和馬。那么，“龍馬精神”，就是喻指人身體好、體質強、魂魄健——精神得像龍和馬一樣。
按我的考察，龍的精神是容合（兼容、包容、綜合、化合之概稱）、福生、諧天、奮進的精神，而其中的“奮進”和“福生”，就很適合馬，尤其是駿馬、千里馬。這樣，龍馬精神就可以理解為龍的精神與馬的精神的結合，就是以強健的姿態(tài)奮發(fā)進取，從而造福眾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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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與龍的文化緣》一文以深厚的學術功底與清晰的邏輯脈絡，系統(tǒng)梳理了中華文明中馬與龍兩種文化意象的內在關聯(lián)，展現(xiàn)出作者龐進作為龍鳳文化研究專家的獨特視角與綜合素養(yǎng)。
一、結構與論證：層層遞進，考據(jù)扎實
文章結構嚴謹，采用“總—分—總”的論證框架：
1. 開篇定義龍的文化內涵，突出其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符號的地位；
2. 從形象與文獻兩方面論證馬與龍的淵源，引用甲骨文、《論衡》《山海經》等典籍，佐證“馬首龍身”“龍馬互化”等歷史觀念；
3. 以紅山文化玉龍為例，結合考古發(fā)現(xiàn)對“馬源說”進行辯證分析，體現(xiàn)學術審慎；
4. 落腳于“龍馬精神”的現(xiàn)代闡釋，賦予傳統(tǒng)文化以當代意義。
這種由古及今、由形入神的論述方式，既有歷史縱深感，又具現(xiàn)實關懷。
二、方法論：跨學科視野與實證精神
作者融合了文獻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多學科方法：
· 文獻考證：廣泛征引古籍，梳理馬與龍在文本中的關聯(lián)；
· 實物佐證：以紅山文化玉龍為焦點，結合出土文物與動物考古學成果，對“玉龍原型”進行科學探討；
· 文化闡釋：通過“龍馬精神”這一成語，揭示符號背后的民族心理與價值追求。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并未因個人學術傾向而簡單采信“馬龍說”，而是客觀指出原始養(yǎng)馬證據(jù)的缺乏，并引入“馬鹿”作為可能原型，展現(xiàn)了嚴謹?shù)膶W術態(tài)度。
三、觀點創(chuàng)新：從“兼容”到“精神升華”
1. 對“容合”概念的深化：文章不僅指出龍是多元文化的融合體，更具體闡釋了馬在形象與精神層面對龍的“貢獻”，如馬賦予龍“剛毅、奔放”等品格。
2. 對“龍馬精神”的獨到解讀：突破將“龍馬”簡單釋為“駿馬”的傳統(tǒng)解釋，提出“龍與馬并列”的新解，并將之提升為“奮發(fā)進取、造福眾生”的普適精神，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
四、語言風格：平實曉暢，兼具文采
作為學術隨筆，文章語言既保持學術的準確性，又富有文學感染力：
· 用詞精當，如“飛掠而起的飾物”“飄逸的身姿”等描述生動形象；
· 句式靈活，典故與考據(jù)穿插自如，無晦澀之感；
· 結尾部分對“龍馬精神”的闡釋，簡潔有力，易于傳播。
五、學術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
1. 文化尋根：通過馬與龍的關聯(lián)，揭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機制；
2. 符號解碼：深化對龍這一核心文化符號的理解，凸顯其兼容并包的精神本質；
3. 精神賦能：將“龍馬精神”與當代人的生命狀態(tài)結合，為傳統(tǒng)文化注入現(xiàn)代活力。
小結
龐進此文，雖篇幅不長，卻融考據(jù)、思辨與傳播于一體，堪稱跨文化研究的范例。它不僅厘清了馬與龍在歷史文化中的具體關聯(lián)，更通過“龍馬精神”的闡釋，搭建起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橋梁。文章中展現(xiàn)的實證精神、辯證思維與人文關懷，對如何對待文化遺產、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啟示。正如作者所言，龍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諧天、奮進”，而此文本身也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xiàn)——在兼容多元證據(jù)中求真，在文化闡釋中向善，在學術書寫中傳遞智慧。
作者簡介：龐進 龍鳳文化研究專家、作家。龍鳳國際聯(lián)合會主席，中華龍文化協(xié)會名譽主席，中華龍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日報社高級編輯。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理事，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加拿大中文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總編輯。先后求學于陜西師范大學和西北大學，哲學學士、文學碩士。20世紀70年代起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研究，至今發(fā)表各類作品逾千萬字，出版《創(chuàng)造論》《中華龍文化》（上中下）《中華龍學》《中國鳳文化》《中國祥瑞》《靈樹婆娑》《平民世代》《龐進文集》等著作五十多種，獲中國首屆冰心散文獎、陜西首屆民間文藝山花獎、西安市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等獎項八十多次。有“龍文化當代十杰”之譽。微信號 pang_j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