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劉紹棠
朱海燕
一
1997年3月12日，劉紹棠先生因肝硬化、肝腹水搶救無效，病逝于宣武醫(yī)院，年僅61歲。
他是北京通州儒林村人，死后葬在故鄉(xiāng)的土地上。我多次去通州，想去祭拜這位大運河之子。一問鄉(xiāng)人，他們說，那地方離通州幾十里路呢。邊走邊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好打消前去祭拜的念頭。
一年初夏，我給通州的朋友打電話，透露想到儒林村走一走的想法。朋友說，那不容易嗎。他上網一查，說十分方便。在通州某處，下京沈高速，向南一拐，即是儒林村。這令我吃了一驚，從這條高速公路我走了不下幾十次，沒想到紹棠的故鄉(xiāng)就在路旁。
到了儒林村，村口沒有豎“儒林村”的牌子，而是寫著“古沙堆旅游”。此村原名不叫儒林村，而叫古沙堆。儒林村這個名字是劉紹棠所取，因為他自己是著文之人，給自己的村莊貼上儒林之名。在古代，儒林學士，以其深厚的學識與卓越的品德贏得廣泛的尊敬。儒林，二字是研究儒家經典為核心的學者社群，強調學術的傳承性，指代致力于儒家學說學習和傳播的儒生與讀書人，起碼形成一個讀書人的圈子，才能稱得上“儒林”。劉紹棠去世后，鄉(xiāng)親們可能認識到這一點，一個孤立的作家還構不成儒林的氛圍，寧愿用古沙堆這個名字，也不用儒林村這個名字。
一條南北硬化的小路貫穿村中，路西的鄉(xiāng)間屋舍十分規(guī)整。村里沒有農家樂之類的小館小鋪，也沒有可供游人觀瞻的什么景物。只有幾位大娘坐在路西的臺階上，說著笑著，拉著家常。她們告訴我，村里沒有劉紹棠故居，也沒有紀念館之類的文物，儒林村的一草一木沒有劉紹棠的任何印痕。
我聽了心中有些悲涼，一位著名的作家，赤誠的大運河之子，在生他育他的故鄉(xiāng)，卻沒有屬于他的東西，也得不到他的有關信息，讓人不可理解。這不能怪紹棠的鄉(xiāng)親們，農民生活不易，除關心他們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們沒有能力，為紹棠做點什么。
反過來再想，中國的作家們也許不需要這些，他們來自平凡復又歸于平凡，來自泥土復又回歸泥土?；钪?，寫那么多作品，都沒有出人頭地，死后，也別想去名垂千古。
我問村里的幾位大娘，紹棠的墓地在哪里，我想去祭拜一下？她們說，沿這條路向南走，見一條向西拐的路，不遠就是劉紹棠的墓地了。于是我循路而去，逢人便問，皆答不知。走了約三公里，見一個陵園，問陵園人，才知走過了，復又返回。再問，再找，還是沒有尋見?；氐饺辶执澹瑔栢l(xiāng)人。鄉(xiāng)人曰，你走過了，那個地方很不起眼，不注意，看不到。我復又返回。在汽車上，我看到一條下運河河堤的小路，其長度約十來丈遠，小路盡頭是鄉(xiāng)民架起的鐵絲網，鐵絲網的那邊，是一個果園。我說，可能就是這里。于是，沿小路走下去，見一個不大的小石碑，上寫著“大運河之子——劉紹棠之墓”。石碑坐西面東，朝著河堤的方向。墓地則坐北朝南，一尊石頭后，是一堆土丘，磚塊將土丘圍個半圓。在當今，這是一個簡樸得不能再簡撲的墳墓了。就是因為簡樸，讓我在這條路上往返幾次沒有發(fā)現(xiàn)它。我披著欲望的色彩而來，得到的卻是一個失望的結果。
二
我與紹棠相識于1983年。一次進城到《北京晚報》去看王復羊，我向他提出拜訪劉紹棠的要求，他立即答應，這好辦。復羊與紹棠50年代就是好朋友，又是交心換膽的右派“派友”，復羊告訴我，紹棠住府右街光明胡同45號，就是中南海西門對門的那條胡同，進入后向北走，不遠即是。告別復羊，我便冒冒失失地直闖劉紹棠的家。他那個院子，不是四合院，三間主屋，坐南朝北，北面無房，院中有東西兩廂房、廚房，還有幾棵棗樹與槐樹。顯得有幾分破敗。就是這么一個小院，童年的我，在皖北平原上，像聽天書一樣，聽說劉紹棠用一筆稿費購買了一座四合院。我想，那個四合院肯定是十分富麗堂皇的，沒想到小院寒酸到這個地步。三間正房，中間的明間是客廳，東間是臥室，西間是書房。我在門外高喊：有人嗎？
