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時期的帝國，崇禎王朝已經病入膏肓，活躍在王朝高端的王公貴族、官僚集團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病癥。而國家治亂往往又和統(tǒng)治集團本身的素質有相當關系，原本文官集團和統(tǒng)治者之間的相互制約才能取得權力平衡，一旦形成掣肘，權力天平失衡，國家就面臨災難，而權力天生的傲慢，專治統(tǒng)治的獨裁，官員的顢頇都可能導致皇權獨攬，只能依靠宦官集團來維護皇權的權威，這樣雙方權斗導致了獨裁者居中操控始終保持凌駕萬方之上的威勢。于是王朝痼疾逐步深入骨髓，完全無法根治，朝政只能一天天糜爛下去。就如同已經浸入肌骨的癌細胞，四處擴散那般在王朝各個領域蔓延。
和平環(huán)境下，江山聽任皇權和官僚統(tǒng)治集團的擺布，動亂年頭那些被太祖皇帝“杯酒釋兵權”的武裝集團頭目開始活躍起來，他們外戰(zhàn)外行，內戰(zhàn)也外行，但是在擁兵自重夾持朝政，利用手中槍桿子斂財方面卻顯得十分內行，因而新成立的南京小朝廷乃至后來的福建隆武朝、廣西永歷朝的大權基本掌握在地方軍閥和權臣手中，皇帝只是如同漢獻帝般的傀儡，他們的進退決定了王朝命運的盛衰。
在甲申年，由于北方政權的淪陷，作為留都的南京顯然成了新的政治中心，作為南直隸省首府應天府保留著與北直隸順天府首都相對應的六部機關，過去只是一些閑職，猶如棋盤中的閑子，如今北方王朝隨著皇帝的殉國，群龍無首，各路閑子開始活躍起來，將、帥、車、馬、炮，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為的是在殘局中公推天下共主——產生一位新的皇帝，作為大明復辟的旗幟，號令天下勤王兵馬和駐守南方的軍隊一起完成政治軍事力量的整合，守住半壁江山，亦或在力量許可的條件下實施北伐恢復大明王朝的版圖，重振太祖爺的基業(yè)。當然首先應該挑選的是一位合格的接班人，其德才兼?zhèn)渥阋該斊鹛柫钐煜?，起復民心，收拾殘山剩水，重振大明江山的重大政治責任?/div>
然而，那些莊嚴的政治目標卻在各路諸侯和心懷鬼胎的南都官僚的爭權奪利中被悄然化解了。這一方面是帝國皇族中人才匱乏幾乎無可用之才參加皇帝的遴選，另一方面具備擁立資質的高官軍閥們爾虞我詐各懷鬼胎無形中稀釋了皇帝備胎的含金量。
南朝的官員們希望是從先帝所屬的皇族親王中挑選出一位能夠接班的人選。到底是挑選譜系最近但是名聲不好的福王朱由崧，還是相對廉潔名望較高的潞王朱常淓承繼大統(tǒng)，一直爭論不休。也就是所謂“立長”還是“立賢”的問題，文官集團、軍閥集團、太監(jiān)集團、勛貴集團暗中較量爭議不休。
追本溯源這和明太祖朱元璋立國時期建立的相互掣肘的政治體制有關，也和王朝傳統(tǒng)沿襲直到明代又增加許多自己的特色?，F在福王和潞王都已經逃難到了淮安，各自在暗中運作，希望大位到手，各路人馬也在運籌帷幄希望以擁戴之功，謀取更高的爵祿。究竟花落誰家，暫時還沒有結果。這些各路人馬來自不同的方向，面臨的卻是王朝政治軍事體制導引下出現的犬牙交錯的難以突圍的政治怪圈。
甲申之變那個風雪饑寒的早春季節(jié)，崇禎皇帝無可奈何地走上皇家宮苑后面的煤山，在農民軍鼓角和喊殺聲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農民軍面對權力的誘惑陷于對于明王朝遺產爭奪，并沒有想到關外虎視眈眈已久建州貴族的趁機入侵，此刻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李自成并沒有想到駐守山海關的總兵吳三桂開門揖盜，引狼入室，清軍鐵騎隨之擊潰農民軍進駐北京。
公元1644年，即崇禎十七年(又稱甲申年)，是中國歷史上頗不平常的一年，可謂是多事之秋。恐怕在歷史上，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哪一年能像這一年這樣發(fā)生如此頻繁的王朝更替。
先是在年初的三月十九日，闖王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城，崇禎皇帝被迫在煤山自縊而亡，明朝諸大臣或慷慨赴死或屈膝投降，統(tǒng)治中國社會長達二百八十余年的明王朝從此滅亡；攻克北京的李自成馬上頒布律令，建立大順政權。
然而，不幸的是，駐守山海關的明朝總兵吳三桂手握兵權，拒絕了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招降，他一面向清攝政王多爾袞請求支援共同對付農民軍，一面廣發(fā)檄文，號召各地散逸的明朝軍隊和富商巨賈支持滿州新貴向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發(fā)起反攻，經過山海關激戰(zhàn)后，李自成終因寡不敵眾和起義軍內部的矛盾而被打敗。四月三十日，起義軍被迫放棄北京城向陜西方向撤退。
五月一日，清軍進占北京城。緊接著，明朝殘余勢力又擁戴福王朱由崧登基，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史稱“南明”。同年九月，“九王子”順治帝從沈陽遷至北京，將北京定為清朝首都。從此，開始了清王朝將近二百七十年統(tǒng)治中國的歷史。關于這一年的史事，有許多文人墨客對其揮毫潑墨，有的記敘當時事變的過程，有的記錄明亡時諸大臣的各種言行，還有的搜集各種軼文怪事敷演為文。馮夢龍的《甲申紀事》便是匯集記載甲申之年史事的諸多野史稗乘稍加編輯而成。當然，其中也有兩卷是作者自己的創(chuàng)作而成的，如第二，第三卷。
消息傳來，留都南京的大明帝國的臣工都以為是吳三桂借助清軍來平叛的甚至還有幾分欣喜。當然這些欣喜是建立在對造反起家誅殺君父的農民軍刻骨仇恨的基礎上。而不是對入侵帝國的滿清貴族和引狼入室的叛將吳三桂。由于資訊的落后，他們甚至對于甲申年三四月間在北京發(fā)生的事情還搞不清楚，愚蠢地認為是“民族英雄”吳三桂借助大清的鐵騎，幫助大明平息李自成叛亂，協(xié)助恢復祖宗江山社稷的。最壞的結果是劃定關外土地，厚贈金銀財帛，封邑王爵也就可以罷兵歇火，永享安康了，至于關外土地等到大明休養(yǎng)生息，養(yǎng)精蓄銳以后再去武力奪取。
這些蠢貨實在是低估了努爾哈赤后裔的智商了。多爾袞之流在以剿賊之名義，消滅了李自成賊寇之后，已經把目光投向江南膏腴之地，隨時準備南侵消滅南明的殘余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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