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思守詩心，以文質(zhì)歸本源一一讀林偉健《我為什么要寫詩》
張志明
林偉健先生以哲學學者與國學研究者的雙重底色，寫下《我為什么要寫詩》一文，既是個人創(chuàng)作心路的坦誠告白，也是對百年新詩流變的清醒叩問，更是對詩歌本質(zhì)、語言品格與精神使命的鄭重重申。在流量化、碎片化、空心化寫作泛濫的當下，這篇文字不事雕琢、直指要害，既見學者的思辨鋒芒，亦見詩人的赤子情懷，為當代詩壇提供了一份可貴的“詩學宣言”。
文章開篇便道出身份的偶然與必然：長期浸淫于哲學思辨與古典思想，在《道德經(jīng)》《論語》《六祖壇經(jīng)》的智性空間與《詩經(jīng)》、唐詩宋詞的審美世界里往復(fù)穿行，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彼此滋養(yǎng)，最終由“讀詩”走向“寫詩”。這種由學術(shù)積淀自然生發(fā)的詩心，區(qū)別于刻意標榜、速成炮制的“詩人”，自帶厚重與真誠。林偉健將詩視作心靈對話的載體，而非技藝炫耀的工具，這一定位，從起點便錨定了其創(chuàng)作的精神高度。
在對詩的理解上，林偉健回歸中國詩學本源，提出三條清晰而堅定的主張：詩以言志、歌以永言，追求語言優(yōu)美、韻律和諧、可吟可誦；詩重意境，講求情景交融、形神統(tǒng)一，以情動人、以理啟人；詩是語言精華，拒絕直白淺陋、文字堆砌與無病呻吟。這三條看似樸素，卻切中當下詩歌創(chuàng)作的普遍病灶：重分行而輕詩意、重晦澀而輕意境、重宣泄而輕錘煉。他不否定新詩的自由精神，卻堅決反對以“自由”為名消解詩性、褻瀆詩名，將順口溜、玄虛文、概念堆砌逐出詩歌殿堂，守住了“詩”的底線與尊嚴。
面對當下詩壇亂象，林偉健直言“慘不忍睹”，呼喚徐志摩、艾青、舒婷等一代代以真情與美質(zhì)立言的詩人歸來。這份憂思并非杞人憂天，而是知識分子對文化生態(tài)的責任自覺。當詩歌淪為圈子游戲、流量噱頭或情緒宣泄，失去的不僅是審美品格，更是連接人心、滋養(yǎng)精神的公共價值。他不妄言“拯救新詩”，卻以“不忍”為動力，選擇以筆立心、以詩自持：用樸實語言造優(yōu)雅意境，以真摯情感留想象空間，讓詩回歸情感、思想與美的本真。這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寫作姿態(tài)，比空泛的革新口號更具力量。
文中那段對詩的詩意闡釋，堪稱全文文眼：“詩是沒有聲音的，卻能在人們心中回響；/ 詩是沒有色彩的，但讀起來卻色彩斑斕…… / 詩，是無聲的吶喊；/ 詩，是詩人熱血滿腔”。以哲人的辯證思維，點破詩歌“無形而有神、無言而有聲”的本質(zhì)，將形式之簡與精神之豐、個體之情與人間之共鳴融為一體。這既是他對詩的定義，也是他創(chuàng)作的標尺——不追求怪誕獵奇，不迎合低俗趣味，只以心為筆、以理為骨、以美為韻，寫“隨心所欲”卻不失法度與溫度的詩。
從學者到詩人，不是身份的疊加，而是精神的貫通。哲學賦予他審視詩壇的清醒，古典文學賦予他審美判斷的根基，現(xiàn)實關(guān)懷賦予他提筆寫作的沖動。林偉健的“寫詩”，是學術(shù)生命的詩意延伸，是文化良知的文字表達，更是對中華詩脈的現(xiàn)代接續(xù)。他用行動證明：好詩不必晦澀，不必喧嘩，不必刻意標新；真正的詩，源于真誠、立于意境、精于語言、歸于人心。
在一個詩意稀缺、喧囂遍地的時代，《我為什么要寫詩》不只是一篇創(chuàng)作談，更是一聲回歸本源的呼喚。它提醒我們：詩的生命力，不在形式的獵奇，而在心靈的真誠；不在圈子的自賞，而在大眾的共鳴；不在一時的熱鬧，而在長久的精神回響。林偉健以哲思守詩心，以文質(zhì)歸本源，當代詩歌寫作樹立了一種沉靜、篤定、有根有魂的典范。這樣的詩與這樣的詩觀，恰是當下詩壇最需要的清醒與溫暖。
作者簡介：張志明 廣州番禺人，公務(wù)員，熱愛生活，喜歡音樂，愛好文學和詩歌創(chuàng)作。人生不只是煙火，還應(yīng)有詩和遠方。喜歡用手中的筆，與文字共舞，與詩意同眠。浪漫而又富有詩意的人生，記錄生活的點滴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