書房里有更高的聲音傳出：有，劉紹棠在此。這聲音很有力度，帶有溫熱的親切感。哪怕十萬八千里的距離，這一聲回答，能給人帶帶甜甜的瓊漿。
我坦然走進屋內，見一位肥胖的大個子男人光著膀子，穿著短褲，右手握筆，左手拿把大蒲扇，坐在一張破舊的寫字桌前寫東西。不用介紹，此人便是劉紹棠了。
我說，我是王復羊的朋友，今日慕名來訪。我指著外面的院子說，小時侯，聽說你用一筆稿費買了一座院子，就是這里吧？
劉紹棠說，是，當時花了七千塊錢。
他問我：在何處當兵？
我答：在青海，剛調北京不久。
他說，怪不得你認識王復羊，都是從雪山草地而來呵。
我說，我是從大漠而來。
紹棠說，你說慢點，我記在本子上。說著，他拉開抽屜，翻騰了一陣，抽出一個本子。他問一條，我答一條。他一一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我原想，紹棠應該是大江奔騰的性格，寫起文章，下筆千言，文不加點，一氣呵成。想不到生活中的紹棠，是如此細致，接觸一個人，他便沿著這個人的生活與經歷行走，像是沿著一條河流行走一樣，放出一個作家深入生活的敏銳思想。這一條，很可能是他走向一個成功作家的通道。
劉紹棠出生在一個普通農家，1948年參加革命，1949片開始發(fā)表作品，1953年5月參加中國共產黨。他從十三歲的中學時代開始從事寫作，并發(fā)表作品，二十歲成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最年輕的會員。那時，他立志要成為人民的作家。
紹棠的成名，離不開唐非。唐非是中國記協(xié)書記處原書記，是新聞界的領導與著名的報人。記得在一次記協(xié)的活動會議上，有人向我介紹唐非說：他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報人，還是一位藝術的園丁。劉紹棠最初的小說，就是通過唐非編發(fā)的，后來劉紹棠成為著名作家。
為此事，我問過唐非。他說，確有此事。1951年他在《中國青年報》任副刊編輯時，有一天，他收到一篇題為《紅花》的小說，署名劉紹棠。他認為小說寫得十分成功，便把小說推薦給該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柳青同志。柳青經與陳緒宗總編輯商定，這篇小說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并且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發(fā)。這篇小說，引起文藝界與廣大讀者的關注，劉紹棠由此獲得團中央的重點培養(yǎng)，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文學夢鄉(xiāng)。
由于劉紹棠受蘇聯(lián)肖洛霍夫和中國老作家孫犁的影響，他想過一輩子田園生活，住在家鄉(xiāng)寫鄉(xiāng)土小說，以自己家鄉(xiāng)為基地，寫反映當時農村田園牧歌式的作品。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他趴在儒林村荒屋寒舍的土坑上一字一字地寫出長篇小說《地火》《青草》《狼煙》等。1979年重返文壇后，他進入了創(chuàng)作的旺盛期，寫出《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二十七部作品，而且接連獲獎，受到讀者的歡迎。這些鄉(xiāng)士文學散發(fā)著泥土的清香與優(yōu)美，形成了他的藝術風格。
我對紹棠說，讀你的《蒲柳人家》，讓人感動，尤其是小兩口洞房的那段對話，寫得十分逼真，語言樸素，心理刻畫細膩，富有詩情畫意。男的說，他疼女的；女的說，疼我，你能為我做什么？男的說，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女的說，你那個手指頭粗得像木頭棍子，能給我繡花嗎？
紹棠聞之大笑，說：看來，你真用心讀了，記得這么清楚。我寫小說，是受《紅樓夢》的影響，《紅樓夢》書中人人都有個性，王熙鳳，夠毒的；賈璉，夠壞的；尤二姐，夠賤的；平兒，夠難的；寶釵，夠陰的；晴雯，夠俊的；尤三姐，夠硬的。
紹棠說，通過對《紅樓夢》的閱讀與思考，借鑒與學習，我體會到，寫小說必須追求個性語言，用個性語言來刻畫人物的性格與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動，又以人物在動態(tài)中的準確的細節(jié)描寫，來描繪人物形象。
我問他，《紅樓夢》你讀了幾遍？
他答，至少十遍以上。
他問我，你讀了幾遍？
我答，一遍，囫圇吞棗。再后，都是亂翻。
紹棠說，那不行，一年得讀它一遍，當必修課來讀。
說完，他拿刀切西瓜。切完，他給我捧一塊。我的一塊還沒有吃一半，他三下五除二，已經吃掉兩塊了。他的嘴，仿佛像把鋸子，西瓜從他嘴邊一過，滋溜一聲，把西瓜瓤鋸得個一干二凈。
吃完西瓜，他繼續(xù)說，搞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不能驕傲，驕傲非栽大跟斗不可。這是他人生的經驗之談。1956年3月，經康濯與秦兆陽兩位作家介紹，劉紹棠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會員。他堅決要求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經胡耀邦批準，他從1956年4月起專事創(chuàng)作，不拿工資，全靠稿酬生活。
劉紹棠回鄉(xiāng)，掛了一個鄉(xiāng)黨委副書記的職務。當時，他的創(chuàng)作勢頭正順風揚帆，不免有些年輕氣勢。1956年春天，全國青年創(chuàng)作大會上，劉紹棠帶頭發(fā)言，對當時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猛烈開炮。大會一位負責人將此事告到了團中央。團中央一位領導要處分劉紹棠，可是胡耀邦不同意。出于愛護，胡耀邦嚴肅批評劉紹棠：今后少參加那些活動，除寫作外，你就是讀書，一年要讀一千萬字的書，有事向我匯報。
但是，年輕的劉紹棠沒有聽進去。1957年，在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十五周年之際，劉紹棠發(fā)表文章，提出毛澤東文藝思想應當隨著時代發(fā)展而發(fā)展；對于已經過時的“策略性理論”，不應守舊地、片面地、機械地執(zhí)行。劉紹棠的言論，遭到郭沫若、茅盾、周揚等文藝界領導的嚴厲批判。反右斗爭開始后，年僅二十一歲的劉紹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反黨典型”，戴上了三類右派分子的帽子。
后來，胡耀邦問劉紹棠：為什么劃你右派？劉紹棠給自己戴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大帽子。胡耀邦說：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驕傲！
??！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是不允許驕傲的。驕傲有罪！
劉紹棠不禁愕然，在別人看來，他反動透頂，身上背著的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嚴重的政治問題。而在胡耀邦眼里，這一切都是個人性格的小毛病。他直楞著眼睛張大了嘴巴。胡耀邦送給劉紹棠一句話：好好干，二十年后還是一條好漢。
驕傲，僅僅因為驕傲而被打成右派的，何止是劉紹棠一個人，叢維熙，邵燕祥、白樺、公劉、王蒙，數不勝數。他們都是早晨八九點的太陽，因為想放射出自己個性的光芒，因為年輕氣盛、頗具才華、敢說真話，而成為右派。有眼睛的人，居然不能在光明的坦途上行進，這世界還有目標之林嗎？還有陽光明媚的廣場嗎？
在紹棠處，我們暢談了兩個小時。我起身告辭時，他將我送至大門口。我說，把門拴上吧。他說，不拴。說不定還有人要打上門來，來來回回開門浪費時間。
三
從紹棠墓地折返儒林村，我想和紹棠的鄉(xiāng)親們聊聊他們眼中的紹棠是個什么樣子的人物。問三五人，皆答不知。又問一位開小賣部的李姓老人，他說話十分難聽，我不知道什么作家劉紹棠！
我說，紹棠打成右派，回村勞動二十多年，你那時已是十多歲的孩子了，怎么不認識紹棠呢？
他回答的十分肯定，不認識。
我問，儒林村有多少口人？
他回答，四百多人。
我心里默念道：四百口人的村莊，紹棠返鄉(xiāng)時，不過二百多口人，平反時大約三百口人。區(qū)區(qū)一個小村，怎么不認識劉紹棠呢？
一位約七十歲的大娘說，你到路東劉紹進家問問，他是紹棠的堂兄弟。
按她的指點，我敲開劉紹進的家門，開門的是紹進的女兒劉佳。她說，爸爸上地干活去了，她不認識劉紹棠。
我說，你沒讀過劉紹棠的小說嗎？她說，沒讀過，只看過電視劇《運河人家》。
我覺得奇怪，紹棠的家族后人居然沒讀過紹棠的小說。說來又不奇怪，有人統(tǒng)計，世界上讀書最多的國家是以色列，年人均讀書六十七部，其次是日本，年人均讀書四十八部，中國年人均讀書僅為一部。一個年人均讀一部書的國家，難道強求一個鄉(xiāng)村女孩，必須去讀紹棠的書嗎？
再問，村里有無恢復紹棠故居或建立紀念館之類的事，劉佳皆一問三不知。
沒來儒林村之前，我想，這個村因為出了劉紹棠肯定文風很盛。薄游一番之后，沒有一點能證明該村是“儒林”之村。我在村里問數人，何年何月該村得儒林之名？眾人皆答不曉。后來細查資料，方才得知上世紀五十年代，才更名儒林村，大概是因為劉紹棠那支筆，讓這個古老的村莊摸到這個儒雅的名字。但這個名字，并未籠罩它的實質與未來。
劉紹棠的夫人曾彩美對儒林村曾表達過這樣的感激之情，她說，沒有儒林村的父老鄉(xiāng)親，就沒有劉紹棠的文學成就。在劉紹棠最困難的時候，儒林村的老百姓保護他沒有受到沖擊。
這才過去多少年？儒林村的鄉(xiāng)親們怎么對這位著名的作家如此陌生呢？
告別儒林村，我到村西的大運河畔，這里距儒林村約一華里左右。大運河，是劉紹棠的母親之河，他用一生的心血創(chuàng)作的鄉(xiāng)土文學，都是獻給大運河的，也因此被稱為“大運河之子”。
大運河在儒林村一帶已經干涸，沒有流水，沒有濤聲，只是一段散發(fā)著異味的河床，河岸上沒有楊柳垂岸，沒有扁舟飛馳，當然，更沒有什么蒲柳人家了。大運河在這里死了，它只是活在劉紹棠的文字里……
儒林村，多好聽的名字呵，為什么在這片土地上留不下一個完美的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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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燕，鐵道兵著名詩人。1976年入伍，在鐵道兵七師任排長、副指導員、師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調《鐵道兵》報，1984年2月調《人民鐵道》報，任記者、首席記者、主任記者。1998年任《中國鐵道建筑報》總編輯、社長兼總編輯，高級記者。2010年3月調鐵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級副主任，專司鐵路建設報告文學的寫作。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系中國作協(xié)會員。
主編 李汪源
校對 張 東
